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高中生小张通过司法渠道，向班长的权力发起挑战。他认为，班长邓某向学校反映其有盗窃嫌疑，导致自己在同学中评价降低，甚至遭到同宿舍学生殴打，为此，他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邓某诉至法院。不过，法院近日于一审中驳回了小张的诉讼请求。

也许这位班长确实没有损害小张的名誉权。有意思的是，邓某在法庭上表示，其“作为班长”，在发现手机丢失时，有“义务”向学校反映情况。该书面材料是一种反映当时情况的“内部报告”，其目的是为了让学校领导了解当时的情况。而法庭判定邓某胜诉的一个理由也是，法院认为，同学的手机丢失后，邓某作为公民以及“班长”，“有义务有责任”向学校反映情况云云。

学生总是需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否则，一个班几十口子人，无法从事学生公共活动。这种组织方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类，第一类是学生自我组织、自我治理。其实，孩子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在游戏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中间总是会形成某种自发的秩序，从而能够组织游戏、组织各种活动。假如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则在学校、在班级，他们也完全可以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一套秩序。在这种自我治理过程中，孩子们也可以学习到未来进入社会之后以公民身份自我治理的观念、经验和技艺。

不过，在中国，学生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被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当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化、行政化，政府的行政性权力自上而下渗透在教育体系内部，学校内部的管理就是行政化的。这一体系一直延伸、渗透到在校学生中间，为的是自上而下全面塑造学生的精神。而系统设立的学生干部体系，包括“班干部”，就是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管理、组织学生的管道。

所以，“班干部”确实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干部”就是官员，人们用“干部”一词形容学生中那小部分人，倒也恰如其分，因为，班干部确实就是“班里的官员”，他们在班级内对于普通学生——就是“群众”——享有某种权力，类似于干部对民众的权力，也类似于国有范围干部对员工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含金量，小学生的家长们都清楚地知道，所以，一些有远见、会算计的小学生父母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游说、贿赂班主任，让自己的孩子当班干部。而学校大约为了满足学生们当干部的欲望，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干部岗位。由于大家似乎都有当干部的愿望，为了满足这种愿望，也建立了严格的任期制度。总之，学生干部、班干部的一切制度，似乎都是模仿学校内外成人世界的官员制度。

那么，这些学生干部的权力有哪些？从何而来？通常，在低年级，班干部是由班主任指派的。当然，在学生较为成熟一些的中学及大学，班干部可能是由学生选举的，但是，班主任所代表的管理权力，则始终高居于这种选举程序之上，若未得到这种权力认可，选举产生的结果就没有效力。在成人世界，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同样，在学校，学生干部的权力最终是来自学校、来自老师的。

当然，学生干部享有这种特殊地位和权力是有条件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是本案中法院所说，邓某作为“班长”，“有义务有责任”向学校反映学生中间的情况，包括同学们在宿舍里的议论。那位班长的陈述中更是强烈地表达了这种作为班干部的责任感。他只是个孩子，当然还没有资格充当管理者，他毕竟没有被赋予奖惩的权力。但是，他可以向学校、向老师“反映”他所认为应当反映的情况，从而启动学校、老师进行奖惩的程序。

这样，学生干部借助自己与老师、与学校当局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与同学的关系。学生干部不再是学生中的平等一员，相反，他的地位要高于那些未当干部的普通学生。他可以巧妙地依托老师和学校，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满足自己征服、控制、命令其他同学的虚荣心与权力欲。这正是班干部令其他学生恐惧又羡慕的原因所在。正是依靠这些干部，学校在学生中间建立了一种十分便于动员、组织的秩序。

可以说，与当今的学校体制相配套的学生干部制度，让学生们提前体验了行政体系的全部精神，让学生们提前生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命令者与服从者的角色之中，从小就实践权谋文化与利益计算。进入社会中，他们当然也就不习惯于也不知道如何扮演平等的、负责任的公民角色。要么拼命地要当管理者，要么甘于被管理者的位置。与人类议论纷纷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和应试教育模式相比，这恐怕才是当下教育制度最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