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0年代大陆学界腰斩清史，在人文社会诸学科，都形成“近代史”，那道1840年线，便如同二战前夜西欧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效应当然极好，由此满清帝国无全史，凡道光十九年前195年的过程，称作“清史”，归属“中古史”范畴，而道光二十年之后70年，则划归“近代史”，双方互不侵犯。

很可惜，也像“马其诺防线”没能抵挡德国绕道入侵法国，割断清史的1840年线，虽合一分为二原理，却同样没能阻隔两半清史各门研究的上下沟通。分属两半领域的学者都吃亏，尤以划地为牢的近代史论者更吃亏。显例便是接受毛泽东“两炮论”模式的所谓近代人文社会诸学科，随着本行具有通识的先驱者逐渐消失，新出论著愈来愈多地出现于史无知的现象。

不妨举个实例，即“西学东渐”。这一名目，随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容闳的英文回忆录的中文节译本改题《西学东渐记》后开始流行。但在晚明，“西学”已有特指意味，即指西教即基督教以外的欧洲科学工艺各科学问。其实，中国与欧洲的文明互动，在物质层面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在精神层面至迟已于北朝隋唐出现。单看“西学东渐”，通过古波斯和阿拉伯为中介，于唐宋间已有明迹，如胡道静所称的“三相交流”，至蒙元打通欧亚大陆以后，不同人种、族类的“色目人”活跃于中国，更有古今中外记载证明。

世界文明从来是互动的。既有“西学东渐”，当然也有“东学西渐”。十六世纪初英国的培根盛称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改变了世界，同世纪末德国的莱布尼茨认定《周易》的卦爻是他发明的二进制计算数学语言的前驱，十七、十八世纪由法国宫廷首倡而蔓延欧陆的“中国热”，诸如此类，都是清末“西学中源”论者津津乐道的。

然而事情就是那样奇怪，正当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出现良性互动的契机，由十五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体现的中国文明远征精神，却很快戞然而止。从此中国真的“转入内向”，变得愈来愈夜郎自大。尽管此后五百年，中国仍然是世界首富，仍然通过公私贸易对全球经济发生巨大制衡作用，仍然依仗雄厚国力抵制沙俄东侵而成为维系亚洲均势的首要因素，岂知清沿明制，凭朱熹式“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心态，用忽纵忽放的古旧权术“怀柔远人”。效应呢？同样极好，显例便是康雍乾三世持续百年的满清全盛外观，到十八世纪末忽然呈露破绽，白莲教造反于下，和珅案震动于上。于是帝国统治转向孟森所谓的“嘉道守成” 。

守成者，据《诗经》大雅的一篇小序的旧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如今语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从来走自己的路。嘉庆帝亲政二十一年，传子道光帝又过十九年。其间虽有天灾人祸，但川楚白莲教造反已被镇压，天理教与宦官勾结制造宫廷政变也有惊无险，道光帝改行票盐法、收紧粤海关控制权，使皇家内务府成为垄断内外财源的第一利薮。因而道光帝起先决定禁烟，无非可惜当属皇家的白银外流，及至堵塞“漏卮”，反而招致战争，而英夷炮舰居然打到拱卫京师的天津海口。当然权力稳定压倒破财忧虑，非但汉臣林则徐必须替罪，即满洲权贵琦善等也需分谤。于是白下之盟得钦定了，香港割让了，五口开放了，赔款由绅商分摊了，满洲大君在北京龙庭又坐稳了。

那么帝国历史由此起了质变吗？不然。清英江宁条约，给了魏斐德所说“大门口的陌生人”以进入沿海五门的机会，但海盗登陆，要在几扇门内站住脚，还需大费周章，况且登堂入室，必遭屋主节节抵抗。满清帝国本有千门万户，因而在沿海大门被攻破以后，仍在前庭后院颐指气使，是不奇怪的。

奇怪的是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自以为见微知著，不察历史实相，断言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就意味着全社会性质已起根本变化。既然迎合专横的意识形态，必定百般曲解历史，“以论代史”，可谓逻辑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