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世情如酒，越浓越醉人。”近来常常陷入对生命历程中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涯的忆念。坦率地说：思考与回忆，这人生的两大课题，常给予我遐想、希望与欢乐；然而同时也常常带给我难以排遣的抑郁、凄楚以及破解不开的难题。
前天下午，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非洲，十五日在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陪同下，专程前往位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郊的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凭吊。胡锦涛在烈士墓前久久伫立，动情地对一位烈士说：“我代表你的家属来看你了！”面对这动人镜头，我思绪汹涌，心潮起伏，不由想起老战友洪炉，想起他四年前到非洲祭奠早已在三十年前牺牲在赞比亚的妻子胡云梅烈士英灵的情景。
一
洪炉是我五十年代中期在军委总政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的同事。那时，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停息不久，我们被从各个参战部队抽调到北京参加编辑工作，住在广安门外莲花池。那里原是一所工厂的旧址，文化部接收后改为创作室最初的驻地，环境安静，甚至荒凉，建筑简单朴素，正面朝南有四排平房。我们集中时，前面两排已经住着一批作家如孟冰、韩希梁、陆柱国和画家高虹、黄胄、彭彬与何孔德等。我们编辑部的主编室设在平房最末一排。再往里走，是一所大院，四周大大小小十几间矮平房，是我们二十七个编辑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当时，烘炉在编辑部比较引人瞩目:那年他才23岁，但已是有十年军龄的老革命；再是他为人真诚坦率，开朗热情，能写能画，见人总是笑嘻嘻的;三是，他言谈举止常出人意表。记得到编辑部不久，他就在假日休息时独自去拜访沈从文。这在当年的部队是犯忌的，因为沈曾被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四是，当时编辑工作繁重，大家又是生手，要在三、四个月内将各个参战部队指战员们写的战斗经历，经过初步筛选后送来的总计达13000多篇，两千多万字的文稿，挑选、修改、编写、润饰，最后出版，委实是件头疼的事。
在我的印象中，大家日以继夜，不胜负荷。而洪炉却仍旧笑嘻嘻，显得轻松自如。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我们青年编辑中还流传着他正与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科学家的女儿谈恋爱。他热恋着的那位北京名校的女大学生，她是在参加祖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战地参观访问时与烘炉相遇相识相恋的。但是他们的恋爱正在以“地下方式”悄悄地进行，曲折而漫长。因为该科学家曾明确地向洪炉表示，他的女儿不嫁共产党员，更不能嫁给解放军。洪炉却认为自由恋爱，天经地义。哪知这位科学家为彻底斩断这种他不喜欢的关系，没有过多久，他就让刚领到毕业证书的女儿跟随他的得意门生到苏联去深造，并于两年后在莫斯科结婚了。
所以我想，当洪炉中途离开“志愿军一日”编辑部，考取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学画的三年内，他的感情生活应该是孤寂而颓丧的。
正巧是在这时候，他原部队的老战友胡云梅从东北某地调到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
我在60年代初到北京出差时，曾去东四总布胡同总政宣传部的宿舍去看望他们。那时洪炉已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从新回到部队，分配在《解放军战士》杂志社。他已和胡云梅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胡云梅。我去她家时，洪炉不在，云梅正在给孩子洗澡。一眼可以看出，她是标准的江南女子，白皙的皮肤，端正的五官，清澈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爽朗与和善的光芒。她待人诚恳热情。匆匆忙忙，一定要我留下吃午饭。那天吃的什么，我早已忘掉了。但她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仍很清晰。这，也许是我们都曾经历过战火硝烟熏染过的部队文工团队出身的缘故。洪炉那时已是军内外颇有名气的画家。从上世纪50至70年代末，他发表和展出过大量美术作品。
