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笃！笃！笃！随着三记敲门声，桔红色的大门敞开了。
一位仪态高雅的老太太站在门前，微笑着。
就是她吗？我惊讶地凝视着，思忖着。
是她。正是她。这正是曾使一代文豪郁达夫为之心醉、心焦、心碎的王映霞女士。随着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当时以杭州美人著称的王女士，如今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她的风度依然分毫未变，仍然举止敏捷，步履轻盈，颀长的身材衬着深藏青色的上衣，两鬓显露的银丝不仅未增加她的龙钟之态，相反却衬托出庄重之感，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仍然明澈而清亮。
她邀请我们坐在窗前，亲自沏来两杯飘着清香的绿茶，启齿微笑，说话略带吴语的杭州官话：“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提问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说实话，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所拍摄的照片，影像已经驳班迷离、模糊不清了。也许是被尘埃遮盖，也许是被痛苦掩埋，许多事我不愿意想、也想不起来。但是最近常有人来访问，而且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我写些回忆类的东西。我正在考虑。昨天有个老朋友钱潮把我叫了去。钱也是杭州人，跟我是同乡，他也是东京帝大的学生，跟郭沫若是同学，跟郁达夫也很熟悉。他跟我说外面有许多人来问郁达夫的情况，不知怎么回答。他也劝我写点东西。可是有什么好写的呢？”
“写一点你跟郁先生离合情况，许多人是很关心的，而且也不知道真正的内情。”
“哦！那些事过去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听说，海外还出过《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小册子，有好几种呢。可惜我还没有看到过。”王女士从椅子上微微挪动一下身子，迟疑了一会，略显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晚霞似的淡红，垂着眼睛说：“忆往事不堪回首！从我们的结合到分开，有许多事是局外人难以了解的。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人杀害以后，我更不愿再提对他不利的事。”
“那么请您谈谈比较愉快的事吧。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二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这是郁达夫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上海写给王映霞情诗中的一首，意真情切，表达了郁达夫先生对王映霞女士的热恋之深……
郁、王初见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尚贤坊孙百刚先生家中。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创造社的泰斗和杭州美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演出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戏剧，使多少人为之感叹落泪。直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关心这一段往事。甚至有一些研究郁达夫的学者，也想弄清郁、王共同出走南洋及仳离的详细情节。至于他们的恋爱结婚，过去有许多人写过文章，赞成者有之，攻击者有之，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当我们向王女士重提这件往事时，她爽朗地笑了，问我们是否看过孙百刚先生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报》上的《郁达夫外传》。她说：“孙先生是我的父辈之交，他写的基本都是事实。我和郁达夫第一次见面就在他家里，很偶然。郁先生当时是著名的文学家，我是在上海避难的小学教师，对他谈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印象。“
“读过他的小说吗？对他总有些敬仰之感吧？”我问。
“读过。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看他的小说，觉得他写的太浪漫了，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比较守旧。所以当孙先生介绍的时候，说我一向很景仰他，我禁不住抿嘴笑了。谈不上对他有很多景仰，只是一种恭维应付之辞。谁知郁达夫兴致很高，又跟我谈起我祖父的诗作。他说他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我祖父的诗，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郁达夫当时说话的情绪似乎很激动。”王女士异常冷静地说：“我只是淡然地笑笑，告诉他我祖父身体不好，现在不大做诗了。郁达夫沉默了半天，突然说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后来又一定要请孙百刚先生夫妇和我一起到南京路新雅去吃午饭，而且是坐小汽车去的。吃完饭又上卡尔登看一部新上映的美国影片，都是他请的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孙百刚先生在文章中描写你那一天穿得特别漂亮，一件大花纹的鲜艳旗袍，身材丰满均匀，象一朵濯出晨光中的莲花，娇艳中具有清新之气。所以郁达夫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暧，我真想煞了霞君。’可以看出来，郁达夫对您是一见倾心的。”我微笑着补充着。
