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世纪大学诞生起直到十八世纪末，从总体上来看，大学在缓慢地发展，大学和大学生的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大学也逐渐从欧洲发展到其他地区。欧洲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管理阶层和学者，越来越多地是由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在促进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和思想自由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早期形式的大学也愈益明显地在走向衰落，这在英法两国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大学颓势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它那陈旧的形式和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正在飞速发展并经受变革的社会。第一，大学虽然自治，但欧洲直到18世纪，整个社会的思想还在基督教神学的支配之下，大学自然也无法完全逃脱教会控制的罗网，与此相关，经院主义的方法窒息了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第二，大学的自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反而带来了消极的作用：大学成了一个自我封闭而脱离社会的组织，不适应社会、科学和思想发展的要求；第三，学术研究，尤其是科学研究在大学根本不受重视；第四，大学内部管理混乱。在这种普遍令人不满的情况之下，英、德、法三国都在酝酿大学制度改革。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风格做出了极端的举动，于1793年取消了所有的大学。1804年拿破仑下令建立“帝国大学”，并且提出高等教育必须遵守的三原则，即“忠于皇帝，忠于帝国政策和遵守天主教教条”。帝国大学并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个教育行政机关。法国大学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大倒退，从巴黎大学建立起就确立的大学自治原则和自治权因此而丧失殆尽。在英国，人们批评牛津和剑桥受宗教支配和教会控制太甚，教授不能发挥作用，科学课程和科学研究为人所轻视。英国人的方法显然与法国人不一样，在牛津剑桥之外，另立新校。

大学的真正改革，是在德国发生的，而这种改革最终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原则和大学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最终动力固然来自社会，但每一项具体制度的发明和建立并不时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挂钩的。德国大学改革及其成功的直接而主要的原因乃是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念和行动。在这件事情上，人的观念走在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前头，德国哲学的理性精神和新人文主义给德国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原则。

德国哲学理性精神的坚实基础是由康德奠定的。在康德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者，理性的形式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人的一切认识都必然依赖于这样的理性结构，而这就意谓人的认识具有普遍性，一切科学知识在形式上具有统一性，而这种形式直接决定了内容的必然性。康德认为，理性也有必然的实践法则，这个法则保证人的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启蒙运动的全部精髓就在于如下一点：人的职责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提供直接思想资源的施莱伊马赫和费希特两人思想的核心，就是由此而来的理性精神。施莱伊马赫认为，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因为思想是自由和独立的；不仅如此，纯粹哲学和科学的基本结构应当是一致的，因为人的认识具有统一性——这就是科学统一性的思想，所以他认为，哲学不仅是科学的统一性之所在，这种统一性同时也构成了大学其他三个学院，即神、法、医学院的基础。

费希特这位德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曾写过多篇有关大学教育的文章。他认为，大学应当是科学地应用理性的艺术学校，因为他那个时代的本质是科学。它必须努力工作，“无条件地把所有的人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这同样也就是大学教育的原则。费希特指出，独立理解和思想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应该高于大学之内的一切专业学习的原则。费希特的这个思想当时受到普鲁士当局的赞赏，自然也就为主持普鲁士教育和柏林大学创办的洪堡所接受。费希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大学教育是建立在民众的普及教育之上的，而后者正是那个时代的基本任务，让所有人都做到能够掌握一定程度的科学，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这样，每个人就都在独立思考，靠自己的力量理解某种东西，而整个时代也变成形式科学的一座永久的兵营。” 这一思想也为洪堡所接受。

新人文主义是一股复杂的思潮，它的核心是提倡人的个性和自由，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席勒、歌德和温克尔曼，后者是著名的考古学者和艺术史家。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个性和自由这种精神正是希腊文化的实质，而德国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同道：“德国人或希腊人都是以哲学和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思想因素为国家存在的重心”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力，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自由——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大学教育是人的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根本方法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新人文主义强调古典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哲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的同等重要性，因为这些对人的个性发展和实现人的潜力都是十分重要的。新人文主义的大学观念主要内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独立于国家，反对国家对大学进行干涉，第二，主张哲学学院在大学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因为哲学是教师和学生大学生活的根本所在；第三，思想自由和独立，第四，强调科学精神。

注释：

7 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0-1页。

8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