我到上海工作3年多，虽然仍然在专业领域内，但是另一只脚跨到了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主编《社会科学报》，跟社科界学者接触比较多，跟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接触也比较多。反过来再来思考文艺学方面的问题，确实有许多想法。
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蔡仪先生的学生。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许多年基本上都在文艺学专业领域里写作和参加学术活动。虽然有时也把脚伸出去，但都涉足不深。比如说思想文化、思想史、意识形态、古陶瓷史、审美风尚等，基本上都与专业领域相关。但这种视野的开拓使我对文艺学的发展有很多感触。在座各位有不少年轻学者，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学习文艺学，除了谋生之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搞科学研究，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做一点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本学科的发展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记得钱中文老师在我们入学时曾说过，在人文科学领域，推进一小步都是非常困难的。在我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曾跟你们一样的狂妄，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好像很容易对专业发展有把握似的，但是现在思考越多，写文章却越慢。当你在某一点上讲到的时候，马上又扩展到无数多的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我认为，这些困惑正是科学研究的境界。举个例子，在1978年研究生入学时，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80年入党的时候，我都把自己的困惑表达出来了。我说，当时根本无法或者不敢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理论，那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找到替代物。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特别想研究当代意识的重构、当代意识的变革、当代意识的新形态。1985年在苏州会议上，我讲当代意识问题，观点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86年与刘晓波辩论。刘晓波认为性、感性和金钱是重构当代意识的旗帜。我跟刘晓波说，你最大的优点是敢于树立一面旗帜，而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自己的一面旗帜。我们对经过“文革”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抱有怀疑态度，但不知道新的替代物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失重的理论家与一个多元论者的对话》，失重的理论家是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多元论者指的就是刘晓波。这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不同的理论选择和思想选择的交锋。到现在为止，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路线也在变化，比如说倒向自由主义，倒向虚无主义，倒向后现代，甚至倒向新左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同时代人在变化。我想思考传统理论的合理性，但同时又想革新。在这一路径上，我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拼命想寻找到我立足的那个点，但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打外围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3、1994年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我在编书的过程中希望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和理论选择。接着又搞中国问题报告丛书。这套丛书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问题的当下性。也是因为这套丛书，使“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深刻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基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当代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肯定要转型。这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的确立是相当困难的。当时连周围的朋友都不了解，不理解。说我迂腐、天真，为什么呢？这么多人都在搞自由主义，你一个人拿起一面旗帜跟他们对抗，这是一个人在对抗一个阵营。左派的朋友说你修正主义，甚至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压制你。在《和总书记谈心》一书中，我参与写了其中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讲了两点：一是提出“意识形态真空”，二是要填补这个真空，惟一的办法就是重建社会主义观。这两点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在1996年，我们对此展开讨论，像半夜鸡叫，叫得太早。于是遭受到一系列的精神磨难。2002年我到上海工作，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一定要研究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我们的学科。基础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艺学革新是不可能的。我在那个会上讲，我们必须下工夫研究当代意识形态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我们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变了之后，上层建筑一定要变。形势变化多快啊。两三年时间，我主编《社会科学报》，这是一份意识形态报纸，居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从来没有变化过，我感触良多，大时代、大风气变了，也就是说，当代意识形态的困惑、核心价值的困惑这样的问题被注意到了。
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想说，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重建和思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思想文化领域，极左翼被边缘化了，极右翼也在边缘化。当代的政治改革是政治家策动的。不像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思想界长期积累所引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党内没有一个理论家做过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惟一一个是顾准和一些小的理论家，但顾准早就被淹没了，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党内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有这样的准备，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就是由邓小平发动的，是政治家发动的。一旦发动起来，思想的真空谁来填补？体制内的主流始终没有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左右摇摆，这个局面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变化。这才有了文学界的“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哲学领域的“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政治领域“有限政府”、“公民社会”，这些理论都开始慢慢被认可。可以说，体制内的主流理论基本上被边缘化了20年，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成为可以发展的合理路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我看来，文艺学的研究离不开这段时代背景的分析。现在我们才猛然想到，应该回归，应该重读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
