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梭伦，我们歌颂你，你为本城和本城道德的利益而设置公娼，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精力充沛的青年，如果没有你这个明智的措施，他们一定向良家妇女骚扰，因而对社会造成困扰。”

这几句颂词，乍一看，你或许会以为是雅典某个神庙里的老鸨写的，或者是一篇讽刺文章的片段。我们一直以为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很难的，怎么会有个梭伦居然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开了公共妓院，又立了道德牌坊？

记得文革期间，我从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台湾开展“扫荡流莺”活动，有个记者问台湾民事部门负责人，为什么不彻底取缔妓院？那个长官的机智至今让我难忘，他反问道：“你为什么不主张取缔公共厕所？性需要就像上厕所的需要一样，没有公共厕所，又找不到私家厕所的人，只能随地大小便。”

大陆“文革”期间绝对没有妓院意义上的“公厕”，因此，随地大小便的人不少。遗憾的是，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器官，后果却大不一样。听说，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搞新生活运动，不许随地大小便。山东韩复蕖治下有个老汉进城蹩了泡尿，找不到厕所，跑到一堵城墙下掏出东西正要畅快，突然听到一声断喝：

“干嘛的！”

老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穿制服的，于是陪笑道：“不干嘛。”

“不干嘛那是干嘛？”穿制服的指着老汉掏出来的东西问道，“你是要在这儿撒尿吧？”

“哪里的话，俺不尿。”

“不尿？那掏那东西干嘛？”

“瞅瞅。”

“有嘛好瞅的？”

老汉怒了：“俺自个儿的东西，自个儿瞅瞅还不行吗，天阴下雨，俺怕它长毛！”

文革中从裆下掏家伙的人可不只是为了看，而是为了干。记得当时镇子上和县城里经常张贴枪毙人和审判人的布告，布告上的人头像上打了大红叉的，就是要枪毙，或者已经枪毙的，被枪毙的大部分人，犯的都是强奸罪，有强奸现役军人未婚妻的，那叫破坏军婚罪，格杀勿论；有强奸下乡女知青的，那叫破坏上山下乡罪，脑袋也基本上保不住……有个四川朋友说，在他们那儿，这就叫管不住小脑壳，丢了大脑壳。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强奸者丢了自己的大脑壳，更在于那些被他们当救急“厕所”用的女性们，在把贞操等同于处女膜完整的敝国，一旦处女膜被强制破损，一生的幸福和自尊也就破了。我上大学时（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院内抓到一个色魔，经常在深夜里在校园内强奸落单的女学生和女教师，他供出的受害者数量惊人，但从未有一人报案。不是她们不想惩罚罪犯，她们是不想在身心受到流氓的伤害后，再让自己受到流言的伤害。

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上去了，强奸案下来了。不是中国青年男子腰包鼓了，裤裆反而瘪了，而是人人都知道的繁荣娼盛。有人说，我们某些地方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女人肉体上的，这样说过分了，但几乎每个地方比经济浪潮来得更早的总是那些“小姐”们，确是事实。这正是：

“竹外桃花三两枝，

香江水暖鸡先知。

春楼满地如春笋，

正是钱潮澎湃时。”

人性化，是中国改革的最伟大之处，这当然包括承认“性”的存在和对性交易的容忍。20多年来，中国各地执法当局对若明若暗的性买卖行为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扫黄禁嫖也是紧一阵松一阵，对那些被迫的或自愿的“小姐们”也是抓一把放一把……我并不是在谴责执法当局，我甚至想像2500多年前的那个雅典诗人莱基（Lecky）赞美伟大的立法者梭伦那样赞美他们：

“啊！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我歌颂你，你容忍了暗娼，保护了本地经济，还有良家少女的处女膜。你功德无量，应该给你勒碑刻石：食色性也，惟尔能恤；网开四面，操刀不割。”

据著有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考据，2600年前，那个被莱基歌颂的伟大立法者梭伦，做过许多惊人壮举，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便是为了建设雅典和谐社会，一边反对怠惰和荒淫，一边使娼妓合法化，并对其课征税捐，还建立了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营业执照，监督其经营，甚至动用国库建成一座阿佛洛狄特（爱神）神殿，让修女兼做妓女（对爱神来讲，这两种职业没有什么不同）。这项措施想必极为成功，从此之后，由于异性供应量太大，不少希腊人打开了对同性的激情闸门。

在咱们中国也差不多。据赵军和黄岭峻在其所写的一篇名为《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的文章中说，随着卖淫的普及，中国的“强奸案已极少发生”。“在Y市范围之内，倒是那些没有卖淫者的偏远山村还时有强奸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统计也认为，强奸案的发案率从1980年以来逐年上升，至1984年以后则开始下降，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卖淫现象日渐增多的年份。”

