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史研究的关系？可以用古希腊人的两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认识你自己”和“过犹不及”。
后现代主义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无尽过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它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己过程中的自身局限性，比如在历史学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与历史作品之间的间接关系，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历史话语与表象中的权力因素，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成分，即具有与文学相同的“诗性”。
但由于人自身的局限，同人类的任何思想产物一样，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也具有“过犹不及”的明显缺陷，即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反传统、反科学、反权威、反理性的共同特征，力求摧毁理性时代所倡导的人类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进步性、统一性、预见性以及历史认识的确定性和可知性等基本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现代的理性原则和既定结论一概说“不”。以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例，他在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表达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过去的不可知论，历史与文学没有区别，因为历史的深层结构与文学是一样的，同样是“诗性的”，充满了虚构和想象，所以是不真实的。这就把真理说过了头，变成了荒谬。
这里需要首先区分目前冠以“后现代主义史学”头衔的两种学术表现形式：一种是历史哲学范围内的所谓“元史学”形式，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其代表人物可举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另一种是专业历史学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
在笔者看来，后一种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挣脱自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的研究套路和叙述方式，仍然是从经过认真收集与筛选的史料出发，由许多个别的史实上升到完整的历史画面，如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事件、乃至一个时代。区别只是选题的角度，如原来处于传统史学研究边缘或范围之外的社会各个环节、各个细部的历史随着史学研究兴趣的转移，逐步进入史学研究的中心地带，同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一样，成为西方史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其表现是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选题成为史学研究的主题，城市史、乡村史、人口史、妇女史、新劳工史、种族史、性史、心态史、表象史、仪典史、集体记忆史、消闲史、生态环境史等等，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专业史学研究课题的主流，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人数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充，三教九流、黑白两道、苍头百姓、娼盗匪毒……历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触觉深到从世间万象到大脑皮层的表象世界和精神世界。其中有一些作品贴着与传统史学决裂的后现代主义标签，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和蛆虫》等作品。这些著作虽然摆脱了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专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或心理层面的东西，但它们如果不是依赖史料的依托，无论在方法上多么花哨，表述上多么漂亮，都不会受到欢迎和欣赏。 所以，本文对后一种并非脱胎换骨式的“后现代主义”不予置评，只是集中于分析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的缺失。
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历史陈述中包含着想象或诗性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有哪一个学科的陈述没有诗性呢？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家并不讳言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倡科学的想象。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一样，在研究中都需依循相同的思维逻辑路线，或者从个别到一般，或者从一般到个别。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建构一个一般性的概括（或者是定理或者是结论或者是某个模型）时，他并不能穷尽以数据、资料、史料等形式出现的有关这个概括所需要的全部个别，因此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并不能做出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概括只能是忽略了许多个别的理想化的一般建构，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想象和假设的成分。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和暗物质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普朗克的量子论的对立，都明显地带有物理学的诗意，地理学的板块漂移理论、生物学的进化论、恐龙灭绝假说也不例外。即使是在以精确著称的数学领域，也同样可以见到类似历史的诗意现象，如欧几里德欧的几何公理只是在这一公理定义的空间才是正确的，而这个空间只是一个理论和模拟的空间。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绝对的真。只要我们放开眼界，我们就不会苛求历史学陈述中的诗意成分了。
再者，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如果说语言是独立的存在，由语言构成的文本遮盖了历史事实，语言是横在真相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不只是历史学科，依靠各种语言（包括数学语言、物理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人类积累的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只是无休止的符号游戏而已，均不能反映事情的真相。按照这个逻辑，后现代主义者的所有陈述也同样是fallacy，传递给我们的也是伪知识了。这无异于自己否定了自己。
语言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实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实践问题。在长达数百万年的人类体质进化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人类从动物的单音节语发展到分节语（大约50万年前）再到文字的出现（约5000年前），所有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存储和传递，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所有的思维活动并由此产生的文化形态也是通过语言进行和时代相传的。尽管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表述可以有夸张、隐喻、反讽、虚构等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甚至还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了修辞诡辩艺术，可以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有罪说成无罪，但这些都是语言表述多样化的体现，并不能因此认为语言不能反映客观真实。
