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和收入《历史深处的误会》一书作为“代后记”时都有删节，这是原文。]
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了中国至少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过。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炎培有过一次延安之行，曾和毛泽东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页）
五十八年后，重温窑洞对话，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当历经世变沧桑的黄炎培在延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曾亲眼目睹清朝垮台、共和肇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在血泊中浮起……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大量事实中，他总结出的历史“周期率”，无疑具有深刻的洞悉力，但他对造成这一“周期率”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却远远不够。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同上204页）他所想到的原因都是人治方面的，也就是他自己概括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之类。毛泽东自称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遗憾的是，黄炎培对此深信不疑：“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205页）何况，他的延安之行真正算得上是走马观花，并没有看到延安的真问题，所以他才会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同上）
其实，即使就“民主”这个词来说，在汉语中就容易产生歧义，它往往是与站在“民”的另一面、高高在上的“主”们所提出来的。中国向来不乏“为民作主”的传统，从明君到清官都怀抱民本理想，“民主”至多只是君主、圣主对人民的恩赐，而缺的恰恰是人民自主的观念。黄炎培当然读不到1943年6月6日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民主观的那封信，不知道“民主”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而言只是一个旗号、工具、手段，既是和国民党争天下的有力武器，也是欺骗、麻痹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美丽幌子，王实味洞穿了其中一二即遭灭顶之灾，延安是不容批评的。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心目中的“民主”完全有可能只是“为民作主”，类似于历史上圣君明主的纳谏、亲贤人、远小人，与真正的民主并不是同一回事。所以，他才会轻信毛的承诺，以为共产党真的要搞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覆辙。
民主，多少人借你的名义！有人借你粉墨登场，有人以你作为自己独裁的装饰品。专制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可以说史不绝书。以中国专制土壤之深厚，民主观念之薄弱，要跳出这“周期率”又谈何容易。毛泽东早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明确说，“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李锐专访）可怜那些倒向“左”或被蒋介石逼向“左”的知识精英们对此一无所知。历史真作弄人。
一
一部近代史就是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专制始终阴魂不散，民主至今仍姗姗来迟，总是无法摆脱兴衰成败、周而复始的循环命运。要走出历史“峡谷”、跳出“周期率”真是步履艰难，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啊！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要其大者无非是这样几条，在上者终究难以摆脱“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心态，打不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无限权力模式，在下者难以从帝王崇拜情结中解放出来，君不见二月河之类的“帝王小说”系列，帝王、宫廷影视剧大行其道，大有市场，即使张艺谋鲜廉寡耻、向暴君讨好的《英雄》电影也有巨大的票房效应。上行下效，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决定了会有什么样的制度，一句话，“皇帝梦”在中国远没有做尽，至多换了一种形式、一个名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部分说穿了也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两千年来，作为民族灵魂的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灵魂都是扭曲的、跪着的。即使其中的优秀分子也走不出“屈原人格”的阴影，“第二种忠诚” 总是在他们心头萦回不去。屈原“忠而不见信”，坚持直言敢谏，不惜失去官位甚至生命，尚有人格可言，尽管愚忠算不上独立的现代人格，但与一切苟活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蝇营狗苟之徒，媚上、势利，热衷功名利禄，依附权势等等，不一而足，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正是他们在日夜复制着为帝王服务的文化。
从“屈原人格”到“蔡锷人格”穿越了二千年时光的隧道。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绝不争个人权位，而是“为国民争人格”，以三千羸弱之卒抗袁氏十万雄师，毫无畏惧。功成身退，实践承诺，决不留恋。“蔡锷人格”为近代中国树立了一座高不可攀的丰碑，可惜那只是空谷足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在蔡锷出生前三十多年，一场起自偏僻的广西山区的急风暴雨式的农民暴动，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席卷了大江南北，震撼了整个华夏大地。拨开笼罩在洪秀全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我们发现洪秀全也好、杨秀清也好，这些一心要在人间建造“天国”的人们，建立的到底是谁的“天国”昭然若揭，所谓“天国”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穷奢极侈、享受荣华富贵的安乐窝，而对广大百姓来说同样是地狱，甚至比满洲人治下的地狱还不如。他们的作为常常让我想起土谷祠中阿Q的“革命”梦，卑微的阿Q也想“革命”，但他 “革命” 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吴妈、“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女人、财帛这就是他全部的追求。在本质的意义上，一切农民造反者，成功的或失败的，从洪秀全到欲造反而不得的阿Ｑ到毛泽东都是一致的。他们的追求是由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他们不可能给古老中国带来新的文明因子。