“是的，他是很爱我的。这个从他发表的《日记九种》中可以看出来。你们读过这本书吗？是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王女士问。
“读过。”我的同伴W君回答说，“当时这是一本畅销书，曾经印过六版。我是在大学读书时看的。从郁先生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对您倾倒备至，下死力追求，你们热烈的初恋，他都大胆地暴露出来了。当年这样自我暴露的书很吸引人的。”
“创造社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王女士禁不住笑了起来。她从五斗橱上拉开一个抽屉，取出几张变黄的照片。这是她当年和郁达夫的合影的旧照以及在星洲椰子园照的单身像。她说：“我保存的许多照片和信件都在抗战时期辗转奔波中遗失了。没想到很多信件被华东师范大学的林艾园先生在抗战时的友人燕孟晋君从战火中抢救出来，以后又赠给了林先生。后来林先生将一部分信件赠还给我；一部分捐献给上海图书馆。现在这些信件由我委托友人整理，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你们从这些信中可能找到一些回答。”
“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将关心这件事。这批信件共有多少封？”
“九十多封。我请文艺界前辈、也是我的老朋友许杰先生写的序言，还有林艾园先生的一篇文章，记述这批信件获得与保存的始末。郁达夫给我二百多封信，林先生都看过的，他对一些详情比较了解。例如我和郁达夫相识约两个多月后，郁达夫写给我的那首诗：‘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就是写在二月六号这封信上的。”
王女士虽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仍然很好，她用杭州官话吟诵这首诗时，不仅音韵优美动听，而且情感真切，显然她已沉浸在往事的梦里，为郁先生当年对她痴狂热恋、情意缠绵的追求而搅动了心潮。也许是为了驱散这临时袭上心头的思绪，她慢慢站起身来为我们添茶。
呷了一口淡淡的龙井，望着王映霞女士朝窗口的面容，我不禁想起了陆放翁“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的词句。从王映霞女士已到垂暮之年的今天，对郁达夫先生的介绍中仍然有“山盟虽改、情意犹在”的余韵。尤其是对郁达夫先生给她的那些信件，谈起来她仍然很动感情，有怨恨，但更多的是怜惜……
“您有没有为这本书信集写篇跋呢？”我的同伴W君问。
“没有。跋是请友人（也就是整理者）王君写的。我想从郁达夫给我的信中，人们可以看出一些事情的原委，用不着我做解释。”
我冒昧地问：“您跟郁先生结婚以后，是感到幸福呢？还是后悔？”我的提问直率得近于粗鲁。
王女士用明澈的眼光看着我，微微地笑了。
三
山谷幽深杖策寻，归来月色已西沉。
雪浪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
王女士在未正式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先吟诵了郁先生一九二九年写的《游普陀作》。她说：“关于这首诗还有段小插曲，等会再讲。这也是能说明他的性格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九二七年冬，他和原配夫人孙荃君离婚之后，我们是准备到日本去结婚的。这是他的主意。当时喜柬已经在杭州印好。记得内容很简单，仿佛是：
诹吉夏正二月二十一日洁卺候 驾
郁达夫
王映霞 谨订
席设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日本，而是在杭州结的婚。从结婚到离开，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三个男孩子，老大叫郁飞，老二叫郁云，老三叫郁荀。应该说他生活上是对我照顾很好的。他是很爱我的，但是他生性多疑，有些心理变态。许多老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婚后过得蛮愉快，但他不喜欢我读书，不让我出门，希望我整天关在家里。最好人家也不要朝我望，我也不要看人家。常常有朋友请客吃饭，我们两个人同去的。走到门口，他朝我一望，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吧。人家要看你。”这样我就不去了。现在讲起来真是好笑。”
“大概您因为长得太漂亮了。”W君笑着说。
王映霞哈哈大笑起来。真不愧是个爽直豪放的女性。她告诉我们说：“跟郁达夫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少笑过，精神很压抑。郁达夫喜欢喝酒，常常喝醉，有时就醉在朋友家，醉在马路上，这是常事。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们还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他在这一年二月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发起人之一。同时在写小说。但他喝酒太厉害，我劝他少喝一点。他一生气，不说话，站起来就走。那一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酒喝醉了，躺在十六铺码头上，身上的钱被小偷偷光，只剩下一张到宁波的船票。钱被偷了，手表也被偷了，住在宁波青年会里，打电报让我汇一百块钱去。家里没有钱，到哪里去弄一百元？那时候我们很穷，拿一点稿费早吃光用光了，我只好将我母亲给我的首饰卖了，不给他汇去，我亲自给他送到宁波，他很高兴。住了几天，他约我一道去游普陀。许多朋友不知原委，只知道郁达夫偕王映霞同游普陀，都称赞我们是美满幸福的一对。”
