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沙漠到湖泊
我老了。现在的我，只能终日困坐书房。
好在我的书房就是一个世界。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被包含在我的四壁书架之中。我的面前横陈着欧亚大陆。欧洲部分，从写字台的边缘垂落下去；辽阔的中亚，被一只沙漏和一杯水压在桌面上。而在沙漏和水杯之间，便是我曾数度出入的塔里木盆地。那个盆里，究竟装着些怎样的珍宝，使我对它向往了一生？
我凝视着这两件玻璃器皿：一只沙漏和一只杯子。
沙漏中的细沙在慢慢流动着；而杯中的清水，因为刚被喝过一口放回去，也在微微地波动着。
我面前的世界多么单纯，只有这两样东西：沙和水。它们是多么不同，却又何其相似。是液体，却会凝固；是固体，但会流动。在漫长的时间里，沙在流动，水也在流动。而我的使命，或者说我的宿命，就是穿越沙漠，扑向水泽……”
我最危险的一次探险，是我三十岁的一个清晨从中国新疆的麦盖提村出发的。我的头号仆人伊斯拉木巴依牵来八只骆驼，使我的爱犬约尔达斯受了惊，它冲对着那些陌生的家伙大声吠叫。向导约尔提自信地拍着几只大水桶，告诉我从这里到和田河一共不到二十天的路程，用这些大桶来装水足够路上喝的了，而且中途还有一个湖，可以在那里补充水。和格沁抬着一只大箱子的奥尔得克则好奇地问：“老爷，这两只箱子为什么这么重？”我告诉他一只装的是银元，另一只装得是我拍照用的底片，一共有一千多张底片，我要他们装货卸货时千万小心，一定不能摔了！
奥尔得克更加好奇：“底片？底片是什么东西？”
伊斯拉木巴伊不耐烦地：“快点干活吧，底片就是一些玻璃。”
看热闹的几个村民在一边议论着：“看这个外国人多有钱啊，他带了八头最好的骆驼、还有那么多的箱子……”
“他要沙漠中去，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
我的房东图达柯扎伯克有些伤感地看着我：“你能够买得起这些东西，证明你足够富有了，还有什么必要进去寻宝呢？传说塔克拉玛干深处是有一座古城，那里到处堆撒着黄金和白银，可是以前的寻宝者，都搭上了性命。你知道塔克拉玛干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进去了出不来！”
“你也认为我到沙漠里去是为了寻宝？”
伯克反问道：“那么你到沙漠里去是为了什么呢？”
我随手抓起一个小铲子，在地上划了一道线：“你看，这是麦盖提，西面是叶尔羌河，东面是塔克拉玛干。但是，尊敬的伯克，您知道塔克拉玛干的东面又是什么地方吗？”
伯克想了一下说：“没有了。塔克拉玛干是没有边的，从来就没有人走到过它的边，所它才叫这个名字！”
我在地上画着示意图：“但塔克拉玛干的南面是有边的，这就是昆仑山。十年以前，有一个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俄国探险家曾经沿着昆仑山走到和田，他画了一张地图——”我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抽出了地图：“你看，和田河向北穿过塔克拉玛干，流向阿克苏，在那里和叶尔羌河汇合成塔里木河。”我热切地告诉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地图告诉我在叶尔羌河的东边是和田河，那么我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一定可以走到和田河边！”
伯克不解：“你走到和田河边又怎么样呢？”
“我就可以再画下我的地图，别人就可以利用我的地图在大地上行走。”
驼铃声中，我们这支由五个人组成的探险队从麦盖提村出发了。这是1895年的4月10日。
一个送行的老人叹道：“塔克拉玛干，进去出不来，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数天后的一个黄昏，准备扎营的时候，约尔达斯不见了。
伊斯拉木巴依安慰我：“刚才还跟着驼队，你放心，它不会跑丢的。”
果然，随着一阵欢快的狗吠声，约尔达斯旋风一样出现了，对我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奥尔得克卸下一只箱子，他看着狗说：“赫定老爷，它的肚子全是湿的！”
向导约尔提高兴地说：“它一定是在附近找到了水源，我们已经到了长湖！”
塔克拉玛干的恐怖，或许是被当地人不适当地夸大了。我们竟在一个长长的湖边走了两三天，在这样的湖边，你很难相信是置身于这个以死亡著称的大沙漠中。4月19日，我坐在一只木箱上这样写下了我的日记，接着走到已经支好的照相机前，把眼前的美景收入了取景框。当我们于一两天后真正进入不毛之地，回想此情此景就像回想一座人间天堂！
离开长湖以后，从驼背上望出去，无论前后左右，全都是起伏无尽的沙漠。我的身体随着骆驼的步伐有节奏地晃动着。配合着这晃动的是驼铃的声音和另一种“空通，空通”的声音。我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问伊斯拉木巴依：“这些水桶为什么都空着一半？”我用拳头敲击着驮架上的铁皮水桶。
伊斯拉木巴依连着敲了几只水桶，果然都发出空洞的声音。他发火了，喊道：“奥尔得克，格沁，你们过来！你们为什么不把水桶装满？”
“在湖边装水的时候，约尔提说不用十天就可以走到和田河边了，没有必要把水桶都装满。”格沁回答。
奥尔得克也说：“骆驼背得太重，如果前面能补到水，就没有必要装那么多。我家乡的塔里木河有流不完的水，我想和田河也是一样。”
这时候向导约尔提从最前面走了过来。伊斯拉木巴依向他大发雷霆：“是你自作主张叫他们不要把桶装满的吗？”他用拳头使劲敲着铁桶。
“是的，不用太久我们就可以走到和田河了” 约尔提轻松地说。
“可是，万一我们的行程超过了你的估计，而水却用完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约尔提开始有些心虚了：“我只是想让骆驼轻松一点，我们可以早一点走到和田河。就算水提前用光了，在快到和田河的地方，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水。”
伊斯拉木巴伊把手中赶骆驼的鞭子向他挥过去：“偷懒的东西，你只想早一天拿到报酬，可你这样做是在拿老爷的性命开玩笑你知道吗！”我拦住了他，这件事首先怪我，是我没有亲自督促他们把水装满。在这天的日记里，我心情沉重地写下：“今天才发现饮水没有带够。”
4月24日，当我从睡眠中醒来，仆人们正往骆驼背上装各种箱子时，伊斯拉木巴依脸色严峻地走到我面前：“主人，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昨天夜里有一只骆驼逃走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七只骆驼来担负八只骆驼的负重了。”
“问题不在这里。那只骆驼一定是逃回长湖那边去了，它也许预感到了前面等着它的是什么？”
这时候奥尔得克也走了过来：“赫定老爷，骆驼也像人一样，有的聪明，有的笨。笨骆驼好使唤，人赶它们到哪里就去哪里。可是聪明的骆驼，感觉到了有危险，它就会逃走。”
我沉吟着：“那么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像那只逃走的骆驼一样回到长湖边去把水装满，还是继续向前走？我们离开长湖已经四天了，一来一回，就要增加八天的行程。”
“如果像约尔提说的，再走四五天就可以到和田河边，就没有必要回去。可是如果……”奥尔得克看着约尔提。
约尔提没有说话，他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子，慢慢松开手，让沙子落下，似乎想从风对落沙的影响中找到信心。
从他手中落下的沙子就像从沙漏中落下的细沙。
后来在我斯德哥尔摩的书房里，我不止一次地凝望着沙漏中的落沙回想起这一情景。有一次正当我看着沙漏走神时，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前来探访我。我知道斯坦因在中国人那里的名声不太好，他们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盗墓者，因为他弄走了太多他们的文物。但是仅作为一个探险家，他还是有值得我尊敬的地方。我告诉他我非常欢迎他的来访，并告诉他我正在拜读他关于中亚探险的新书。
斯坦因得意地看着我：“阁下注意到我书中这样一段话了吗：‘我非常感谢斯文.赫定博士那优越的地图，它使我能够非常准确地找到那些他第一个到过并测定过的地方，虽然我们的路线不同，并且没有可以用作路标的特殊地貌。当我后来做完了绘图上的作业时，发现赫定博士所勘定位置和我所勘定的在经度上只差两公里，而与天文学上纬度的规定则完全一致，这真是一种伟大的满足！’”
我当然注意到了，《地理杂志》上的一次谈话把这件事称为“地理学的一种真正的胜利！”
斯坦因说：“您知道吗？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又重读了一遍您关于第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描述。我相信，在您离开沙漠中的那个长湖四天之后的位置上，我也曾站在那里犹豫过，到底是冒险前进呢，还是退回到湖边？”
“结果呢？”我问他。
斯坦因说：“我向前走了三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冒险，选择退回湖边。”
我对他说：“你及时折回去的决定对你和你的随从无疑是一种幸运！”
斯坦因笑道：“也许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才能够站在您面前和您谈话。”
“可我当年却选择了继续前进。那个选择太冒险了！”
约尔提手中的沙子落完了。他拍了一下手，鼓足勇气对我说：“老爷，再有四五天，顶多五六天，我们一定能走到和田河边，我敢保证！”
于是我下了继续前进决心。无边无尽的沙丘伸延向天边。陪伴着我们的只有单调的驼铃。前方是巨大的危险，但我不愿意踏着自己的足迹退回一步。
又过了几天以后，当所剩不多的盛水桶从骆驼背上卸下来扎营时，人、狗和骆驼都围了过来，用眼睛看着，用耳朵听着，用鼻子嗅着那一些在铁皮桶底晃动着的水。
每个人配给的那份水立刻就被喝完了。他们捧着空碗，意犹未尽地看着伊斯拉木巴依。但是这位忠实听命的仆人坚决地盖上了水桶的盖子。约尔达斯焦急地围着人们叫着，它伸出舌头挨个地去舔仆人们垂落下来的水碗。
我拍拍它的头说：“约尔达斯不是牲口，它应该享有和我们一样的待遇！”伊斯拉木巴依叹了口气，打开桶盖，用自己的碗盛了半碗水，端在手里放低了让约尔达斯喝。大家都坐下来休息着。约尔提讨好地倒了一些菜油来喂骆驼。骆驼不得已舔食着菜油，一种沉郁的情绪笼罩着全队，没有人说话，只听见风的声音和骆驼的喘息。
忽然，奥尔得克喊了起来：“一只乌鸦！”
一直沉默着的格沁说了一句：“看见乌鸦，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约尔提立刻反驳道：“不对，有鸟就有树林，就有水！它一定是从东边和田河边飞过来的！看见鸟，就离水不远了！”
我看着这只乌鸦消失在暮霭之中，在日记本上写下：“4月25日，看见乌鸦！是死的预兆还是生的希望？”
沙漠中的又一个清晨。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我的四个随从还疲惫地躺在那里。骆驼们也还卧着，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我一个人单独先行了。手里托着罗盘，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这一整天，我都在反复数着自己的脚步……每百步就是一个胜利，每千步就增高得救的希望！但是这白天的太阳多么象地狱里的毒火，而这些沙丘又多么像墓丘，只是少了十字架。上帝啊，你用这死寂的炼狱来折磨我，在前面会有向我洞开的天堂之门吗？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倒在一座沙丘顶上，把白扁帽拉到脸上，遮住那猛烈的阳光，作片刻的喘息。过度的疲惫立刻就使我进入一种朦胧入睡的状态。
我梦见我向后走回到了那个长湖边上，面前就是波光粼粼的湖水。我一下子就扑进了湖水中，痛饮了一番后，抬起头来赞叹道：“多么好的长湖啊，离开你就是离开了生命！”
这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长湖，这是伊塞克湖。”
我惊讶地回过头去，只见湖岸边的一把躺椅上，半躺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穿着沙俄军装的人，他的身体看起来十分虚弱，但精神却还不错。
“你是谁？”
那个人笑笑：“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你在中学的时候就翻译过我写的探险记，出版后销路还不错。当然，你不满足只介绍我的经历，隔岸观火，还要自己走进荒漠。”
这么说，是大名鼎鼎的普尔热瓦尔斯基？
普尔热瓦尔斯基笑道：“年轻人，探险，就意味着随时会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你看，伤寒正在夺去我的生命，而击倒我的，只是一杯没有烧开的水！”
忽然间，我身边的湖水消失了，我依然是站在滚烫的沙丘上，干渴难耐。
我对他苦笑着：“可是眼下，只要给我一杯无论什么样的水，我宁可以得伤寒作代价！”
