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客观真理，但还不够完备，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屡屡发生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必要进一步阐明阶级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并从哲学方法论上吸取教益。
关键词：理论内容与历程；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方法论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曾遭受过严重的歪曲和滥用，并在实践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使之在当代世界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名声不佳，甚至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厌恶和抵制．在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它也很少被提及．在中国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民众中，它已不是经常谈到的话题，以致有谁谈论它，还往往被视为思想僵化，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表现．然而，当人们面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时，特别是面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时，便无法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社会功能，突出地表现在被列宁称做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上，而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科学地认识社会形势，正确地制定路线、纲领和政策，是否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也曾经主要表现在能否科学地、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过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主要是“左”的误区。而人们在对这种左倾错误进行反思时，往往停留在“扩大化”这种浅层次的认识上，而没有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入地探讨。其实，这种左倾错误之所以屡屡发生，除了种种的社会历史原因和集团的、个人的原因之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本身之不完善，以及其某种僵化的趋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目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人们已经普遍打破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自觉开拓观察社会问题新视野的情势下，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结合其实践效用，从哲学方法论上予以剖析、诠释和总结，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走出曾经深陷入过的理论误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从而对于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一）理论要点、源头与历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这一理论问题上，曾经一次一次地陷入过认识上的和实践上的误区。
1．理论要点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基本要点是：最初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不存在阶级这种社会现象，“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⑴p332；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交换的产生、扩大，私有制的出现，原始社会的瓦解，人类社会便进入了阶级社会，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⑵p10；在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就是阶级斗争，因而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⑶p25；阶级斗争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⑷p560，甚至是“历史的直接动力”⑸p374；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发展起来，做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前途和能力，斗争的结局必然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⑴p332-333；工人阶级政党应当运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阶级社会中的种种社会现象，以“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⑹p587
２．理论来源
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对阶级、阶级斗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解释和说明。这一理论的形成，不但根植于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分野明朗化这种社会条件，而且导源于前人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事实上，自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产生以来，阶级、阶斗争这种现象，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古希腊时期，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阶级”⑺p517这一概念。当时的思想家们大都是替奴隶主阶级说话的，连学识渊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摩克利特也这样说：“应该象使用我们身上的的四肢一样来使用奴隶”。⑺p54当然，在思想家和人民群众中，也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古希腊的一些“智者”，就认为对奴隶的统治和压迫是“违反自然的”。中国周朝出现了“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这类劳动者对剥削者的批判和控诉。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起来并似乎掩盖了阶级分裂，但是人们毕竞能够透过等级的迷雾，看到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严峻的社会现象。尽管思想家们大都站在维护等级特权和阶级压迫的立场上，但也出现了反对等级特权和阶级压迫的呼声和斗争。十四世纪英国的罗拉德教派就喊出了“当亚当耕地，夏娃纺织，那时谁是贵族”的反抗声音，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代表约翰·保尔甚至提出了消灭封建贵族，实行财产公有制的主张。［４１］有位思想家还针对中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愤慨地揭露：“这些农民只是为贵族和要人工作，尽管辛苦，还难以糊口。”⑻p30农民阶级反对阶级特权的斗争，主要的就表现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随着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的明朗化，一些优秀的思想家就把朦胧的阶级观念，发展为明确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⑴p332。法国复辟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不但看到了三个等级之间的区别和斗争，而且看到了第三等级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区别和斗争。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认识到：“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⑼按着列宁的说法，黑格尔的这类观点已经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的对立，而且为消除这种对立，改变无产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向上层社会、向资产阶级发出了种种呼吁，以至进行了大胆的社会实验，只是他们在那种＂不可能＂的条件下陷入了调和阶级对立的幻想，而不能不以失败告终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考察了已经发展起来的欧美一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吸取了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思想家们在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科学地总结，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既不是离开人类精神文明大道的偏狭教义，又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头脑中突然出现的冥冥怪想。对这样的科学理论，是不能轻率地弃置一旁或加以否定的．
３．理论传播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所具有的重大社会功能，使它在战斗的无产者中很快得到了响应。如果说在１８４３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还带有浓重的思辩哲学的色彩并很少为人们所知道的话，那么，在１８４８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所宣告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⑶p286，则通过当年席卷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并为一些先进的工人所理解和接受。欧洲工人运动，虽然在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遭受了挫折，但毕竟没有被镇压下去。在六十年代中期，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七十年代初期的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工人运动虽然在一些国家中暂时减弱了，但在另一些国家中却加强起来，及至八十年代，在大多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相继建立起了工人阶级政党。八十年代末期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各种超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战斗的欧美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胜利的同时，它的理论水准被一些人“降低”了，而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又给这种“降低”提供了土壤和气候。工人阶级中不愿革命的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工人贵族”，主张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只搞一点改良。于是，以抹杀阶级斗争意义为主要特征的伯恩斯坦主义出现了。伯恩斯坦主义做为一种思潮，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产生了，以至马克思、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末曾告诫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消的人们一道走”⑸p374。他们在当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伯恩斯坦等人。伯恩斯坦很快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成了恩格斯的得意门生．恩格斯赞扬他＂头脑机敏，思想开朗＂．果然，他在旅居英国期间，敏锐地发现：“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⑽71。与此同时，他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不要把他的话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１０）66．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显然是可取的．但他忽视了他当时旅居的资本主义英国同他的祖国资本主义德国的不同，更忽视了资本主义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这样，他要求从原则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革命精神，而这是不可取的，表明他当初的＂改正＂是不彻底的，这就不能不遭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基本观点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反对。二十世纪初，欧洲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出现了直接的革命形势，但原来同列宁一道反对过伯恩斯坦主义的考茨基，却反对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来。他惧怕暴力革命，以至攻击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革命举措。他正确地指明了民主具有社会一般性，但却忽视了民主的阶级性，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然使用过的一个“词儿”，告诫布尔什维克要“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⑾。正是在同考茨基的论战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并且显然是向着突出斗争、突出暴力革命、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发展的，这自然蕴涵了某种片面性。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⑿p199他还多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⑵p181他强调要用阶级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各种社会现象，认为不但经济领域中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做为教育部门的学校也“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⑿p765。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各国列宁主义政党的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
１９２１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马克思主义，从而主要是从列宁主义那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半个多世纪的内外交困中，曾从古人和西人那里选取过种种社会理论，但都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命运，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则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救国救民的有效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做为东方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焦点的大国里，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正确地认清阶级、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对于能否正确地制定出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具有头等的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和路线。毛泽东不但详细解剖了属于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解剖了属于反动阶级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而且具体地阐述了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部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待各种经济政治问题的各种观点和行为。他不但把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细致地研究，而且把它放在整个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做为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一特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深入地考察。这样，他就能以巧妙地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当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⒀p1211-1212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没有解决的，也不可能解决的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新问题，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进行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指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历史转入到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同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重要发展。当然，在这种发展中，一方面，由于胜利来得那么突然和辉煌，在革命队伍中包括它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在内，难免夸大“阶级观点”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胜利是靠“战斗”取得的，革命者在阶级关系的诸多方面中，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一方面，异常强化起来。历史表明，列宁在他的活动的中后期之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之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蒙上了阴影。
４．右与“左”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发挥出重要的社会功能时，是常常伴之以摆脱使之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即使在中国，在列宁主义已经战胜了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而被年轻的共产党人所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仍然先后出现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其要害就是陷入了无条件的阶级调和论。党同这种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是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发挥出重要的社会功能时，又是常常伴之以摆脱使之陷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列宁曾多次反对过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反对过托洛茨基在处理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处理国内外关系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并曾纠正了自己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久所犯的一些“左”的错误，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列宁的某些＂左＂的错误，包括在理论上的某些错误，并未得到清理和纠正．他的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从三十年代起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把阶级观点异化为反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思想武器，误杀了许多被当做“阶级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多次反对过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别是反对过王明的“左”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从而保证了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但他本人，在晚年却提出并实行了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批判和斗争了许多被当做“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老共产党人，以致在“文革”中被乘机进行破坏活动的林彪、江青所利用，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损害。由于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革命家，长期陷入＂左＂的理论误区，并以其享有的声望和掌握的权力而付诸实践，便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一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即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一切问题，在观念上绷紧阶级斗争之弦，以至今天仍有极少数理论工作者在观察当代国内外各种社会问题时，仍将阶级观点放到了首位。物极必反，这种“左”的理论误区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使一些人在时局转折的关头，又迅速陷入了右的理论误区，乃至迳直走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从五十年代苏共二十大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了低潮。九十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使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纷纷瓦解或成了在野党，一些没有执政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改变纲领和名称后，加入了主张阶级合作的社会党国际。然而，与此同时，自七十年代后期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走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误区，在警惕右的倾向的同时，把重点放到了防止“左”的倾向上，并正在从理论上吸取教训。只有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其发展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给予其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才能真正走出“左”的理论误区，并且不至于重陷右的理论误区，更不至于轻率地走向否定、抛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邪路。
