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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1958，对我太重要了，1958会跟我一路生死，那可不，你谢盛友每次填表时不都1958。

1958对于我们谢家也太重要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我的到来，多一个人多一张嘴，就必须多一个饭碗。多一个饭碗多一份忧愁，饭碗里有没有米饭，那应该是父母的忧愁。我还没满岁，忧什么愁什么？

据我妈妈生前跟我讲，我满岁时，妈妈把三样东西放在我跟前：一把剪刀、一支笔、一个糕点。妈妈说，根据文化传统，若我第一反应抓剪刀，说明将来会动手；若我抓笔，将来喜欢读书；若我抓糕点，将来贪吃懒做。

不幸我真的抓了笔。我一直埋怨我的父母，你们干吗不在我跟前放置一毛钱，让我抓钱？ 爸妈从来没有回答过，我也没有继续追问。怪不得我至今还是一个穷光蛋，所以，我至今还是耿耿于怀没有那一毛钱。

我出生没多久就碰到三年自然大灾害，在饥饿中爬滚，在爬滚中长大。小时候肚子咕噜叫时经常埋怨父母，我家的爸爸妈妈怎么这样不负责任，把我生在没饭吃的年代。干吗不早些，或者干脆晚些。所以，我小时候经常饿肚子，一饿肚子就恨爸妈。

后来长大了几岁，半懂半不懂地感觉到，幸亏爸爸妈妈不负责任，把我生在1958，如果不是我，就是我七兄弟姐妹的任何另一个。我们兄弟姐妹从小不仅情如手足，我们兄弟姐妹就是手足，我宁肯我自己挨饿，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挨饿。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兄弟姐妹生活比我好，比我生活比他们好，我更加开心。兄弟姐妹比我会挣钱，比我自己会挣钱，我还要开心。

后来长大后，尤其上了大学，我终于明白了，那不是爸妈的错，更不是爸妈不负责任，错的是那个制度。更大的错误是，我们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我们的父母没有，现在我们自己也没有。

1958，我们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1958，在中国抓笔的人干了些什么？1958年的元月一日，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四先生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告当代新儒学的成立。

1958，中国教育部拍板，开始使用汉语拼音。

1958，我们中国人开始乱说话、说空话、说废话、说假话。面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不说假话就办不了事情、升不了官、当不了科学家。所以，1958，“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1958，太阳也必须听从人的指挥。

......1958，我们的父母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英超美超苏。

今天 2008，我们的中国超英超美了没有？苏联就不用超了，反正已经没有了。如果真的是超英超美了， 在哪些方面？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教育普及？在普及教育还是在公民教育？

1958，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一个《悲惨世界》。自从雨果的这部世界名著问世至今，已经有不下30个电影或者电视剧版本推出，但要是说到最忠实于原著的、给观众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那勿庸置疑的得首推 1958年的版本。

我们这些1958年属狗的朋友们，长大后看的《悲惨世界》就是1958的《悲惨世界》。

十九世纪的巴黎，贫苦的冉•阿让为了挨饿（怎么搞的，又是挨饿，1958怎么都跟全世界挨饿联系）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判处19年的苦役。出狱后，走投无路的冉•阿让被好心的米利埃主教收留过夜，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潜逃，后被警察捉回。主教声称银器是送给他的，使冉•阿让免于被捕。主教的言行感化了冉•阿让，他化名马德兰，从此洗心革面奋发向上，十年后成为成功的商人并当上市长。这时，以前缉拿过他的警长沙威出现，一心要找他的麻烦。在此期间，冉•阿让得知了妓女芳汀的悲惨遭遇，并承诺照顾她的私生女柯赛特。八年过去了，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柯赛特爱上了共和派青年马利尤斯，轰轰烈烈的巴黎人民起义爆发了，无赖德纳迪埃和冉•阿让又狭路相逢，而多年来从未放弃追捕冉•阿让的警长沙威又出现在冉•阿让的面前。

《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人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心地善良，宽广无私的胸怀包容了海洋、天空甚至整个茫茫宇宙。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我常常扪心自问，自己能否做到他那样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心怀慈悲，并且始终如一、毫无怨言呢？我们恐怕能一时、也无法做到任劳任怨的一世。冉•阿让终生不悔的一如既往，反衬出我们个人灵魂的卑微和渺小。这是一种不能替代的、永恒的记忆。

1958，也有开心的世界。

1958，我没满岁，巴西球王贝利尚不满18岁，而贝利一举攻入6球，震动足坛，为巴西夺冠立下赫赫战功。在后两届世界中，贝利因伤过早退出比赛，仅分别各进一球。1970年，已届30的贝利锋芒不减，攻入4球。巴西再次夺冠。

我很崇拜贝利，更加欣赏他那句话：

记者问：“您对自己进哪一球最满意？”

贝利答：“下一个！”

若有人问我：“您对哪一篇作品最满意？”

我学贝利回答：“下一篇！”

写于 2008年1月25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