我们的生活实践证明，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汇都有特定的原生义和引伸义，对应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以及心理活动的各种成分，基本可以满足人们对正确认识社会和自然以及进行思想交流的需要。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表达最为复杂的内心情感，我们还可以通过音乐、绘画等艺术语言。因此，语言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归根结底是人们物质和精神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准确或不准确表达、纪录自己对自身与外界认识的有效工具。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动，人的社会活动乃是语言的基础与动力来源。人不仅可以利用语言准确地记忆过去，形成历史记载，如可以用文字对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真切的事实陈述，也可以用文字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意义进行符合与会者共识的价值陈述。 能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关键不在于语言和文本本身，而在于运用语言和制作史学文本的人。
语言可以准确地反映客观的过去和现实其实是个常识性问题。历史家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警察与法官。警察可以根据零星的痕迹（物证、人证、书证）捕捉到罪犯，重现犯罪现场和罪犯的作案经过；法官可以根据检察官提供的部分证据对被告进行有罪无罪的判决；历史家也可以根据经过考据的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大体复原或建构起较为完整的过去， 并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价值判断。这些建构与判断即使包含着诗性也不能遮掩其真实的内核与实质。
事实上，能否发现并再现真实的过去，如何在对过去的带有诗性的叙述中不损伤过去的真实内容，正是衡量一个历史家治史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准。专业史学已经如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制订出一套验证历史家产品质量的标准，如首先需要查核史学作品中所举证的史实（档案、记录、当事人和目击者的陈述、工具、用具、遗址等实物等等）是否可靠，出处何在；其次检查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是否以事实为根据，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否一致，然后在未来的史学实践中检验其结论的预言性与可靠性。
从人类认知的历史看，一切学科的发展，总是试图通过不断提出具有诗性色彩的新假设，不断追求对假设的证实与证伪而表现出来的。因此，诗性对于历史并不可怕，有限制地巧妙使用诗兴不仅不会削弱史学的科学性，反而会增强历史学的魅力，展现不同的历史叙述和论证的风格。同样，语言对于认识和再现过去也并不是什么障碍，而是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有了过去的痕迹，才有史家的历史认识和理解；有了史家的认识和理解，才有历史建构和历史文本。
笔者虽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结论， 但作为古代史研究者，我们必须重视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指出的历史诗性的特点对古代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尽管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诗性，但这种诗性不能冲淡对历史真实的追求，而应服务于对真实的再现。这点对于古代史研究者来说，尤应引起注意。这是因为古代史的史料具有特殊性。首先，古代史的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属于前科学的史学时期，世界各国的政府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有组织、有设施、有人员、有章法地大量保存档案文献。因此古代史的一手史料（目击者、当事人留下的史料）与近现代史的一手史料在数量上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再者，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两地虽然分别独立诞生了史学，但古代史家绝大多数史家是凭借个人爱好和历史责任感在人生旅途中转入历史写作的，绝大多数是曾经沧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全部是业余人员。因此他们虽然都知道历史的真谛在于求真求实，也懂得秉笔直书的基本治史道德，但在历史研究与建构他们的完整叙述中，他们仍然有意无意地过分利用想象，即使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严谨的史家，也在自己勾勒的战争画面出现史料空白时，坦白地供认他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情境编造当事人的演说。古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方便纪录的自来水笔、圆珠笔或笔记本，所以古典作家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的直接引语，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显然是史家采访当事人之后所做的追忆，如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老战士的采访。在古代典籍当中，当事人和纪录者在场的情况是微乎其微的。大量的直接引语（演说、对话）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现场的历史家根据回忆、直接间接的史料“建构”而成的，因此充满了后现代主义者指斥的“诗意”。中国学人时常引用“六经皆史”和“文史不分家”之类确定的格言，就是出于这种古代史家边界模糊的错觉。有鉴于此，当代古代史研究者在处理古典作家提供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家提供的不会说话的实物史料的时候，在收集、整理、鉴别、筛选和利用史料的工序中，需要比近现代史研究者更多的谨慎和小心，以避免给后现代主义者造成诟病或“解构”古代史的口实。
当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古代的史料具有相对多的诗性，但那里也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真实，特别是在一些史学界公认的史家作品中，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塔西陀等人作品中。通过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思想加工过程，包括用不断出土的考古材料加以比较印证，我们能够成功地发掘出古代典籍里蕴含的真实宝藏。关于古希腊史书的马拉松战役牺牲将士的墓碑、关于雅典卫城的重建、关于提洛同盟的存在，都不是史家头脑中的虚构，而是经过出土碑铭证实了的一次性过去的事实。
即使那些已经被证伪的记载，比如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入侵军人数和金字塔建造的传说，也具有真实的成分，它们毕竟是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的所思所想的真实写照。所以能否真实地再现过去和准确地评判过去，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敏锐判断力，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智慧，也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治史功夫（理论、文献、古文字、现代文字）的娴熟与否。我国史学家早已总结出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这一原则同19世纪的德国史家尼布尔提出的史作写作纪律是一致的。尼布尔说：“在放下笔时，我们必须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
吸收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认识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是纯粹的事实；不理会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真实乃至一切理性原则的怀疑论，坚定地继承和发扬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更加严谨科学地继续从事我们的古代史研究，这应是古代史研究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的挑战的回答。
原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注释略
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