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时零六分，巴金先生在上海市华山医院逝世，中国一代文学巨匠永远地离去了。
从广义来说，巴金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五四时期”作家，“五四”的血在他身上奔流了八十多年。他洞察了一个世纪的世相人心。他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文化命运和苦难的社会命运的见证人。
他是一个寻梦者、觉醒者、反思者、批判者。
《随想录》与重返巴黎：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连接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从黑漆大门的公馆里跑出来，到了法国。出生於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的他，自小目睹耳闻“上等人”的压榨，“下等人”的呻吟，以及年轻生命的痛苦甚至绝望的抗争，终于，在巴黎圣母院的孤寂钟声里，那心头的火从笔端源源喷发出来。当年二月，他开始写第一个中篇《灭亡》。他“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灵魂为世间的不平而哭泣”。
过了半个世纪，巴金再次走进巴黎。这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法国。
陪同巴金一行并担任翻译的高行健，在〈巴金在巴黎〉一文中，这样写道：
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巴金研究专家李辉指出，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年轻时候的巴金曾在巴黎卢梭的雕像前沉思。卢梭的《忏悔录》对他影响巨大。他说过：“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现在，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为重新开始独立思考、呼吁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他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进行了深深的反思。他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因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
于是，便有了纪念碑式的皇皇巨著《随想录》——一部当代中国的《忏悔录》，像遗嘱般地沉重、深刻。
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巴金开始动笔。当时，巴金已是高龄七十五岁，思想却异常活跃。他觉得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了，应该先将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也许对社会更有用。结果一写八年，思考越来越深邃，感情越来越深厚，批判越来越深刻。从第一篇〈谈《望乡》〉，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随想录》共五卷，一百五十篇，计有四十二万字。写〈怀念胡风〉是在一九八六年，当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著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一百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前前后后竟写了一年时间。
巴金这部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再现了中华民族曾经噩梦的场景，更直面自己灵魂曾经出现的扭曲：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不住地折磨著巴金。他痛苦地喊出：
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灵魂因屈服于强权政治的威逼利诱而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作《灭亡》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催生革命却为革命所不容：中国一代文学巨匠的命运
《灭亡》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开始连载发表，立刻轰动文坛。之后，长篇小说《家》于一九三三年出版，巴金时年二十九。《家》和后来陆续出版的《春》、《秋》一起，合称“激流三部曲”，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期间巴金还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写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一九四六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则以《神》、《鬼》为著名。巴金一生发表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七十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译作及众多散文随笔，共计一千三百万字，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斐然。
“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这是巴金第一部长篇《家》扉页上的题字。“激流三部曲”最集中地凸现巴金博大的爱心与青春的力量，充满着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弱者的悲悯同情，对腐朽丑恶的愤怒。论者说，当时的巴金，也许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强烈的激情，对于青春冲力的强烈的渴望，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他的作品激励了无数青年走向反封建、反压迫，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甚至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当巴金到桂园拜访来渝进行“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时，毛就曾与巴金亲切握手，感谢地说：“我在延安听很多年轻人说，由于读了你的《家》才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毛的感谢应该是由衷的。巴金的作用为许多人所证实。如老一辈评论家、文化官员陈荒煤回忆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非因为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
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追求个性自由解放，是巴金那个时期作品的核心价值；强烈叩击读者心扉的，也正是巴金作品中那种人道主义的永恒魅力。可是，不幸的历史的荒谬发生了：巴金以他的作品催生革命却为革命所不容。巴金所追寻的人类平等、博爱与自由，在本质上或者在理论上也许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学说相一致（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却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冲突。毛泽东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后，进一步搞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扩大阶级斗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越来越远离他曾经大肆鼓吹的民主、自由的革命目标。这注定了巴金的不幸的命运（也注定了所有正直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的不幸的命运）。
现在首先要消除巴金作品的影响力了。甚至当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但本身也是个作家的丁玲居然也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在一九五八年“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指导下，更出现了一场“拔白旗”运动，许多青年学生特别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被发动对巴金群起而攻之，长达半年多之久。巴金的作品被指责为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激流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爱情三部曲”曾经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它描绘了三十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理想的指导下与黑暗势力搏斗的故事，也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巴金被指责歪曲地描写革命。
在强权政治高压下，巴金屈服了。他不得不承认过去自己是编造故事。和大部分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一样，现在他都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学创作了。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他曾感叹道：“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刘再复回忆他一九八八年五月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会议时，一天，在巴金家里，当刘告诉他，《文学评论》准备发一篇“评巴金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的稿子，他立刻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三十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甚么值得评论的。”巴金拉住刘的手说：“我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啊。”
