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池公园位于北京西客站南侧。占地44.6万平方米，水面面积1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24.5万平方米。莲花池公园以文物古迹莲花池得名。是传说中北京市的发源地，它原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已被列为北京市文化保护单位。莲花池公园四周交通便利，新建小区林立，人口密集，商贸发达，是旅游观光，展现首都古今风貌，集历史文化和生活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北京市导游手册
莲花池，近来常常在我梦中出现。使我忆念生命历程中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涯。
六十三年前，我面对的莲花池可谓荒凉落寞，稀疏的芦苇，枯萎的荒草，淹埋一条弯曲的泥土小路，不时留下年轻军人的健硕身影。
记得在莲花池，当年的那一代军中文人，也曾历经辉煌，却又在政治风暴中屡遭磨难，如今他们大多数亦已谢世；健在者也已年华垂暮，杖履徜徉，不愿触及莲花池烙在心头的伤痛，很少有人留下文字。黄宗江与彭荆风是我看到的例外。
2011年12月28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黄宗江的散文《莲花池畔有所怀》，记述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后的悠闲生活，文中写道“惟有两位昔日池友，因涉及莲花池不仅是我们的开心地也是我们的伤心地，特想念他们。当年与我同时代的军中战友文友每逢运动，均被集于池畔一列平房中，自批自斗或互批互斗。有两位比我年轻近十岁才华横溢的花季诗人公刘与白桦，他们均因年少时靠拢革命甚早，反落个说得清却道不明，抱冤难诉，均曾自杀未遂。我却忝列看管他们的“狱卒”。在批斗白桦时我搜寻到白桦的遗书，公刘则发生用皮带勒脖子昏厥事端。我“失职”未看管好也领责。”
读到这段文字，我的心抽搐，整个人被惊悚之情笼罩，仿佛又回到了政治风暴袭击的莲花池。
初识莲花池
六十三年前的（1954）年初春，我在26军政治部文化处任助理员，从驻地山东烟台（当时不通火车）乘汽车赴青岛，然后搭乘胶济线火车转道北京，到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报到。
那时总政文化部在西城区东绒线胡同45号。负责接待的秘书告诉我，【志愿军一日】编辑部设在郊区：广安门外六里桥北莲花池畔的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住地。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不知东南西北，听后愣在那里。他看到我带着铺盖行李，便帮助叫来一辆三轮车，于是在黄昏时分，去寻找莲花池畔的文化部创作室住地。
当年莲花池荒凉又偏僻，三轮车夫出了广安门，费去很多时间，才找到六里桥北侧的莲花池。这时天色已晚，只见一片黑漆漆的水面泛出微光，可是看不见房屋。于是我们放声喊叫。半天，才从对岸传来回应“编辑部在这里”。
三轮车拉着我沿湖岸饶了半圈，终于找到目的地。这里原是振华制砖厂的旧址，文化部接收后改为最初的创作室驻地，环境安静，但是破败荒凉，一溜简单朴素甚至简陋的建筑，正面朝南有四排平房。
前面两排已经住着作家孟冰、韩希梁、陆柱国和画家高虹、西野、关夫生、黄丕星、艾炎与黄胄等。不过黄胄那时还是个新兵，名气远不及高虹、彭彬等。我们编辑部同志集中后，主编室设在平房最末一排。再往里走，是一所大院。
另外毗邻有个单独的小院，里面住着魏巍一家人。那时，他的“谁是追可爱的人” 享誉文坛，他别名“红洋树”是抗战时期的诗人、老干部，享受师级待遇，隶属于北京军区，不属于创作室。所以，在后来的反胡风及“肃反”政治运动中，他也不参加我们编辑部与创作室的联合党支部活动。
东北侧是正在兴建中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条小路通向该厂的北门。当时，我们吃饭和洗澡均在八一厂，而且常到那里看尚未翻译的外国影片。在同饭堂用餐的严济洲、王苹、王炎、张良、王心钢、王晓棠等人，后来均成为电影界的著名人士。
我们所住的大院，四周大大小小几十间矮平房，我们二十七个编辑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只占用了四、五个房间。
那时，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停息不久，编辑人员是从志愿军各参战部队（每军一名，包括空军、总后、铁道兵）选调来的宣传、文化干部，大多很年轻，主编是刘亮（原新华社华东分社负责人、【解放军文艺】评论组长），副主编是志愿军文化部的申述（笔名戈壁，40年代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编务张烁（16军），秘书吴早文（20军）。下设四个（按战役顺序）编辑室：我在一编室：组长韩潮（46军秘书处长）、侯康庄（42军宣传处长）、王凯风（27军）、渠川（40军）刘朝荣（38军）和我（26军）：其他印象较深的有烘炉（23军）、凌行正（46军）甘耀稷（12军）、纪雲（67军）、张烁（16军）等。