如果说有变化，那么变化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开始的，1895年，13岁的少年蔡锷考中秀才的时候，康有为们已经在北京准备“公车上书”，提出变革的要求了。三年后，维新运动热火朝天，康有为活跃在北京新政的舞台上，16岁的蔡锷徒步跋涉，从家乡湖南邵阳来到省会长沙，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学生。然而，当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扼杀在血泊之中，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后，并没能“与时俱进”，承担起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责任，他的身后始终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就如他思想深处也拖着一条“保皇”的尾巴。正因为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弟子梁启超才会和他分道扬镳。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源于他对“帝王师”的执著追求，他把这一目标摆在最高的位置，处处以帝师自命，不惜虚构戊戌变法的历史，掩盖真相，造衣带诏，在华侨与留学生中宣传保皇，筹巨款以自重，说白了，玩的都是权术，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个人的荣辱地位。他周游列国，刻了一颗长达27个字的图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中不无得意，然而毕竟与时代愈来愈远了，历史无情地将他淘汰出局，就如另一个曾走在时代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严复，最后竟沦为“筹安六君子”之一。
孙中山的出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了绵延数几千年的帝制时代，将皇冠、血缘世袭制等为特征的王朝体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为中国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体。之后，袁世凯皇袍加身的野心、张勋拥废帝粉墨登场的企图都如昙花一现。近百年来，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任何独裁者想恢复一家一姓的王朝美梦都失去了可能性。这是孙中山、黄兴他们留给历史的最大功绩。孙中山缔造民国，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与他这一巨大功绩相提并论。
尽管他身上也有历史性的遗憾，比如1920年1月，他对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等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孙中山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不过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他看不到“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从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即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思想也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这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全体党员要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还要在誓词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党章中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这是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他忽略了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不是依靠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特权、论功行赏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孙中山晚年转而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共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观点，“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这一“党在国上”思想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有着深厚王朝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身后出现的“党国”，孙中山虽然始料未及，但不能不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陈英士、陈炯明都曾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人，他们在上海、广东掌握权力之后，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枪杀报人，草菅人命，一点人权观念也没有，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陈英士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李燮和、陶成章，枪杀陶骏葆。陈炯明限令解散临时省议会，血腥镇压其他民军，悍然枪决著名报人黄世仲。《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主持人陈听香仗义执言，陈立即下令封闭两报，并将陈听香逮捕枪毙，比张作霖等军阀杀邵飘萍、林白水早了十三年，那时离民国成立仅三个多月。这一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的一面。其实，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支配下，无论什么人掌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是危险的。权力腐蚀人，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也会蜕变，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缺乏对异己、对不同声音的包容，结果只能在兴衰成败的“周期率”中打转。
