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兵和元帅”是我一九七九年夏天在上海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该文发表于同年七月的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社会发展，环境变迁，时事繁衍，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逐渐从记忆中消逝，然而也有一些铭刻心头的往事，深藏脑海的长者形象难以忘怀。并且，随着岁月更迭、档案解密，遮盖历史的烟尘被扫除，一些人和事回复本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鲜明与崇高。
上周六，在悉尼乔治河畔的寓所，我和家人收看凤凰卫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听到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钢讲述《我的伯父彭德怀》时，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随着她讲述的话语，我们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满脸颊。
虽说我们已经年逾古稀，历尽坎坷，对人生沧桑、社会炎凉，特别是对彭总（在部队时人们都习惯这样称呼彭德怀元帅）的悲剧人生有过一些了解。但是当彭钢讲到1973年，她再一次见到伯父时，75岁的彭总已经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走近人生的最后阶段。1974年10月，在彭总去世前不久，彭钢和堂兄去看望他。彭总当时已半身瘫痪，说话舌头发硬，他突然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不行了，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彭总说着，眼泪不断地流了出来。可见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当时在心头涌动的哀伤与悲愤是何等的剧烈。
这位曾经被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在《西行漫记》中称为“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这位从来不出虚言，不文过饰非，未做亏心事，真诚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发出这样撕裂心肺的悲咽。中国的历史难道不应该铭刻下这个镜头？
这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元帅，在1935年10月就曾经因显赫的战绩被毛泽东赠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史料记载：1935年9月22日，彭德怀和毛泽东率红军从哈达铺出发，26日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进抵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正式决定红军前去陕北，以陕北为基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先行出发，继续北上，攻占通渭城，在敌人尾追下，连续突破重重封锁围堵，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进到环县。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到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境以战国时代名将吴起命名的吴起镇（今吴旗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该地区，与红二十六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其时，彭德怀从二、三纵队驻地到吴起镇与毛泽东商议红军行动方针时，忽得报，一路尾随红军之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来进犯。毛泽东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奋起迎战，10月21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这时，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其骑兵先头团又被红军打垮，掉头逃命。另外三个团也同时被击溃。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人的追剿。毛泽东得知捷报后写了上述赠诗。据说彭德怀当年看到毛泽东写给他的这首诗后，曾将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还送毛泽东。
这首诗后来为人们广为泛传诵，我在1950年11月去朝鲜前线之前，就已经会背诵。我和老伴青少年时代曾经参加志愿军，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从将军到士兵，深深地崇敬和热爱自己的司令员。我的老领导26军政治部文艺科王剑魂科长曾是首届志愿军归国代表，曾多次面见彭总，聆听彭总的教诲。他每次从志愿军司令部“前指”开会回来，总要向我们讲述见到彭总的情景。他曾赠送一张他和彭总与金日成的三人合影，我一直珍藏在照相册里。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缴烧毁。