（二） 阶级现象与社会关系
阶级现象是阶级社会中的重要现象，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在任何时空背景中都是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及其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屡屡陷入误区特别是＂左＂的误区的重要认识根源。
１．社会与阶级
人类对于阶级这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够深刻到比较深刻地向前发展的，即经历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喜欢讲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客观过程。这种过程不但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产生之前，而且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产生之后。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不断地被推向前进。但是每一前进都不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曲折乃至倒退 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常陷入的误区特别是＂左＂的误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早已解决，却未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阶级这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处于怎样的联系和关系之中？如何恰当地利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对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对这类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但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理解，而且能科学地给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应有的地位。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多关系的有机体。“……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⑴p2人们为了衣、食、住、行，为了解决物质生活的需要，就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们为了繁衍后代，保证和发展做为“种”的人类的需要，就要建立两性关系，进行人口的生产。而为了进行这“两种生产”，调节这两种关系，就必然结成各式各样的人与人间的关系，建立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进行种种“精神生产”，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活动。可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现象是丰富多彩的，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予以研究的。只不过是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发生了“社会的分裂”，增多了阶级这一社会现象罢了。那么，这种＂增多＂，是否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现象或违反常规的现象呢？历史表明，在人类社会这一自组织系统中，出现阶级这种现象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会的成员的存在和成长，都要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除了先天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性外，还有后天的，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性．原始社会瓦解后所产生的奴隶社会，在今人看来似乎是极其野蛮的社会，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社会．那里的自由民与奴隶的阶级关系，既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又是一种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两者共同为人类文明贡献着力量．自由民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创造着精神文明财富，并担负着广泛的社会管理事务．奴隶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创造着物质文明财富，并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皮鞭之苦而难以担负创造精神文明财富的重任．在古希腊的奴隶制国家中，产生了阿基米德物理学，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德摩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出现了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航海业，就表明了这一点．奴隶社会同原始社会相比，众多的战争俘虏不再被杀掉或吃掉，而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奴隶劳动者，并使社会能以供养一部分自由民从事科学艺术和管理工作．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农奴或农民，有比奴隶更多的人身自由，除创造物质财富外，还能创造部分精神财富，而在地主和贵族中，则出现了更多的＂文化人＂和发明创造．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的重大社会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做的论述，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当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存在也造成了或隐或显，或轻或重的消极社会现象，导致了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迅速进步．人们还看到，在每个阶级社会发展的后期，社会成员中总会有一些只在那里＂消费＂社会财富，却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活动的一批＂闲人＂、寄生者，出现了体制内无法克服的巨大矛盾．这时，社会革命便要到来了．如果说阶级的存在曾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表明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阶级的存在，就总体来说已无积极的社会作用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无论从逻辑尺度衡量，还是从历史尺度衡量，阶级这种社会现象，都不具有超验的、原初的性质，也不是永恒的存在．
２．社会的分裂
阶级社会中的不同阶级，随着不同的经济地位而产生了不同的物质利益要求，而这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又必然反映到政治观点和精神生活中的某种“内在的分裂”上来。又因为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处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使得阶级现象成了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现象，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其他社会现象。而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就要有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也就要影响到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社会斗争，在激烈的时期，甚至会决定着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社会斗争的性质和面貌，并使之溶汇到阶级斗争的大潮中去。本来，在观察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时，可以设定多种视角，并做出相应的社会陈述，揭示相关的社会规律性。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把阶级斗争这一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社会中的本质现象，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的多了。”⑸p573
如果说在对立阶级双方“和平共处”的时期，或如马克思所称作的“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⒁p212，阶级斗争对其它社会现象的影响还不明显，以致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时期，阶级斗争对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影响就十分突出了，以致使得似乎远离阶级斗争的社会现象，也带上了阶级性。这时，对立阶级之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鲜明地表现出来，乃至产生尖锐的对立。恩格斯形容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⒂p410经济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中的斗争，乃至某些家庭、亲友的争执，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这时的政党，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各阶级进行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国家政权，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个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的。而民族之间的斗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与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在这个时期，法律的阶级性突出出来，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鲜明体现。甚至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不断追求的民主和人权，也表现出了阶级的属性。对立阶级在道德上的分野，亦明朗化起来。在理论领域中，象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阶级性。连自古以来就在传授自然知识、人文知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领域，也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所。文艺这种在美学娱悦中陶冶情操的文化部类，也不能“中立”了，革命阶级的文艺，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⒃鉴于上述种种，列宁要求革命党人要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对任何一个社会斗争中的问题，都要提出一个“对谁有利”的问题。列宁说过一段名言：“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⑹p446列宁在九十多年前的这一告诫，深深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列宁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中国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剥削阶级在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又出现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上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劳动者（包括个体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一批发财致富的私有者，同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并存，一批雇佣众多工人的企业家同被雇佣的工人并存，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的统计报告中，把反映中国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为０．４５；在亚洲发展银行２００７年的统计报告中，把反映中国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为０．４７．人们知道，属于正常的基尼系数公认为０．３――０．４，显然，中国人贫富差别是相当大的．这种社会阶层在物质利益上的分化，必然在思想意识乃至政治观点上反映出来，――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心理是有重大不同的．当然，面对这种分化，需要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缩小人与人之间在资产和收入上的差别，理性地加以解决．而不应提出所谓＂划分阶级＂，＂剥夺剥夺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在认识和对待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上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这里还有一个为传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了的问题，即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特殊利益问题．当年马克思正确地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但忽略了夹杂在巴枯宁的理论中的一项有价值的内容：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执掌政权者只能是少数人，这少数人是否能以完全真正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呢？未必！巴枯宁当时说：＂那些代表工人利益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对此马克思做了一个巧妙的反驳：＂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１４］p638但马克思这里没有回答，那些＂委员＂是否能够代表本阶级的利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但在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里存在，而且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里也存在．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便看到：＂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１２］p784这个先进阶层中的成员未必都是先进分子，即使是先进分子也未必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以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队伍．他们在＂口头上＂或＂纲领上＂是＂人民的公仆＂，而在实际上则大打折扣．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权力、地位，使之未必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相当多的人想当公务员，努力争取提升，与此同时，官场贿赂，买官卖官之风竟不顾坐牢杀头危险而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一位比较廉洁的县级市副市长对友人说：我当副教授时的工资比现在的高，但我现在工资的含金量却比原来的高，所以我的生活质量比你们高多了！北京市的一位企业家对友人坦言：我每年拿出一百万＂公关费＂是值得的，因为管事的官员一拖拉，我就得损失几百万啊！在２００３年云南省弥勒召开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在数百名与会者中，只有几个人说自己不曾给官员们＂好处费＂．人们已经注意到党的领导集团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揪一个＂的决心，但对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而正刮着不正之风的大批官吏的问题，至今却主要靠＂自律＂来解决，所谓＂监督＂，是极为乏力的，因而收效甚微．当然，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帽子拿来挥舞，是不正确的．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所提供的方法论进行解释，却会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并有可能找到较为恰当的解决办法．(可参阅拙作＜反腐倡廉与民主监督新论＞＝)
环顾当今世界，人们看到，国际政治也是风云变幻，天下并不太平，有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还在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些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继续欺侮、榨取贫国、弱国的广大人民，使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趋势仍在持续，美国控制的北约公然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轰炸科索沃，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台独”、“藏独”、法轮功邪教等反动势力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进行破坏活动，都曲折地反映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共产党人的言行，仍然有一个“对谁有利”的问题，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仍然要警惕社会主义制度之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的危险。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愿意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而陷入右的误区的。原苏联东欧所发生的剧变，不但是同国内政权机关中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势力有关，而且是同做为执政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鼓吹的无条件的超阶级观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3、相通的人性与共同的利益
“社会的分裂”以致“人的内在分裂”，并不排斥社会的统一和社会成员之间共通的人性，以及不同的阶级之间共同的利益的存在．事实上，任何分裂都不是绝对的，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了。马克思反复强调对立阶级之间具有不同的利益需要，但他并不否认全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类”的生理需求和自我意识能力。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⒄p96显然，人性是相通的。