宋教仁和蔡锷两个湖南青年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异质的因子，他们像彗星一样过早地陨落，是民族的重大损失。宋教仁有着阳光一般的性格，他试图把中国政治引入阳光的轨道，他身上没有敌人意识，从不怀疑政敌的人格，对中国政治的险恶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民初转瞬即逝的舞台上，他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数千年的黑暗，他以为有了民国，有了宪法，实现两党制、责任内阁、权力制衡、自由竞选乃是天经地义的。他组织国民党，亲自拜访梁启超，以轮流执政相期许，和袁世凯的亲信过从甚密，对袁也并无恶感，即使在上海火车站中弹之后，他在弥留之际口授的电文中仍对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说他幼稚、说他糊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适合推动民主的政治家，也难怪他曾刮起永远令人怀念的“宋教仁旋风”。他的阳光性格正好与袁世凯阴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态，以及无限权力不容他人觊觎的传统政治规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袁世凯以残忍的手段将他置于死地，也无情地扑灭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浪潮。宋和袁的对比就是近代与古代的不同，不幸的是中国仍停留在古代，宋教仁以年轻的生命为百年中国留下了一个悬念。他的死标志着又一次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努力失败了，成王败寇的逻辑继续主导着中国，曾几何时，孙中山、黄兴……这些民国元勋在自己缔造的民国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的老路。
年轻的蔡锷站出来向天下已成其囊中之物的庞然大物袁世凯说不，护国壮举的背后并无个人目的，仅仅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自然也包括为他自己争人格。起事前夕，他和梁启超在天津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这番誓言，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他是近代将领中唯一一个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之所以冒险犯难，逃离北京，起兵反袁，完全基于他对共和理想的矢志不渝，他对人格尊严的在意与追求，而他对袁本人始终是心存感念的。这一壮举虽然未能结束几千年培植起来的忠君文化、权力崇拜文化，但这毕竟有别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选择，在中国土壤上终于出现了一点异质的东西，在几千年长夜之后终于曙光初现，怎么肯定其意义都不为过。
二
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转型诚然没错，但制度转型需要文化的支撑，在成王败寇、“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格局下，在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青天情结支配下，当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精华因子也只会在“屈原人格”中打转，走不出“第二种忠诚”，走不出幕僚情结，即使有了共和的形式，有了宪法、议会和总统，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无非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生命线，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绝对称不上文明国家。
从王韬、梁启超到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胡适、储安平等，几代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到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被封杀，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文章报国”的理想从未泯灭过，他们对现实事务、历史事件的判断容或有错，但他们对文明大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清醒、准确的。他们都认识到中国必须从旧的传统中走出来，结束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的命运，也就是跳出“周期率”。他们从言论入手，尽言论之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无论面对晚清王朝还是袁世凯，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日本人，他们都一样恪守言责，绝不懈怠。他们的思想或许各不相同，他们的现实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相同的是他们对言论自由的追求。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就不可能走出古代，踏上近代的门槛。
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之交“言论界的骄子”，他以《新民说》等大量文章、著作给中国带来了某种希望，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那带有感情的笔锋感染了不止一代人，直接影响了蔡锷等学子，间接影响了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痛苦岁月里，他走出了老师康有为的影子，成就了上个世纪之交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1912年，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后，他返回祖国，在一次报界欢迎大会上，他无比感慨地说：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诞生，“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他称之为“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梁启超一生耿耿以“新民”为念，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八年中他先后办过七个报刊，以其言论、思想改变了一个时代，丰富了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认为立言的宗旨就在于“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509页）所以，他回国以后，面对潮水般的欢迎，他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表示愿以办报为自己终生事业。他的这一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遗憾的是民国初年他经不起种种诱惑，一脚踩入了污泥浊水的政坛，为世人所诟病。一个言论界的梁启超，其影响、作用远大于一个总长的梁启超。