在朝鲜战地度过的艰苦岁月里，剑魂科长常常向我们谈起彭总，他对彭总怀着深厚的敬爱。据说，1950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用专机紧急招彭总到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事宜。在会上，毛泽东征询彭总的意见时，彭总说：“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又讲了林彪不能出兵的情况，并郑重地说“这担子，还得你来挑。”
彭总沉默了片刻，说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就这样，1950年10月19日傍晚，身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仅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警卫员上了一辆汽车，驰过鸭绿江大桥，开始指挥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当时，我在26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组。我们军隶属于第九兵团建制。兵团另辖有20军和27军，司令员是宋时轮将军。他们已提前北上，先于我们进入朝鲜前线。
我们军11月进入朝鲜东北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投入长津湖、下竭隅里围歼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二次战役，以后又参加四次、五次战役及平（康）、金（化）、淮（阳）的阻击战等。在那炮火纷飞、冰天雪地度过的岁月中，我们都以能作为彭总麾下的一名战士而自豪。多年以后，彭总曾对彭钢说，对于这场战争，“能不能马上胜利我也没有把握。直到第一次遭遇战胜利后，心里才有了底。”
1953年7月，彭德怀在与美国签署停战协定后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随后担任国防部长。
在1954年春天，我被调往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工作。在翻阅那些来自原志愿军部队指战员亲自撰写的稿件中，更增加了对彭总在朝鲜前线指挥战斗与生活情况的了解。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曾有几次机会见过彭总。印象深的一次，是在观看苏联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出时，我们编辑部的几个年轻编辑，就坐在彭总后面的一排座位上。
谁知在1959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并在全党进行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那时，我所在的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也在开展这一运动，人们检查右倾思想以及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满言论，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受党内记大过处分。就在这次运动中，收缴一切涉及到彭总的有关书籍报刊。我从北京带回的《志愿军一日》精装本，原是总政文化部编审处赠送给参加此书编辑的纪念品，盖有编辑部的印章，颇有历史纪念意义。也被通知上缴销毁。我一时思想不通，没有按时缴出。后来，宣传部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劝告我说：“你如不上缴此书，说明你不能主动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目划清界限，会犯政治立场错误。”
那时候，我的头上还戴有一顶“中右分子”的帽子，1958年能从26军被破例调至济南军区宣传部〈星火燎原〉征文组工作，已经是李淦部长和王鲁珍科长对我的垂爱与宽容，我怎么能再犯立场错误呢？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心头仍然有着一丝酸楚与悲凉。但是，听到彭钢讲述
1974年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元帅辞世后，骨灰被化名“王川”而寄存到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心思才找到彭的骨灰。又过了20余年，直到1999年，在彭钢等侄女侄子们在给中央打报告获准后，才终于实现了彭总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他两个弟弟身边。
凤凰台的记者说：“彭钢这位爽直的女将军，在记者面前谈起骨灰一事时，数度落泪，但又觉得有一丝的欣慰，‘不管怎么样，伯伯终于回家了。’”
二
（下面是发表于1979年7月上海《文汇报·笔会》的原文）
1
一九五四年的暮春，我从烟台驻军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工作。
编辑部住在北京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总政文化部的旧营房内，办公室与宿舍在一起，吃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天下午，营房传达室的公务员领一个瘦小身材的青年来办公室找我。
这青年一身农民打扮，穿着蓝布棉袄，洗得发白的军裤，腰束皮带，脚登布底鞋，喊了一声“记者同志，还认得我吧？”两个眼睛笑眯眯地望着我，表情有些腼腆不安。
