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国著名作家诗人吴正先生将于本月八号光临悉尼，亲自参加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为他主办的“吴正作品悉尼研讨会”。这是他第一次赴澳，但澳洲华人将是第二次专门为他举办研讨会。下文是对当年研讨会的一个回顾。）
十五年前，即2004年的8月14日，澳大利亚中华文化促进会假座悉尼市中心文华社举行吴正长篇小说《立交人生》（另名《长夜半生》）研讨会。这是一次对严肃作品的严肃讨论。主要发言者都非常认真地写出书面文章，计有：田地（小说、政论作家）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兼谈吴正的长篇小说《立交人生》的艺术追求〉；辛宪锡（文学教授）的〈小说《立交人生》三题〉；沙予（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的〈交叉感染话人性〉；刘放（作家、前广州文学杂志《花城》编辑）的〈还原文学的本性〉，以及张劲帆（作家、前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俯视人生的精神画卷――读吴正长篇小说《立交人生》〉。此外，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雍廉和澳大利亚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何孔周更作了针锋相对的长篇发言。本人作为是次研讨会的主持，就会上出现的一些观点，作一个综述浅议。
《立交人生》与人性
吴正在他的小说创作谈里说过：“少年情，中年性，老年心。”张劲帆认为这是非常精辟的概括，可用来作为解读《立交人生》的钥匙。他称这部小说是“俯视人生的精神画卷”，是将要进入老年的作者对自己一生精神历史的回顾，重点放在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思考。
沙予在发言中，肯定《立交人生》的人性描写。他说，《立交人生》的作者从社会风气习俗对人性的影响为切入点，用批判的眼光，通过两对夫妻阴阳差错的婚恋纠葛，对人性作出切中肯綮的剖析，意在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关切，这正是这部作品不同凡响的地方。但是他马上还质疑：既然“政治也是人性的一种表述方式”，那么，以“离政治远一些，离人性近一些”作为小说写作的指导思想或心得体会便可能有些问题了。
吴正提出：“写小说即写人。写人即写人性。人性由兽性与灵性组成。因此只有同时写出人之兽性与灵性的才算写出了完整的人性。”沙予认为这里涉及到性善性恶的哲学命题，但人们通常说的人性多指灵性。辛宪锡则认为这是吴正非常精辟的见解。只有这样充分深刻的人性描写，才能满足小说读者最高的审美要求。而《立交人生》所写的人物的爱情错位及偷情做爱，为小说充分深刻地描写人性，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内中，最精彩的笔墨在第三十节。但纵观整部小说，对人性的另一面——兽性的描写，还不够充分，不够强烈。辛宪锡说，早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就已经作出生动的兽性描写。前些年读贾平凹的《废都》，如果作家在性描写时不删去方格中的多少字，人性的兽性那一面，也会表现得很充分。他补充说，偷情作爱时的兽性描写，并非都是官感刺激，描写得好，会给人一种美感，一种享受，艺术的享受。至于描写的细致、充分与强烈，应到什麽程度，仍需掌握分寸。艺术的雅俗之分，只有一步之遥。
《立交人生》封面
《立交人生》的写作手法
田地发现，作者十分尊崇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企图以心理结构表现整个意识范围，甚至挖掘了潜意识领域，描写了意识活动的非理性内容，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所以，作者大量使用的，不仅仅是回忆和内心独白，还使用了自由联想、闪念、梦境、幻觉、白日梦，以及稍纵即逝的片刻印象或感觉等表现手法，来表达作者进入状态後的意识流程。
刘放认为，吴正在《立交人生》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各种现代表现手法，归结起来，主要是意识流的手法。张劲帆同意，说，这部小说采用的艺术手法是现代派意识流的，作者无意去讲述完整的故事情节，情节是断断续续而且时空错乱的，但是并不妨碍聪明的读者将它们连接起来，然而连不连接起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的内心感受。他认为这是一部非传统写法的心理小说。辛宪锡也认为，《立交人生》可视为一部心理小说。
但田地还进一步指出，和传统的意识流小说不同的是，吴正在《立交人生》中虽然是以心理结构来表现整个意识范围做为小说的叙述主线，但保留了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还算是清晰的脉络。特别是，整部书里，故事并不荒诞，人物也不怪异，而且也没有着意渲染夸大所有现代主义流派都在拼命渲染的所谓“异化现象”。《立交人生》并不反传统，而且也不宣扬非理性。它的题旨是积极向上的，有怀疑，但没有根本否定；有迷惘，但没有彻底绝望；有焦灼，但没有愤世嫉俗……《立交人生》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主义流派，而应视为受现代主义修正了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
《立交人生》研讨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对《立交人生》写作取向的评价
大多发言者认为《立交人生》的写作手法应该肯定。例如，辛宪锡说，长篇小说创作，结构是一大难事，吴正的探索与创新，就在他创造了一种心理结构艺术。由于按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心理变化结构小说，一切可以颠倒，可以打乱，又一切可以组合，都可联系起来。这就是吴正的艺术，那样复杂，又如此简单。