当陈独秀痛定思痛创办《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一场孕育了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就呼之欲出了。陈独秀曾言，办报十年，国中风气当为之一变。邵飘萍、林白水抱定新闻救国之志，不惜流血。与他们的殉道精神相比，他们的缺点不过是白圭之瑕。《大公报》在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手里发扬光大，赢得世界性的声誉不是偶然的，“小骂大帮忙”的污水遮掩不了历史的真相，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他们当年的言论风采而激动，他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而且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纸对国民党专政、腐败的公开批评，对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的追求，让我们今天读之仍为之动容。在两极对峙、左右不是的夹缝中，他们始终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中道而行，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为了灰烬。
在通向言论自由的路上，每一步都洒满了牺牲者的汗水和血迹。近代中国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凝结着他们的理想。从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王造时到储安平，直接吮吸过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弊端有更清醒的了解，无论他们最后留在大陆，还是去了美国、台湾，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是一致的，他们试图走出专制传统的阴影是一致的。对他们而言，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与生俱来的。1929年，胡适、罗隆基在《新月》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起人权运动时，他们没有一丝的胆怯。王造时无论在写《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时，还是在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时，面对怎样的压力、迫害、威胁，他都没有屈服，这些拥有博士头衔、洞悉人类文明趋势的知识者，在他们心目中，发言是天职，批评政府是常态。当官对他们没有什么诱惑，王造时几次拒绝过蒋介石的拉拢，罗隆基也曾拒绝当国民党的部长，胡适一辈子有很多从政的机会，包括做教育部长、行政院长等，他都一一谢绝了，只愿当战时的驻美大使、北大校长。
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坦荡面对一切袭来的横逆。储安平办《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最后一次实践冲刺，《文汇报》、《新民报》等被封杀，他站出来抗议；民盟被禁，他发表北京48教授的联名抗议；即使“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也要说话……1948年12月，《观察》终于沉沦在一个漆黑的长夜里。
他们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来自他们独立的人格追求，有独立人格，不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才有独立判断，独立批评。知识分子站在权势集团之外，不依附，不献媚，不唯权是从，是言论自由的必要前提。几千年来我们跳不出王朝兴衰、循环往复的“周期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芸生先生早已发现的，中国从来只在两个“统”中打转，一个是“正统”，一个是“道统”。所谓“正统”说穿了也就是谁掌握了无限权力，当上了皇帝，谁就是“正统”，什么篡位、逼宫都不在话下，刘邦当了皇帝，他就是“正统”，项羽如果胜了，他照样是“正统”，一句话，“成者王，败者寇”。历史从来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修的，即使千古典范的《史记》也类似于帝王将相的家谱。所谓“道统”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阳儒阴法”），百代都行秦政制，说出了一个事实，“道统”是为皇权统治服务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八股考据故纸堆，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登上天子堂，为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力，从而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道统”确立了“普天之下”的统治秩序，对皇权、对祖宗之法一切都容不得怀疑。中古长夜，何止千年，岁月悠悠，几乎没有人对皇权、对世袭制、对扭曲的儒家学说提出质疑。读书人除了走科举之路、隐居之路，没有其他任何路可走。
文明徘徊不前，社会停滞不动，文化无生气，不容许任何不同思想，这样的局面持续几千年，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生长出现代文明的因子。如果不是近代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还以为自己永远是世界的中心呢。众所周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首先惊讶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接着登场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自身制度的缺陷、文明的差距。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早期留学日本、西方的知识分子都给这个古老农业文明社会带来了新的观念、价值。新一代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逐渐成长起来。梁启超说戊戌变法以后的15年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一百五十年，这话说得还是保守了些。
洪秀全没有走出传统造反、坐天下的老路。在康有为身上，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因袭，但变化已经开始。孙中山为创立共和作出的努力，足以让他名垂史册。宋教仁、蔡锷在幽暗的历史中放射出刹那的光华。如果我们要重写中国近代史，不能再按照“打天下、坐天下”、成王败寇的逻辑来写，主角也不是以政治人物为主。尽管戊戌变法、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这些都还是要写的，但对那些切实推动了社会转型的人、事和机构尤其应大书特书。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奠定北大的基础，也是为中国现代大学奠基，其功绩不亚于孙中山手造民国。陈独秀、胡适办《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张季鸾、胡政之等以“四不”方针接办《大公报》，张元济、王云五等对近代出版业的贡献……这些打破了千年暮气的人物，他们身上都闪烁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光芒。袁世凯、张作霖、蒋介石之流算不上历史的主角，同盟会、北洋军阀、国民党的活动……也不能占据太多的篇幅，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是多元的。一元论的历史观应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大公报》）、一馆（商务印书馆）、一大学（北京大学）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我以为，要说跳出“周期率”，只有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点希望的影子。