他的模样我很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特别是他瘦削的脸颊上那双少女似的羞层、和善的眼睛，可一时又记不清名字。当我跑上去跟他握手的时候，伸出去的右手却碰着了他的空衣袖。我的心陡地抽搐了一下：哦，他是单臂。
我转到他身后，把他按到藤椅上，再一次仔细打量他。啊，小王，王庭吉！我们军的孤胆英雄王庭吉！我惊喜不已。
“你转业到地方啦？”
“对，俺回沂蒙山老家了。当社员，在杏林坡农业社。”
“咦，杏林坡不是你们副班长李胜堂的老家吗，你怎么搬到他们庄去啦？”
“副班长牺牲以后，俺顶着他的窠，照顾他的老母亲。你该记得他牺牲的事吧？你知道俺为啥从沂蒙山跑来找你？”
我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俺来请求你撤销那篇战地通讯。听说你们编辑部最近又要用它？是真的吧？不能用！”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丝火光，一字一顿地说：“你的稿子不真实。”
“不真实？”我的头受到猛然一击，禁不住高声问他：“现场采访来的，你说哪里不真实？请指出来。”
“哎，何必激动哩。老战友了嘛，先给俺找个屋住下来，晚上再扯。”
2
在陪他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待所的路上，我不由地想起一九五一年的情景。
那是个秋天的傍晚，骤雨初停，临津江岸上白蒙蒙一片。我奉军文艺科长王剑魂的命令，到五圣山前沿的连队去采访，去看望一个名叫王庭吉的战士。他在长津湖畔的下碣隅里，一个人炸毁敌人两辆坦克。彭总看到我们军的这份战斗总结，记住了这个战士的名字。那天上午彭总来视察阵地，又问到王庭吉的情况。彭总当时意味深长地说：“将领的智慧同士兵的勇敢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对战士中的典型人物，我们要经常关心爱护。你们如有机会见到这个战士，代我向他问好。他在评功总结的会上，有句话说得不错：‘活下来的人不要忘记死去的烈士。’我们当领导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
彭总的话对我们军首长触动很大。军李政委布置我们《战旗报》的同志到前沿部队去采访的时候，一定要访问二次战役的那位战斗英雄和模范战士。那时文艺科长王剑魂带着我们文工团创作组的几个同志跟随政治部前线指挥所，任务是采访写作，宣扬英雄事迹。所以我领受到这光荣的任务。记得当时张军长特地对我说：“你去红四团，一定要找到王庭吉，把彭总的问候捎给他。顺便告诉他，过两天我也要到他们连队来。”
这时候，我们军经过第四次战役（汉江前线38昼夜阻击战）、第五次战役到平（康）、金（化）、淮（阳）一线与美军的对持已经有一段时间。战斗十分激烈，十分残酷，一座山头，夜晚我们刚刚攻占，白天又被敌人夺去了；我们再次攻占，敌人再次夺取。
敌我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伤亡。
一路上回想着军长的嘱托，心情难以平伏。涉过临津江，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来到红四团临时指挥所时，夜已经很深了。团宣教股长知道我的来意后，沉默了半天，脸上挂着痛楚的表情说：“你来晚了一步。前哨连队的坚守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部队都撤了下来。王庭吉腹部受了重伤，右臂已经锯掉，医生叮嘱马上要转到后方去治疗。至于他的英雄事迹，刚从阵地地上撤下来的通信员小宋可以给你介绍，他们在一起战斗过。”
“王庭吉转走了吗，我一定要见见他。”
“那你到前沿包扎所去看看，也许赶得上见一面。”
匆忙之中，我向前沿包扎所走去。山谷里弥漫着汽油瓦斯的焦糊臭味。地面上大坑连着小坑。坑洼里堆着枯焦的树枝、铁片和碎石，还有一些未燃尽的凝固汽油弹的残渣。
我好不容易才在包扎所里找到了王庭吉。他头上、身上扎满了绷带，躺在鲜血浸红的担架上。要不是绷带里露出的两个眼睛还在转动，我真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他默默地躺在担架上，眼睛里闪着一丝笑意，我紧紧地握住了仅有的那只左手，转告了军长的话，特别是彭总对他的问候。他静静地听着，明亮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这时候，一个医生领着担架员走过来了。他们抬着王庭吉，消失在月色笼罩的山谷里。
王庭吉走后，我在地堡里找到了通信员小宋。他向我介绍了他亲眼目睹的战斗经过。
小宋到飞鹤山的时候，天已快黄昏了。战斗进行了一整天，王庭吉带着六班战士打退了李承晚军队的八次进攻，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连长命令他去通知王庭吉往下撤。可是他沿着山后的小路爬上阵地，怎么也找不到人。山坡上、交通沟里到处都是尸体，有我们的烈士，但大多数是敌军的士兵。他沿着交通沟往前爬，在离碉堡不远的地方看到六班副李胜堂躺在那里，满身血迹，已经牺牲了。小宋摘下帽子盖到李胜堂的脸上。小宋又往前爬到了一个碉堡口，听到里面有声音，他伸进头去张望，王庭吉头上扎着急救包，两个眼睛血红，闪着愤怒的火焰。他身边躺着两个战士，双手掐着敌人的脖子牺牲了。小宋向他传达了连长的命令，他痛苦地点点头，脸上的肌肉不住地跳动着，半天才崩出一句话：“你知道吗？这个阵地彭总曾亲自来察看的，怎么能轻易丢给敌人！坚持到天黑再撤吧。”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小宋怎能拒绝王庭吉的严正请求呢？
果然没有多久，敌人发动了黄昏前最后一次猛烈进攻。小宋跟着王庭吉在交通沟里射击，跟敌人肉博，最后撤到地堡里坚守。敌人想尽各种办法也难攻进地堡。最后敌人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弹。王庭吉嗅出了味道，赶忙用小便浸湿毛巾，递给小宋说：“注意毒气！”小宋可能鼻孔没有捂严实，没有一会就晕过去了。昏昏沉沉中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