相互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国度，总有些共同的社会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所共同采取的活动手段、行为方式。在国内自然灾害危及全社会成员的健康、生存时，不同阶级的人会同心协力去予防、治理，例如整个民族或国家会一致行动起来抗御水灾、地震灾害，防治严重的流行病，而这时的阶级矛盾常常降到次要地位。外国侵略势力危害本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时，不同阶级的人会同仇敌忾地投入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例如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二十世纪的中国抗日战争。这时各个阶级中都会出现一些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受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尊敬与赞扬。尽管有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基于自身的狭隘利益和阶级偏见，会成为投降派或民族败类，但并非整个剥削阶级都注定要成为外国侵略势力的帮凶。甚至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赞同对被压迫民族进行掠夺和奴役，以从中取得某种好处。在近代史上，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从殖民地附属国搜刮财富时，也会将残羹剩饭分给本国的工人的，尽管这会遭到觉悟的、革命的工人的反对，但多数工人却会表示支持。有一次恩格斯就讲到了英国工人普遍被英国资本家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所腐蚀，造成“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⒅的情景。事实上，无论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尽管在英国内阁和国会中曾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但英国工人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向中华民族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保持了沉默。列宁也曾说过，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人民充当了沙皇镇压波兰自由的刽子手＂［４２］p263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人中的多数投票支持了纳粹党，充当了纳粹对外侵略的工具．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由于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共事是古已有之的，在现代，更是屡见不鲜。对于世界性的自然灾害的防御，自然资源的开发是如此；对于世界性的“社会灾害”的抗御，经济技术的合作也是如此。在当代，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困扰人类的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出来，呼唤着各种性质不同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以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大气臭氧层的破坏，空气、河流和海洋的污染，非再生资源的过渡消耗，生态环境的失调，都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来解决；海洋工程的运作，太空领域的开发，都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来进行。以调节社会生活来说，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核战争危险，人口爆炸，吸毒和暴力犯罪，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种种不幸，都需要各国合作来消除，象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社会共同支援阿富汗内战后的重建那样；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文化交流，都需要各国人士共同努力，才能有较大的发展，取得较大的效益。这一切，显然不是对哪个特定社会制度的国家有利的，而是对人类各种阶级当权的国家都是有利的。正是因为存在着“全人类的利益”，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以多次谈论“人类的解放”。当然，有时会出现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与被压迫阶级利益不够一致，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够协调的情况，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做出必要的让步、妥协。做为终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家的列宁，无论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都多次谈到过“让步”、“妥协”，这是同他革命生涯的早期就确定下来的这一思想直接相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发展经济，以便从根本上打造提高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实现这一模式的初期，难免会出现众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乃至遭到淘汰，工人被迫＂下岗＂的局面．这就是改革的＂阵痛＂，这就不仅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切实的努力加以解决，而且要求广大工人予以理解和容忍．
在经济和科技异常迅猛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在打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极格局”，出现了“多极化格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主流的情势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的今天，认识到不同阶级之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认识到人类具有相通的人性和共同的利益，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对内改革的过程中，允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时，如果仍然提出对哪个阶级有利的问题，并且按传统理论模式进行回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允许和鼓励“三资”企业的兴办，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交流时，如果仍然提出对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有利的问题，并且按传统的理论模式进行回答，岂不要回到体制僵化、闭关自守的老路吗？历史表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样，在九十年代初，各大国的政治家们都真诚地希望柬埔寨冲突各方达成协议，使之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家。对于连年发生在非洲一些地区的飢荒，整个国际社会都曾努力帮助解决。在二十一世纪初，各大国的政治家们都真诚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为此做出了有成效的合作。对此，如果硬是去找参加者的“阶级根源”，并且因为其中多为资本主义的大国，便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的困境。只有抛弃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觉与不自觉地否定人有共通的人性，否定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有共同利益，否定会出现＂双赢＂的偏见，走出“左”的理论误区，把那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举措，坚决实行下去，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
4、“类”认知的一致性
人既然具有“类”的本性的相通性和“类”的利益的共同性，那就不论哪个阶级的成员，都必然具有认知事物的共同的心理机制，具有思维方式上的共性，遵循着同样的意识活动规律。诚然，这并不排除对立阶级在认识形式上和在认识内容中的阶级烙印。在自然科学史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都承认其科学性，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运用的。在社会科学史上，《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争规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揭示的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也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所共同承认并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的。至于哲学，尽管人们对它下了诸多不同的定义，但却无人否认它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认识领域中的最抽象的科学。列宁在本世纪初曾经满有理由地强调哲学是有党派性的，哲学史充满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党派的斗争，而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党派的划分，会表现出敌对阶级的思想倾向。但在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后，他强调的则是哲学的一般认识功能，肯定哲学史是人类的思维发展史，认识发展史，认为“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园圈（螺旋）上的一个园圈”⒇p271全部哲学史和现代哲学的发展表明，对于哲学派别、体系的划分，可以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设定不同的视角。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只是人们就物质和意识孰为第一性，孰为第二性这一哲学问题所做出的。如果转换了视角，就会有其他一些划分方法，它们同样可以为真。例如，人们可以把哲学派别划分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现象学派与分析学派，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等等。哲学派别同阶级属性的联系远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复杂，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就讲了“世界事务本身是相互联系的”，要“实事求是”这样的话语，这岂不是同被称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很接近吗？象中国这个几乎在全社会各个角落里都真诚信仰、时时谈论和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国家里，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参与了如＂大跃进＂这类与通常所谓的唯物主义原理相反的蠢事来，岂不令人深思！唯物主义并非注定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也并非注定是反动阶级的世界观。人类认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十八世纪后期已走上反动的英国贵族，同当时正在准备革命的进步的法国资产者一样，信奉了唯物主义；而当时做为进步势力的英国资产者，却同当时代表反动势力的法国封建贵族一样，信奉了唯心主义乃至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变革，但它不是离开人类智慧大道的独特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人的主体性和认识客体的相对性的研究，对机械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批判，在立论和方法上，同现代西方哲学有许多一致之处，这在哲学界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
中国哲学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展的真理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在“文革”中，被真理有阶级性的武断，强行压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讨论重新开展起来，气氛十分活跃。人们主要趋向于这两种结论：一部分人认为真理本身没有阶级性，一部分人认为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真理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具有阶级性。很明显，这两种结论都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机械阶级论的有力批判，都是对不同阶级乃至对立阶级会有共同的真理信念的肯定，都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成果。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这样一点：事物的属性是离不开关系的，按马克思的说法，一物的属性是在该物与他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21］。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具体的科学原理即真理，在某些时空条件下都可能与特定的阶级发生利害关系，显示出阶级性来。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这一真理就长期被封建教会所否认，战斗的自然神论者布鲁诺就因此而牺牲在火刑场上。至于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在某些时空条件下所显示的对特定阶级的利害关系，就更明显了。然而，时空条件一经转换，任何真理，无论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真理，还是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真理，都有可能为全社会各个阶级的成员所接受，并为所有阶级利益服务。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实体”转向“关系”，从“单元”转向“系统”，对于“属性”或“性质”做动态地、弹性地理解和把握，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就有可能深入一步。
５、道德情感意志上的共性
不同阶级之间，包括对立阶级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不但有共同的“真”，而且有共同的“善”和“美”。恩格斯在正确地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时，并没有否认不同阶级的道德“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道德方面也如人类知识的所有其它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⑸p133、134。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舍夫斯基曾举例说：“当道德哲学说‘做事诚实’的时候，它提出既可以运用于太古时代又可以运用于绵绵无尽的未来的原则。”⑻p543岂止是“做事诚实”，就是“为他人着想”，也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乃至各个阶级的人们所共同推崇的美德。在古代，中国东周春秋时的孔丘就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古希腊的德摩克利特就要求对他人“正直和公允”⑺p52。至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为古往今来各个阶级人士所赞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从法国的罗伯斯庇尔到中国的孙中山，那种“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天下为公”的热情和精神，深深教育和激励了几代革命战士，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反复倡导“为人民服务”，而资产阶级政治家里根和布什也提倡“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22］。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正在学习雷锋的大公无私精神时，资本主义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波士顿还建立了帮助贫困户的邻里组织。一些訪美人员还看到，“许许多多在各行业辛勤竞争的美国人”，“身上有不少良好素质”，如“尊重人和信任人，”“礼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23］。邓小平还曾赞赏过资本主义的新加坡，有着“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明显，一个舍身救落水儿童的人，并不一定是无产者或共产党人，他（或她）可能是个资产者，或孔孟之道的信徒，或基督教徒，或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者。
反之，对于自私自利、扯谎造谣，男盗女娼，巧取豪夺等行为，总是受到所有国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反对，同时也总是发生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少数成员的身上，而并非只发生在剥削阶级成员身上。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情地揭露资产者“以互相诱姦妻子为最大的享乐”⑶p269时，也看到了当时英国“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的周围环境促使他们道德堕落”［15］p400的事实。后来列宁也说过：＂无产者┅┅也有劣根性．＂［４２］p333那种认为工人一无所有，又与大生产相联系，便只能具有大公无私品德，而不会自私自利，如果有了自私自利，也是资产阶级的“传染”所致的观点，既在理论上说不通，又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情，也与实践无益。若干年来，党在批判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做为舶来品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当初的含义并非自私自利selfism）思想时，总认为只有把个人主义同资产阶级挂起钩来，“狠批资产阶级”，才能彻底克服个人主义，结果收效甚微。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有学者把党内腐败现象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并受到某著名媒体的奖励．其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社会利益矛盾时，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社会利益之上，损害整体利益、社会利益的思想表现，某人即使真的痛恨了资产阶级，也未必能以消除他（或她）的自私自利。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着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并不值得奇怪．即使在解放前，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中，在自私自利的思想道德受到强烈抵制的氛围中，党内的许多斗争也并非总是＂路线斗争＂或原则性的是非之争，而包含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例如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肃反＂中，就有个人权力和利益参杂其间，野心家张国涛就曾借机杀害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在解放后，由于骄傲自满和名利思想的滋长，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思想行为也发展起来．这种思想行为有时还打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旗号．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为什么打击面一再扩大，残酷程度一再提高？除了指导方针的错误和个人崇拜、组织服从观念外，就是＂保己整人＂的思想在做怪．一些人是或出于嫉妒或出于报复或为在掌权者面前表现”立场坚定”、”划清界限”而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以致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一运动是你整了我，下一运动便是我来整你，＂你也有今天啊！＂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运动时总能找到积极分子，总有相当多的群众积极参加，以致毛泽东常常误以为他发动的运动真的为群众所拥护的原因之一．毛泽东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在动员党员和干部开展向持不同意见者斗争时，也未必总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他真的相信与他共事几十年的战友刘少奇、彭德怀会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吗？未必！他在晚年的骄傲情绪突出表现在他虽然能做自我批评，却不能容忍别人用即使是同样的话语所进行的批评．他所谓的＂１９６２年右倾＂，即刘少奇坦言＂大跃进＂中的错误主要责任在中央，以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提法，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自尊心，远不如林彪当时极力颂扬他的那些话顺耳，而刘直接领导的１９６４年的＂四清＂运动，又未完全按毛的意图去做，使得毛下决心在＂文革＂中将刘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德怀平时喜欢叫＂老毛＂，不愿喊＂毛主席万岁＂，加上历史上的某些分歧，使毛对之长期不满．在１９５９年春的上海会议期间，毛曾对人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我对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果然在同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上，就彭的一封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的信，发动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将其称为一场＂阶级斗争＂，彭便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中尚且有此类毛病，在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中更是难免，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的政客们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是司空见惯的．当然，从历史的大尺度上来考察，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无疑具有保存和发展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道德成果的最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不同的阶级可以具有共同的情感和意志上的价值取向。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青山绿水、松间明月、清泉流石、柳暗花明，人人都会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乐在其中。对于包括山水画、人物画在内的优秀文艺作品，不同阶级的文化人，都会赞赏，乃至引起共鸣。对于催人向上、促人奋进的言行，具有不同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的人，都会加以推崇。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尼克松在八十寿辰时说自己“决不回首，永远向前看。……人活着必须有所追求”［24］的时候，谁能说这种进取心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乃至一切进步人士呢？“奥运精神”现今成为各国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在体育活动中的共同旗帜。“意志坚强”这种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价值的品格，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拿破仑、希特勒、撒切尔夫人，同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同样具有的。