三
遥望十八世纪的新大陆，华盛顿经八年苦战，终于为那片土地赢得了自由以后，严词拒绝王袍加身的呼吁，解甲归田。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这是一些怎样的人？发生在新大陆的故事让全世界耳目一新。比照我们古老的东方大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皇权本身。底层农民一旦造反成功，登上皇位，一样是生杀予夺，颐指气使，以天下万物苍生为他囊中私有之物。从刘邦到朱元璋，甚至可以算上失败的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类，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大丈夫当如此也”。权力是唯一的，任何人当了皇帝，都不容他人染指，大臣也只有高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份。老百姓要么老老实实纳粮、服劳役，要么就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或者杀人放火受招安。总之，不会有新花样、新模式。一切都是循环，一切都是轮回，从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到龙椅上撒尿的宣统，都没有改变。
1912年是近代史上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份，帝制推倒，共和告成，床底下拉出的旧军官成了元勋、副总统，大大小小的旧官僚摇身一变、“咸与维新”了，带兵的还是原来的把总，革命党人有荣登高位的，也有惨遭杀害的，宣统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把他称为“华盛顿” 的竟然大有人在……孙中山、黄兴挟辛亥革命的风雷，出现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在进退之间，以其纯洁的人格打破了几千年来一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积习。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孙中山完全可以不让总统，不管怎么样也要与袁世凯大打一场，争夺天下，至于黄兴手握重兵，更不会辞职，以其威望、号召力，进可以取中原，退可以割据江南富庶之地。所以，不管有多少失误，不管有什么遗憾，孙、黄二人都高出旁人万万也。他们的人格风范虽不足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也足以光照整个中国史。在他们之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到毛泽东……，一部中国史真是每况愈下，不堪回首。
20世纪中国发生过无数灾难、惨剧，当1926年发生“三·一八”时，当1927年发生“四·一二”时，当40年代李公朴、闻一多遭到杀害时，知识分子们几乎都发出了独立的抗议声音。鲁迅、王世杰、邵飘萍、朱自清、蒋梦麟、叶圣陶、郑振铎、闻一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教授、报人们在“三一八”的鲜血面前都挺身而出，谴责杀人的政府。面对“四一二”对共产党人和左倾青年的屠杀，郑振铎等七个无党派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商报》发表公开信予以愤怒的抗议。他们的尺度是人性、人道的尺度，不是政治的尺度。
时移境异，在震惊世界的“liusi ”惨剧发生之后，偌大的中国早已没有一家独立的民间报刊，更由于无所不在的全能极权统治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但不允许任何独立报刊的存在，而且要求舆论一律，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声音，知识分子被掐住了喉管，再也发不出公开抗议的声音。即使在密不透风的铁幕下，“liusi”早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频道仍播出了国际部主任吴小明先生起草的广播稿，公开向世界说出了真相。当天上午和晚上，自然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和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分别接受香港和英国电台采访，谴责了这场杀戮。1992年10月，一家发行量很少的《未来与发展》双月刊发表许良英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刊物甫一问世即遭封禁，编辑被整肃。1995年5月，以许良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包括了二十八位自然科学家）在宽容呼吁中还是提出了重新评价“liusi”的要求。十几年来，包括胡绩伟先生、李锐先生以及刚刚去世的吴祖光先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发出同样的呼吁。在一个没有任何言论空间的社会，他们的声音尤其可贵，正是这些可敬的老人捍卫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为一个惯于吃人血馒头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与荣誉。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跳不出兴亡盛衰的“周期率”，说一千、道一万，病根在于一元化的无限权力主导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于从上到下解不开帝王崇拜的死结，在于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性，皮毛之论远没有过时，谁当了权就依附谁，没有主心骨，没有独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第一需要，总是绕着皇帝的餐桌转，日夜企求成为权贵的座上客，至少要分一杯残羹冷炙，梦想有朝一日被选中，入宫或入阁做个幕僚的大有人在。不要人格，不讲道义，鲜廉寡耻，贪得无厌，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找到美丽的说辞。以动听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包装自己，唯一缺少的就是独立精神，曾经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大放光芒的独立性、批评性早已日渐式微。
百年寻梦，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五十八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那只有从破除“打天下，坐天下”的旧观念、旧模式开始，从恢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从言论自由开始。这些话卑之无甚高论，却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2003年3月19、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