二
那天离开东四总布胡同时，我曾暗自为洪炉的幸福家庭祝福。哪里能想到，岁月如此无情，仅仅三年时光，社会动荡的逆流，使我国亿万家庭遭难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这个幸福之家。而十三岁就参加抗日队伍的洪炉，更未曾想到在解放军报风云诡异变幻中，自己虽然一贯热爱毛主席，衷心拥护萧力（毛主席的女儿）在军报的领导地位，工作克尽责守，但是他坚持讲真话、求真理的言行，仍然被作为疯狂反对和阴谋暗害萧力的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遭关押，挨批斗，最后在1969年12月24日的大会上，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同时还要勒令他与妻子胡云梅离婚，连夜押解出北京，送回原籍江苏泰兴农村。这一段令人心酸落泪的悲惨故事。洪炉在以卢弘笔名出版的《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第一版）中曾经简略写道“我被推上一辆吉普车，由两个‘革命战士’一左一右押着，回到平安里宿舍的我家，又拉上已在家等候的我妻子，让她与我们一起去所属的厂桥街道办事处，办理法定的离婚手续。受理此事的女同志认真地让我申诉离婚理由，我只得说因为自己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我妻子应该与我划清界限，脱离夫妻关系，我愿意与女方离婚。女同志问到我妻子时，她却低着头不住地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就是温柔善良的胡云梅。她面对自己深深挚爱的丈夫、战友被强大的压力胁迫下要和自己离婚，除了哭泣，她还能说什么呢？此刻的泪水，蕴含着几多的冤恨，几多的屈辱，几多的愤怒，几多的无奈……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序言中说“我得此书（指国内自费印刷本），有极大的欢喜。拜读时，随着其中的内容心潮澎湃，时而忧愁，时而愤怒，时而开怀一笑，时而怒不可遏，几次眼含热泪，以致老伴劝我不要过于激动，免生意外，读完全书，我仿佛又做了一场噩梦。”
噩梦醒来是黄昏。1973年10月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终于下达文件为洪炉等五人平反，“经研究，认为报社原定的这个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假案，同意予以平反。”并恢复军籍，回军报工作。
当洪炉将恢复军籍、党籍、重新回解放军报工作的喜讯告知家人时，胡云梅却因为受牵连仍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洪炉当即给她发去电报，要她及早回来复婚。他们办理复婚手续仍然在厂桥街道办事处。胡云梅单位的同事热情地举杯祝贺他们苦尽甘来重享幸福，白头偕老。人们善良的祝愿，竞成了永远的遗憾。胡云梅在一年多以后血染黑非洲,洪炉再一次家破人亡。
三
四个月前，我回国期间，曾专程到南京去看望正在旅途中的洪炉。那是江南秋雨潇潇的夜晚，我们从友人老甘家盛宴的微醉中回到卫岗小旅舍，住客们皆已入睡了，四周静悄悄，洪炉向我讲述他到非洲去祭拜亡妻胡云梅烈士的景情。值班室的女服务员似乎看到灯光，她在门外倾听了一会儿，两个年近耄耋的老兵还在动情地回首往事。特意加送一个新热水瓶进屋，关怀地说：“老首长啊，你们怎么住我们这个小旅馆来？时候不早，已经下半夜，快速休息吧。”
洪炉连声说：“好的，好的。”可是待到服务员走了以后，他依然谈兴很浓。他说：“2005年2月19日，我带着儿子、女儿、儿媳及他们的继母伍一曼（伍修权之女），由北京直飞津巴布韦哈拉雷，再转机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这一天，正是云梅牺牲30周年纪念日。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我才能去看她，唉，真是……”
他沉重的叹息，以及长时间无声的沉默，我的心也有些颤栗。是啊，多不容易煎熬的岁月。窗外淅沥的雨声加深了夜的寂寥。