我个人特别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我有个评价，2000年开始，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不断发出了新的话语体系，比方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我极大地关注着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冒出这么多的新鲜话题，而且可以让你感觉到它是可以无限发展的，让你感觉到一个崭新的学术前景。在本土的思想园地里突然生发出如此多的让你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话题，这个戏就好看了。这个话题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就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撑，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价值。我参加中央党校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会议，他们讨论的就是核心价值问题。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描述六个特征、七个特征，但是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总是或左或右？为什么始终无定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本身在核心价值上没有明确的见解。在文艺学界，审美意识形态接触到这个层面，新理性接触到这个逻辑层面，本位意识形态关注这个逻辑层面，中国本位话语在呼唤这个逻辑层面。过去我们一直在呼唤中西思想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话语的结合。我们这里至少提出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往前走了一步。你也可以不同意，也可以反对。比如说首都师大一个副教授写了一篇长文驳新理性。但是你不要讽刺、谩骂。你没有知识上的优先权。你应该在同等的层面上讲。新理性不好，那么你提个新的东西。你提一个全新的价值选择，行不行？我认为文艺学核心价值的解决还不到时候，但历史的序幕已经拉开。
半个月前，我参加了武汉的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的大会，法共理论家托尼写的《恩格斯：从一种社会主义到另一种社会主义》引起了我极大关注。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计划体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变化，他们所包含的内容远远多于这些。托尼在这篇文章里就讲了三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合作社会主义，第二种是计划模式，第三种是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主义，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法共的领导人，法共的理论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同理，我们对德里达的理解怎么样？对哈贝马斯的理解怎么样？存在各种误读吗？肯定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可不可能树立一种核心价值观来支撑我们学科的阅读？而且我认为现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既是解构又是建设。所谓解构，就是传统的、我们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和传统理论的片面性的东西被解构掉了。同时，我们向西方20多年的学习使我们理解了那些五花八门的看世界的眼光。但是外来的文化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科研发展的巨大可能性。目前，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5年的学习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期过去了。在未来五到十年，应该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时期。所以我在一个会议上讲，我绝对看好七七、七八届的学生，他们还有10年左右的创造时期。在过去25年间，我们谁都没有成为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习、反思、磨合、尝试。我甚至觉得当时的那批学人，在未来的几年他们真正的理论创造时期应该到了。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是结束这种徘徊局面的时期。所以要把握历史时机，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可能超越历史来做很多事情。现在年轻的学生也要超越自己的局限，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思考。
在过去1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概有三种：一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一种是与当代西方文化的结合；一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很多人都在呼吁，结果如何我们很难用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来反映。我们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说文论界，传统文论的当代转型绝对是个好话题。90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反对它，其实是不应该的，他们没理解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再比如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到底怎样吸收呢？我们也在做这工作。重读马克思、反思马克思就是这项工作。重新描述我们的思想来源的新面貌，这不是已经做得很具体了吗？
再举一个例子，真正的中国理论你们注意过毛泽东没有？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就是中国理论。当然这不是中国的文艺理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中国特色吧？什么是中国理论？就是面对中国问题，描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的答案。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理论。王明为什么失败了？就因为他无视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单地把苏联模式搬过来了。所以王明是一个真正的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的文艺学呢？我们的文化理论呢？我们能产生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中国理论吗？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像毛泽东一样认认真真地面对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分解。把文艺学在当代中国的问题分解，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解读，5到10年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问题。解决文化观念的问题。中国的文化现象、阅读现象、创作现象、超级女声现象，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的解读，然后把结论汇合起来，你要的答案也就出现了。
我们有许多学者把自己定位为西方理论阐释的专家，比如说我是德里达的专家，你是哈贝马斯的专家，我认为，你再是专家也比德里达、哈贝马斯差远了。向西方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只应是你的知识背景。哈贝马斯之所以成名，并不在于他解读黑格尔，而在于他解读当代西方社会。现在我们这个模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应该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文化问题，现在最缺乏关注这些问题并给出某些答案的文章。我现在既搞研究，又当总编，看的稿子太多了。重复的、平面的、浪费纸张的，太多了。就是没有问题意识。以上管见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谈。我们不要把学习和阐述他人作为我们的终身职业，而应该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终身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