田地说，作者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改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为线索，成功地描绘出从中共执政前後到二十一世纪来临大约五十年的历史变迁。他还认为，《立交人生》丰富或完善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技法——心理真实也是一种真实，对历史事件氛围的渲染其实是人们对历史更深刻的感受。在他看来，现代现实主义可能会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而《立交人生》则体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
黄雍廉则代表另一种意见。他的综合看法是，《立交人生》这种不以刻画人物、布局情节为小说主体的创作形式，反而削弱了小说活泼的生机，呈现的只是风平浪静的湖面，未能展现大江东去的浩荡激流。因此《立交人生》反而不如吴正前一部小说《上海人》写得朴实真诚，流畅自如，拙中见慧，有其独特吸引读者的魅力。
黄雍廉说，所谓“现代”，只是在创作的语言上，采用现代语言。“现代”只是当时对事物的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可由时间、空间的变易而改变。现代创作时潮，并不代表“现代”本身就是进步，就是完美。因此，现在不少作者赶时潮，抱著“佛洛伊德”的神主牌不放，值得考虑。他举出，罗贯中、曹雪芹时代，没有“佛洛伊德”那套理论，不是也能写出《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那样的传世之作吗？
黄雍廉进一步指出，《三国演义》能如此地影响后世，这远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比拟的。《红楼梦》更是成为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典籍。他认为，如果文学创作要有所借镜，研究上述两部著作的写作技巧，并非是落伍观念。
黄雍廉归纳说，小说的功能与价值，在借人物的传情写实，以表达它要表达的主题意识，也可说无人物即无小说。吴正的《立交人生》，在人物的刻划上，下的工夫不深，反而著重以优美的文句大篇幅地写景，形成宾主错位。实则，小说的语言，词达而已矣，并不在文字艺术的追求，或禅意的捕捉。如将小说诗化，徒然著重意识流的“空幻的美”，不讲究“人称的统一”、“时空的定位”、“人物的刻划”、“情节的布局”，如此这般，相信很难成为一部畅销书。
黄雍廉与何与怀在研讨会上
《立交人生》与当代华文小说创作
针对研讨会上黄雍廉的这种意见，认为意识流、时空错位、多重叙述视角等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让人看不懂，读起来很费力，没有市场卖点等等，长期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文促会会长何孔周认为：人类的审美观念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学艺术最忌讳拿一个现成的即使是很成功的框架来框住最提倡创造性、最丰富、最活泼生动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文学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就在于独辟蹊径，因为模仿和蹈袭旧路是决无出息的。他还说，我们考察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必须把这个作家的作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和特定的文学环境里，离开了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环境，而奢谈什麽恒久不变的审美观念、创作方法，那是缺少现实的和历史的审美眼光的。如果我们把《立交人生》放在当代中国庸作、伪作、劣作充斥的文坛上，放在渲染色情与暴力的所谓畅销小说大行其市的环境里，放在一些作家为了追逐高稿酬而心态浮躁、放弃了严肃的文学追求的背景下，那你就不得不承认，《立交人生》以几个人物心理世界的冲突和演变演绎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剧变，小说围绕着文学写什麽和怎麽写，围绕着文学自身发展层面所做的探索和追求，是多么的凤毛麟角，多么的难能可贵。
何孔周与何与怀
黄雍廉来自台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曾经受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而当时身在台湾、既写诗又写小说的黄先生对充塞文坛的大量并不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可谓痛心疾首，嗤之以鼻。因此，黄雍廉提出以下观点，便不难理解：小说创作，应以自我的创作意识为主体，不宜赶西方作家写作的时潮。东施效颦，便致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何孔周、田地等人，则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更多、更重的感愤是四人帮倒台前几十年里中国大陆文坛的禁锢以及当今文坛的浮躁和商业化，因此必然对任何严肃的探索和追求都格外敏感和欣赏。
这次研讨会是一次对严肃作品的严肃讨论，是悉尼文坛开展文学理论研究、开展文学批评的一次有益的活动。各位发言者不但对吴正的《立交人生》各抒己见，并且还直接触及到当代华文小说如何发展的问题，以后讨论还会继续，并对华文文学创作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