“这件事你不讲，局外人是不知道的。不过郁达夫先生跟您结婚以后，确实是过着幸福的生活。听说他在上海生了一场大病，你对他看护周到，无微不至。病后调养，您不是烧鸡汁，就是炖甲鱼，只要是郁先生想吃的，您都尽量弄到。后来郁先生在诗中曾写到：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浓似李香君。大概就是指这个时期的事吧？”W君说完望着王女士问道。
“唉，”王映霞女士的眉宇间微微闪过一丝不愉快的神色，显然刚才的问话触痛了她心头的伤痕，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是《毁家诗记》中的一首，最后两句是：‘而今劳燕临岐路，肠断江东日暮云。’他将很多美好的事变作后来攻击我的材料，是使我最不能原谅他的。不过他现在已不在人世，我不愿再讲他的坏话。他的《毁家诗记》和我答辩他的《一封长信的开始》与《请看事实》你们看到过吗？”
“郁先生的《毁家诗记》我们看到过，您的答辩文章没有读到。”
“都是刊登在香港《大风》杂志上的。我手头也没有了。将来我准备把一些事实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就行了。”说到这里，王女士语音有些沉重地说：“郁达夫已经去世多年了。死了的人，他是不会讲话的。我写文章也绝不能再伤害他。”
为了转变话题，我问道：“郁先生当年写给您很多诗，您还能记得吗？”
“记得！”声音很轻，但满含感情。
“郁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写的《娱霞杂载》，曾说是专门为了您而写的，因为您喜欢古典诗文，对吧？”
“是的。我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王映霞女士说：“我本来姓金，并不姓王。我母亲娘家姓王，外祖父叫王二南，是当时杭州的名士，我母亲是独养女儿。父亲死后，我十二岁时，外祖父说我长得好看，人又聪敏，非常喜欢我。就把我收在身边，改姓王，名旭，字映霞。从小跟着外祖父，受他的熏陶，非常喜欢古典诗词。郁达夫知道这点，所以写了很多旧体诗赠我。在我看，他的散文和诗比较，我更喜欢他的诗。”
四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这首诗是郁达夫先生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杭州写给王映霞女士的，题为《游杭州风木庵等名胜偶感寄映霞》。我们由“合共君来隐此间”而问到他们在杭州的“风雨茅庐”。王女士对于《风雨芦庐》感慨万端，她说：“郁达夫这个人钱都是用得光光的。结婚之后，稿费由我管理，慢慢地积攒下一点钱，但也不多。我们从上海迁居到杭州之后，他是一直想造房子的。当时我们住在场官衙，有点象上海弄堂房子的格局，但开间很大。就在这个巷里有一座废庵，约两亩地皮，听说是慈济院的产业。正巧那时候管慈济院的沈先生是孙百刚先生的朋友，孙先生这时候来杭州玩，经他介绍我们认识了沈先生。后来我们另外买了十七亩山地，和救济院换下了这块地皮。从动工到造成，几乎都是我花费的心血。这所房子造的还可以，向南有三间正屋，当中一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开间比较开阔，陈设的家具大都是在杭州新添置的。那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为了怕孩子弄脏地板，乱坐沙发，特别是扰乱郁达夫和客人的交谈，所以这正面三间屋门常常是关着的。我们白天活动，起坐吃饭，大部分是在后面三间小屋里。小屋里用的家俱都是从上海嘉禾里搬来的。铺道都是用的水泥路，墙上开着一座月洞房，从门里进去是一个小院，种着几盆荷花，点缀着一些假山石，还有些花草树木，里面是一间朝南的大花厅，就是他的书房，书房里沿壁三面都是落地高的大书架。当时他的藏书大约有六、七千册，而且外文书很多，英、日、德、法等文字的书都有。郁达夫除了喝酒，还喜欢买书，当时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有不少书，特别是英国十八九世纪名家的小说和诗集，他都费了不少心思收集到，有许多是原版的。当时房子盖好之后，朋友们来庆贺的真多，送来了很多字画镜屏。但是《风雨茅庐》的匾是郁达夫请马君武先生（周承德）写的。本来想，有了这个安定的住所，他总可以安心地住下来，写写小说，或在大学里兼兼课。谁知过了不久，他又应福建省主席的邀请，一个人跑到福建去了。撇下我和我母亲住在这个风雨茅庐里。”
“郁先生好象写过一篇《记风雨茅庐》的文章？”W君插话说。
“是的，有这篇文章。当时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他还请杭州著名的风水先生看过风水。不过具体的事他一概都不管了。房子盖好之后，他很高兴。我跟他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了我的心血。他只点头对我笑笑，表示同意我的话。所以“风雨茅庐”的界石，立的是我的名字：王旭界。在这里我是存了一点心眼的，他们郁家兄弟多，免得将来说不清楚。这所房子战争时候并没有烧掉，现在还在，是派出所，就在浙江省图书馆旁。你们上杭州去的时候，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界石还有呢。”
“蛮有意思，下次去杭州，我们一定去看看。”我和W君不觉异口同声说。
王映霞女士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她沉吟片刻，声音有些凄楚地说：“‘风雨茅庐’给我带来的不是安定和幸福，而是动荡和痛苦。郁达夫在《毁家诗记》说：‘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游武夷太姥 ，饱看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到底是谁毁了家？毁家的原因究竟何在？世人知者甚少。我是想写点有关自己生活的文章，绝不抨击达夫，因为他已被敌人杀害，而且也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所以我的文章只说明当时的事实，不涉及其他。”