普尔热瓦尔斯基认真地对我说：“不，年轻人，你不会得伤寒，你也不会死，你会穿过这沙漠，一直向东，那里有一个大湖，叫做喀拉库顺。但我认为，那就是被中国人在地图上画错了地方的大湖，罗布泊！我认识那里的昆其康伯克，我答应过要回去，但我已回不去了，你可以替我回去！”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着，他的形象在沙漠正午晃动着的热浪中渐渐模糊了。他躺在躺椅上的身体变成了位于伊塞克湖畔以东他的那个朴素的墓地。我曾于1891年专门到那里去做过祭扫，并为这个墓地画过一幅素描。在我晃惚的意识中，这个墓地就在我的面前。我喃喃自语：“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领路人，如果你不把我引向死亡，那就一定会把我领到你的那个罗布湖边去！”
还是驼铃把我唤回到了可怕的现实中来。伊斯拉木巴依揭开了盖在我脸上的白扁帽：“主人，主人，你醒一醒，我们跟上来了。”我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面前垂着一颗骆驼的头，它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将死的光。我坐起来抬眼看去，在我身边像出殡的队伍一样排着的骆驼只剩下了五只。
夜晚又来临了，但仆人们已无力撑开帐蓬，大家都在空旷的天底下躺着，每人的身边扔着一只喝完了水的空碗。我对伊斯拉木巴依说：“我们不能这样躺着，趁着夜里凉快，我们应该挖井！”伊斯拉木巴伊立刻就爬了起来，随之也把另几个仆人轰了起来，开始挖井。
当井已经挖得很深时，伊斯拉木巴依拿来了一壶水，请示道：“主人，很快就要挖到水了，我们能不能够先喝掉这一壶水？”我开心地说：“应该犒劳一下大家，不过，先把这壶水放到井底的冷沙里去凉一下，冰镇的水更能解渴。”
奥尔得克接过水壶把它塞进凉沙里，但很快他就忍不住了，又把水壶拔出来，恳求地：“赫定老爷，我们实太渴了，能不能先喝一口？”
我于心不忍，点头默认了。于是，奥尔得克打开壶盖抢先喝了一口，这一喝就止不住了，井下的三个人轮流抢着狂饮起来，急得伊斯拉木巴依在上面大喊：“停止！停止！快停下！你们忘了还有老爷吗？”
水壶在奥尔得克嘴边停住了，他默默地举起水壶，递了上来。然后又是一阵狂挖，井下赤裸着上身的三个仆人终于累瘫在井底，水还是没有出来。
夜深了。两盏小风灯放在井壁上。我的仆人们都倒在井边沉沉睡去。但是几只骆驼，还有约尔达斯，却围在井的周围，用鼻子嗅着湿沙，等待着井里会有能让它们解渴的水出来。一直到清晨。这些动物们都以那样虔诚的姿态在等待着水。
清晨的宁静被趴在井边的仆人一声绝望的叫喊撕破了：“沙是干的！”那带着哭腔的声音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
伊斯拉木巴依开始从水桶里给每人分水，舀水的瓢已经刮到了桶底。
我看着骆驼，喝下自己的那小半碗水，抬起头来对他说：“可以也给骆驼喝一点吗？”伊斯拉木巴依坚定地盖上了桶盖：“坚决不行！骆驼总比人耐旱。”
“可是，它们已经虚弱不堪，再也驮不动这些东西了。”
“主人，我正要和你说，我们不可能带着这么多重东西走出沙漠！”
我看着堆放在地上的那些箱子，不得不痛下决心，扔下一切累赘的东西：帐蓬、火炉、我的行军床、还有多余的粮食、能够精简的仪器……把它们堆放在这里，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回来取。但是，有两只箱子不能牺牲！一只装得是银元，另一只装得是我的照相底片，我必须带着它们。奥尔得克和格沁只能吃力地把这两只箱子装上驼背。
驼队又开始行进了。约尔达斯老是靠着水桶的边上走，听着水在桶底摇晃的声音。休息的时候，约尔达斯跑到我身边，摇着尾巴，低声叫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我不忍和它对视，挥起手，向东方喊道：“水！水！”约尔达斯立刻撒腿向我所指的方向跑去，但没跑多远，立刻就懊丧地转回来了，伏在我腿边，发出可怜的哀鸣。
再次出发的时候，又一只骆驼站不起来了，它躺在沙地上，腿和脖子伸直着在发抖，任格沁再怎么吆喝鞭打，它也不肯起来。我们把这只垂死的骆驼独自留在了原地。
4月30日早上，奥尔得克忽然喊起来：“你们看，云！”
日出之前，在西方能看见一团团晶蓝欲雨的云彩。希望又被扇动了，云彩迅速扩大着，走近着， 似乎一场大雨就要降临。伊斯拉木巴依马上指挥着仆人们兴奋地准备迎接这天赐之水，他们把所有能盛水的东西都摊开在地面上：空桶、盆、罐、碗等，并展开雨布，准备接住雨水。但是乌云走近时，却又忽然分开了，片刻之间，烟消云散。太阳升起来了，仆人们扔下雨布，失望地躺倒在地。
伊斯拉木巴依近乎绝望地道：“约尔提，你说的和田河在哪里？我们还能走到吗？”约尔提丧气地：“我想我们是中了魔，以为是走直路，其实在绕圈子。”
我举起罗盘：“那是不可能的事。太阳是在有规律地转动着，每天中午，它都在我们右边，说明我们一直是在向东走。”
约尔提低声嘟囔着：“大概连太阳也中了魔！”
伊斯拉木巴依小声焦急地把我叫醒，这是又一个清晨：“主人，主人，昨天夜里一只水壶被盗了！约尔提也不见了！”
奥尔得克愤怒地骂道：“该死的向导，他把我们领到了死路上，自己却偷了水逃跑了！”格沁也恨恨地：“真主诅咒他！”
我能说什么呢？他如果迷了路，会死在沙漠里的，我倒希望那壶水能够救他的命。休息的时候，我坐在沙丘顶上写日记：“5月1日，在我的故乡瑞典是快乐的春光节，但在沙漠里却是我们最严峻的一天。骆驼一匹匹减少，四面都是沙山，没有一根草茎，没有一点活东西。人和骆驼都已经不能再支撑了，这是我能写下的最后几行字了。上帝啊，拯救我们吧！”
伊斯拉木巴依摇晃着拿着一个瓶子走过来。我惊喜地看着那个瓶子：“怎么，还有一瓶水吗？”他摇摇头：“不，这是中国烧酒，主人。”
酒也是液体呀！我打开瓶盖，迫不及待地喝下一大口，但立刻就被呛得剧烈咳嗽，两眼冒火。
约尔达斯听见了酒在瓶中的声音，兴奋地跑过来，使劲地摇着尾巴。
我把瓶子伸过去让它闻，它嗅了一下，尾巴顿时就垂了下来，很忧郁地走开了。我扔开酒瓶，打算站起来，但凶猛的酒精已经摧毁了我的力量。伊斯拉木巴依用一块蓬布在我头边支起一个遮阳的小帐蓬。他让其他人向前去找水，自己要留下来陪我。我努力睁开眼：“不，你们都向前走，我休息一下，会跟上来的！”
伊斯拉木巴依无言，他把罗盘对准东方，带着奥尔得克和格沁向前走去。
沙丘顶上只留下我自己。还有伏在身边的约尔达斯。
5月3日的太阳从沙海边缘升起。当我们被阳光烤醒时，发现格沁已经再也不会醒来了。活着的人默默地在死者身边坐着。伊斯拉木巴依面向麦加在为格沁做祈祷。我慢慢地站起来说：“让死者留下吧，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走！”
伊斯拉木巴依抬起头来：“主人，东西也要留下！骆驼再也驮不动了！”
我看着那最后的几只箱子：“可是，这些都是我在亚洲买不到的东西！”
奥尔得克大胆地插嘴道：“人能走出去，我们还可以回来找东西。人出不去，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他是对的。我下了最后的决心，丢下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日记本、地图、仪器、钢笔、纸张、手枪、子弹、照相机、一本圣经和一些烟草。我打开另两个箱盖看看，里面是一直没有舍得扔掉的一箱银元和一箱密封着的玻璃底片。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从头到脚重新换过。如果我真的要死在沙漠中，被风暴埋葬在永久的沙丘里，那我至少要有一身干净的殓衣。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丢下了！
伊斯拉木巴依和奥尔得克把这几只箱子堆在一起，在上面蒙上蓬布包扎起来。然后继续前进，沙漠上，三个人、两只骆驼，还有一只狗。
到了5月4日，又一只骆驼倒下了，倒下的还有我忠实的仆人伊斯拉木巴依。约尔达斯也不能再走了，我让它留在了伊斯拉木巴依的身边。
5月5日，继续前进。沙漠上只剩下了两个人。
当我和奥尔得克互相搀扶着爬上一个高高的沙丘时，我茫然的眼神忽然亮了：地平线不再像前些天那样只是一列黄色的地平线，而是出现了一条平直的、深绿色的线条，那是树林，我们终于走到和田河边了！
但是奥尔得克却倒了下去，他的样子十分可怕：嘴唇肿裂、两颊下塌，眼睛里只有微弱的光亮。我推他坐起来，不让他倒下：“你等着，我去河边取水！你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也要坚持往树林、往河边爬！我们可以死在沙漠里，但我们决不能死在河边上！”
我使出全部力量，向着前方地平线绿色的树林和树林后面的和田河奔去。穿过最后的沙地，跌跌撞撞地跑进树林，一头倒在平坦柔软的土地上，但是河流还在树林的那一边。我倒在地上，抓食着能够够到的树叶和青草，借此来积蓄体力，感觉到头边开始有了苍蝇和蠓虫的飞舞和嗡鸣，耳边似乎已听到了河中流水的声音。但是当我真正爬到河岸边的时候，却被命运的最后一击完全击垮了——在我眼前展开的确实就是河田河谷，但这条宽阔的河谷却没有一滴水！
上帝啊，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我想到过，或者在沙漠中干死，或者在河边得救，但我唯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季节河，上一年流来的河水早已干涸，而从北西藏冰山上融化的雪水要等到七月初才能流到这里，那时候，我早已成了一堆白骨！
我绝望地趴在河槽的沙地上，一动不动，在垂死的幻觉中，我回到了童年——那是1880年4月24日的夜晚：当完成北极探险的菲加号滑进斯德哥尔摩港口，围绕着码头的房屋便浴在一片欢庆的灯光与火焰之中。那时候我十二岁，我和我的父母和妹妹站在港口附近的小山顶上，那里可以对欢庆的场景一览无余。我永远也忘不掉加菲号荣归那一天的情景。一种伟大的激动情绪控制住我，它决定了我将来的道路。那时候我想：我将来也要这样荣归啊！可现在，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
就在我闭上眼睛静待死神来临时，却听到一种单纯而清晰的声音。
我睁开眼，眼前依然是干涸的河床，但是我发现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小小的水鸟在走动着，鸣叫着。这是一种上帝的提示：有水鸟，就说明附近有水，我一下子振作了起来，拖着身子向前爬去。而那只小鸟也真如一个向导，始终在我前面一段距离的地方叫着，跳跳走走。就这样，我跟着小鸟爬行了数十米之后，在河床拐弯处的深槽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积存的水潭！
“上帝啊，感谢你赐我以水！”我一头扑进水潭里狂饮起来。而当我喝足了水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只引领我来此的小鸟却不见了。此后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过，那引领我到上帝的水潭边的到底是一只水鸟而是一个天使？
坐在水潭边上，我测量着自己逐渐增加的脉搏。我那已经干枯的躯体像吸收了水分的海绵一样开始膨胀恢复了过来，在水面上，我看到那刚才垂死的容貌也开始有了生机。忽然，小鸟再一次出现，它从空中落下在水边沾湿了一下自己的羽毛，随即展翅升空，向西面飞去。
这是在提醒我：我的仆人，垂死的奥尔得克还在树林那边的沙漠边缘躺着。我得带水回去救他！或许还可以救回躺倒在更远地方的伊斯拉木巴依和约尔达斯？我脱下自己的白衬衣浸入水中，提起来，水从衣服上流下，衬衣不是容器。但靴子可以是，我立刻脱下靴子，把这双长统靴灌满了水，并用刚才帮助走路的一根木棍插在靴扣上，我挑着这双靴子穿过树林，赶去救奥尔得克。
这双靴子是斯得哥尔摩的老鞋匠斯特林斯特罗姆缝制的。当时卖给我的时候他说过：“六克郎一双，绝对物超所值。”他说得没错，确实物超所值！正是我花六克郎买的这双靴子，救了我的仆人一条命！所以后来我每年都要付一次款，并且写信向他表示一次感谢。
是上帝的水潭救了我；而斯特林斯特罗姆做的靴子救了奥尔得克和后来坚持着爬出了沙漠的伊斯拉木巴依。但是约尔达斯、我的那些没能走出沙漠的仆人、向导，还有我的所有装备，都留在塔克拉玛干之中了！
一个多月以后，劫后余生的我们三个人终于辗转到达了和田。在那里我受到了和田道台热情的迎接：因为在喀什的俄国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和英国外并代表马嗄特尼都带信来，要他尽可能地帮助我。这两位外国官员对那里中国官员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并不亚于他们远在北京的皇帝。
在道台府，道台先生带我走到了他的大案子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卖弄地揭开了台面上的一块绸布，露出了一把手枪。我无比惊讶地认出那就是我留在沙漠中的手枪！上帝啊，它怎么会在这里？
道台告诉我：这是台维克尔村图达伯克的驼队在沙漠里发现的。和这枝枪在一起发现的还有一箱银元。图达伯克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敢私吞这些银元，就把它交给了官府。
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是当幸运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期待着有更大的幸运：“可是，既然驼队在那里找到了银元，还应该找到其他的箱子，特别是有一只箱子，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照相底片！他们没有看到吗？”
道台先生不知道底片是什么？他问：“那比银子还重要么？我完全可以派人护送你专程到台维克尔村去一趟。”