等小宋醒来，战斗已经结束了。王庭吉正摇他的胳膊，呼唤他的名字。王庭吉已经身负重伤，浑身是血，声音是那么细弱低微。小宋爬起来给王庭吉包扎伤口，眼泪簌簌地往下流。小宋背王庭吉离开阵地的时候，觉得肩胛上湿糊糊的。王庭吉在低低地啜泣：“小宋，俺们走了，班里的战友留在阵地上，他们再也回不了祖国，见不到亲人……”
……
当时，我听完小宋的介绍，又去连部查对了王庭吉白天送来的战斗报告，写成了那篇战地通讯，刊登在军部的《战旗报》上，还受到了表扬。这怎么能不真实呢？王庭吉为什么给我加上这项“罪名”，并且从沂蒙山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找我？真不可思议。
3
“你再看看这稿子，到底哪里不真实？”
深夜，我跟王庭吉在莲花池招待所的小屋里促膝长谈。当他仔细地看了编辑部重新编印的清样，放声笑了笑：“为了这事，为俺得到的不应有的荣誉，俺总感到灵魂上欠着一笔债。三年前俺就给你写信更正：真正的英雄是副班长李胜堂，不是俺。这是历史的误会，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如今再不能拖延啦。”
我像在沉睡中被骤雷惊醒。可我还有些促摸不透：“是小宋弄错了，说了假话？”
“不，小宋当时被毒气弹熏晕过去了，后来发生的事他不知道。” 王庭吉向我讲起三年前我没有采访到的故事：
“小宋晕倒后，俺也昏昏沉沉地倚在土墙上，连冲锋枪都拿不动了。两个戴着防毒面具的敌人沿着交通沟走进地堡里来了。眼看我要当俘虏了，怎么办？正在这时，敌人身后响起了枪声，两个家伙像两段木头一样栽到地上。地堡里爬进来一个‘血人’，是副班长李胜堂。他身上头上套着好几枝冲锋枪和子弹袋，全身被血染红了，吃力地往俺面前爬着。俺俩紧紧地抱在一起。他双腿打断了，胸部也负了重伤，但并没有死，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就跟在敌人身后爬进了地堡，解了俺的围。他伏在俺的耳边说：‘班长，我怕是不行了，我没完成任务……”
“不！副班，你打得很好！”俺紧紧抓着他的手。
他摇了摇头，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了俺的脸上，声音哽咽地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祖国，一定去看一看我的老母亲，她守了多年的寡，就我这根独苗……”
李胜堂的话还没有讲完，地堡外面的敌人又扔进来一个手榴弹。他就地一滚，扑到手榴弹上。他当场牺牲了，俺腹部也受重伤了。敌人还是没有攻进这个地堡——后来小宋苏醒过来了，以为是俺打退了敌人。
“有一次，从一个女医生的手里看到一份军部印的《战旗报》，正巧就是登载你写作战地通讯的那一期。看完你的文章后，俺折腾一夜都没有睡觉。那上面连李胜堂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只是笼统地说英雄的六班战士们。这叫俺的心里怎么能平静呢？俺怎能不想到那燃烧的地堡，爆炸的硝烟，血染的战友？
“那一天俺连饭也没有吃，在树林里转呀想呀，从早晨直到黄昏。后来俺倚在一棵松树下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个鬓发有些灰白的老同志坐在俺的身旁。他庄重健壮，衣着朴素，军帽戴得非常整齐，手里拿着那张《战旗报》，两道剑眉下严峻的目光显出沉思的神色，厚厚的嘴唇流露着和善的表情，笑着说：‘伤病员同志，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怎么靠着树就睡着了，报纸掉了也不知道。可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喏，还给你吧，我都看过了。’
“俺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报纸，顺手塞在口袋里。他的亲切目光使俺不由自主地移到他身边坐了下来，向他讲述了俺的心事。他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严肃认真的神色，使俺非常感动。俺当时有些天真的想法，禁不住问他：‘老同志，要是你碰到俺这样的事，你该怎么处理呢？’
“他半天没有说话，伸手脱下军帽，拢了拢灰白的短发，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慢吞吞地说：‘荣誉掺不得半点虚假，这对谁都是一样。要是我呀，第一不为这事苦恼；第二给组织上发封信，为李胜堂烈士报功；第三回到祖国的时候，首先去看望李妈妈。如此而已，干净利索。有什么可愁的呀？小伙子！’
“他的话使俺开了窍，可是俺问他文章的事怎么办呢？俺不配享受这荣誉呀。
“这回他却摇了摇了头，说：‘文章写得是有缺点，因为漏到了重要的一节。可是据我了解，你在连队里是个不错的战士。我看到一份材料上写到过你二次战役总结打坦克的体会。我曾托人给你捎过问好，王庭吉同志，不知他们捎到没有？’他的话和他浓重的湖南口音，使俺突然明白站在俺面前的首长是谁。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卫员来请他回去开会了。他边走边向俺招手说：‘王庭吉同志，有空再来看你。’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俺在心里轻声喊道：‘彭司令员呀，俺今天真的看到了你！’回到病房以后，俺才知道志愿军司令部离这里只有两公里。彭司令员常常在散步的时候来看望伤病员。
“后来俺按照彭司令员提的三条意见做了。很快就收了军党委的回信，李胜堂同志被授予二级英雄的称号。可是俺要求你更正那篇战地通讯的信却一直没有接到回音。俺在医院治了半年后，复员回到山东沂蒙山，组织上批准俺住到副班长家里，他老母亲认俺做了儿子。如今三年过去了，俺来向你讲清了事实真像，你该同意把那篇文章撤下来了吧？”
他的话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不得不连连点头。
一九七九年七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