这就是说，有了“公共厕所”之后，“随地大小便”的人少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公共厕所”并不在地上，在地下。地下的东西都容易腐烂，与排泄口相关的部分腐烂得更快：

——艾滋病和性病泛滥

“娃呵，”老农把要动身到深圳打工的儿子叫到屋后叮咛道：“到大码头甭胡来呀，染上邋遢病可不得了呵。”

儿子点点头。

“你要染上了，”老汉语重心长地说，“你媳妇就染上了，你媳妇染上了，俺就染上了；俺染上了，你娘能不染上吗？你娘染上了，俺村长就染上了，村长一染上，全村人都染上了……”

姑且不论“邋遢病”的上述传染途径有些诡异，单说“邋遢病”（艾滋病和性病）就像腐败一样，都要从源头上控制。“邋遢病”的源头在发廊里。如果不能保证上岗的发廊妹是干净的，吃了威尔刚（伟哥）的权力与欲望就会像接力棒一样，把邋遢病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道德与伦理，则像脆弱的处女膜那样，是起不到防护作用的：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说：“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卖淫妇女平均艾滋病感染率从1995年到2000年增长了66倍，所以，经性途径传播的威胁很大。近10几年，全国性病发病报告逐年上升，经性接触传播艾滋病应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据《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4）》提供的资料：“发廊妹中曾患过性病的占66.02%，而在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92%。”

——税收流失，诱良为娼

前些年，广东某市在扫黄上动了真格的，几天后，该市几家银行不得不借故关门，因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市流失资金40多亿。可见，性产业和金钱是同姓连体姐妹，姐姐叫“黄色”，妹妹叫“黄金”，你扫了一个，就保不住另一个。

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目前的性产业是“三无”产业：无烟，无本，无税。无烟好理解，虽然发妹大多抽烟，但她们的鼻孔并不是烟囱；无本，是说从业者基本不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不需要认识字，只需要认识人体器官和钞票票面额就行；无税，就是不交税。税款既是从业者购买国家保护的一项支出，也是业务合法化的一个凭证。“不代议，不纳税”，这是当年美国民众对英国政府说的；“不合法，不纳税”，这应该是当前中国的按摩女、发廊妹对自己的政府说的。

不纳税，掏的是国库；不读书，就可以获得不需要纳税的高收入，可以设想，性产业的后备军有多么浩荡，诱良为娼，“不尽长江滚滚来”呀。

——腐蚀国家公职人员

几年前，我一个朋友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小张和她的女朋友小李到一家大宾馆见面，她们以前是同一家宾馆的女职员，在进门的地方被某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强行带走。

“蹲下！”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后，警察命令道。

“请问……”小张嗫嚅道。

“别问了，蹲下！”

两位姑娘只好蹲下。警察从她们手里夺过手包，底朝天倒了个稀里哗啦，扒拉了一通，仔细检查了一根唇膏后，喝问道：“避孕套呢？”

“什么？”小张和小李同时惊问道。

其中一个胖警察咧开嘴笑了：“别装了，你们干那个，还能不带生产工具？快拿出来，”说着，就去翻两位姑娘的口袋……

一直被盘问到天亮，从小学生时的男友，一直问到现在的丈夫，小张才被放回来，那还是她当记者的丈夫找人解救的结果，而那位小李在被放走前，还被要求留下电话号码。

“下次想去玩，先给我打电话，知道吗？”胖警察拍拍小李的肩，“我的号码是***********，记住了吗？”

小李点点头。

“背一遍我听听？”

“***********。”

“哎，这还差不多，有我在，你没事。好，请我吃个早点，我就放你走了。”

不合法是不受保护的同义词。有背景的良家妇女尚且受如此盘剥，那些发廊里的姑娘们怎么能捂住她们的裤带和钱包？

——闪闪“红灯”，正在燎原

“红灯区”，这是西方对性产业区域的合法称谓。在中国当前，这个产业还处于“根据地”时期，但“闪闪的红灯”，已经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居民区，我所在的小区周边就红灯闪闪，有一盏还侵入到小区某栋楼的一层，虽然对它的正规性还没有考察，但这栋楼里的妻子们夜里是否能够安眠不能不说是个问题。从此，妻子们的手脚在梦里也不能闲着，要不断地探向丈夫那半边床，一脚踢空，就会从梦中惊醒，她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大概就是洗手间里冲马桶的水声。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地下的东西回到地上，像梭伦所做的那样，让婊子晒到太阳。

2006年11月—200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