由于急于找回我的那些底片和仪器，我只在和田城里小做休整，就在道台府卫兵的护送下花了好几天时间专程来到了这个台维克尔，一个沙漠边缘的村落。
我们到达时，听见图达伯克家的宅院里传出一阵阵欢乐的歌舞声。带路的村民告诉我们，伯克正在庆祝他家的光明房子落成。
“光明房子？”
那个村民自豪地说：“是啊，伯克家新盖了一座光明房子，这是方圆数百里地方最漂亮的房子！”他看了道台府的卫兵一眼，“恐怕道台府里也不会有这么漂亮的房子！”
听说道台府来了人，图达伯克，一个富态的老人，从正在欢歌曼舞的内院中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请我们进去参加宴饮和歌舞。道台府卫兵说明了他们陪同我前来寻找丢失的物品的使命。伯克诧异地说：“那些银元，还有枪和子弹，我不是已经派人交给道台大人了吗？”
我连忙上前说明我就是那个在沙漠里险些死掉的欧洲人。我非常感谢他找到并归还了我的那些银子！可是，还有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不知道他的驼队是不是也将它们带了出来，并且是不是还在府上？
图达伯克惊讶地问：“还有比银子更重要的东西吗？”
“是的，那是一箱底片？”
图达伯克不解：“底片？是一种什么东西？”
伊斯拉木巴依用更为流利的维语上前解释，他比划着：“底片，就是一些玻璃，这么大小见方，上面涂着一层胶。”
图达伯克听伊斯拉木巴依说完：“啊，你说的原来就是那些玻璃片！请跟我来——”他以一种十分自豪的表情，领着客人们穿过外宅，走入内院。
天哪，我看见了什么？我看到在那些欢歌曼舞的宾客们面前，是一座刚刚建好的房子，这座房子和沙漠地区用粘土夯筑成的民房完全不一样，它的半个房顶和一面墙完全由木格子窗棂构成，而镶嵌在窗棂上的，正是数百张洗去了胶水层的玻璃底片，有些玻璃片上还涂上了色彩，画上了图案。
图达伯克指着这座新房得意地介绍着：“这些玻璃，也是我的驼队在沙漠里找到的。我想把它们那么老远地送到和田去是太不值了，但是拿它们能派什么用场呢？最后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它们洗干净，用来建造一座光明房子！你们看，这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房子！不过，为了洗去玻璃上的那层黑糊糊的东西，我的仆人们可没有少费力气。”
我呆呆地看着那些在阳光下闪着光的玻璃，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我的底片啊！”
道台府的卫兵一定是看出了我绝望的表情，一下子拔出了佩刀，对图达伯克喝道：“你好大胆！你不知道这些玻璃比那些银子还要贵重吗？”
图达伯克委屈地：“我确实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要把捡到的银子上交给道台府呢？那是因为安拉要我们诚实。如果这位洋大人还想要回这些玻璃的话，他可以把它们带回去。”
这时候我已经恢复了我的镇静，我制止了卫兵凶狠的态度，对伯克道：“尊敬的伯克，就让这些玻璃留在您这里吧。但是我想知道，您这里还有没有还没有打开、没有清洗过的玻璃？”
伯克答道：“那些玻璃，我建造这座光明房子用掉了大部分，剩下的那些，我全都分给了我的村民，他们也都拿回去做窗子用了。”
我看着那座漂亮的“光明房子”，再看看图达伯克无辜的表情，忽然感到释然。他找回了我的那些银子，已经使我万分感激！至于这些底片，既然它们已经全部曝光了，还不如让我们来庆祝它们的新用途吧，要知道，能够用这些底片造出这样一座光明房子，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具有想象力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和它的主人一同来享受它呢？于是我们被主人殷勤地待为上宾。看着眼前的歌舞，品尝着杯中的美酒，我想，许多年以后，这里的居民也许并不能够了解我在地理探险上做出的成就，但他们一定会记得：曾经有一个欧洲人，为他们带来了窗户上的玻璃。此刻，那数百上千片玻璃，正在阳光下闪烁着梦幻的光彩。
第二年，1896年3月，我开始准备我的另一次探险，出发地点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小城库尔勒。当我和伊斯拉木巴依在喧闹的市场上购买一些旅途所需的东西时，一条憨态可掬的小狗冲着我们汪汪地叫起来。
“啊，它多么像约尔达斯啊！”我蹲在小摊前看着它，小狗也以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看着我，这确实让我想起了约尔达斯的眼神。我们买下了这只红黄色的嫩狗，让它继承了约尔达斯的名字。不久它就成了大家的宠物。
我的驼队着沿塔里木河行进。我们的目的地是塔里木河和罗布湖的内地支流。中国人数百年来就知道这湖的存在和它的位置了，他们把它记载在各种时代所有的地图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1876年到1877年的旅行中是第一个逼近罗布湖畔的欧洲人。因为他在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湖南面整整一个纬度处发现这湖，所以我的老师、著名的中国研究家李希霍芬教授便立下以下的理论：这湖因为塔里木河支流的变迁后来曾经向南移动了一个纬度。
当河岸的胡杨林变成了丛丛芦苇时，我的探险方式也从陆路改为了水路。我租赁了一只长约六公尺、宽不及半公尺的小船。船是用一棵挖空的白杨树干做成的。我坐在船中间，像坐在一张靠椅上，膝盖上放着罗盘、表和图纸，一边行进一边画着路线图。约尔达斯以一种十分舒适的姿式躺在我脚前。
奥尔得克和老库尔班站在船的首尾，他们把那长条宽面的桨几乎是垂直地浸入水中。两岸迅速的驶过，当船走过茂密的芦苇丛时，就发出沙沙的声音来。
“奥尔得克，我们沿着这条河一直向前，就可以到达罗布人的领地阿不旦吗？”奥尔得克回答道：“赫定老爷，这条河有很多支岔，但是老库尔班认得这里的路，还记得这里的干涸期。二十年前他打死一只野骆驼，把皮卖给了第一个到这里来的—你们那里的人。”他一只手松开桨，在脸前比划着欧洲人的高鼻子。
老库尔班得意地喊着：“琼图拉！琼图拉！”
“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吗？”我惊喜地找出一本普尔热瓦尔斯基著的书，翻开扉叶让老库尔班看那上面的作者像。
老库尔班连连点头：“琼图拉！琼图拉！他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你们的人。”
我向他解释：“这位琼图拉是俄国人，而我是瑞典人。”
但老库尔班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琼图拉不会说我们的话，赫定图拉，你会！”他敬佩地伸出大拇指。
4月19日我们到达我此行的目的地—阿不旦小村，这是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湖的地方。村民们显然已经得到了有外国老爷再次到来的消息，全部聚集在码头上迎接。 在独木舟靠岸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辨认出了这群人的首领，我趋步上前，走到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多的老人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施礼：“昆其康伯克！”
当地的头目——已经八十高龄的昆其康伯克对此十分惊讶：“尊贵的客人，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在你们所说的琼图拉的书里。”我拿出那本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翻出书中为昆其康画的插图。
昆其康看了一眼，大笑道：“这是我，这是我。”
奥尔得克上前为我作介绍：“伯克大人，这是赫定图拉，他是琼图拉的朋友。”
昆其康说：“琼图拉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引我走向一个用木柱子支起，四面透空，上覆芦苇作顶的凉棚。
这位昆其康伯克曾经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朋友，但是很难想象这位受到清政府钦命册封的五品伯克，他的宅邸竟简陋得如同野人之居。我们来到凉棚中坐下。昆其康向我介绍道：“这里就是阿不旦的迎官厅和议事厅。”
我四下看了一眼，问道：“伯克先生，您的这个议事厅，为什么没有墙呢？”
昆其康挥了一下手笑道：“有墙就没有了风，而有风，才能刮得蚊虻不能停留，坐在这里才能免遭叮咬之苦。”
“伯克先生，我从琼图拉的书中得知，您的名字，是日出的意思，对吗？”
昆其康慨叹道：“太阳升起，太阳升起，我这个太阳，已经升起了八十年了了，也许不久就要落了！”
我转了话题：“那么阿不旦，是什么意思呢？”
昆其康说：“阿不旦，就是好地方，有水有鱼的好地方，我们罗布人生活的好地方。你知道吗，人是靠水而生的，就像—”他从身上捉出一个虱子，“它是靠我们人身上的水而生的；而我们人，是靠河流和湖泊而生的。我们是罗布湖的虱子，如果有一天罗布湖干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老人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一边倾听，一边拿出速写本，开始为昆其康画速写肖像。这位睿智的老人讲着他生活中的种种奇事――讲到河流、湖沼、沙漠和动物，他对于人和水的关系的比喻，使我深感新奇。他异常热情地收留了我们。并请我做一次较大的航行，向着东面到罗布湖去。
我坐在船上悠然地画着速写，自从我的那些底片成了沙漠居民的窗玻璃之后，就不得不用速写本来代替照相机了，这大大地发挥了我速写的能力。
傍晚时我们开出狭隘的河道，到达宽广空敞的水面，无数野鹅、野鸭以及别的水鸟在这里浮游。我们露天驻扎在湖岸上，月亮当空，亚洲腹地的水面真有威尼斯的味道！
告别的时候，在阿不旦村的那个四面透空的“迎官厅”，昆其康伯克用一大锅湖水煮鱼为我饯行。
我和老人对坐着，默默喝着鱼汤，空气中仿佛有些感伤的意味。
昆齐康问：“赫定图拉，你还会来吗？”
“会的，我还会来这里。”
昆齐康不无伤感地：“可是我已经很老了，老太阳到了要坠落的时候了！等你再来时，我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那就由我的儿子来接待你吧。”他喊了一声：“托克塔阿洪！”
一个中年人上前几步，跪在了他和我之间。
昆其康对儿子说：“你要记着，赫定图拉永远是我们的客人！”
托克塔阿洪俯下身：“我会记着。”
昆其康看着我说：“这是我的儿子，托克塔阿洪。”
我向他欠身：“我会记着。”
我抬眼望着这片沙漠中的湖水。湖水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波光。
二、从河流到荒原
经过在中国西部三年零七个月的旅行之后，我坐着一种名叫“土篼”的轿子如一叶小舟般漂进北京的城门。瑞典那时候还没有驻节中国的公使，能给我接待的只有俄国公使馆。我在北京最有趣的回忆，就是在俄国公使的陪同下，和聪明的老政治家李鸿章结识的那一幕。
李虽然算是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但却住在许多乱七八糟的老房子中间，他用一种和蔼的微笑迎接了俄国公使包罗夫先生和我。饭菜是欧式的，一味一味地上。主人和客人由一个人翻译在做交谈。年迈的李大臣似乎是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爱护给我让菜：
“我知道你是一个旅行家，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旅行家吗？”
包罗夫殷勤地帮李鸿章解释：“李大人去年为参加加冕礼到莫斯科去旅行过，此前他还到欧洲和美国游历过。”
李鸿章笑道：“政治就是和人打交道，所以我往有人的地方跑，而你往无人的地方跑。但是跑完了无人的地方，还要回到有人的地方来。你到这里来，是想在天津大学当教授吗？”他想当然地这样认为。
“不，谢谢您，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探险活动，是得到了我们瑞典国王的支持的。为什么阁下去年不到瑞典去游历呢？您到了莫斯科，离那里已经很近了。”我这样问他。
李鸿章说：“我可没有时间走遍那里的国土，但是你可以告诉我瑞典是什么样的国家，在你的国度里人们怎样生活？”
“瑞典是一个安乐的大国，在那里冬天既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那里没有沙漠和草原，只有田野、森林和湖沼。那里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我自豪地告诉他关于我祖国的情况。
李鸿章转头向包罗夫道：“这真是一个可注意的国度，我要劝俄国沙皇占领瑞典。”
包罗夫慌张地：“这是不可能的，阁下，瑞典国王和俄国沙皇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彼此从不含任何恶意的！”
李鸿章哈哈大笑：“公使先生，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 他转而问我：“赫定先生，你曾经走过新疆、北西藏、柴旦和蒙古南部，你的旅行是为了什么呢？”