６．相近的政治法律观点
政治法律观点和制度是阶级性最强的领域，是阶级斗争中的主战场。但即使如此，对立阶级之间也不是没有共识之处的，并非一个阶级拥护的，另一个阶级注定要反对。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的时候，甚至被恩格斯称作“吃了亏”的阶级，也会拥护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就是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事实：一些技术人员和工人甘愿到“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那里“受主人雇佣”，即在为雇主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领取高于在国有企业工作时的报酬。在社会主义制度声望很高，共产主义运动胜利进军之时，在非无产阶级中也会产生“响往”的社会情绪，马克思当年就讲过：“共产主义意识……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25］p78。对于国家政权及其所制定的法律，虽然由于其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从而首先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但又由于其担负着社会公共职能，组织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和增进全社会成员福利事业，因而也会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可。马克思当年就把波拿巴政变所建立起的君主制的专制统治，叫做“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3］p692。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环境保护，禁毒贩毒等诸多法律，无疑得到社会各阶级的赞同和支持。还要看到，由于“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1］p１６７－168，形成了自己的不同于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特殊利益。一个暴虐的官僚集团，不但会损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会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隋炀帝的垮台，并不就是地主阶级政权的垮台；德国现代历史上的希特勒的垮台，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垮台，对这一结论，人们是不会提出异议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科学、教育的进步，法律思想也在不以任何社会势力的愿望为转移地向前发展，在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上，也呈现着不断进步的态势。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潮流也是不可阻挡的。例如美国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已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并逐步消除了对黑人的选举权的限制。应当克服那种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只承认其阶级性，不承认其社会一般性，只是孤立地阐述其对于特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意义，而不首先阐述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具有相对确定含义的观点和做法。国内某些文章的论者认为，在这类问题上，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而无法找到共同的语言，连概念的确定内涵都难以找到。但正如当代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除非文字在某种限度内具有确定的意义，否则讨论就会是不可能的”［26］p208。无怪乎这类文章在论战中很难与论敌短兵相接，缺乏说服力。这种论战方法，既不利于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同国际社会交往、对话，对其先进成果，加以借鉴和利用，也不利于真正驳斥和回击少数西方国家的反动政客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攻击和污蔑。
７．个人、政党与阶级
个人、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对性，个人、政党、阶级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态度，呈现着一种复杂性、间断性和非对应性，在进行识别和判断时，不能简单化、绝对论、划一化。马克思已注意到：“单个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3］p183，有时会出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25］p191。他看到波拿巴时代的法国资产者“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3］p679，看到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格莱斯顿在一定程度上替工人阶级说话的事实．例如这位大臣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就指责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资产阶级”［14］p128。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紧要关头曾表示，如果该党“元老”们拒绝联合共产党，他本人就要加入共产党，也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人们知道，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马克思曾经赞扬过资本主义的美国的一位总统林肯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４３］p21同时，做为某一阶级代表的政党，未必始终代表该阶级。英国的保守党及其前身托利党，曾经是英国封建贵族的政治代表，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封建贵族做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了，这个党便成了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美国的民主党在十九世纪中叶南北战争前，曾是南方奴隶主的代言人，但在奴隶制消灭后，这个党便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在大陆进行统治时，是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它在被赶到台湾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这个党就不再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了。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纲领，也并非不能改变。镇压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竟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奥地利议会追认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给农民带来的一些好处；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建立的波拿巴政权使法国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848年遭到英国资产阶级激烈反对的人民宪章，后来竟“成了那些……工厂主们自己的纲领。”［1］p279做为现代社会进步力量的工人阶级，并非总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中，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在革命失败后，却消沉起来。在谈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时，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27］马克思也说：“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14］p131恩格斯还谈到过，在意大利战争中，奥地利侵略军占领伦巴第时，那里的地主贵族进行了抵抗，而农民竟表示了欢迎，因为奥军只向地主贵族缴税。［４５］p388至于一个阶级对其它阶级的关系，也并非固定不变。在西欧中世纪后期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历史上，就出现过贵族、资产者与国王这三种势力在不同时期、时代结成不同联盟之事：在英国爱德华四世和法国路易十一世时代，资产者与国王联合起来反对了贵族；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贵族联合国王反对了资产者；在英国“光荣革命”期间，资产者与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了国王。可见，个人、政党、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纲领，不但受其经济地位和思想信念的制约，而且受当时社会的种种复杂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受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偶然事件在起作用。那种只用阶级地位来演绎其政治地位、政治纲领的方法，或者反过来只用政治地位、政治纲领来确定其阶级地位的方法，是难以准确说明阶级社会中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至于象中国＂文革＂中，把是否听毛泽东的话，做为确定其＂阶级地位＂的做法，就近乎儿戏了．
８、社会冲突的多种根源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生活领域中所发生的各种冲突，特别是表现为政治斗争的各种冲突，虽然同阶级斗争总的形势有着这样那样，或近或远，或强或弱的联系，但不能把它们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并轻率地给冲突的一方贴上特定阶级的标签，正象不能给某种对真善美的观念和某种政治态度、政治纲领简单地贴上特定阶级的标签一样。人们都承认：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个人之间，个人同集团之间，集团同集团之间，个人、集团同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展成为对抗，甚至会达到个人或集团以武力来解决冲突的地步。而这种矛盾或冲突，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也并非注定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剥削阶级中的个人之间，集团之间，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就不会发展成冲突乃至武装对抗呢？事实并非如此。不但具有保守性和自私性的个体农民是如此，就是常常被夸张为大公无私的产业工人也常常如此。马克思就说过：“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3］p60劳动者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冲突，也屡有发生。以农民阶级来说，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互相残杀的事例并不罕见，如隋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等。以工人阶级来说，即使在其走上政治舞台之后，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由于宗派主义的影响，也会出现某一集团、派别、政党反对另一集团、派别、政党的斗争，直至出现例如１９１９年德国柏林流血事件和１９６７年中国“文革”中派性武装对抗这类局面。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在历史上也常常发生，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5］p453当人们把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时，又不难发现，不但在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对抗，而且在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对抗。从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之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直至六十年代后期发生了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冲突，七十年代末发生了中国与越南的边界战争。这里显然不是什么“阶级根源”在起作用，而是民族利益，以及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在起作用。
阶级与阶级斗争固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怪物—－战争的重要根源，但并非唯一重要的根源。在国际关系中，不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能叫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完全属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民族利益和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文化传统上的不同和对立，也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二次大战结束后，原苏联与美国“两极”之间出现了对抗和“冷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了以原苏联为首的阵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很明显，这种两极格局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它还有着相当深刻的民族利益根源。也就是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以原苏联为首的阵营，并非只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世界革命的动机，而同时含有维护民族独立，抗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同样，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也并非只是出于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机，而同时含有振兴民族经济，抵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的目的。几十年来，两个阵营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原苏联东欧剧变，两极中的一极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之际，一些西方国家急忙从民族利益出发，设法找准自己的方位，并没有出现某些人曾经担心过的那种局面：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原苏联各国和东欧各国已向资本主义演变，便联合起来，一起向仍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猛扑过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此时，原来曾被掩盖起来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凸显出来，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局部战争。在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虽有诸多动荡不定，但毕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总的来说，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是有利的。
由此可知，在观察和对待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态时，既不能凡事都问“姓社（社会主义）姓资（资本主义）”，也不能凡事都分“姓无（无产阶级）姓资（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人们对危害党、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坏人，习惯于称“阶级敌人”，似乎只有加上“阶级”二字，使之成为“阶级敌人”，才是真正的坏人。其实，不但刑事犯罪分子这样的坏人未必是“阶级敌人”，就是象林彪、江青这样权迷心窍、穷凶极恶地迫害干部和群众的坏人，也不能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敌人”，因为在他们的纲领和活动中，都不包含有替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呜冤叫屈，或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至于为了搞垮政敌，硬是将其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加以消灭的做法，如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更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剥削阶级做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强调不能凡事都分“姓无姓资”，是十分必要的。在观察和对待国外发生的各种事态时，既不能以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模式为标准去衡量一切，又不能以“支援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良好愿望乱加干涉。还要看到，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大多数，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甚至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以此就断定其为“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对于工人阶级政党，还是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或其它政党，都要按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与之建立和发展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中经常发生各种冲突，并不一定就是其“垂死”、“行将灭亡”的表现；攻击和反对该国政权的行动，未必都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为建设和平、稳定、公正、合作的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努力，并不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以对社会历史总趋势的深刻理解和对现时代世界形势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总之，不能用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方法把一切冲突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走出“左”的理论误区，无论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还是对于实际工作者来说，都是必要的。
（三）理论阐述、运用中的方法论