他告诉我，“胡云梅是从事援外工作的。当时，中央广播局正应非洲赞比亚之求，为他们建一所短波发射台。她一直参与这个工程项目的计划、筹备和谈判活动，忙得经常不能归家。1973年底，胡云梅所在的专家小组一行五人奉命去赞比亚进行工程考察和会谈签约。到达赞比亚后，他们立即投入紧张地工作，在短时间内，考察组先后去过赞比亚八个省三十二个县市和小镇，行程八千多公里，测试收听广播电讯，做出工程设计必须的考察数据。她曾经患有肝炎，本来也只是工程管理人员，却因为人手不够，自己学会了掌握仪器设备，直接参与技术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加之非洲气候炎热，饮食也不习惯，常常劳累不堪，直到春节前夕，才回到首都卢萨卡休息。
“她在非洲给我写了很多信，除夕之夜又给我写信，竟成了最后的一封信。这些信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特别的思念我和孩子们。她说‘我在这里几乎天天做梦，梦见你们，虽然忙，却很想念你们。’她几乎天天都在盼信，我却一直没有给她去信。她说：‘每月祖国有信使来，大家都能收到亲人来信，我却怎么也看不到你的信。我们昨天从外地赶回卢萨卡，今天恰巧信使到达……在国外等信使是件大事，附近各个专家组都汇聚到使馆招待所，等盼国内亲人来信，相互开着玩笑，热闹非常。大家都收到了信，只有我空等。组长收到他爱人的三封信，其他两位同志也每人收到两封信，只有我没有。你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一个字，真叫人寒心。’
“组里同志知道云梅盼信心切，也曾有人模仿我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她一看就认出是假的。她说，‘组里同志见我每次都很失望，为此常来宽慰我。我理解她们的好意，但他们怎么能知道我心中的苦处。’
洪炉动情地继续说道：“跟着我，她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难，我们复婚以后，相聚时间确实太少。唉，那时候，我虽然平反恢复党籍军籍，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军报整我们的人，依然虎视眈眈，我心里憋气，就经常外出画画。这次因为在长征路上，关山阻隔，信息不通，而且又回京太迟。她出国以后，我们等于失去了联系，原以为来日方长，不料却从此隔世。”洪炉声音喑哑，眼含泪光，喝了一口水，“我怎么能忘记她。就在我生命陷入低谷的那几年她不仅是我精神上的唯一支柱，更使我一直享受着她生活上的关顾与温暖。我在农村劳动改造，她为我一直划不清界限，始终与我保持着联系，甚至冒险向我透露党的机密。在林彪反党集团完蛋之后，我冒险跑回北京告状期间，她又收留、窝藏我这个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的人……你说，我怎么能、又么怎会忘记她？可我又确实没有给她写信。而她在出国临行前夕的深夜，曾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等到今天，你还不回来，我只好远走高飞了。等你不回来，心情很烦躁。你这次真的不该走，在家帮我准备准备也好。你不在身边，我几乎什么事也干不成。”果然，她那天走了，从此就再也回来了。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她，这封信也就成了她的遗言。其实就连她的这一遗言，我也未能及时看到。这造成了我的、也是她的终身遗憾。她对我的最后思念，我竟没有马上感受到，她此生最重要也是最远的出行时，我与她竟天各一方，并不相知，至今想来，仍觉万箭穿心。”
当时，洪炉正与好友画家彭彬沿着红军长征路采访写生，逗留在贵州赤水河与云南金沙江一带，与北京音讯隔绝，无法赶回来为妻子送行。他愧疚地告诉我， “在她出国之前一个月，我与好友去长征路上采访，临离开北京时，她还带着儿子陪我去火车站，为我送行。可是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却不知道。她此生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远行，我不仅未能为她送行，而且从未过问。为此我怎么能不抱恨终生。她临走前将家里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还凑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以满足我老母亲和儿女们的愿望。直到她出国两个月后我才返回北京。按照她们的考察计划，再有个把月就能完成任务回国。哪知她竟一去不返，葬身国外，使我们这个曾经妻离子散过的家，又一次面临了家破人亡的命运。”
四