“我研究和绘制那些不知名的大地部分，考察地理、地质和生物，尤其我要看看，是否有可以给瑞典国王占领的合适地方。”我不失时机地还以颜色。
李鸿章开心地大笑，举起大拇指：“很好很好！你也反将了我一军！”
我发现李大人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离开北京，途经彼得堡回家时，我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的召见。接见的地方在沙皇工作的偏殿内。沙皇穿着大佐的军服，他给我印象不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学者。他对我的旅行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把一张很大的中亚地图铺在桌子上，让我在图上为他指出自己的旅途，并随手用一支红铅笔在最重要的地名下做记号，还以专家的知识指出我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研究范围接触的地方：“你说你也到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过的那个大湖—罗布湖？”
“是的，我正是按照他书上的插图认出了当地的首领昆其康伯克。不过，我认为这个湖并不是中国人地图上的那个罗布泊。我非常尊敬普尔热瓦尔斯基，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结论，下得也许过于轻率了。”
沙皇陛下看着我：“你是这样认为的么？”
“当然了，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他的这个结论，所以，以后我还会以新的中亚旅行来试图证实这一点。”
沙皇陛下问：“你真的还会再次去中亚旅行吗？”
“是的。我有一种感觉，好像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么，当你要做新的中亚旅行时，请在出发前把详细的计划告诉我，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减轻你旅行的困难！”
沙皇陛下的好意使我非常感动，事实证明这个约定并非一句虚言。
回国后，我出版了《穿越亚洲》，和《1893－1897，我在中亚旅行的地理科学成果》。德、英、法、瑞各国地理学会都授予我勋章。但使我最高兴的事，还是在在柏林地理协会，与我的老师李希霍芬教授的见面和讨论。
老师翻看着我交给他的手稿：“你的实地考察可以证实我对普尔热瓦尔斯基那个结论的质疑：在沙漠的东面，确实有一个大湖。但那不是中国人地图上标出的罗布泊，那只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一个新湖！我认为他对自己过于自信，而对中国人绘制的地图过于轻视了。”
“是啊，地理上一个纬度的距离，可不是一个小的误差。我认为铁干里克东南由依列克河泛滥形成的阿拉干湖群，应该是中国地图上罗布泊的遗存。或许，真正的罗布湖还在更北一些的地方。”
我在柏林《地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1897年10月15日，我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作演讲，出于民族感情，我的观点遭到了俄国学者的围攻。他们奋起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只有他的观点才是可以接受的。科兹洛夫反应最为激烈，不惜一切为普氏辩护。科兹洛夫在讲台上激动地发言：“那么多探险家都去过罗布荒原，我也去过——1883至1885年间，我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探险，1893年至1895年，我再度参加了罗布罗夫斯基的中亚探险队，我深入罗布荒原的腹地，一直走到孔雀河干涸了的地方。那里除了一个叫做阿提米希布拉克的水源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北方的大湖。那个水源地只有极少的当地人才知道，也只有找到那个意思为六十处泉水的水源地，才有可能带上足够的淡水，穿越春夏之间的罗布荒原。”
“阿提米希布拉克，六十泉？”我在本子上认真地记下了这个我以后将要到达的地方。
科兹洛夫激动地反驳着我的结论：“为什么只有赫定一人相信所谓‘北方的大湖’？除了传说和推论，有关北方大湖的存亡过程，有谁能提出过硬的证据来吗？进而言之，即便真有一个东北方的大湖，是怎么把它与历史上的罗布泊联系起来的呢？一个某种名称的大湖能一分为二，忽南忽北，这是有正常科学思维的人都难以理解的。所以我认为，李希霍芬教授和斯文.赫定先生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是站在落后的中国地图提供的资料上立论。我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先驱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喀拉库顺湖，是古代的、历史的、真正的中国地理学家的罗布泊，这湖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将永远这样！”
我冷静地倾听着辩论对手的强烈抨击。基于在彼得堡的遭遇，我觉得要战胜论敌还得有更充实、更有说服力的资料，这还得通过地理考察来实现。这促使我再次赴中国西部进行新一轮的考察。我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罗布泊，哪怕是它的遗体！
当野黄杨于1899年的夏至枝繁叶茂的时候，我第四次出发到亚洲的腹地去。孤独的路上那种新鲜和空气和伟大的冒险在吸引着我。我已于四月中旬谒见沙皇并把我新的考察计划向他奏明了。他做了一切减轻我旅行困难的事。在俄国的欧亚铁路上，我得到了免费乘车、免费转运和免税的权利，他还派遣二十名哥萨克骑兵做我的卫队，而我只要了四名。
我在九月初的烈日下出发，旅队的大铜铃在街上响着。离开疏勒时，引起当地人兴趣的，不是那几十个箱子的行李，而是押运行李的那四个哥萨克骑兵。忽然，一阵狗叫声引起了哥萨克骑兵的注意，他们看见一只狗汪汪叫着从街的另一头冲着我直扑过来。领头的骑兵立刻端起枪对准了那条冲过来的狗，我抬手拦住了他：“不不，这是约尔达斯！这是我的约尔达斯！”
这条狗果然就是长大了的约尔达斯，它扑到我身上，使劲地摇着尾巴，向分别了两年的主人表示着亲热。
“哦，约尔达斯！分别两年了你居然还能认得我！奥尔得克呢？分别时不是他领着你吗？”
这时候奥尔得克也跑到了我面前：“赫定老爷！赫定老爷！你果然又回来了！”
我开心地向他张开双臂：“奥尔得克！我说过我要回来的。你是专门赶来跟随我的吗？”
奥尔得克点点头：“那当然，老爷要到哪里去，我就跟随老爷到哪里去！”
“那好，这次我们要向东走，穿过罗布荒原，去寻找罗布湖。”
奥尔得克问：“我们还要去阿不旦，去昆其康伯克的罗布湖吗？”
“不，在昆其康伯克的罗布湖北面，我想还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湖，那才是真正的罗布湖！”
在离麦盖提不远的河岸上，我设立了一个船坞，指导当地的工匠们为我制造一条用于在河上漂流探险的船。这只船的前部盖上一层木板，我的帐幕就张在这上面。中部设有一个船舱，上面挂上黑布，准备当作暗室用。里面安放固定的桌子和板壁以及冲洗胶片的几只清水桶。船舱后面堆积着笨重的行李和食物，仆人们就在船尾部一架泥灶的周围活动和休息，因此我在航行的时候会有热茶饮用。两边设有一条狭窄的过道，用来连接船的前后部。这条船将做我三个月的住所。
塔里木河把我们引入亚洲腹地。我的又一次探险开始了。
我坐在写字用的箱子前，面前放着一页纸、罗盘、钢表、铅笔和望远镜。眺望着这条雄浑的河流，它绕着凶野的拐角向沙漠蜿蜒而进。我们像蜗牛般地带着我们的家出行，用不着我走一步路，前面的风景就悄然而迟缓地迎我而来了。每一转角都在我眼前展开新的图像：阴森的地岬、昏暗的丛林或茂密的苇田。奥尔得克用木板托着热茶和面包放在桌上。一种庄严的寂静包围着我们。只有当约尔达斯向着河岸边隅尔出现的牧人狂吠时，这种寂静才被打破。我熟悉了河的生命，我感到了它的脉动，每一天都叫我更清楚地认清它的习惯。我从未做过一次更有诗意的旅行，这种回忆让我永生难忘。
秋天到来了，树叶闪耀着黄色和红色。在胡杨林边宿营的傍晚。奥尔得克和伊斯拉木巴依在生火做饭，那几个哥萨克士兵无事可做，就开起留声机来。于是这荒原的岑寂就被俄国和瑞典的歌曲所冲破。
1899年年底我们离开冬季大本营，重新踏上贯穿大沙漠的旅途。在沙漠深处，景物像月球上一样死寂，看不见一片落叶，一只动物的足迹，人类从未到过这里。
黄昏。仆人们找到了大堆干枯的胡杨树干埋在沙里的地方，生起了一大堆火。他们晚上在沙里掘孔，把红炭填在里面再用沙子盖上。夜里他们就在这温暖的床上睡觉，好象睡在中国客栈的炕上似的。
天上下雪了。没有帐蓬。我坐在火堆边读书和写日记，因为雪花盖住了文字，不得不一再晃动书本，奥尔得克为我张开一张顶盖，这至少可以保护住我的脑袋。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我们走了二十四公里三百公尺，是我们在这艰巨的沙漠中最长的一天旅程。太阳没入云间了。当它在东方再次升起时，我在日记本上写上：1900年1月1日。新的世纪开始了。
在一望无际的荒原里的孤独行进中，我们的驼队和另一支驼队不期而遇。
奥尔得克走上前去，和另一支驼队的人打招呼问路。片刻后，他带着对面驼队的首领走了过来。向我介绍道：“赫定老爷，他是北面兴地村的猎驼人，他把他的妹妹和嫁奁送给都拉尔村的一个伯克，现在正要回到库鲁克山去。”
那个猎人名叫阿不都热依木。
奥尔得克指着阿不都热依木，“我听说罗布全境中认识阿提米希不拉克的人只有两个，他就是一个！他说，他曾为外国老爷带过过路。”
“阿提米希不拉克？” 我立刻就想起了这个地名，“不就是科兹洛夫提到过的六十泉吗？”而阿不都热依木似乎是似曾相识地在看着跟随我的那几个哥萨克骑兵穿着的俄国军装。我拿出一本科兹洛夫的书，翻出扉叶上科兹洛夫的照片。
阿不都热依木连连点头：“我认得他！我曾带他去过阿提米希不拉克！”
我兴奋地问他：“我想要横过罗布沙漠，据科兹洛夫书上说，六十泉就是这个计划最合适的出发地点。你愿意陪同我们到那去，并把骆驼租给我用吗？”
阿不都热依木自豪地对奥尔得克说：“这位老爷算是找对人了，在这一带只有我知道去阿提米希布拉克的路！”
3月5日，我们走过荒原中一条干涸的古河床。河床岸边屹立着一座已被风沙和岁月剥饰得残破不堪的古堡。
我带着哥萨克骑兵齐诺夫，罗布人奥尔得克和兴地山猎人阿不都热依木等。我们在冰上越过孔雀河，在河的对岸找到了成行的路牌和堡垒，这就是东方与西方交通的古道丝绸之之路留下的痕迹。孔雀河曾经在这里流过。科兹洛夫曾经发现了这条干河，我们在营盘――或许是丝路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接触到这干河几个拐角处。我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围城，有四个城门和许多倒塌的房屋和墙壁。有一座堡垒高达八公尺。营盘还有活的胡杨树，但再往东一段路树全死了，树干就像墓地里的墓碑一样站着。
在一条向东延伸的干河床里，我眯起眼睛向前看去，河滩里有许许多多的白色贝壳，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在干河床的两岸，找到了成千上万的介壳、还有石斧等，这暗示了古代塔里木河曾流经这里，河滨一带一定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荒原上，驼队在行进着。这片荒原的北部边际，横亘着的是一条没有任何生命迹像的库鲁克塔格山。
存水现在用完了，但我们离六十泉已不远。沿着鲁克山麓向东北走了一程之后，六十泉绿洲的黄色芦苇和昏黑的柽柳树林于3月23日在轻烟中浮起。
泉水结了冰，但由于地下的泉水不断涌出，使冰块裂开。
3月27日我们用羊皮囊带了水向南出发，依然是荒原，无边无际的荒原。但是忽然之间，探险队走进了一个让人感到诧异的地方，似乎是一座古城的遗址。
这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在一个小泥岗上，我们忽然站住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几间木屋的残余，自然在这里扎下了驻地。我测量这三间房子，大梁还保留着――但是什么时代的，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各种中国钱，两把铁斧和几块木刻。一块刻着手里拿着三股叉的人，另一块刻着头戴花冠的人，还有一块刻着莲花。
我们只有一把铁铲，只能不停地换人，人何以休息，铁铲却必须连续工作。
早晨。在被阳光拉长的古建筑的影子上，阿不都热依木和我们告别。仅管留恋，我们也得和这刚发现的古城告别，因为羊皮囊一路都在漏水。
阿不都热依木拿到一笔款子告辞向北回家。我派我的仆人库鲁带领两只骆驼和一切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向西回大本营去。我自己则带领齐诺夫、苏发拉和奥尔得克，四只骆驼和一只狗继续向南穿过沙漠。
黄昏时分，我们在有几棵柽柳树的地方停下来扎营。
我指给他们看：“这是一块洼地，里面还长着活着的柽柳。这里的水源不会很深，因此我们要掘一口井，来补充我们的水。”
奥尔得克在驮架上来回找着，一会儿后，他不得不懊恼地报告说：“对不起，赫定老爷，我把铁铲忘记在那三间旧房子那里了！”
“奥尔得克呀，我们只有这一把铁铲啊！”我叹道。