“您的文章大慨什么时候可以写好？在哪里发表？”
“有一小部分给了《广角镜》的李国强先生，其余部分国内几个出版社想要，但我还未决定给哪一家。文章只写我在抗战前的一段经历，所以题目拟为《半生自述》。引用郁达夫在《日记九种》后叙中的话说，‘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
五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这是郁达夫题为《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诗中的第一首，读来令人为之心酸。我们提到这件事时，王女士面容严肃地说：“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R 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
“你走的那天郁先生哭了吗？”我问。
“没有。他照常写文章，照常上班。”王女士回答。
“办理离婚手续时你们曾经争吵过吗？”W君问。
“争执是经常的，但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走的那一天，我把身上剩下的仅有的二十几块钱掏出来交给他。我说替你管了十二年的家，现在就剩下这点钱还给你。所以待我走后，他派人送来了二百元给我当路费。”
“那南天饯别的事是没有？还是您忘记了？”W君追问说。
“绝对没有。”王女士非常肯定地说：“我的大儿子郁飞（也即郁阳春），他当时已经十一岁了，也记得没有这件事。最近有位当年在《星洲日报》工作的胡烂熳先生从星加坡来信说，他也记得没有南天酒楼饯别这件事。那首诗肯定是他后来写的。”
“如此说来，可能是您走后他想念您时写的。从很多文章中看到，郁先生一直对你是很钟情的。”为了缓和气氛，我转向着王女士说。
“是的，他对我好不好呢？真好。可是好的方式我受不了。”王女士说了这一句，下面的话就停止了。可能是她又想起访问开始时她说的那句“绝不伤害郁达夫”的话。
这时，我不知不觉地想起了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中的话：“达夫始终是挚爱着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即《毁家诗记》——引用者注）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怕是最大的原因吧。那一些诗词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女士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了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夫人？这夫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郭的话大概是击中要害的。所以在王映霞女士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依然怀念她，并且发挥想象力，以弥补没有为她饯别而抱憾，故而有这事后的“补作”。我把此意告诉诉了王映霞女士，她默默地笑了，不过笑得有些凄凉、哀怨。
大概为了打破这沉默的局面，王女士告诉我们，她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友人介绍跟经营轮船业的钟先生结婚，直到不久前钟先生去世，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她说：“这四十年过得比较安定，平静。解放初期钟先生在人民银行工作，身体不好，我在家没有工作可做，孩子正在读书，经济比较拮据。我想找工作做，可是又不愿意找文艺界的朋友。于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抗战初期他在武汉曾请过郁达夫和我吃过饭。他是认识我的。我就冒昧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是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是愿意为祖国工作的，可是现在没有工作做。信寄出二十多天，市里就来通知叫我到师资学习班学习。后来分配当小学老师，以后又调市中学教书。这件事是我一生难忘的。”
“您跟钟先生结婚后，生了几个孩子？”W君问。
“一男一女。儿子在北京大学语言系汉语专业毕业，现在上海汉语大辞典编辑部工作；女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杭州教书。”
“那您当年带到南洋去的大儿子郁飞现在哪儿工作？”我问。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英语编辑，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尊敬，星洲胡烂熳老先生的来信就是他最近转给我的。他还能记得我们在星加坡的一些往事。”王女士说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说：“想起这些往事真像做了一场梦。不过，我的晚年还是蛮自在的，每天早起散步，平时看看书，有时会会老朋友，像许杰、施蛰存、孙百刚、钱潮诸位老先生和我常会面。还有一些中青年的文学爱好者来信来访，还有我的小孙子在我身边，一会要我做这，一会要我做那，我真是够忙的了！”王女士边说边笑，像个年轻人一样，一点也不像个七十六岁高龄的老太太。
访问结束临告别时，她送我们到弄堂口，我想着郁达夫先生的“忍抛白首盟山约”诗句，期待着早日读到王女士的那本《半生自述》，或许能找到一些至今仍未揭晓的谜团。
1982年1月，上海
（原载香港《广角镜》月刊，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