洪炉在《羽化成仙•悼亡妻》一文中说：“云梅，我的亲人，失去了你，更觉得你的可贵。在我们家里，你是灵魂，你是核心，没有了你，一切全乱套了！我的亲人，今后我怎么办呢？一阵子的痛苦，可以顶得住，可一辈子呢……？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人间辛酸没有尝到过呢：生离死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个人的不幸，还能再有什么呢？云梅，是你用行动告诉我，什么叫妻子？就是你冷我也冷，你热我也热，就是把整个生命都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人，了解你，尊重你，更主要的，疼你……。在那些日子里，她就这样，每夜“陪”着我，“说”着话。
几乎多少年来，我都会梦见她，有时是在我自己家里，她忽然轻轻地进来了，看看我和没有了她的这个家，我正急切要同她说话，她却又默默地消失了。这样类似的梦有过多次，有几次还梦得很长，我看见她还是当年那个样子，一身普通外衣，风尘仆仆地，似乎匆忙地同我打招呼，问我儿女们过得好不好，我们过得好不好；有时正要和我说甚么，却又为什么事要离开，就说：你等着我，我会回来找你。
就是这些梦，这些思念，使她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虽然，她不算美，却自有魅力，她文化也不高，却自有风韵，她既曾是个农村小女孩，又是一个军中小女兵，踏踏实实，爽爽朗朗，泼泼剌剌，更普普通通，其思想、语言和行动，不能没有当年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局限以至缺陷，但却极其真实、纯朴和生动，特别适合我。常说距离产生美，她离开了我，可是太久了，也太远了，已由淡漠、模糊、虚幻和空灵，以致仙化，甚至圣化了。其实，她是平平常常和实实在在的。只是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已经净化和“羽化成仙”了，但愿她能这样，再伴我终生……
洪炉说，“只是这样，不仅不能缓解痛苦，反而更加伤感。于是，我立意摆脱现状，为了云梅，我要振作，我要继续写作。在那以前，我已将我的劳改生活，正在构思为小说继续写下去。写着，写着，竟一发不可收拾，一股劲地写下去。”
也许是失去妻子的怆痛，也许是对灵魂的反思，一夜连一夜，洪炉的失眠，竟使他从剖析自己为起点，进而剖析社会，剖析历史，剖析人生。自八十年代开始，洪炉基本已放下画笔转为文学创作，在文坛以卢弘为笔名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传记和记实文学、小说、影视作品多部，主要有《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李伯钊传》、《女红军“定国公”》、《星辉》、《伍修权传》、《军报内部消息》等，又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传记作品和研究文章，还为人代写过回忆录《我的历程》、《往事沧桑》(伍修权)，《黎明与晚霞》(朱仲丽)，《踏遍青山》(张文秋)等。部分作品曾在军内外获奖。他还创办并主编过《炎黄春秋》杂志，是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
五
2005年正月初四，洪炉一家人搭乘北京直飞非洲津巴布韦的班机经哈拉雷转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停留一晚，第二天（2月19日）正是胡云梅牺牲30周年纪念日，他们在中国驻赞大使馆武官处和中广公司赞比亚分公司的人员陪同下，前往卢萨卡豹子山公墓祭奠烈士英灵。他们到达墓地时，王志勇武官与夫人和解放军援赞医疗组已经提前来到并清理好陵墓，献上了花篮。
站立在烈士墓前，望着妻子云梅的墓碑，多少往事从脑海闪过，洪炉泪水模糊，语音凝噎，他说：“云梅，我们的亲人：你远离故土，置身异邦，到今天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后，才能来看望你，真是太晚了。不过可以告慰你的是，儿子和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没有辜负你的希望，取得的成就可能超出你的想象。而这靠的是我们的祖国已经改变了面貌，当年的贫穷、落后、封闭和动乱，已经远离了我们。从国家到个人，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点祖国的泥土和清水，让你在万里之外，也能闻到故乡水土的气息。”
洪炉对妻子所在的考察组因车祸死亡一事，始终抱有疑问。他说，1975年2月十一日春节过后，他们考察组在首都卢萨卡活动。十九日白天忙碌之后，回驻地吃了晚饭，预定当晚去市郊测试电讯，不需要全组出动，云梅是组里唯一的女同志，别人劝她留下，组长也要她别去。可是正好当晚招待所放电影，她觉得自己是支部委员，别人外出工作，自己留下看电影不合适，执意和大家一起出发工作。