奥尔得克内疚地道：“赫定老爷，我错了。我回去把铁铲找回来。”
“奥尔得克，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很替你难过，但铁铲必须取回来！”
奥尔得克点点头：“放心吧老爷，我一定取回来！”
我拍拍他的肩膀：“水不够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你。如果你回来找不到我们的足迹，就只有往南或西南走，无论如何会走到喀拉顺湖的。你骑我的坐骑去吧！”我把驼缰递到他手里。
奥尔得克眼里含着泪水，他接过驼缰，转身走了。
我们一行也跨上驼背，继续向南方走。
在奥尔得克走后两小时，突然刮起了一阵暴烈的东风。我们实在为他耽心，因为这风极大地增加了他独行的危险。
第二天早上，不见奥尔得克的踪影。我们只能继续向西南走。傍晚，驼队横过一带矮的沙丘。苏发拉在这里找到了几段枯树。他喊道：“老爷，这里有一些木头，我们可以用来生火。”
“那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奥尔得克也许能看见我们营地的火光。”
几个人正在忙碌的时候，忽然约尔达斯汪汪地叫了起来。我们抬起头来，看到奥尔得克拿着铁铲，笑咪咪地出现在面前，这情景简直像是一个梦境。
哥萨克骑兵大叫一声：“奥尔得克，真的是你吗？”
我惊喜地上前从他手中接过铁铲：“奥尔得克，你怎么会在这里？不但找回了铁铲，而且走到了我们的前头？”
奥尔得克神情愰惚：“赫定老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昨天到今天，我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我回头走了不久，就在暴风中迷了路。在风暴里我先是回到了丢铁铲的地方，找回了铁铲。风暴停了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走到了一个有着古城堡和许多漂亮木板的地方。我只能尽力带出了两块，老爷你看！”
他从驼背上拿下了两块雕刻精美的古木板，呈现在我面前。
我被这两块精美绝伦的雕花木板惊呆了。
我激动地拥抱着奥尔得克：“奥尔得克，奥尔得克，我要谢谢你！丢掉了铁铲，这是一种神赐的运气，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沙漠里藏着些什么东西！”
那三间残房，还有这两块漂亮的雕花木板，使我意识到在这死寂的荒原中一定有着被风沙埋没了的灿烂古代文明。但是立刻回头到那去吗？存水已经不允许了。上次穿越死亡沙漠的经历，让我选择只能先救这一行人的性命！
奥尔得克兴奋地：“赫定老爷，明年你再来这里的时候，我一定把你带到那个有许多漂亮木板的城堡去！”
“一言为定！”我在心里发下了誓愿。
探险队在荒原上继续向西南行走。4月2日，登上一座沙丘，我的望远镜里终于出现了喀拉库顺湖。
湖上刮着一种清凉的东北风，湖水是淡的，野鸭和野鹅在水面上浮游着。我禁不住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到湖心洗掉一切沙漠的灰尘。划着自制的皮筏子，我们沿着荒凉的湖岸走了两天，却看不到一点人的足迹。简直就要挨饿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南边看见泛起了一点炊烟，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来到了罗布人的领地阿不旦。
但这已不是几年前我们到过的那个阿不旦了。
湖岸上，在罗布人简陋的芦苇棚边，是一圈已经颓败了的清末修建的要塞。
在一个比上次和昆其康伯克见面的那个四面透风的苇棚更加简陃的棚子里，我和昆齐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见了面。招待客人的依然是一大锅鱼汤，但是当年的主人已不在了。
喝下一碗鱼汤后，我放下木碗：“这么说，昆其康伯克已经去世了？”
托克塔阿洪点点头：“是的。他对我说，赫定老爷还会来的，要我还像他在世时那样招待你，帮助你，说你愿意在阿不旦住多久都可以。”他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眼中含着泪水，“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在老阿不旦接待你了，阿不旦，我们的家，已经被废弃了！”
“为什么？”
托克塔阿洪说：“因为水越来越浅，越来越咸，鱼也越来越少了。其实很多人早就想搬家了，但是父亲活着时不愿意离开阿不旦。父亲去世后，努米特继任了伯克，就领着大家迁到了这里。为了纪念我们的老家，我们把这里叫做新阿不旦！”
我充满感慨：“阿不旦是好地方，昆齐康伯克说过，有水有鱼就是好地方。但是水咸了，鱼少了，阿不旦就不再是好地方了。”我看着托克塔阿洪，“要是再过一些年，这里，新阿不旦，也不适合居住生活了，你们再搬到哪里去呢？”
托克塔阿洪有些茫然，更有些伤感地：“我不知道。父亲说过，人是水身上的虱子，水移动了，靠水过活的人也要跟随着移动。什么时候水没有了，我们罗布人的日子也就没有了！”
此后的几天里，我又用小艇在喀拉库顺湖上尽情地做了一次巡游，并测量着湖水的深度。昆齐康伯克当年的话堪称至理名言：人是水身上的虱子。水移动了，水边生活的人必定也跟随着它移动。那么，这片湖水到底会在多大的范围内移动呢？在罗布荒原的深处，奥尔得克发现美丽木雕的地方，千年以前既然有人类文明存在，就必然也曾经有水存在。只有水移走了，文明之花才会凋谢枯萎。那么，那片古代曾经有过的水移向了哪里呢？明年再来时，我希望能够解开这个谜。
第二年，1901年3月3日，我们再次穿越荒原，终于驻扎在去年曾与之擦肩而过的那座古城的泥堡之下。面对这座古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驻节这里的西方使者，地球上从来无人对此地的存在有过一点知觉。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确定它经纬度：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古城的位置就在中国人的地图所标出的罗布湖的边上。
“赫定老爷，赫定老爷！”奥尔得克兴奋地呼喊着，他捧着一个刚刚挖出的破损了陶质水罐跑过来。
我接过那个水罐，久久地凝视并思考：
古代的人在古代的罗布湖边生活着并创造文明，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这湖后来的干涸，或许只是一种移动，因为河流改变了水道。面前的这座寺庙在当时无疑是被丛林所环绕，庙的南面平铺着庞大的水面，到处看得见房屋、堡垒、墙壁、花园、道路、旅行的商队和人群。而现在呢，住在这里的只有寂灭！
抬起头来，放眼环顾这一片了无生命迹象的罗布荒原。湖啊，那曾经在这里存在过又游移走了的大湖，有朝一日你还会回到被你抛弃了的故地吗？
奥尔得克在一边问：“赫定老爷，你在想什么？”
“奥尔得克，我要说，你去年忘掉那把铁铲不是一个过失，而是一种运气，不然我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个古代的城来，永远完成不了这样伟大的发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古代的纸片和木简，虽然现在我还不能解读这些文字，但是这个古城的发现，一定会给中亚古代史投下意想不到的光辉。奥尔得克，我要感谢你，并且我会想念你的！”
奥尔得克说：“我也会想念你的，赫定老爷！是你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你知道，奥尔得克是野鸭子的意思，一个幸运地飞到过古城的野鸭子，就再也不是过去那只在湖沼里飞来飞去觅食的野鸭子了。赫定老爷，你这次离开，还会回来吗？”
“会的，相信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如果一个人能有两个故乡，那么对我来说，一个是瑞典，另一个，就是罗布荒原。好好活着吧，野鸭子，我们还会重逢的！”
回到欧洲后，我把我在罗布沙漠中发现的文书木简等交给德国威斯巴登的语言学家卡尔·希姆莱作专题研究。希姆莱很快得出结论：
这个沙漠中的古城名叫：楼兰。
1902年11月，我在俄国皇家学会地理学会就最新的罗布泊考察进展进行演讲。经过了这次的考察，我创造出一个“游移湖”的理论。这个“游移湖”的理论可以简单地这样表述：在公元330年以前，塔里木河向东注入楼兰南面的老罗布泊，即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而在塔里木河改道以后，又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地区的湖泊，这是一个新湖，也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的罗布泊。新老两湖在地理上恰好有一个纬度的差距。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考察到河流改道的因素，所以他才会认为是中国的地图弄错了。就我最近的几次考察的结果看来，自从普氏访问过后的几十年来，喀拉库顺湖很明显地露出了处在干涸过程中的趋向。芦苇在湖上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而湖沼面积越来越小。以至于罗布人在我的朋友、他们的首领昆齐康伯克逝世后便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家园阿不旦。基于我的观察，在此我要大胆做出如下的预言：喀拉库顺，也就是普氏的罗布湖将要干涸，这个塔里木河终端的大湖将要北返到以前的罗布湖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回到它在汉唐时代的故地。我坚信这一点！
我的预言引起会场上一片哗然。
我继续说：“我想把罗布湖，比喻成塔里木河钟摆上的挂锤；或者是上帝计时的一个沙漏。钟摆摇到左边，还将摆回右边；沙漏一端流完了，翻过来就流向另一边。那么塔里木河的水呢？在这个自然的时钟上，历史的钟锤不会停止，它必然还要摆动！”
科兹洛夫问：“那么你的这个钟锤的摆动周期是多久呢？”
“我认为，它在南北两个湖盆之间的摆动周期是在一千五百年左右。”
科兹洛夫嘲讽地：“那么你认为我们能看到它摆动的结果吗？”
“罗布湖何时返回原处，这要上帝才能决定。”
我以坚定的目光，注视着整个大厅里反对我这个观点的人。
三、回归
我再次回到中国已是二十多年以后。
这时的我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年过花甲，并誉满全球。我的到来是率领德国和瑞典的科学家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横贯中国的欧亚航线作学术调查。但这时的中国，已不是外国探险家可以随意出入的时代了。通过与中国方面漫长的谈判，最终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我作为外方团长，中方的团长是徐炳昶。考察团出发似乎是顺利的，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中外联合的科学考察团将在此后的八年中历经多少磨难！
1928年2月20日早上，在吐鲁番驿道上的一家客栈，我和考察团员陈宗器起床后站在院子里刷牙洗脸。
店主从伙房里端出一碗牛肉面放到院子里的小桌上，冲一间房子大声喊道：“托克塔阿洪，托克塔阿洪，别睡懒觉啦，你今天不是还要返回铁干里克吗？”
我闻声一惊：“托克塔阿洪？”用手抹掉了嘴唇上的牙膏沫。
陈宗器见状问：“赫定先生，您怎么了？”
“托克塔阿洪？昆其康伯克的儿子就叫托克塔阿洪！难道他会在这里？”
陈宗器连忙问店主人：“老板，你叫的托克塔阿洪是谁？”
店主道：“是我的老主顾啊，他是来往于铁干里克和吐鲁番的生意人，见多识广，只要来吐鲁番，总是住在我的店里。”
“他在哪里？你说的托克塔阿洪？”我抑不住激动要见他。
这时候一个门帘一掀，一个三十多岁的维吾尔人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店主朝他一指：“他就是托克塔阿洪。”
那个人有些诧异地看着我这个外国老头：“我就是托克塔阿洪，你找我吗？”
显然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托克塔阿洪。我告诉他：“我认识的那个托克塔阿洪，现在应该有六十多岁了，他是铁干里克南面大湖里的罗布人，你认识他吗？”
这个托克塔阿洪摇摇头：“铁干里克南面人太少了，我们生意人一般不会去那里。我只在铁干里克那里买尉犁人的羊，然后拿到吐鲁番的巴扎上来买，每年来回四趟，一年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我问他每年都要来回铁干里克和这里，走的都是哪一条路？
托克塔阿洪有点奇怪地看着我：“你对我走的路有兴趣吗？”
“有啊，我对铁干里克那里很熟，不过我过去都是沿着塔里木河从西向东到那里，从东到西去那里怎么走，我还不知道，所以向你请教，因为以后我还要再去那里。”
托克塔阿洪有些得意地说：“这件事你问我就算问对人了，”他拿起碗上的筷子反过来在地上画着线路，并用小桌上吃剩的杏核来标明地点：“你看，这里是吐鲁番，我去铁干里克贩羊，要走托克逊、库米什、乌什塔拉……到库尔勒。从库尔勒向南，走尉犁、阿克苏甫，再到营盘。”
我点点头：“营盘这地方我去过，那里古代是个有很多人驻扎的营盘，可是现在，除了废墟，就什么也没有了。”
