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0月30日下午，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四岁。而另一位新派武侠小说开拓者梁羽生，则早于2009年1月22日已在悉尼去世，终年八十五岁。本文谈及与他们两人相关的一些陈年旧事，仅以表达对大师的缅怀。
1954年1月20日，《新晚报》开始连载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作者署名“梁羽生”。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更被多报索稿，竟一时分身乏术。怎么办？同为《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人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荐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与梁有同好，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1955年某天，罗孚便找上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而且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十二年后，中国大陆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或称为其总爆发。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香港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笔战，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此时罗孚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他称之为“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由于“形右”，形式上不属于左派，还能刊登一些金庸写的或写金庸的文章。特别是，为了适应读者口味，这时罗孚又想在武侠小说上打主意。他想何不以合论两位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为《海光文艺》打响第一炮。作者找谁呢？他很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请，只提一个条件，要罗孚冒认是作者。这就是《海光文艺》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此文第一部分有一个经典的两人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这就是这位上接《儿女英雄传》和民国旧式武侠小说、开创新派武侠文学被誉为“鼻祖”的他，这样实事求是当然也是非常谦逊地评价自己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
梁羽生接受写作〈合论〉这种难度很高的任务并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充分表现出他的憨厚。由于本身是评论对象并要和另一个对象作比较，秉持公正实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梁不在乎金庸当时在左派眼里已成敌对的右派，认为不能因此影响学术讨论，居然无视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险恶，后来果然受到不止一个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但文章虽短，却有如四两拨千斤，绝不可等闲视之。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无讽意地说：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金庸是现实中的大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为，既能写武侠小说，又能编剧，更能成功办报，纵横政坛，文政商三大江湖应付自如。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敢在文革中公开对抗嚣张一时的共产党当权者，因而获得台湾好感，于1973年春应邀访台与蒋经国进行深谈（蒋介石当时病重没能见他）；又能在文革后不久（1981年7月18日）获得共产党最高权威邓小平的隆重接见和热情称赞。而梁羽生，恐怕做梦也没有这种胆量这种欲望。有人说，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来干这一行。
梁羽生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呢能守住就不错了，不为天下先，政治压力受不了，大概是个中庸之人。的确，梁羽生乃是本质的名士风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随遇而安，天真率性，缺乏防人之心。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赫然走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晚年没有诸多荣誉头衔，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
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性格即命运”，这句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是作家成功塑造人物的不二法门，当然也应合作家自身。金庸生前曾表示，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梁羽生绝对不敢“大闹一场”。不过他去世时，金庸发来挽联，自称“同年弟”、“自愧不如者”，敬挽道：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金庸还有一个遗愿：“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相信这对他，以及梁羽生，都绝对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