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我在干什么？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1968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

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 笨， 没真正弄懂几个词。

到后来，国家拨乱反正，由于哥哥姐姐们“苦大仇深”，倍受注目，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的，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蹋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不完全统计(其实根本无法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中国的海 归人才库。

啊，1968， 我不喜欢你， 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写于 1996年5月，修改 于2008年2月3日， 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