编辑部组成后，先召开全体会议，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和编审处长马寒冰等人特地从城里赶来。马寒冰主持会议，陈沂部长着重强调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陈沂部长曾是30年代作家，在上海参与过左联活动，后来参加八路军，任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长，后调任总政文化部长，授少将军衔。他曾领导军队整个文化系统的“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并与陈其通、陈亚丁等人联名发表极其“左”的文章，未曾想到，后来竟然被打成军内最大的右派分子，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他夫人【解放军文艺】副主编马楠随行）。
马寒冰处长原为抗战时期由南洋回国参加抗日的诗人，解放后进军新疆途中写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曾传唱一时。我们编辑部隶属于编审处领导，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到他时，显得特别亲切。他潇洒隽拔，很有风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怎么也没想到，过了半年多时间，传来了他因某种原因，在家自杀身亡的噩耗。那时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自杀者，皆作反革命论处。据洪炉说，马寒冰处长的墓碑上至今也没有“同志”二字。
工作伊始，开始紧张的审稿，我们第一编辑组，负责从“出国第一仗”至“第五次战役”，共108文章。第一项工作，阅读大量应征稿件，从中选出可用的、附上“稿笺”，进行编辑（加工润色）后连同原稿一并送交主编或副主编定稿。其他三个组亦是如此程序工作，直至完成。那时，我们很年轻，大都二十多岁，即使那几位科长，也不超出三十。虽然编辑工作繁重，大家又是生手，但工作热情很高，干得红红火火，常常受到陈沂部长的表扬。
在年轻编辑中，洪炉（卢弘）比较引人瞩目:那年他才23岁，已是有十年军龄的老革命；他为人真诚坦率，热情开朗，能写能画，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那时他正和一位女大学生谈恋爱。而这位女生又是刚由美国归来的著名数学家赵忠尧的女儿。赵曾明确对洪炉说：“我的女儿不嫁给共产党员，更不可能嫁解放军。”洪炉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自由恋爱，谁也阻拦不了。”赵教授朝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大概半年以后，赵教授派他的得意门生赴苏留学，这位女大学生也随同去了苏联，并在那里结婚。经过这小小失恋的挫折之后，洪炉离开莲花池，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脱下军装，放弃优厚薪金，做了个“学画的大学生”。
四年以后，他从美院毕业，又回到部队，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他一手画，一手写稿，红红火火，干得很出色。没想到在文革浩劫中，他对陈伯达支持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不满，有一天批评坐同一办公室的毛泽东女儿肖力（李纳）说：“别以为你父亲伟大，你也伟大！”被造反派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苏北农村劳动改造。直到“9.13”林彪事件后，他才从农村返回解放军报社，获得彻底平反。于是，他在出色完成美编任务之余，笔耕不缀，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们十八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稼祥一生》安徽少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伯钊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伍修权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另为为伍修权代笔《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伍修权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近年来，他为寻找《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中男主角王成的原型）的战友蒋庆泉而历经艰辛，曾被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采访播出。
另一位出众的编辑是凌行正，他和我与纪云曾留在北京两年（等待总政及中宣部审查通过），返回成都军区后当了文艺科长，以后又调到总政文化部，出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荣获少将军衔。出版过诗文集《岁月留痕》、长篇纪实散文《初踏疆场》、《铁血记忆》、《感念西藏》及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等。
锦绣莲花池