托克塔阿洪说：“不，营盘有人，那个地方因为河水太深，徒步涉不过河去，所以就有人专门在那里设了渡口，摆渡来回的人……”
“等等，你是说营盘那里有河水，还有渡口？”
托克塔阿洪说：“是啊。”
“这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对陈宗器说：“1900年我在那里做过考察，那里不但没有一滴水，更不可能有什么渡口！陈，你去把我的那张地图拿来。”
托克塔洪不高兴地：“谁说营盘没有河？那里明明有一条大河，我每年运的羊，都是在那里摆的渡。难道我还骗你不成？我们维族人是诚实的！”
我仍不相信：“你真的能肯定营盘那里有一条大河？”
这时候陈宗器已经拿来了地图，店主人从小桌上端开了那碗牛肉面，地图被铺在了桌上。
我指着地图：“这张图是我1900根据实测而绘制的，你看，营盘这里，根本就没有河流。干涸的古河床倒是有一条，它至少已经干涸了一千年之久，在楼兰王国鼎盛时期，它一定是有水的，这也正是营盘遗址存在的依据。但现在它叫做库鲁克河，维语的意思就是干河！”
托克塔阿洪说：“库鲁克河，这就对了嘛！不过它现在已经不叫库鲁克河了，自从有了水，当地人就叫它库姆河了！”
我太惊讶了：“干河怎么会有水呢？”
托克塔阿洪解释道：“哦，我忘了告诉你了，过去我父亲贩羊的时候，营盘那里确实是没有水的。可是七年前塔里木河发了一次洪水，听说尉犁的一个农民在河边用砍土曼刨开了一个口子想浇他的地，可河水就从他的地里改道了。从那以后营盘附近的干河里就来了大水，而且越流越大，现在营盘南边河水已经比一人还要深了。”
这个意外的消息简直象闪电击中了我：“这么说，上帝把他的沙漏翻转了，塔里木河的钟锤真的向回摆动了！”
陈宗器看到我一瞬间目瞪口呆的样子，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袖：“赫定先生，您怎么了？”
我回来神来，一把抓住他：“陈，亲爱的陈，你知道我的那个游移湖的理论吗？你知道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陈宗器也开始激动了起来：“您是说，罗布荒原的水系已经北移？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营盘附近的孔雀河—也就是库鲁克河波涛汹涌，而它的直接后果：必然就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共同终端湖——罗布泊，又回到了罗布荒原北方的古老湖盆，也就是你们中国人的地图上早就标明了的位置！”
陈宗器说：“这就是说，塔里木河七年前的改道，已经证实了您的游移湖理论？”
我无比感慨：“作为一个预言，我大胆地说过：罗布泊有可能被造物主放回到一千五百年前的位置。但是一个人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寿命，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结果，造物主是多么垂青我，它竟然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它那根拨动历史指针的手指！罗布湖啊，我多么渴望立刻就能到你的身边去，去看一看楼兰古城的佛塔映在你水中的倒影！”
陈宗器无比羡慕地：“赫定先生，您真是太幸运了！我愿意陪您一同到复活了的罗布泊去！”
我高兴地拍着托克塔阿洪的肩膀：“谢谢你，年轻人！你给了我天大的好消息，我恨不能马上就跟着你到营盘去，再从那里顺河而下，去楼兰古城！”
但这时候，徐炳昶团长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新疆省的杨督军正召唤整个考察团到乌鲁木齐去与他会面。
我的身体在从吐鲁番通向乌鲁木齐的驿道上摇晃着，但是心已经飞到了千里之外的罗布泊。我知道在远山的另一侧，塔里木河终于又返回了旧河床，重新流向了千年以前被它抛弃了的楼兰城。尽管河流摆动一次的周期要经历许多世纪，但我还是很幸运地活着看到了我自己的理论被大自然所证实。现在楼兰及其附近地方已经复苏，干河床有了来水，并有鱼类、两栖类和草原动物活动，柽柳和胡杨又将绿满河岸。与纪元初一样，春天树梢的雨点将奏响其美妙的乐曲，在我的想象中，那一片迷人的湖水正在波光荡漾。
在乌鲁木齐，一长溜蓝色的别克轿车载着我和其他考察团成员们穿过像无底泥潭一样的路面。车队沿着俄式与维吾尔式建筑混杂的街道向前走，穿过汉城的巨大城门，来到了督军府。一间长方形的、四面斑驳相当简陋的大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长桌子。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北京和李鸿章的会见。
新疆督军杨增新坐在长桌一侧的正中。他六十多岁年纪、高个子、身板硬朗，长着挺拔的鼻梁和雪白的山羊胡子，头高昂着，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印象。徐炳昶告诉我：这位杨增新是云南人，从军队里一点点升上来，直到担任新疆督军，从辛亥革命那一年至今已经十七年了。在以铁腕治疆的过程中，他鼓励商业、修建道路、进口汽车、创建了电站和一个工业作坊，现在还忙于新的建设计划。不管怎么说，自从中国内战爆发以来，他一直将新疆置于战事之外，仅就这一点来讲，应该是值得敬佩的。
我和徐被安排坐在了这位新疆的独裁者的对面。一番寒暄之后，杨增新对我说：“赫定先生，据我所知，你已经数次进入新疆了。我知道，同样是西方的探险家，斯坦因挖走了我们很多古董，而你只是考察山川河流。”
“督军先生，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感兴趣的只是大地。”
杨增新不无讽刺地道：“我不知道斯坦因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跑到沙漠里去找古迹，他到我这里来就可以找到丰富的考古内容，你们瞧，这里的一切都摇摇欲坠，连墙皮都古老的一块块脱落了，就像被他剥下来的那些壁画。”
我向他声明：我对西方人前来剥取壁画的行为和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
杨增新笑了：“所以你是受欢迎的！”
这时候，侍从们已经在桌上的酒杯中倒上了香槟酒。
杨督军微笑着端起酒杯：“赫定先生，徐教授，我欢迎你们一行来到这里！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的到来，我认为对新疆、乃至对中国是一件幸事。你们将从这辽阔的大省里探索出自然的秘密； 你们会发现宝贵的金属矿和煤矿，并在我们自己努力的前提下教会我们怎样使新疆繁荣。我将在各方面支持你们的活动，并视它为我的职责。”
杨将军对我们的接见，使我印象深刻。我幸运地感到：新疆有他稳健的执政，会享有和平和繁荣；而我们有他热情的支持，也将圆满地完成科学考察任务。
接见以后，杨增新在督军府的院子里和考团成员们合影留念。
站在正中杨增新两边的，依次是我、樊耀南、徐炳昶和金树仁。
但这是一张预兆着不祥的凶照。
就在此后不久，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德高望重的杨将军被刺身亡，指使凶手的人据说是在照片上站在杨将军左边的樊耀南；而随后，他又被站在杨将军右边的金树仁残忍地杀死。
杨增新死了。新疆的大权落入了金树仁之手。从此，新疆的战乱和苦难开始了。我们的考察计划被腰斩，这支科学考察队伍也在战乱和苦难中历尽艰辛！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经历了几年的困境之后，1933年6月28日，我在北平参加了德国公使馆款待蒋介石先生军事顾问德国将军泽克特的宴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宴会强烈地影响到了我未来的命运。
一位身着燕尾服的友善的高个子中国人端着酒杯来到了我面前，自我介绍是中国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他是南京政府派驻北平与各国使馆的联络人。他说他知道由我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在经历着种种困难。
我如遇知音，因为我正想和中国政府的要人好好谈一谈关于新疆的事情。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侃侃而谈的机会：
“新疆，故名思意，是中国最新的边疆。乾隆皇帝统治中国时，在他的庞大帝国周围建立起了一个由附属国组成的半圆形缓冲带。这些附属国严密地控制在中国最高当局手中。可是如今他们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已经少到了十分可怜的地步。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西藏、外蒙和热河在内的满洲。如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虽说仍属于中国，但是杨增新被刺后，爆发了内战。如果政府再不重视新疆的事情，那么用不了多久，中国也将失去它！”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位中华民国的副部长问。
“我想应该加强中国本土与新疆的联系。第一步是修筑并维护好二者之间的公路；第二步是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以新疆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都无法与俄国人竞争新疆市场。俄国人依杖方便的交通，已经基本上占领了这块地盘。他们有极好的公路线，通往喀什噶尔、霍尔果斯、塔城和阿勒泰；并且他们正在使这些公路变得更好。而中国方面呢？你们离身体最远的一部分已经被俄国人握在了手里，而你们连结这一部分的动脉却并不通畅！”
刘崇杰如遇知音：“赫定先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专门来谈它吗？”
第二天，在刘崇杰的办公室。我指着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他继续谈论新疆问题：“刘先生，1928年2月20日早晨，我在吐鲁番得知了塔里木河改道这个重要的地理信息。这条漂忽不定的河流，如今又回到了它两千年前的故道之中，回到了丝绸之路的边上——丝绸之路，这是我的老师李希霍芬教授给它的命名！我要说的是，塔里木河的改道、罗布泊的回归，使那里再次出现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繁盛时期的自然景象。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有理由提问：这条沉睡了大约一千六百年的古道，为什么不该再一次苏醒？敦煌与楼兰旧时的密切关系到了可以恢复的时候了！”
我的话点燃了刘崇杰的激情：“请您说得更详细一些。”
“塔里木河改道对中华民国可能意味的事情，应该说一目了然。这个值得注意的地形学与水文学事件，使政府具备了重新打开那条古老通道的基本条件。如同汉代那样，一条从中国内地的敦煌、楼兰、沿天山南麓直到喀什噶尔的完好交通线完全可能建立！那时，从北京乘汽车到中国西部尽头的喀什噶尔只需要用两到三周时间，而现在完成这一旅行却要骑骆驼走上四个月。”
刘崇杰大感兴趣：“您是说，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将会大大地缩短中国内地与西部属地的距离，加之有见地的汽车编组运输，就会把新疆的产品直接运送到沿海，再从那里把进口产品运回新疆！”
“人们从中国内地去新疆旅行，就再不用绕道借助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四千公里的路程会迅速便利地跨越，新疆与内地的交通，那时将会完全控制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之内。虽然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沙皇曾经热心资助过我的中亚探险，但我的这个设想却是完全站在中国人立场上的考虑。”
我们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没有料到中国政府会立即委托我来做这件事。不久之后，刘崇杰从南京发来电报，说行政院长希望尽快在南京见到我。为此我离开北京去往这个共和国的首都南京。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要发生重大转折，我对自己能够为中国政府服务而感到高兴。我会尽最大努力报答中国人自1890年以来给予我的友好接待，并且没有哪一个人会像我一样真诚地希望办成这件事，给中国带来些实际的利益。如果有可能组建一支新的考察团前去勘查备忘录中提到的路线，那么我将有机会沿着1921年形成的塔里木河新河道前往楼兰古城，去实际调查丝绸之路上我仍不了解的路段。
我在南京时，高出玄武湖八百英尺的紫金山天文台兴建工程已接近尾声。从那里下坡不远，是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陈宗器的住处——地磁观测台。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陈宗器正在仪器前埋头工作，我的到来使他异常惊喜：“赫定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我实在是有些得意非凡：“中国政府委托我组建一支汽车旅行团去新疆。我已提出申请，要你参加这次汽车旅行！”