利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果所提供的现代思维方式，来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上走出“左”的误区，并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又陷入右的误区的根本途径，也是科学地评价一般社会思想理论的重要方法。
1、“真理是全体”
历史实践和现实生活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客观真理。它同任何客观真理一样，都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具体原理，都不能加以绝对化和僵化，而应当通过实践进一步精确和完善，并使之适用范围得到科学地限定。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这句话是真理，但它是不完善的。后来，恩格斯就对这一命题做了时间上的限定：“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p251即使做了这样的限制，也不能说这一表述就完满无缺了。尽人皆知，人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生产斗争的历史是一切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容。尤其在现代，从世界范围看，和平、发展与合作已构成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然而，即使加上了这些，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的历史”的全部含义。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吗”？这句话虽然是真理，但也不是周严的。马克思本人曾讲过：“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支柱。”［3］p599-600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不会把自由民内部的斗争当成“历史的直接动力”。事实上，在对立阶级处于所谓“和平相处”的时期，历史也是向前发展的，其主要动力便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而这一时期要比阶级大搏斗的时期，长得多。在这一时期中，阶级之间的协调乃至合作，对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在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下，做为阶级关系的重要表现的劳资关系，只有妥善处理，才能有利于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有这样一个事例：在１９３３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哈里逊公司发生了一场大火，造成了停工停产．但此时的资方老板却对劳方职工照发工资，使后者深受感动．他们纷纷地自发走进工厂，清理废墟，擦洗机器，寻找资源和市场，很快恢复了生产．这种阶级合作的结果是，公司业务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至世纪末，哈里逊公司在六十余国家中建立起自己的分公司．就在此期间，美国的＂霍桑实验＂取得了成功，由正确处理资本家与工人关系所引发的一门新兴科学――行为科学诞生了．这门科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该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股权的分散化，使众多的工人成为小股东，出现了＂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广大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迅速提高，阶级界限模糊起来，出现了＂合作主义＂（corporatism）,更彰显了＂阶级合作＂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死抱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放，一味号召、组织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去＂共＂那些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甚至去＂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其结果必然因为得不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而遭到失败，并损害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在现时代的中国，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了并继续制定着维护社会各阶级、阶层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劳资双方依法进行协调工作，既制止、纠正乃至打击资方侵害劳方合法权益的行径，如拖欠工资，歧视、虐待妇女儿童的行为，又不一味站在劳方一边，支持无理要求，偏袒过激行动．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保证生产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还要承认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两者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加以强调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全面．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阶级斗争风暴席卷世界各地，俄国出现了直接的革命形势时，对第二国际中流行的＂阶级调和论＂的批判是必要的，但陷入了片面性．列宁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甚至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即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４４］p5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简化为阶级斗争的观点了．后来的列宁主义者将此点僵化起来，以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阶级调和论＂、＂阶级合作论＂成了对革命者的一种最严厉的指责，出现了凡谈及＂调和＂、＂合作＂即色变的社会心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但在理论上却显滞后，以致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打左灯，向右转＂的不协调局面．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上广泛运用着＂阶级合作＂的理论，却在理论上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提法．就世界范围看，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阶级斗争，但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和进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即使补充上这些说明，也不能把＂历史的直接动力”穷尽无遗。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吗？这句话虽然具有真理性，但也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提出了这样的新观点＂凡是利用和平宣传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４６］p690＂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47]p179．恩格斯承认暴力革命的重大意义，但他不否认：“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4］p273近几十年来，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开展强大的政治斗争，以和平方式取得了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事实；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利用“绥远方式”和平解放了一些地区的事实，都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和平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目前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正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该国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探索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具体道路，这也是当年过分强调“阶级和平”的伯恩斯坦主义得以在西方工人运动中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同时还要看到，当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通过调整政策，在现行体制内部生长着＂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社会主义因素、成分和经济制度．当然，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具体途径或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人们无法全部囊括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吗？这句话，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真理性，但它又具有很大的国度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专政是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用列宁的说法就是：＂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机关．＂［４８］p318二十世纪初俄国共产党领导的俄国革命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由于是用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并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制度，从而为大规模地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全体社会成员富裕和文明起来创造前提．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另外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不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也就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使社会成员和谐共荣，并保护和利用好社会资源，如１９３２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在执掌政权后就是这样．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营垒中的两大派，即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歧，主要就在于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上，而历史表明，两者是各有千秋和各有弊端的．这里单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弊病来说，民主范围之受到限制，少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之被剥夺，必然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从原苏联和中国的实践看，这被剥夺者中许多是社会稀缺的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许多是并不反对新政权的人，包括原来一些剥削者的子女．在建国二十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仍要对早已是劳动者的原来的剥削者进行事实上的管制，并带有歧视性地将其子女叫做＂可教育好子女＂，而划入另册．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政策，还造成一些＂成分好＂的人及其子女的优越感乃至压迫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产生的发酵素．难怪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流的现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挫折．在原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中没有垮台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都在自己的纲领中，吸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连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将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了，并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时突出了民主与法制这个方面．
从历史上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一党掌权或一党领导政权的制度．这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中是必要的，它保证了全社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保证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但它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社会活力，并且因为缺乏其它政党监督而出现特权现象与官僚主义，犯了错误又难以及时改正．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政权的局面，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史决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实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它用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以民主主义为纲领的中国国民党，却在行动上背离了民主主义，终遭人民群众的唾弃．其它民主党派则人数极少，影响极小，只有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才是出路．从建国几十年的历史看，共产党一党领导政权的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对此，不应当急于改变共产党一党领导，照搬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应当扬长避短，坚定地扩大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不但要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还要特别重视被相当忽视了的民主意识的培养教育工作．只有党员和群众自己起来当家作主，而不只是享用领导机关＂赐予＂的民主，民主才不致成为空话，制度才能真正执行，党的领导才会正确并充满活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当一些理论工作者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时，把一党领导政权说得完美无缺，否定了它所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把两党制或多党制说得一无是处，这不但在理论上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在实践上不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说，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缺欠．这是与现代决策科学中的＂满意＂原则相吻合的：十全十美的决策，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现实中的正确决策，只能是相对令人＂满意＂的．人们注意到，在原苏联东欧剧变后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在纲领中声称自己在取得政权后不实行一党掌权制．看来，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不但在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而且在工人阶级政党参政的方式上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运用阶级观点就能以使人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吗？这句话所具有的真理性，已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史所证实．但它也具有局限性．因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诸多社会现象也并不都具有阶段性，一些重大的社会斗争，也不属于阶级斗争．列宁曾把苏维埃国家的学校，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欠妥的．尽人皆知，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是个教育场所，在这里既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又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学校应当从培养人才这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的政权服务。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注意同资产阶级传统偏见做斗争，但毕竟多为既不“姓无”又不“姓资”的中性教育内容。而这显然不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能概括得了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概括并没有抓住学校的主要特征。在例如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条件下，它的局限性显得更突出了。毛泽东曾认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民族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民族之间的利害冲突，并不都属于阶级斗争．＂民族英雄＂可以是各个阶级崇拜的偶像，＂汉奸＂可以是各个阶级中的败类而遭各个阶级的唾弃．人们不难看到，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些地方的民族纠纷乃至民族冲突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以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时，没有哪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运用＂阶级观点＂去寻找它们的＂阶级根源＂，从而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对此，马克思当年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过：＂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中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从从更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４９］p685就连反复强调阶级观点的重要性的列宁，也不赞成凡事都要用阶级观点来考察．他明确地说过：＂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么他们（指群众――引者）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４２］203当然，人们即使找到了许许多多的＂观点＂去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可能穷尽一切＂观点＂的．