在编辑部工作顺利进行时候，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正式成立。主任是虞棘，巍巍为副主任。从各部队抽调的作家不断来到莲花池。他们都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如从西北来的魏钢焰、王宗元、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已红遍神州）；华东来的黄宗江、胡石言《柳堡的故事》，沈默君《渡江侦察记》、《海魂》，韩希梁的《黄继光》，华北来的胡可《战斗里成长》、徐光耀“小兵张嘎”、《平原烈火》；中南来的老作家蒋牧良、周洁夫长篇小说《走向胜利》、西虹报告文学《零下四十度》、寒风长篇小说《东线》；西南来的史超《五更寒》、公刘《边地短歌》、《阿诗玛》；白桦《鹰群》、《山间铃响马帮来》；乌·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舒凡、任萍歌剧《草原之歌》，还有北京的胡奇《五彩路》、白艾、胡可的话剧《战斗里成长》；杜烽的话剧《李国瑞》；丁毅的电影文学剧本《打击侵略者》；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陆柱国的小说《决斗》、《风雪东线》；郭光的长篇小说《寒流滚滚》、……把原是砖瓦厂旧址的几排小平房挤得满满的。他们虽然都是军中文化名人，在原部队能享受较高待遇，但来到莲花池，都住在我们后面的几排小平房里，有的三四人一间，有的五六人，挤得满满的。
这时创作室的作家，加上我们编辑部的二十几个人，无法再去八一厂食堂搭伙，文化部于是决定成立了小食堂，特地请来了一位姓郎的大厨，烹调技艺颇高，每天菜谱分甲乙丙丁，外加特菜如“红烧蹄胖”、“蚝油牛肉”等（头天晚上预订）。那时作家们稿酬很高，吃特菜还嫌不好，如沈默君、白桦、陆柱国等人，有时还会发牢骚。
而我们大部分编辑没有稿费收入，则很少预订特菜。我虽然因《战士在故乡》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首次戏剧（独幕剧）评奖中获三等奖（奖金500元），但大部分用于交党费和为农村捐献买拖拉机以及赡养在农村的父母，当时也很少吃特菜。
这时莲花池可谓魁首军旅，享誉京华，电台、报纸杂志的记者约稿采访者，络绎不绝。有一次【文艺学习】筹备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他们的女编辑约请公刘参会并发言。电话打来莲花池（编辑部与创作室合用）传达室，接电话者将公刘误听为洪炉，曾闹出一段小插曲。记得当时【文艺报】曾发表艾青评论公刘诗歌的长文。那天在去食堂的路上，我正巧碰上公刘，遂向他表示祝贺。他只向我微微颔首，露出一丝苦笑，似被满腹心事缠绕，难以倾述。在莲花池的众多作家诗人中，我和他比较谈得来。我对他和白桦一直是仰视的。当年从烟台到北京，我带着公刘的诗集《边地短歌》和白桦的《鹰群》（长诗）来莲花池的。相比白桦，公刘显得厚朴平实。我们几个年轻编辑都视他为榜样。记得当年上海《萌芽》杂志即将创刊，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青年文学刊物，号称未来作家的摇篮。我写了以《大海与哨兵》为题五首短诗，曾请他指点后才寄往上海的。不久，编辑部来信，全部采用：三首刊于《萌芽》第2期，两首刊于《萌芽》丛刊。我和他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我在《时事茫茫忆公刘》（《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03-2-15）一文中曾有详细叙述。
那时，白桦在莲花池的众多作家中，特别引人瞩目，他年轻潇洒，风流倜儅，才华出众，不仅有写贺龙的长诗《鹰群》（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有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特别受领导青睐。他经常和陆柱国、沈默君等人，到陈沂部长家打麻将（陆柱国每次回来，总要到我们主编室告诉刘亮）。记得那时候白桦交际颇广，常常去中南海看苏联电影。回到莲花池，他也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转述电影内容。
风雨莲花池
莲花池宁静的生活没有过多久，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到这军中文人创作的圣地。1955年5月，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创作室与编辑部的联合党支部会上，虞棘主任作学习动员，他大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以及我们应如何投入这场“运动”。他说：“与胡风有关系的要交待，没有来往的也要清理反动的文艺思想。” 于是整个莲花池陷入反胡风与肃反运动的风暴中。
我们编辑部虽不如创作室搞得那么严酷，因为大家都很年轻，历史单纯，没有复杂经历，但也得人人检查，深挖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毒害。那时候，胡风集团主将路翎曾到朝鲜前线深入生活，他写的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深受大众欢迎。我和几个年轻编辑更是非常喜欢，认为很值得学习。哪知这完全错了，也多次在会上做检查。记得主编刘亮在党小组会上传达情况时，曾说了这么一件事：“杜鹏程看了《洼地上的战役》后，曾经写信给路翎说，看了你的这篇小说，我恨不能把我的长篇烧了。”周扬同志很生气，说“让杜鹏程把《保卫延安》烧了。”其实，我看杜鹏程只是欣赏赞叹路翎的才华而已，未必真的要烧掉《保卫延安》。可当时文艺界的左派对《洼地上的战役》进行严厉的批判，路翎当然不服，写了一篇长长的答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引来了文艺界更加猛烈的讨伐。【解放军文艺】发表了重量级文章：魏巍的专论：《纪律——阶级的试金石》，对路翎作品进行更严厉的批判。魏巍当时是创作室副主任，又是写志愿军题材的权威，他享誉文坛的《谁是追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奠定了他在军队文艺界的地位。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胡风运功的学习材料之一。