陈宗器大喜过望：“真的吗？这么说，我们那个不幸夭折的西北科学考察计划，又可以借这个汽车考察行动继续进行了！”
“当然，这个考察团有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作公路建设的考察。政府任命我为这个团的领导，还给我一个‘铁道部顾问’的头衔。去时选择北路，穿过戈壁沙漠到哈密。归程走古丝绸之路，顺便可以调查1921年形成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新河道和新的罗布泊，并且专门研究一下楼兰，看看有否在这个中国古代殖民地周围开拓和灌溉的可能性。”
陈宗器不无耽心地：“可是新疆现在正在打仗啊，新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和年轻气盛的叛军将领马仲英正在相持不下呢！”
“所以政府规定，考察团必须在新疆内部纠纷中严守中立，不得介入政治。谁都清楚，介入政治就等于葬送我们的事业！”
不久以后，我们的汽车队：两辆轿车四台卡车，便开始穿过战火中的新疆大地。从车窗望出去，路边看到的是燃烧的村庄，炸断的树木，还有人和马的尸体。
或许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新疆内战的背景：
1928年杨增新被刺杀，新疆的和平时期结束了。
金树仁掌握了大权，但他的暴虐、贪婪和重赋良快就导至了哈密维吾尔人和天山哈萨克人的造反，造反者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失败的造反者于1930年派人去甘肃向年轻的东干将军马仲英求援，引起了马仲英征伐并立足新疆的念头，但他第一次对新疆的进军并不顺利。就在马仲英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时，吐鲁番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维吾尔人起义。金树仁派盛世才带兵前去镇压，这给了盛世才扬名立业的机会。镇压使吐鲁番的城镇化为灰烬，使哈密的王宫变成废墟。但残暴的行径激起了维吾尔人更大的反抗。1933年1月，他们群起向乌鲁木齐进攻，乌鲁木齐成为一座孤岛。所幸乌鲁木齐城中居住着许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来的俄国移民，这些前沙皇的臣民中有不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良好的组织和战斗经验，正是靠着他们的顽强作战，乌鲁木齐才避免了陷落的命运。然而这一功绩非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引起金树仁的疑忌。当俄国人喊叫要乘胜追击时，他按兵不动；当俄国人要求战马时，他只给一些老瘦的马匹并且没有马鞍。于是被激怒了的俄国人转而攻打金树仁的府衙。金树仁被赶走了，手握兵权的盛世才当选为新疆督办，成为这个远方大省的军事独裁者。没过多久，维吾尔人再次武装起来，并于1933年5月第二次请求马仲英的帮助。这次马仲英率军长驱直入新疆，开始了和盛世才军队的拉锯战。在一段时间内，马仲英成了从哈密到库尔勒、库车、喀什噶尔这一广大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而盛世才则从背后的大国搬来了苏联红军的飞机和坦克，同时还利用着乌鲁木齐城里的那些前沙皇白军骑兵，与马仲英部进行着激战。
这场战争使整个地区陷于瘫痪，并毁掉了新疆与中国本土的所有脆弱联系。
就是这样情形下，在库尔勒，我们成了马仲英军队的俘虏。
一天夜里，考察队驻地的院门被粗暴地敲开了，闯进来的驻军张司令宣布了马仲英从前方发来的命令：要求征用汽车。
我强硬地回答着，强调每一个字：“我们是为中央政府工作的，我必须执行政府的命令。汽车不是我们私人的，我无权外借。”
于是一群士兵开始对我们大打出手。一阵暴打后，我们被剥去了上衣，推到了院墙边。一群士兵端起了枪，步枪的枪栓咔咔地响着，看来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开火。
接下来的是沉默。一片强烈对峙中的沉默。
在那生命即将离去的一瞬间，我想到了瑞典—我可爱的家乡；想到了需要我担负起责任的年轻人，想到我们所肩负的中央政府的考察计划，再过半分钟，这一切都会随着枪声而结束。不，我们不能就这样死去，我和我伙伴的生命要比一辆汽车贵重得多！在墙边，我大声喊出来：“我们会被枪毙的，答应给他们汽车！”
瑞典人乔格用平静低沉的声音翻译了我的命令。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对准我们的枪放了下来。
“早这样答应了，你们不就不吃这一顿苦了吗？”张司令的口气开始缓和了：“其实我也不愿意用这种方式逼你们，但是马司令的命令执行不了我就得掉脑袋！现在战局对我们不利，盛世才这个狗日的请来了俄国人，他妈的从苏联来的红军和流亡在外的白军为了对付马司令倒合成了一家！现在乌鲁木齐已经被俄国人占领了，马司令急着要把他的布署命令送到库车和阿克苏去，所以除了征用你们的汽车没别的办法。”
我对他说：“马司令曾经承诺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要好好招待我们，但他的部队却用暴力对付他的客人，并且还强征中央政府的车辆！”
张司令耸耸肩道：“战争中没有法律和义务可言。除了执行命令，我别无选择。”
继续行动是不可能了。我们在考察队的驻地门口，升起了中瑞两国国旗。大门上还挂着一面红十字旗。下面写着的汉字，表明了我们的尊严：
中央政府铁道部，绥远—新疆公路考察团。
虽然在软禁中，但生活还得继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
在院子的一边，马仲英部的一个老兵正在为乔格理发，尤寅照和另一名工程师龚继成在一边观看。另一边，瑞典医生赫默尔在为受伤的马仲英部的伤兵处理着伤口。
忽然，北面天上传来了清晰的嗡嗡声。一个马仲英部的士兵慌忙地从门口探进头来喊道：“老毛子的飞机来轰炸了！”
顿时，在院里监视考察团的士兵们全都跑了出去，连那个伤兵也不例外。
我的团员们仰起头来，看到了几架飞机，它们在小城上空盘旋着降低高度，然后投下了几颗炸弹。随之外面不远处便响起了爆炸声。
贝格曼等几个瑞典人连忙在院子里的地上铺开一面很大的瑞典国旗和一面红十字标志。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我只能站在一边祈祷：“上帝保佑我们，但愿那些俄国人能看到我们的标志！”
好在这次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一片飞扬的传单。有几张传单落进了院子里。陈宗器捡起一张递给我，传单上赫然印着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名字和他的印章。
陈宗器说：“看来，马仲英败局已定了。”
这时候到外面去探听消息的尤寅照跑进来兴奋地报告：“马仲英部队全都撤了！俄国人的军队就要进城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新的占领者传唤，跟在一个俄国军官后面前去见进驻库尔勒的俄国骑兵司令。肮脏的街面上栓着许多俄国兵的战马，头朝着店铺，尾巴冲着街心，而那些哥萨克骑兵则坐在店铺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
我们走进了一座中式大宅。俄国骑兵司令沃尔金微笑着迎接了我们，他甚至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我听说大名鼎鼎的赫定教授被马仲英囚禁在了这里，现在好了，你们被解救了！”
我也向他致意：“准确地说，我们是被软禁的。谢天谢地，他对我们还不算过分无礼。”
沃尔金好奇地问：“你们见到马仲英本人了吗？”
“很遗憾没有见到他，三天前他离开了这里，强行带走了我们的四名司机和四辆卡车。”
沃尔金说：“马仲英把美丽富饶的新疆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但我本人认为他确实是个英勇的军人，无论是飞机轰炸还是大军压境都吓不倒他。现在好了，他的逃亡，将使新疆掀开新的一页。”
我拿出护照递过去：“将军，这是南京政府给我们一行的护照，请验看。我想向将军提出几项请求：一、尽快找回我们的车辆和司机；二、希望准许我们去罗布泊，在那里等待时局安定；三、当条件许可时，按我们原来的计划去喀什噶尔和伊犁、塔城；最后我们需要发信和打电报。”
沃尔金将军说：“这些事宜我会向别克迭夫将军报告。但是，在此我也要转达别克迭夫将军对你们的不满：他很奇怪您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为什么会用汽车帮助马仲英逃跑？他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全省的敌人！”
我苦笑：“将军，如果您手无寸铁，落入士兵们手中，被他们用枪逼着提出要求，您将怎么办？”
沃尔金有点为难，微笑着回答：“可是你们有南京政府的护照，这上面明确写着你们的权限和身份，你们完全有理由拒绝。”
“将军，毕竟我们一行人的生命比汽车更重要，而我们担负的使命则比生命更重要！”
沃尔金歉意地：“对不起教授，我只是奉命向您提问。我想，当明天或后天别克迭夫将军到这里来时，他会亲自和您交谈的。”
“顺便问一句，这位别克迭夫将军，他是从苏联国内派来的，还是……”
沃尔金说：“不，别克迭夫将军在国内革命后就移居乌鲁木齐了，他说他认识您。”
这么说，这位别克迭夫是我的老相识！他曾在沙皇的军队中升到很高的职位，但是俄国革命后便流亡乌鲁木齐，以教俄语为生住了十三年。我想完全是因为这次新疆战争的爆发，才给了他重新当将军的机会，他是被盛世才任命的北军总司令！当年被革命赶出来的前沙皇军人，和苏联现政府派出的红军部队，竟然在帮助盛世才的战争中组成了一支联军，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两天后，我们一行受到了别克迭夫将军的接见，他笑容可掬地向我伸出双手：“啊，尊敬的赫定博士，我很高兴马仲英这个魔王没有把你杀掉！”
我也开心地大笑“老朋友，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但是别克迭夫的脸忽然严肃了起来，一本正经地：“作为盛督办委派的的司令官，我不得不询问你一个他所关心的问题：南京政府怎么会把一个汽车考察团送到战场上去？而且你们来了这么久为什么不通知盛世才长官。”
对此我解释道：“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到达哈密时，通往吐鲁番、焉耆、库尔勒的道路全在马仲英的控制之下，我们是中立的，不得不考虑现实情况，如果我们表示自己属于乌鲁木齐方面，就会立刻被逮捕。不过现在战争形势已经明朗，去乌鲁木齐的道路应该已经通了，不论有没有汽车我们都想立即去首府拜访盛世才将军。”
别克迭夫说：“好吧，我想你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你知道，对这件事，我必须要给盛督办一个交待。”接着他的面部表情又放松了：“博士，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是1928年秋天吧，杨增新被刺后，金树仁夺得了新疆的大权。”
别克迭夫笑道：“是啊是啊，当时你们正计划从乌鲁木齐去罗布泊，但是金树仁有意刁难你们，使你们不能成行。但是现在，去罗布泊的钥匙已经不在金树仁的手中了！”
“我知道，现在新疆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在盛世才督办手中。”
别克迭夫道：“当然，连我的指挥权也是他授与的。我需要请示一下盛督办，看他是否能会见你们。”
而此刻我心里却在盘算着要尽可能地拖延去乌鲁木齐的时间。从别克迭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由于我们把汽车借给了马仲英，引起了盛世才的极大不满，如果到了乌鲁木齐，也许会被当成间谍或通敌者长期监禁。
我从皮包里扯出一张地图铺展在桌上：“老朋友，你看，这是罗布泊地区的大比例地图，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现在南京政府想重建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路，不是骆驼路，而是真正的汽车公路。我们的工作就是实地勘察这条路线。这项伟大工作的意义，远比这场不幸的战争重要的多。在我看来，目前盛督办和马仲英之间的这场战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我们的工作却是为了和平，唤醒和帮助人民发展贸易，加强各绿洲间的交通联系，使这里兴旺发达。令人吃惊的是，竟会有人认为我们是来参加这场战争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别克迭夫注意地听完，然后说：“你们目前已在南疆，我看你们不妨先去罗布泊，然后去喀什噶尔，最后再去乌鲁木齐怎么样？”
我的心跳突然开始加速：“如果能这样安排，那我太感谢了！”
别克迭夫说：“当然，这还要征得盛督办的同意。”
从俄国司令部回来以后，陈宗器说：“那个俄国将军的建议不错，我们真的能从这里脱身去罗布泊吗？”