黑格尔看到了任何真理都有其“缺欠”之处，用他的说法就是：“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8］p384的确，在抽象的意义上，真理是不包含任何漏洞和不完满之处的，但在人们探讨表现为一个个具体判断的真理时，总会发现其中含有错误的颗粒。黑格尔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孤立的判断，即使是十分正确的判断，也不能叫真理，“因为判断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只有无穷个判断的总和，才能构成真理，“真理就是全体”［28］p１００、56。恩格斯在肯定黑格尔的这一见解时，又进一步指出，任何错误都不是绝对的谬误，总会含有真理的颗粒，并在一定条件下，“谬误变成真理”。［5］p130这似乎是人类理性中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弱点，然而却反映了人的认识的一种辩证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5］p126这种客观上存在的矛盾，曾在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那里，导向了不可知论，但在辩证唯物主义者那里，却成了认识发展的动力。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许多流派的理论，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到英国哲学家鲍波尔（Ｋ·ｐｏｐｐｅｒ）的“证偽原则”，从美国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到美国哲学家夏佩尔（Ｄ·ｓｈａｐｅｒｅ）的科学实在论，都以现代科学革命为背景，肯定了真理的这种不完全性、可变动性，并对之做出了更为深刻的阐述。由是，当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借以表现出来的命题，没有一个是绝对完满、万无一失的，没有一个不需要改进，不需要变动时，也就不感到奇怪了。而在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理论中，包含有肯定人类的共性，反对把阶级性僵化起来这种真理性的成分，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由真理的这种不完全性，人们很自然地会引伸出道德和决策的不完全性．的确，在人类共有的道德规范中，没有任何一个规范是绝对全面、万无一失的，即使象＂利他＂、＂诚实＂这样的规范，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缺欠＂．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政权这样正确的决策选择，也会因为缺乏有力监督而有某种＂缺欠＂的．人类总是追求最佳、最圆满的东西，但健全的人类理智，却只能得到较佳、较为圆满的东西，这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２、理论、认识的倾向性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研究社会现象时，侧重于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现象，而在阶级关系中，又侧重于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是因为他们在观察社会问题时，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总是立于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视角。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诸多社会思想理论，包括反映社会稳定方面的保守型的理论和反映社会发展方面的变革型理论，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的理论，就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且都具有服务于人类的功利价值．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变革型，而整个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过程都表明，任何理论、认识，包括做为科学理论、认识的真理在内，都是具有倾向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性就更为明显。
在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人的宇宙原理。根据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Ｐ·Ａ·Ｍ·Ｄｉｒａｃ）的大数假说，即氢原子中静电引力同万有引力的比值，近似于宇宙年龄与光穿过原子所需时间的比值；而一切出现于宇宙学和物理学基本定律中的无量纲大数，都可用（１０３９）a来表示。一些天文学家指出，人类之所以发现狄拉克的两个大数相对近似，是由于宇宙进化达到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时期，只有到了这个时期，这两个大数才相同。也可以说，正当宇宙演化到使两个大数相同的时期，才有可能出现人类，因而才有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这就表明，人和宇宙是统一的。对这种关于人的宇宙原理的假说，英美一些科学家称作“人择原理”。这一假说虽还未令天文学家普遍信服，但却启示着人们：宇宙总是人心目中的宇宙，人总是按自己由以产生的条件来解释宇宙的，这样，人对宇宙现象所做出的任何真理性的解释，归根结底是具有倾向性，即对人的功利性的。天文学上的这种宏观启示，现代神经生理学似乎又在微观上做出了说明。神经生理学揭示出，人的感官是个信息过渡器，具有选择性，而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则是个译码机，它的功能是对感官摄取的信息资料沿着有利于人的活动方向进行识别、加工、整合、存储和输出。心理学还揭示出，人的整个心理过程都具有指向性，主体对客体的观察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的探索行为，而不是无意的、被动的扫描。主体在对客体的反映过程中，还具有调控性和创造性，而不是照相式的直观或白板上的书写。主体的自我意识在心理活动中，占据指挥者的地位，因而当有关客体是做为动作目的出现时，人的感觉、记忆和思维就最为活跃和有效。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活动的内驱力是人的情感，而情感同认识、行为的关系极为密切，按当代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Ｊ·ＰＩＡＧＥＴ）的发生认识论，“整个情感的发展和行为的一般结构是分不开的”，“情感中心的转移是同认识中心的转移相关的”［29］。而情感的根基便是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由此，任何理论，任何认识，任何真理，都是主体对客体属性选择、调控、创造的结果，都蕴涵着人的主体意向和目的需求。
从哲学发展史看，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第一个指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7］p54，但这个命题显得太简单、肤浅了，并很快导向了唯心主义。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是以强调经验和理智著称的实验科学的鼻祖，但他却注意到了：“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感情灌注在里面的。”［7］p351他看到人的认识总是以“人的尺度”为依据，人的情感在“感染着人的理智”。到了黑格尔那里，便归结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0］在认识过程中，主体总要“对客体施加暴力”。［31］p468“真理是为了所有人”；“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情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人的努力，一般说来，总是趋向于认识世界，同化并控制世界，好象是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28］p12、74、122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正是在这种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早年就认识到，客体并不只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也是人们评价的对象、实践的对象，即“欲望的对象”、“需要的对象”［17］p167他在批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只从客体方面去理解”时指出，还应当“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主观”亦可译为“主体”）［3］p16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时，看到了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只是为地球而建立的”，“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5］p559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说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而是在说明科学是为人服务的，所谓“以地球为中心”，实际上指的是“以人为中心”。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任一客观真理，都不是对自然物“纯客观”的反映，都含有“人类参数”，因而都同时是“人的真理”，都具有对人的倾向性。在二十世纪的科学革命中，人们看到，大千世界的种种图景，是在人的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尺度中呈现的。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把人的认识、真理本身，同人的利益观念、价值观念溶为一体的趋势正在加强，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论，德国现象学派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的主体“超越”论，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之辩证统一相对应，真理的客观性和倾向性也是辩证的统一，即对立的统一。客观真理既然“摆脱”不掉它的倾向性，人们在认识上就要正确对待这种倾向性，承认其某种优先地位及其为真理之发展所带来的动力。而恰当地做到这点，即摆正客观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并不容易。罗素在谈到古希腊的酒神“巴库斯”时说：“人类社会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沉醉的成份，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没有趣味了；有了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是危险的。”［26］p39罗素以他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人类理性中的一种固有的优点和弱点，这种优点和弱点又同这样一个悖论相联系：尽管人们认定人类在一亿至十亿年之后会灭亡，但人们顽强地宣称人类有“伟大的前途”、“美好的未来”。这种不可排解的矛盾，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陈述方式。工人阶级的党性，革命家的热情和倾向性，是现代人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但它又受到科学性、“审慎”和客观性的制约，这是摆在进步人类面前的一个重大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绝对中性、冷漠无情的。青年马克思是带着对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工人、农民所遭受的阶级压迫和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走上了他的人生之路的。青年恩格斯是带着对英国曼彻斯特工人们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压迫的愤慨情绪，走上了同马克思合作之路的。青年列宁在其兄谋刺沙皇失败后，意识到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开展阶级斗争，才能拯救俄国。青年毛泽东在目睹中外改良主义屡遭失败的事实之后，才与其朋友蔡和森等人商定选择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他们的理论的倾向性，公开申明他们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服务的。而这种倾向性，正给理论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的倾向性不能建立在纯主观愿望的基础上，不能象自三十年代以来流行于原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一种观点那样，似乎由于无产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只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是站住最贫困的工人阶层的立场，具有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真诚的强烈的愿望，并着眼于寻找社会生活中的变革萌芽和因素，就能把握社会的本质与规律，自动地实现“科学性”。经典作家之强调阶级关系中的对立斗争的一面，以致暴力革命的一面，就其所处时代而言，在主流上是合理的，因而发挥了伟大的社会功能。但这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已蕴含着某种背离科学性的因素，即过分超前的因素，以致正如他们自己承认过的那样，在革命斗争中常犯急性病。［32］［33］p709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导源于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无产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所出现的左倾错误，更加暴露了那种用“倾向性”来排斥客观性，用“阶级性”来排斥科学性的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危害了。今天，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同一百几十年前，甚至同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阶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全社会的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突出出来。一个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看到工人阶级利益同其它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并揭示出当初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所由以产生的时代依据，从而结合新的时代予以正确地评价。这也是一种“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会较好地同科学性统一起来，只是这种统一并非排斥矛盾的绝对同一，而是辩证地同一罢了。
３、本质具有相对性
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讲“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引者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增补含有这句话的第二章第三节时，已是１９１８年，而出版时已是1919年初了），是基于当时驳斥考茨基攻击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但自那时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就是在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队伍中，人们普遍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本世纪初，在“物理学危机”中产生的相对论力学，有着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所作的“理想实验”揭示，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被测物体的时空对于观测者来说，具有依赖性，测量值等于本征值与主客体关系效应之和。爱因斯坦在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所提出的“等效原理”表明，时空的性质不仅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由于物质的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34］p165，就可以推断出，一个具有某种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等效于含有均匀引力场的惯性系，只是观测主体设定了不同的时空座标。正如宇宙学上没有哪一种模型优越到可以消除一切矛盾一样，物理学上的惯性系也并不注定比其它座标系优越。爱因斯坦关于相对性的普遍性的原理，显示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时所设定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现出不同的性质，因而，主体对客体所做的真理性的判断，便会有所不同。（可参阅拙作《论主体之设定参考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８·５期）这种相对性原理，可以和应当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的科学论断。同时，它深深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诸多流派。例如活跃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就利用了相对性原理，对科学理论本身做了有价值的批判性分析。美国哲学家库恩在研究他称谓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指出，常规科学中的“范式”，通过一系列“反常”的事实而动摇乃至出现危机，并终于被新的“范式”取代，这是科学进步的永无休止的过程。英籍匈牙利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任何被他称为“研究纲领”的科学理论都有一个“硬核”，在它的周围有层“保护带”。科学的进步，首先是实验事实使这个“保护带”受到冲击。乃至迫使它调整、改变，直至不能保护“硬核”了，随着整个“硬核”的破坏，整个科学纲领便被放弃。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同做为真理的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并非没有任何前提和时空背景限制的绝对真理，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中，它也不可能回答一切时代、一切领域中的各种主要社会问题。以它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来说，它的整套命题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但人们不难发现，这种被视为“基本”的，反映“本质”的原理的地位，却常常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阶级斗争并不激烈的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一些文艺作品讴歌了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官员，在评价和欣赏这类文艺作品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派不上多大用场。又如对于２０００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布什之战胜戈尔这样的政治变动，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做出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整套命题较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一整套命题来说，具有更为基本、更为本质的属性，如果借用列宁曾说过的那样，前者反映的是更为深刻的、第二级的本质，后者反映的则是不够深刻的、第一级的本质。如果借用拉卡托斯的说法，前者更具有“内核”的蕴意，后者则是一种“保护带”。随着时间的演进，“保护带”的空间地盘将越来越小，直到它被弃置不用为止，才会真正触及“内核”。当然，这一天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而且这一进展的过程又不会是直线的。在这一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发生许多重要的改变，借用库恩的说法，由于“反常”现象的增多，旧的“范式”中，有的就被冲破，没有冲破的，也被赋以新意，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的面貌自然会与往日大不相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内部诸多重要原理来说，何者被认为是具有基本的、本质的属性的原理，也是变动不居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人们时常”把阶级斗争说成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这是针对考茨基贬低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苏维埃政权而发的，但列宁自己在十月革命前就多次把阶级斗争学说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6］p437、453。甚至在１９１４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长篇介绍《卡尔·马克思》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主潮的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不再具有＂基本原理＂的意义了。可见，所谓重要、主要、基本、本质的东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里用得上黑格尔说过的两句话：应该“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31］p9。“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又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28］p221。怎样确定本质？只有实践，只有主体从特定需要出发设定的观察客体的参考系，才能予以回答。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来说，其基本原理与其非基本原理也是相对的，会随时空变动而变动。如果事先就确定好哪些命题是基本原理，并宣布它们永远不能变，能改变的只是“个别原理”，那就违反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难以真正发展。人们不难看到，若干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许多卓有成效的内政外交活动中，可以完全不理会曾被视为“基本原理”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特别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重要命题，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４、“共轭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的内部诸因素即诸原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两个相互对应的原理间，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排斥。在运用这些原理时，既要有所侧重，又不能使之绝对化。
