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还记得，十一年前，2003年8月，我们海外作家在中国参观访问时，一路上，也对世界华文文学定位问题热烈地交流。过去一两百年来，许多华人在海外拼搏一生，不管成功失败，心头永远萦绕的是这四个字——“落叶归根”！这是传统观念，似乎也是正宗的不容置疑的观念。但是，我们发觉，曾几何时，已经发生几乎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了。过去常见到的情惨惨悲切切的“游子意识”，现在已经明显地与时代与当今天下大势脱节，事实上也已经在今天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中退位。我们感到，现在不管是海外华人生存之道还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之道，都应该是——或者已经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个话题，我们在第一站广州时也与国内的同行讨论过，在最后一站北京时，甚至向有关官员反映过。很荣幸，我们的意思得到极好的回应。8月29日，当时的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中新社社长刘泽彭先生在钓鱼台宴请我们时，就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移民外国，过去被认为是抛弃祖国，很不光彩，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到外国发展，正是表现中国人的开拓精神，这是大好的事情，越发展越好，越发展越应该鼓励赞扬！

真是与时俱进的新观点！

不由得进而又想起，在那次访华之前再回溯十几年，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向西方各国；在那个高峰时期，也有一大群中国人阴差阳错来到澳洲。那些人中不少在中国时就是喜欢弄文舞墨的文化人，来到异国他乡，可谓百感交集，几乎还未站稳脚跟，就故态复萌了。于是澳华文坛真正成型，且众声喧哗，热闹一时。

最初不少作品，很像某种“伤痕文学”。这也是自然不过的。当时中国四、五万留澳学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多少故事，令人感叹。在极度彷徨痛苦之中，有一位作家叫武力的，感到他们这些人出国留洋是某种遭受批判、需要忏悔的“背叛”。他写道：

……在中西文化大撞车之中，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同时颠狂了，我好似看到了一群群的“我们”，光裸着身体，仰跪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的对面，在苦苦地寻找那疯狂背后的合理。……我在扭曲中苦苦挣扎；我受不了对我们历史文化某种程度的背叛所受到的批判！……我在自己的杂志《大世界》上开了个栏目——“忏悔录”，以甄酉的笔名，每月代替一个需要得到忏悔的活灵魂在上帝面前请示宽恕。

民族主义是不是某种解救呢？至少，如人们所观察到的，许多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有一种把当地视为外国、把当地人视为外国人的“民族心理”。但是，说到底，在海外弘扬中国的“民族主义”，总免不了带有某种荒谬感吧。人们记得，1993年3月28日在悉尼歌剧院演出大型音乐诗歌舞蹈《中华魂》之后，悉尼曾出现一场含混不清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华魂》的主题是矛盾的。它的主要演出内容与其宏伟的题名和悲壮的主题曲严重失调。对此，当时也是留澳学生一员的朱大可提出，中国海外留学生应以所谓的“新话语体系”去重建“民族主义的真正灵魂”。但这是解决办法吗？事实上，正如当时另一位留澳学生钱超英指出，这些千方百计要在澳洲居留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不得不去祖国以外的地点”为此而争辩这件事本身，就不仅使对于“旧话语”的袭用，而且使对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的坚持，都带上了逻辑上不可避免的讽刺性质。不管是哪一种“民族主义”，这样的限定本身能不能再为人们提供其“真正灵魂”所寄放的意义空间？这种疑问的确构成了一个令人难堪的话语困境。

也许是得益于那次辩论吧，1996年，《原乡》文学杂志在墨尔本创刊时，编者故意将刊名英译为“OTHERLAND”(“异乡”)。这是神来之笔。的确，“原乡”之于“异乡”，正如“异乡”之于“原乡”，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宛如镜中映像。本来生活在“原乡”的人，现在来到了“异乡”，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如编者指出，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对我们关于国家、民族乃至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提出了新挑战。“原乡”何在？“异乡”谁属？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属“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提得真好。这种种问题，值得“飘零天涯的原乡人”深思，当然更值得所有华裔作家深思。

现在已是中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学者当时也是留澳学生的一员的朱大可那时提出一个论述，也让一代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心灵上多少可以得到解救。他说：华人在外漂泊，其实古已有之，从未止息。因此，“离弃国家”的道德评判并不成立，或者可以不加理睬。他认为人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又一个“土地家园”。不过，朱大可对实在的“土地家园”并无信任感。他提出三代“流氓”——“丧地者”、“丧国者”和“丧本者”，而这三种流氓精神据说都使人陷入“存在的迷津”。他启示人们去寻找超越其上的“终极家园”。朱大可揭示了现代人文化身份的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对个人和世界理解上的混乱和空虚，但他建立“终极家园”的指引对许多人来说不免带有类宗教的神秘性和虚无性。

我后来辩答：就让我们做个“世界人”吧。我说，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太平洋途中，感怀身世，写下这样一段话：“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特别是作为华裔作家的我们──是否更应该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并以此使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呢？我们似乎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中纠缠，不必为“在家”“不在家”或“有家”“没有家”的感觉所困扰而不能自拔，不必因为“土地家园”不是“终极家园”而极度怀疑而灰心丧气。这些纠缠、困扰、怀疑，为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但我们作为华文文学的创造者，应该有平常心也应该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和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并以这个高度去把握自己打算创作出来的作品。

一个衍生的问题又出来了：有些华裔作家觉得自己得到“天空”却失去“大地”。这听起来似乎满有道理，但并不准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前些年在谈论加拿大女作家张翎的成就时就说过，文学史上许多名著都是作家在祖国之外的地方写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交通如此发达、通讯如此便捷的现代，离开了祖国反而不能写作了呢？莫言说，这主要是文学想象力够不够的问题，如果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信心，自然也就不存在“无根”的问题。许多论者更指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我的总在流亡（外在或内在）的华裔作家，与中国与中华文化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中华文化中华意识就在自己身上——“我就是中华文化”。他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写作呢？就是站在人类“共同立场”上，去追求去表现“普遍人性”。这也是莫言的观点。他说，过去中国当代文学政治意向太重，致使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大多趋于扁平化，因此很难产生一流的作品。真正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必须表现普遍的人性，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才能引起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我们华文文学当然更应以此作为自我期许。

走笔至此，我自然想到王国维《人间词话》那段广泛传颂的精妙文字。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谈到笫一境界时，他引用了晏殊《蝶恋花》中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迷茫困惑，不知路在何方。第二境界是柳永《蝶恋花》中所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时历尽艰苦磨难，上下求索而不悔。到了第三个境界，茅塞顿开。成功的钥匙，原先以为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的描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迷惘—求索—顿悟，这三个境界，或人生三个阶段，是多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但愿我们散居世界各地的华裔作家，也得此三境，做世界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事实上，今天，在许多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我正看到一种拒绝狭窄守旧、追寻广阔拓展的情怀与美感。我祝愿他们，继续攀升，越过海那边，越过海这边，更加广阔，更加高远……

此刻，非常偶然，透过落地大玻璃窗，一条彩虹竟刚好迎面照来。我喜出望外，凝视了好一会。彩虹弓形，从东到西，硕大无比，五彩缤纷，不像从天上降下，倒像从大地拱起。

这正好成就了此文意思的圆满，又像是对新年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