整个悲剧还不单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从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开始，巴金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参加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参加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参加“三面红旗”运动，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在连绵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巴金曾经热情地、诚心诚意地跟党走，向党交心，向毛表忠，写出符合政治要求的违心之论，编造大话空话假话，甚至在政治运动中发表批判性言论。可是，没完没了的困扰，没完没了的揭发批判自己，揭发批判别人，把真说成假，把黑说成白，使他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不知所措。最后发生了“文革”，巴金自己成了牛鬼蛇神，相依为命的夫人萧珊也在迫害中病死了……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巴金个人的悲剧。
求真精神和忏悔意识：晚年巴金达到新的思想高峰
不过，巴金比大多数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幸运，他活过了“文革”，尤其是他活过来后能够写出《随想录》，以其求真精神和忏悔意识，达到新的思想高峰。
我注意到，对《随想录》，对巴金整个人，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当年就有人认为《随想录》是“右”的代表，这种非议不但来自下面还来自上面。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这部《随想录》没有多少艺术性，所讲的“真话”亦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并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后来夏衍写了《懒寻旧梦录》，韦君宜写了《思痛录》，有人觉得都超过《随想录》。文革史专家、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最近在《世纪中国》等网站上说：“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作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委婉地说：“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新京报》）文学评论家朱大可也以他惯常的口吻表达他的看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他觉得用“生得短暂，死得漫长；生得痛苦，死得幸福”这句话很能概括他对巴老的评价。（《财经时报》）
这些观点、感觉，以及取舍角度也许自有道理。我也同意徐友渔另一段话：“我们确实应该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认识和境界已经是我们只能景仰而无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水准是可悲的、令人遗憾的。”我只是想说，我们对巴金也应该给予宽容、理解。而且，对前人的批评要有历史感，讨论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随想录》开始写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才开始开放改革，许多观念特别是政治观念尚在更新的挣扎中。例如，在第一集巴金为《望乡》写了两篇文章，几年后《望乡》还有什么问题吗？巴金至少有四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甚至慷慨陈词，为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辩护，如果对照今天社会腐败的情况，人们更不知说什么好？！事实上，经过八年的跨度，《随想录》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深刻得多。
而且，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根据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一百九十二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诸如此类的文字都删除或部分删改了。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巴金在《随想录》中无情剖析自己“由人变兽”的历史，揭露自己“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这是何等的自责精神！正如陈思和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当世人奔赴物欲的盛宴如过江之鲫时，他却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不久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离写完《随想录》又过了几乎十年。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著，而“新左派”开始成了气候，他们在用所谓新的时髦的理论来寻找、论证“文革”的“史无前例”的“贡献”，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痛苦地反思，在恳切地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
也许人们不必一定要把巴金称之为“时代的良心”，也许巴金因为未能直接指出“由人变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制度方面而让人感到遗憾，但晚年的巴金，以其求真精神和ڏ忏悔意识，的确感动了整个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永恒的意义。
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建立“文革”博物馆
而今又是另一个十年。巴金这盏微弱的、然而顽强的灯终于熄灭了。
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应该如何面对逝去的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十月二十日，北京的《中国青年报》严肃地探涉这个问题。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但是，该报文章指出，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能等同于自身的忏悔。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真正的文学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他们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
那么，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什么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许多国人共同的希望。
晚年巴金有两大心愿。一个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于一九八五年在北京建成。巴金还有另一个心愿。他曾经多次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文革”的疯狂与荒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
巴金是以他深刻的世界意识，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ڇ”的。一九八零年四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向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后来，在一九八六年〈“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回忆巴金曾对他说：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林彪、四人帮几个人身上。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对民族信仰丧失的情形，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一九九五年，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随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一九八六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然而，过了这么多年，巴金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现在在中国，各种博物馆拔地而起，惟独“文革博物馆”迟迟不见踪影。“文革博物馆是爸爸唯一未了的心愿。”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
十月二十日，广州《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可现在对于这段历史却是能掩则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人们担心，按照目前经济建设的速度和破坏古迹文物的速度，要是再拖上个三、四十年，随着这一代最后的“文革”经历者的去世，寻找“文革”的物证和史料将更加困难，到时即使建起“文革”博物馆，由于史料不足，以史为鉴的作用也将大大降低。
巴金晚年的梦想未能实现，这不仅是巴金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前者已经永远无法消除，后者尚可补救。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让后人知道过去则是双重背叛，如果还是把巴金生前的警告视为不过一种杞人之忧，不啻是对这位逝去的世纪老人的亵渎！
作为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早年是一个勇敢的寻梦者，晚年是一个痛苦的觉醒者。由于个人的、时代的局限，他的反思、批判也许没有达到时下世人所希望的更高更深的程度。他的善良，也伴随软弱。但这位世纪老人毕竟已经走完他所能走的艰难的道路，后人就不必对前人太过苛求，后人还是应该尽量赞扬前人值得赞扬的地方吧。
笔者仅以此文奇托对这位逝去者的悼念之情。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悉尼。发表于《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191期“沉痛悼念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