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8月，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农民，因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市场上对于粮食的需求大减，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尤其是早年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更是因为伤残、不善经营等原因收不抵债，而根据美国法律到期不能偿债就得入狱受刑。就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放弃了祖上的财产，经受了除死亡之外的一切苦难，而现在当他们青春不在，缺吃少穿的时候，国家不但没有兑现给他们早年承诺过的任何补偿，反而以监狱和镣铐对待这些衣衫褴褛的缔造人。这种种苦境逼得许多农民铤而走险，决心用枪跑提醒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公正地对待它的恩人。他们拿起了武器，甚至好多人拿的只是农用的桶板和草叉，就向波士顿进发了。领头的正是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一路上，他们提出平均财产权，废除一切债务等纲领，并冲进一些县法院捣毁了审案的卷宗和材料，在遭到政府军的弹压后分散各地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起义最终持续了不到一年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它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无力。

当时民主派领袖托马斯·杰斐逊以公使身份寓居巴黎，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对起义者深表同情，并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约翰·亚当斯的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在[政府]不公正时，这种反抗精神将时常加以运用。但是运用，比一点儿也不运用要好。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1] 而在此前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里，他已公然声称自己“宁要自由下的危险，也不要奴役下的安静”。

在叛乱被平息，事情差不多过去已快一年，在给朋友威廉·S·史密斯的信里，他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庄严写道：“我们有13个州，独立11年了。只有一次叛乱。这等于每个州在150年内才有一次叛乱。过去有哪一个国家存在150年而没有一次叛乱？而什么国家能保存它的自由，假如他们的统治者不时时被警告说他们的人民保持着反抗精神？让他们拿起武器吧！补救之道在于让他们弄清事实，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在一两百年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2]并说农民起义是因为“人民不可能总是消息灵通的。犯错误的那部分人的不满，是与他们对事实误解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在这样的误解下，如果他们保持沉默的话，那就是萎靡不振，而萎靡不振就是公众自由死亡的前兆。”[3]

因而，他郑重呼吁：“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4]我不知道诸位在听到这样的议论时有什么反应，我自己是深深地为这种清新刚健的声音所打动。杰斐逊之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因为笼络人心、稳定秩序、甚至逢年过节一时心血来潮的需要而赦免叛乱者的先例，但真正出于对专制的由衷憎恶，对自由作出如此积极而深远地回响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为人类智慧在基督信仰的引领下，突破自身利益局限而达致的高度惊骇不已。从小我被告知说，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是没落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利益的，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外交大臣，帝国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一个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为敌的“乱党”，却发出如此悲天悯人的声音，这是我无论如何在读它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我的祖国自我懂事起就告诉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伦的根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假如统治者不时时被人民的枪炮声警醒，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保存自由；打小我从父辈那里接受晓谕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并希望始终保持下去；对于这样的叛乱，老实说，“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符合我的思维定势，甚至对犯上作乱的人“灭门九族”“凌迟处死”也绝不会使我意外，可这个美国人却公然号召国家的敌人“拿起武器！”，并请求“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这是一个从二百多年前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当这个身穿燕尾服，看上去有些土气的驻外公使，用鹅毛管笔写下这些意气风发的句子时，我们的乾隆爷爷正大搞文字狱，四处剿杀白莲教、天地会呢！近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衣食器物、行旅用具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制度、礼俗还停留在丛林里。时间在我们这里仿佛停滞不动。

注释：

[1][2][3][4]（美）梅利尔·D·彼得森编，刘祚昌 刘红风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92、1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