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二十世纪最热门的物理学，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丹麦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粒子的动量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在用哲学观点总结这种“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时，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提出了一个与牛顿线性因果观迥异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些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对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这里的“互补”，究其认识论的含义来说，就是客体与主体的互补。物理学的最新成就证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限于那些发生在原子尺度上的现象［35］，甚至人的思维过程或认识过程，也表现出“量子行为”现象［36］。对于任一事物的两个部分或方面，人们在用思维进行把握时，不可能做到“绝对同时”，而在进行表述时，也总有先有后。即使对于位置的“上下”两面这样似乎是可以压缩在一起同时想到和陈述的事物，也是“上在先下在后”。这里就有某种“不公平”，而这是无法排除的。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科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破缺，这种破缺又未必会给体系本身的真理性造成多大损害。罗素在谈到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那种“牺牲了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时，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括着明显的自相矛盾，……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就会比象洛克的那样显然有些错误的体系含有较多的真理。”［37］这与他的同行、美籍奥地利数理学家哥德尔（Ｇodel）的“不完全定理”是相照应的。按照这种“不完全定理”，形式数论的系统一致性的证明，不可能在形式数论系统本身中实现。美国当代哲学家劳丹认为：＂一个领域中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研究传统的现象是常规而非例外．＂［５１］（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８页）奎因也认可了＂对同一世界的不同陈述＂．［５０］（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看来，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都难以完全消除其自身的矛盾，这或许正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
当人们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时，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共轭原理”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和“测不准（不确定）”关系。经典作家在具体论述这种“共轭原理”时，总是有针对性地突出其中之一，或如黑格尔讲过的那样，“总是着重其一点，把它特别提出来，以致忽略其他部分”［28］p82。而列宁正是赞赏这种“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33］p693不过，人们常常因此而走过了头，或来不及充分说明这种强调的前提和背景，以给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原理留下余地。恩格斯本人也说过：“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给其他……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这是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看成是独断排它的永恒真理、绝对真理的原因之一。以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这两个原理来说，它们可以视为一对“共轭原理”。两个原理似相对立、排斥，但又互相补充、渗透，亦可视为完成同一目标的两种方式。从历史上看，任何武装斗争都不是纯粹的暴力，其间都有“和平”相随；任何和平斗争都不是纯粹的和平，都有暴力为背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暴力革命，但都有和平斗争相随于其间，英国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和印度１９４６年民族独立与解放都是和平革命，但都有暴力斗争为背景。经典作家在强调暴力革命时，常常省去其得以成立的时空背景、前提条件，以致一些列宁主义者把暴力革命看成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而把谈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视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较之二次大战前大为提高，其中多数人有了具有现代设施的住宅和汽车，有些人还有了股票，所谓“白领工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工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和权利也高于以往任何时代．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产生了与传统的中间阶级不同的、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新的中间阶级．整个社会的民主与法制的进步还在继续着。很明显，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已超过了经典作家曾谈论过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以民主具有阶级性和民主具有社会一般性这两个原理来说，它们也可视为一对“共轭原理”。两个原理似相对立、排斥，但亦可互相补充、渗透，共同揭示民主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做过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一方面说，“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这样，到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就消亡了，“国家的消灭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另一方面却又说，“民主意味着平等。……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这样，“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12］p241、256、247当然，列宁反复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这同他在此前几个月所说的“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在科学上不正确”［12］p64，以及此后一年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痛斥“纯粹民主”，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正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迫害而躲在拉兹里夫火车站附近的草棚里，未来得及将悖论双方各自的条件、背景讲清，甚至未能将两者有机地协调起来，而突出了民主的阶级性，致使相当一些列宁主义者只承认民主的阶级性，而否定民主的社会一般性，还造成了一些理论工作者长期在“共产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民主”这个问题上困惑不解。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任何一个原理，在理解和运用上都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以便及时找到从一个原理过渡到与之“共轭”的另一个原理的合理通道，不可把某一原理绝对化，轻率地否定与之“共轭”的另一原理。由此还可以引伸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两大派别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和应当＂互补＂．大体说来，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或国家的主要形势时，前者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就会凸显出来，但此时亦不应当完全否定后者；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或国家的主要形势时，后者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就会凸显出来，但此时亦不应当否定前者．马克思主义与具有科学真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和应当＂互补＂．大体说来，在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时，前者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就会凸显出来，但此时亦不应当完全否定后者；在社会处于稳定状态时，后者的真理性就会凸显出来，但此时亦不应当完全否定前者，特别是因为前者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层面而言，现实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可以和应当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互补＂的．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在要求废除私有制的同时，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体主义包含着＂群体高于个体＂和＂尊重、关怀个体＂这两个基本原则．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了＂废除私有制＂和＂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加之后人对此又做了夸大地、片面地理解与宣扬，造成了某种弊端，使原苏联和中国这些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而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的国家，成了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集体主义也普遍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重视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借鉴，正象１９６５年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要求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掌权、集体福利和计划经济那样．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级，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４］p453列宁则在十月革命后指出：＂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５２］p32，应当采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５３］p345，并认为苏维埃俄国＂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５３］p477．列宁还批评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５３］p342他还多次强调＂从个人利益上＂关心劳动者，指出这是常常被忽略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是借鉴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可以设想，即使建成了进步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用绝对的＂公＂，去排斥任何一种＂私＂，那时人的发展将更加全面并朝气蓬勃，人的个性将更加多样并互相尊重，人的生活将更加色彩斑斓并饶有兴味．人类既吃够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两极分化、互相倾轧之苦（主要表现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又吃够了平均主义、群体至上主义膨胀所带来的普遍贫困、色调单一之苦（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必然要建立一种完全适合人的本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存在矛盾了，而是意味着这类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解来解决．这时的社会中枢，可能时而强调个人的自由，放松一些，时而强调整体自由，从紧一些，而不会总是那么平淡无奇，无所作为．（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３期）
5、语言解释的主体性
任何社会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内，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都免不了语言的“纠缠”。而对语言所做的任何解释，都必然带有使用者本身所领悟到的特殊含义。这样，在理解经典作家的语言表述时，应当把握当时当地的语言环境及其具体所指，有必要结合新的时空背景和实践需要赋予新意。
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发展，使得做为思维活动的物质外壳和思想交流基本工具的语言，不但是语言学的对象，而且成了哲学的对象。西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语言分析哲学和近几十年兴起的解释学，对于人们多视角地认识某种理论表述，提供了新的启示点。按照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任何语言符号系统虽然可以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可能做到完满的表达。事实正是如此。试想，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常常为“下定义”而感到头疼呢？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20］254，有无穷尽的属性、联系和关系，用做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给客观对象下定义，即使再完备，也不能囊括客观对象的一切，并使一切人满意．也可以说，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有着无法完全消除的差距。按照罗素的同行、朋友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同一句话，不但由不同的人说出，会有不同的含义（黑格尔早就讲过这一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语言一经说出或写出，就有了不同于在人的头脑中所具有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增加了“说给别人”或“写给别人”，从而“影响别人”或“作用别人”的效应这种因素。当代德国解释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语言也大于某种主观态度＂,用语言进行的任何“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于本来事物的重建”。［38］任何对“文本”的解释，都有个人主观见解的渗入，都有一定的创造，而不可能绝对地忠于“文本”。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读不完的莎士比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反映了这种解释的主体性。即使在不同语言之间所进行的准确翻译，也不可能绝对地忠于原来的“文本”，而必然打上译者所属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语言习惯的印迹，甚至是译者个性的印迹。语言又总是具有概括性的，而任何概括，按列宁的说法都具有“幻想”［20］p421的成分，并给各种解读留出了空间，使原来的“所指”与其“能指”区别开来。这就表明，语言的含义具有某种超全性、超前性和模糊性，即超越了本人在说出或写出时所占有的资料、见解，从而使其适用界限在时空上扩张了，并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在人们理解和运用概念、定义、原理时，语言的这种特性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并给听者或读者以相当的回旋余地和选择自由。近几十年来，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逻辑学，出现了弗晰逻辑（模糊逻辑），与逻辑学关系密切的数学，出现了模糊数学，表明了语言的这种特性不是孤立的，是人们研究客观世界有了新的发展和深化的反映。
不必讳言，对于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各个命题，人们在理解和运用上总有一定的自由度，而这是不能轻易说成“歪曲”的。经典作家本人对自己的某一结论的理解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亦会有所不同。试想，二十几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只差二岁）所说出的话，与六十几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出的同样的话，所依据的资料、信息能是一样的吗？其功能亦会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即使他们所做的相当准确、完备的结论，后人也会依据新的资料、信息，赋予更为深刻、全面的含义，并在新的实践领域中，进行创造性地解释。难怪恩格斯本人要求人们不要过分拘泥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1］p508。例如，他们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并把革命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强调时，并不总是加上某些条件的限制，这就使一些人认为他们主张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这种革命。其实不然。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流亡者中主张立即返回欧洲大陆“继续革命”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1］p203马克思在晚年甚至说：＂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５４］p54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列宁在继续批判“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严厉批判了“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2］p553马克思和列宁都指出过，革命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并非在任何时候和地点都会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当然，如果将革命这一语词泛化，包括改良、改革在内的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举措都叫革命，例如邓小平就把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叫做“第二次革命”，那倒可以肯定其“历史的火车头”的意义。不过，这种泛化是有一定限度的，漫长的和平年代将会使它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小。又如经典作家多次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等词语称呼一些学者，指出他们的一些理论是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的，但一些人由此便把这些学者的所有的思想品格都视为“资产阶级特性”，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关联效应”。其实，这些学者很可能同时还是“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者”，“道德高尚、治学严谨的科学泰斗”等等。从阶级属性上给他们下定义，仅仅是从一种参考系上所做的观察，但由于其它属性例如崇尚人道、正义、和平等属性，与其阶级属性共生于一体中，一些人便产生了认识上的蒙蔽，以为人道主义等品格只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这种“关联效应”所造成的“共生蒙蔽”，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当一些人由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先进的管理机制和手段，优秀的科学文化教育思想，是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生于同一社会中，关联在一起的，就产生了认识上的蒙蔽，产生了以为它们只为资本主义所专有的错误效应。这种认识论上的“共生蒙蔽”的教训，值得人们认真来吸取。