赞方原先为他们配备有两辆小车，考察组成员分别乘坐，这天却反常安排，将考察组四个技术人员，集中挤在一辆车里，三个男同志坐后排，优待云梅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却让翻译与赞方人员坐在另外一辆车上。出发以后就更反常了，他们的车行驶到市郊六公里处，当时是晚上七时，公路上已没有来往的车辆，只有一辆载重卡车停靠在路边一侧，云梅乘坐的这辆小车，却从公路这一边急驶过去，冲着那辆载重车径直撞上去。坐在前排的胡云梅首当其冲，即刻血染大地，命丧异邦。后排坐的三个男同志当时就一死两伤（另一名送医院后死亡）。而前排的赞方司机，除了一点轻伤，竟然完好无损，这表明他早已事先采取了安全措施。不仅如此，胡云梅原先戴在手上一块上海牌国产手表，竟在撞车后“转移”到了司机手腕上。凡此种种，表明司机一直很清醒，并且早有预谋。这血案立即暴露出种种疑点成为一大悬案。
当时，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向中国政府发来唁电，他在致国务院周总理的电文中说：“周恩来阁下：我沉痛地获悉，两名中国专家在我国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不幸死亡，这一悲剧使我本人感到非常痛心，它完全是由于一名赞比亚司机的疏忽所造成的。这个司机是这次致命车祸的肇事者，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赞比亚这样可贵的朋友的不幸牺牲所感到的深切悲痛。”
洪炉对我说，据他先后了解的情况，胡云梅等三位烈士的逝世，实际是一宗谋杀案。他们出国期间，正面临着一场复杂的国际斗争。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新沙皇，一直在插手非洲事务，对于赞比亚的这个工程项目，也想由他们来承建。但是，赞方知道他们不好惹，凡是他们援建的项目，都会有附加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条件，甚至籍此控制这个国家。而我国在大力支援亚非拉各国时，这些援外工程几乎是无偿的；况且当时正在修建的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就是由我们独家援建的。赞方当然愿意这项工程让中国来干。但是，当时中国正在“反修”，苏联也在“反华”，两国一直在“剑拔弩张”地斗争。恰巧，中国考察组长原先曾在苏联学习，是一位重要的无线电专家，他作为中国广播局副总工程师，来赞比亚负责这项工程的考察设计，就使苏方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于是他们立意要除掉他，破坏以至中止这项工程。很可能就此他们买通那个赞比亚司机，那个人原本就很贪婪，被苏方收买后，先反常地改变惯常的乘车次序，将四个工程人员集中坐在第一辆车内，将我方翻译单独安排在赞方人员车上，然后，又人为地制造这起车祸。当时，考察组长并未丧生，我国正在修筑坦赞铁路，中国的铁路医院就在卢萨卡。按理，伤者应该送往中国医院抢救，但是却被送到赞方医院，并且由一位印度藉医生主治。那时，中印两国正在闹领土纠纷，关系十分紧张。考察组长后来不治而亡，也是人们的一大疑点。考察组的全军覆没，迫使中国援建的这一工程完全停止。
在此前后，不少人对此惨案存有疑问。考察组长的妻子就是医生，她要求去赞比亚护理自己的丈夫，烘炉也曾希望亲自去一次，但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赞比亚政府没有主动提出邀请，我们要求去就会强加于人，外交上并不合适。至于惨案疑点，更不便公开提出，否则必将引起新的国际争端。司机是赞比亚人，我们也不能向他直接调查，为顾全大局，还是不提为好。这一切，就发生在四人帮在中国政坛张狂喧嚣的时候。烘炉的妻子和两位专家，就这样为“支援世界革命”而牺牲在非洲土地上。
胡云梅烈士的坟茔就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豹子公园的墓地。在那里共埋有近二十位中国人的遗骨，而在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沿线，约有一百余座中国同胞的陵墓。
最后，我想引用洪炉在“文革”中的战友与难友MEI与DAI合写的词《一剪梅•悼云梅》作为结尾：
云外梅花傲霜天。
风雪才过，
新萼又绽。
不恋春江花月夜，
偏爱狂飙，本色如丹。
翘首问花花无言。
天涯芳谢，
红心更艳。
暗香飞去引春来，
处处青山，年年杜鹃。
2009-3-12改于悉尼乔治河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