我们编辑部半日工作，半日搞运动。人人检查交待，与胡风集团成员的联系以及受到的影响。我那年才22岁，凌行正和洪卢也只大我两岁，我们都喜欢诗歌，自然也作检查并上交日记本（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日记）。学习很快由“反胡风”转入“肃反”运动，莲花池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哪里还可能谈文学？除了少数运动的骨干分子外，几乎大多数人都要遭受严厉的审查与追查。我们组的有一位编辑，读高中时跟三青团同学比较接近，被审查追问一个多星期，未有结果，最后被遣送回原部队。黄宗江文中所说在“批斗白桦时我搜寻到白桦的遗书，公刘则发生用皮带勒脖子昏厥事端”即发生在此时。。
彭荆风曾说：“1955年5月，我与林予等人奉中央电影局的电召去北京修改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很不幸，刚到达就遇上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我们的剧本还没有改完就被传唤到总政创作室去参加学习，只好怏怏地停下创作，从西四石老娘胡同的电影局招待所迁往当时还是一片荒郊的莲花池。到那里一看，当时的部队作家几乎都被收拢了，把原是砖瓦厂旧址的大院里的几排小平房挤得满满的。原来说，大约学个十天半个月提高一下认识，没想“运动”越来越“深入”，一学就是七八个月。以致许多年后，我们还难以忘记那次“三同”（同吃，同住，同挨斗），彼此戏称是“莲大”同学。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我成了网中的鱼，被放逐，监禁22年。”*
1956年7月4日我们校对完“志愿军一日”300万字，算是结束。当编辑工作完成后，按规定呈送总政、中宣部等审查时，编辑部便告解散，除纪云、凌行正、张烁和我留下等候，其余人员都返回原部队。
未曾想到，【志愿军一日】书稿意外地受到胡乔木的赞赏，时任中科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完送审稿后，也深为感动，当即提笔为之作序。文化部长茅盾和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也都在报刊撰文，均给予极高评价。
这部120万字的巨作，分上下卷，布面精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但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这部全军几十名文化宣传干部，花费经历近半年多时光编成的书，竟在1958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元帅之后，成为禁书，被撤下书架，停止销售。连同我珍藏的总政文化部在赠送给每个编辑的书页上加盖了【志愿军一日】编辑部的公章，以资留念的书，也要被限期上交销毁。我一时想不通，拖延很长时间未上缴（那是我们全体编辑耗费了八百多个青春时光的劳作成果）。结果在济南军区文化部的党小组会上，被李部长点名批评。由此可见，政治时局的变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达到何种程度。
编辑部虽然结束了，创作室的作家也走了多半，莲花池的风雨并未停止，而且愈刮愈烈，随着最高领导人的“阳谋”演变，一场反右运动席卷全国。虽然罗荣桓元帅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但是，政治是冷酷的，阶级斗争更是绝对无情的。莲花池的作家*“参加反右运动的总计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八人：徐光耀、沈默君、白桦、公刘、艾炎、何孔德、樊斌、吴占；中右分子七名：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刘崙、胡可、张祖武”。
我们【志愿军一日】的主编刘亮从莲花池回到解放军文艺社，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党籍，下放河北保定农村劳动改造。
总政文化部部长、少将陈沂是将军中唯一的“右派”，也是军队中最大的“右派”。
九十年代初，我到上海市委寓所去看望他（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马楠也在座。谈起这段往事，老人感慨万千。马楠说“主要是总政那位谭副主任坚持要定他右派”。她的话使我联想到反右运动时，我们师政治部的苗副主任也坚持要将我打成右派分子，后因师长戴成功的反对，改为“中右”，内部控制使用。
*《随笔》1997年第4期
**《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
2017-5-4 悉尼乔治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