不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乃至所有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就难免会出现＂同一含义不同言说＂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垄断话语的权利，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相同或相似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是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因此而将其加以拒斥．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美好而又遥远的社会理想，它为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所赞成或共有．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使用这一术语，而喜欢使用流行于西方几百年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术语，甚至喜欢使用流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天下为公，大同＂等术语．这进一步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离开人类理想的文明大道的，不能唯我独尊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用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不大喜欢使用这些术语呢？不是因为它们不正确，而是因为在以往的时代，这些关于理想社会的术语不能在旧社会制度的框架内真正的、全面的、彻底的实现，而统治阶级却极力维护旧社会制度．对于类似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强调自已所用术语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所用术语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则应强调自己所用术语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所用术语的相同或相近的含义，例如＂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真正的、全面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下为公，大同＂，硬要人们一律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有谁使用其它语言来表述，使用传统的、流行的语言来表述，便要被贴上＂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标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的．至于这里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曾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甚至是更早的思想家们描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未过多地描述，而是把细节留给身临其境的后人，这就是恩格斯晚年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４］p629很明显，把细节描绘得越详尽，错误便会越多，只有比我们更为聪明的后人，才能解决只有到了那个时代才会碰到的具体问题．恩格斯这里不是在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拒斥对这一理想的具体描绘．
6、简单性与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相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说，并不具有原初的性质。人们在审视和运用这一理论时，不能简单地以此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去推断复杂的社会生活。
当代著名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家石里克说过：＂我们对知识的渴望，┅┅迫切地要求持续不断地增进自然的统一．＂［５５］p86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确立了“现实世界的简单性”的观念。正是在空间上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在时间上追溯研究对象的原初状态，揭示其属性与各种联系、关系，才使自然界愈来愈表现出统一性来，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现实世界。可见，这种“简单性”的观念，对于人们把握具体事物的本质，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过，它的流行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所谓“拉普拉斯妖”就是这一弊端的表现。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断定，如果能给出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速度，就能列出并解出所有关于这些客体的微分方程，便可以预知未来一切和推断过去一切。这种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的科学观，甚至影响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关于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玻尔所进行的长达三十年的争论，表明了科学家们过分追求“简单性”的弱点。当然，爱因斯坦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拉普拉斯妖”的弊端，他曾说过：“从直接经验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他还指出：“从基本概念到经验上可以检验的结论的各种思想链条，是具有不同的长度和复杂性的。”［34］p509、439在爱因斯坦逝世后的几十年间，物理学和其它学科的新进展，使得“复杂性”问题突出出来。不但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人们都发现了相似的复杂性现象，表现着某些规律的普适性。人们对动力学系统中被称为“混沌行为”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看来，混沌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结构的。当代著名的比利时化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对研究“复杂性”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用“涨落”、“分叉”等概念研究了万物的演变、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普利高津和斯唐热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指出：“在现象的层次上，描述耗散系统的方程中‘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的发现开创了新的前景。由此看来，除了简单的吸引中心（……）之外，还存在一些所谓‘混沌的吸引中心’，它们隐含着系统的某种‘随机行为’。”他们还针对“拉普拉斯妖”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即使是对决定论描述效力坚信不移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即我们所知的宇宙创始之时，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中了。”［39］看来，“过去”并不完全蕴涵“现在”，正象“现在”并不完全蕴涵“未来”一样。人们如果指望通过占有“过去”的全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再运用已知方程式进行合理的运算，便会得出“现在”的一切，正如指望通过“现在”的一切来演绎出“未来”的一切一样，是注定要出偏差的。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一种忽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只是简单地从经典作家提出的几个命题出发，去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得出“以不变应万变”的结论的做法。例如，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一命题出发，便断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即使其中的国有经济（如西欧各国的铁路），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不包含任何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因素”，甚至认为工人占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并且具有“欺骗性”。运用这种简单的演绎方法，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叫“资本主义”。这样，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新事实，似乎都是“意料之中”的，都可以从经典作家当年所得出的据说带有永恒真理性质的几个简单命题中运演出来。然而，社会生活本身总是不满足于这种回答，因为这种线性因果观忽视了在运演过程中所出现的因果链条上的“不同的长度”和“破损”，抽象掉了众多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和政治事实。例如，国家（政权）虽具有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功能，但同时具有为全社会服务的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虽然首先为资产阶级所有，但毕竟不同于资本家个人所有，而包含着全社会所有的因素。这种带有时代局限性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在马克思那里，也不能完全避免．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他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３］p267，显得过早了．他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深刻矛盾出发，逻辑地演绎出资本主义的灭亡的，却忽略了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会使资本主义在体制内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时，也是如此．价值规律论和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在论述＂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５６］p259时，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正是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全新的概念来取代那个含糊不清的＂劳动的价值＂的概念的．马克思揭示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揭穿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并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但在今天看来，剩余价值学说还不够完备．马克思虽然重视了科学技术乃至管理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只把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视为可变资本，而把生产资料视为不变资本，这就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从与他物的关系中认识事物的性质的思想，从而否定了表现为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具有增值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除劳动以外，其它生产要素在创造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作用．应当看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摆脱了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学会了辩证思维，而马克思做为时代的先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十九世纪流行的那种只是重视必然性，追求单因果关系即因果一一对应关系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而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思维方式上，科学界乃至思想界开始了重视对偶然性和几率的研究，并开始崇尚多元论和非线性，而这是早已去世的马克思所不可能了解的．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乃至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命题，应当放在新的视野中，在更为广阔、复杂的背景中来进行考察．
当然，复杂性原则并不绝对排斥简单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复杂性原则正是从简单性原则中发展出来的。人们在某一时空背景中需要强调复杂性原则，而在另一时空背景中又要回到简单性原则中去。如何进行这种转换，只有人们的实践才能回答。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过程中，一些人之所以把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绝对化和夸大，还在于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是为了吃饱穿暖，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活动的，这就首先需要进行生产活动，可以说，生产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原来出发点”。 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最终服务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搞阶级斗争和调整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为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为调整生产关系而调整生产关系，忘记了“原来出发点”，就势必陷入误区。人的认识活动之树的成长，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如果在某个枝杈上停顿下来并加以孤立化，割断了它同树根之间的联系，就难以正确认识该树杈的地位和性质。这就是人类理性中常常表现出的一个弱点，即为了手段而忘了目的，沉溺于“派生”而忘了“始原”。列宁在评述拉萨尔的一本书时，曾要求“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20］p390其实，这种“回到出发点”的方法，在中共的决策史上不止一次地体现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深刻地论述过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党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是服务于前者的，所以在执行后者时，绝不能忘记前者这个更为根本的出发点，“如果真正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清醒的革命者”。［13］p1211在国外，人们也把这种思想方法当成现代思维方式。西方所谓“形势法则”，就是要人们在干具体工作时，要时时向自己提出“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的问题。［40］这种从“复杂”回归到“简单”的方法，是社会生活中常被人忽视的方法，以致人们常常在复杂的迷雾中看不清简单的事实。当今，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中，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对于本来是简单而又明白的事实，却硬要用无穷的思辨和千牵强附会的联系，加上几个偶然的事件和数字，费九牛二虎之力来加以否定和曲解，以维护过时了的传统命题，使理论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这种现象阻碍了理论的健康发展，破坏了科学理论所固有的生命力，很有必要通过对“简单性观念”和“复杂性观念”的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加以认真地克服和解决。（可参阅拙作＜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载＜理论研究＞１９９５．４期）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列宁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７］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８］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２１７
［１０］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１·７１
［１１］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８１
［１２］列宁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３］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６］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８０５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３３４
［１９］列宁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２０７
［２０］列宁·哲学笔记(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２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７２
［２２］参考消息(Ｎ)·北京·１９８９·１、２８·１、３０
［２３］光明日报(Ｎ)·北京·１９９３·５、２９
［２４］羊城晚报(Ｎ)·广州·１９９３·１、１３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２６］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３４
［２８］黑格尔·小逻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２９］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２１、２２
［３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１０
［３１］黑格尔·逻辑学（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３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２９
［３３］列宁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３４］爱因斯坦文集（第１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３５］哲学译丛(Ｊ)·北京·１９８６、６·６８
［３６］哲学动态(Ｊ)·北京·１９８７、１１·２２
［３７］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１４３
［３８］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７４、２４６
［３９］普利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Ｍ)·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２６－２７
［４０］奈斯比特·大趋势(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８３
［４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４０１
［４２］列宁全集（第２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３３３
［４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２１
［４４］列宁全集（第２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５
［４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３８８
［４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６９０
［４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１７9
［４８］列宁全集（第３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３１８
［４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６８５
［５０］奎因·哲学译丛（J）·１９８６、１
［５１］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２８
［５２］列宁全集（第３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３２
［５３］列宁全集（第３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３４２
［５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５６
［５５］石里克·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８６
［５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２５９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Reapprais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 Inner-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 China)
Abstract: 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is not complete enough though it is objective truth. This is an importart reason why there were so many "Right" and "left" mistakes,"left"mistakes in particular,in the social and communist movements.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osition of class relations in whole social relation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a less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Key Words:theoretical contents;class rela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method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