赫默尔说：“听说盛世才这个人很不好打交道，他要是对我们心存疑虑，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这样吧，我已经起草了给盛世才的电报，告诉他我们考察团的任务。出于礼貌，我们还是要提出先希望到省府去拜会他。”
傍晚的时候，一个俄军少校到营地来将一份信件交给我：“赫定博士，别克迭夫将军派我来告诉您：你们的汽车已经找到，今晚就可以开回库尔勒。”
队员们大感兴奋：这真是太好了！
少校接着说：“另外盛督办刚发来一封电报，他说最近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道路仍有小股敌人出没，他不能保证考察团的安全，因此你们现在还不能去省府，他建议你们可以先到罗布泊去考察那里的灌溉问题，最好在那里呆两个月以后再去省府见他。”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必须强压狂喜：“当然了，恭敬不如从命——”我故意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就按盛督办的吩咐先去罗布泊吧。”
少校完成了他的信使任务，礼貌地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了。
全院子里的人都目送他离开，当他走出了一段距离，我忍不住摘下头上的帽子扔向空中，顿子院子里爆发出一阵欢呼：“罗布泊！我们终于可以去罗布泊了！”
后来当我们被盛世才困在乌鲁木齐时，才知道这次去罗布泊实在是天赐良机，否则，我将永远与这复活了的大湖失之交臂！”
1934年4月1日。库尔勒的又一个清晨。
汽车队从库尔勒小城的南门开了出来，车行向东，前方是刚刚升起的太阳。
去罗布泊对我来说意味着出现了光辉的前景。在考察计划中，我向南京政府提出过塔里木河下游及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入罗布沙漠，使两千年前的古楼兰城复活，把那里的冲击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三十四年前——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经梦想过。楼兰曾经是有水的，它将来也应该有水！
1921年改道的塔里木河河水，首先使下游久已干涸的孔雀河恢复了生命。在河岸边，队员们在这里做着出发前的准备，捆绑各种所需用品。要过河的行李，在暮色中装上了汽车。考察团在这里兵分两路。我、陈宗器和龚继成走水路。
孔雀河边已经放了六只大独木舟和一些小独木舟。一些雇来的船工在舟边忙着。还是按照过去漂游塔里木河的经验，两条独木舟用绳子绑在一起，上面搭上木板就改装成了带甲板的工作船。在我的“旗舰”上，依然是放了个木箱当桌子，把“床”卷起来绑好了当靠背。我又坐到了将要工作的位置上。我将又一次开始在中亚河流上的浪漫旅行。这次旅行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要解开神奇的罗布泊之迷，我会亲眼看到我在世纪初提出的大胆预言变为现实。
船队沿孔雀河顺流而下。
天上没有风，裔队排成一排忽前忽后地漂流，独木舟上传来船工的阵阵号子声，桨声随着号子声起伏着。我坐在船上，手里拿着指南针、表和铅笔在绘图。陈宗器在另一条船上忙着测量着流速和水深。
快到傍晚的时候，忽然前面的船工大声喊起来：“奥尔得克—开迪勒！”
我闻声一怔：“奥尔得克—开迪勒？野鸭子—飞来了？”
我抬头向河面看去，河面上并没有野鸭子。但当我把目光投向河岸时，看到河岸上有两个骑马的人，正打着马向船的方向飞奔而来。我意识到马上的一个白胡子老人正是我当年的老仆人—奥尔得克。
我激动地在船上站了起来，用手拢在嘴前大声地呼喊道：“奥尔得克！奥尔得克！是你吗？”
船斜穿过河面在马匹停下的地方靠了岸。两个饱经沧桑的老朋友在岸边见了面。奥尔得克眼含热泪拉住我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喃喃地道：“赫定老爷。赫定老爷！”
我仔细打量着他，时光的磨难留在了他脸上，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很瘦，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戴着一顶羊皮镶边的破帽子，披着已经发白的破旧维式短大衣，腰上扎条布带子，脚上那一双破靴子告诉人们它曾经穿行过了多少沙漠、草原和树丛。
“喂，奥尔得克，我们分手三十三年了，你生活得好吗？”
奥尔得克说：“真主保佑，赫定老爷，自从为你工作以来我一直生活得不错，但是我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时候一只狗跑到他的脚下汪汪地叫着，低头一看，这只狗宛如当年的约尔达斯。我不禁蹲下身来摸着狗头，疑惑地：“上帝啊，这是约尔达斯吗？”
奥尔得克开心地笑了：“老爷，它是叫约尔达斯，当然不是当年的那一条了，它活不了那么久。自从它死了以后，我每次养狗都要找一条长得像它的，这已经是第三条约尔达斯了，还不算死在沙漠里的最早的那一条。”他得意地拍着狗脖子：“约尔达斯，这是我的主人，也是你的主人！”
他对约尔达斯的感情使我深受感动：“你怎么知道我会从这里顺流而下？”
奥尔得克道：“噢，我在卡拉的家里听说你已经来了一个月了，我要去库尔勒找你，但被马仲英的骑兵挡住了。三十三年前你说过一定还会回来，如果不是为了等你，我可能已经去见真主了。你当年的仆人不少已经死了，但我真高兴终于活着见到了你！”奥尔得克指指他边上的中年人：“噢，这是我的儿子，我已经老了，但是他还可以为你服务。”
儿子看看天道：“父亲，天不早了，让我们到前面去为船队找一块宿营地，还可以找一些枯树用来生火。”
奥尔得克和他儿子上了马沿河向前跑去，这时候太阳开始收起了它的余晖。
而那条狗约尔达斯，却像老熟人一样地蹲在了我的腿边。
离开我们在孔雀河上的最后一个宿营地铁门关时，我对陈宗器说：“陈，我们在这里将和胡杨树告别，再往前孔雀河就进入了沙漠地带，我们将是第一个在这新河道上航行的人，并要绘制它的详细地图。”
陈宗器问：“1921年，改道的河水就是从这里闯进沙漠的吗？”
我强调着：“更确切地说，它是回到了公元一至四世纪的故道中去了，它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流向楼兰城下。”
船队在沙漠中的河流上漂流着。岸壁上露出的柽柳和芦苇根像帘子一样挂在那里轻拂着水面。四周像坟墓一样寂静。岸边的沙丘上站着三只羚羊，它们吃惊地看着这支闯入大漠深处的船队，然后敏捷地跳着消失了。我和奥尔得克站在船上，一直到前面再也看不到植物了，只有一望无际的沙漠。天空一片朦胧，河水与天空融成了一体。
“奥尔得克，你记得吗？三十四年前，我们就从这里走过，只是那时候这是一条干河，我们乘坐的是骆驼。”
“赫定老爷，我怎么会忘呢？就是因为跟随你工作，我才在那个刮风暴的晚上鬼使神差地到了楼兰。你离开罗布荒原以后，我相信你还会回来的，所以我没事有时候就一个人来这荒原里东找西找，我曾在一条小干河的边上，发现了一处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
“一千口棺材？”这太让人惊讶了。
奥尔得克有些不好意思：“当然没有那么多，我们罗布人习惯用一千来说很多。对了，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河岸边应该有一座古墓。
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有许多红黄色粘土的土堆，叫做迈塞。船队在这里靠了岸。奥尔得克上岸指点着方向，几个船工和队员越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消失在苇丛中。一个队员兴奋地跑回来报告：“那里确实有一个古墓！”
“陈，我们可以挖开来看看吗？”我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有了斯坦因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名声狼藉的盗墓贼，在这方面我必须十分谨慎。
陈宗器说：“当然应该挖开来看看。”
古墓边上。一个队员在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挖着沙土，其他人都站在边上看着。
奥尔得克有些奇怪地问：“赫定老爷，你们为什么又只带了一把铁锹？”
我解释道：“我们和中国政府有协定，我们的工作是地理考察，而不是挖掘文物。十四个人只用一把铁锹，就不会被认为是要搞什么重大的挖掘了。”
陈宗器笑道：“我们的目的不是考古，但是顺便进行一些考古方面的考察，我认为完全是合理的。”
我用指南针测定着方位，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幅四周的平面草图。当我再回到挖掘现场时，墓地边已经放了一些头骨、带四条腿的浅盘子、两张弓、三把梳子、一些粘土容器和有漆描图案的木瓮、小筐、纺锤、皮拖鞋、丝制小钱袋等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几片不同色彩的丝绸，上面的中国式装饰和刺绣使它们在这一堆东西中显得格外醒目。在我的想象中，这些丝绸穿在了一个美丽女子的身上，她正在两千年前的河岸上跳着柔曼的舞蹈。
挖掘在继续着，一个木制棺材呈现在我们面前。
陈宗器惊讶地：“教授你看，这个棺材有明显的水域特点，这其实就是一个被截去首尾，在两端重新安上竖直横板的独木舟！”
“是啊，生时乘舟在河湖里航行，死了乘舟渡过冥河！”
棺材的盖板被掀开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块包裹尸体的毡子，打开毡子，轻轻地撩开了头部的包裹物，我们惊讶地看到躺在里面的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她脸上的皮肤已硬得像羊皮纸，但形状和容貌并未随时间而改变。她闭着已经深陷的双眼，嘴角上似乎仍挂着微笑，在许多世纪后依然那么神秘和迷人。
陈宗器用照相机给她拍着照。而我则拿起画笔和速写本在为她画一幅速写肖像。她就这样被包裹着，在这宁静的小山上睡了大约两千年。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的到来才把她从长眠中唤醒。但她紧闭着嘴，不会向我们泄露以往的秘密，也不能向我们倾诉生命的变迁。当年繁华的楼兰古城那充满生机的绿色大地，春日泛舟湖上，这一切昔日的生活都已被她带入坟墓。她无疑见到过楼兰军队的战车和士兵，还有经过楼兰的大小商队带着昂贵的中国丝绸由此西去……
当年有水流过时，这里曾有着多么迷人的生活和文明啊！
做完考察工作之后，队员们把她小心地抬回棺材，放进墓穴，然后墓坑被细心地填好。我们这一群荒漠的旅人向这不知名的楼兰美女告别。
船又离岸了，离开了那年轻女人沉睡了许多世纪的地方继续向前驶去。不久后，终于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水面。河水泛着绿光缓缓地流着，清澈的水喝起来十分甘甜。四周频频出现茂密的芦苇，到处可见单个的大雅丹立在苇丛中。
龚继成在另一条船上喊着：“这里应该设一个放牛羊的牧场！”
我回应着他：“完全正确，芦苇在这里生长又枯萎，年复一年无人知晓，宝贵的水源在这里白白流过，无人问津。这一切本来应该带来人畜兴旺！”
5月18日早晨，我看到了一片独特的景色，孔雀河形成的三角洲的主流在这里注入了罗布泊。湖的最北部有一个朝东南的湖湾，那里鱼鸥在湖面上盘旋满面春风叫着，似乎在抗议我们打破了水域的宁静—那是它们捕鱼的地方。
船队在平静的湖面上划行着。天空泛着青蓝色的光，湖水平滑得像一块玻璃。
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在有生之年乘船去神奇的罗布泊，现在这梦已经成为现实，为此我真心感谢上帝的恩赐。在这里的湖面上我真感到如临仙境，这里从没有船来过，水面如镜，不远处只有几只野鸭在湖上玩耍，鱼鸥和其他水鸟警觉地飞着。在后面作为厨房的那条船上，奥尔得克和厨子正在煮着一锅鱼汤。约尔达斯闻到了鱼汤的香味，在甲板上兴奋地叫着。
船队从湖边进入一条河道，河道前方隐隐约约处，似乎可见楼兰古城的城堡和佛塔。
5月21日清晨醒来，一种奇妙的气氛笼罩着我。是啊，我们正朝楼兰古城驶去，那是1901年3月3日我幸运地发现的地方。这个历史上政治、战略和经济如此重要的古城，不知将会怎样欢迎我三十三年后的重新光临。
陈宗器在另一条船上说：“教授，你看这条河并不很宽，它几乎是笔直地向楼兰城堡伸去，所以我猜想它可能是一条人工的运河，用来作为楼兰城与防御工事之间的水路联系。”
“你的这个猜想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情况。陈，罗布泊又回来了，你说，楼兰古城还有可能重新复活吗？”
我们在思考中陷入一片沉默，看着前方，只有桨声在水面上响着。
水面又渐渐开阔起来，我们终于来到了昔日的楼兰城下。
在夕阳的映照下，两千年前留下来的古建筑遗迹倒映在湖水中，使看到的人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庄严和美丽。
我坐在船边静静地看着这梦中无数次见到过的美景，两行泪水无声地从面颊上流下来。为了掩饰这泪水，我从湖里捧起水来洗脸。水从指缝中流下，我试图把手指并得紧一些，但水还是从双手的底端流下来。
就像从沙漏中流下的细沙。
我老了。
现在的我已经八十七岁，接近了生命的终点。
那些曾经有过的漫长旅途，都已留在了身后。
我在书房里坐着，面前的地图上放着两件玻璃器皿：
一只沙漏和一只杯子。
沙漏中的细沙在慢慢流动着；
而杯中的清水，因为刚被喝过一口放回去，也在微微地波动着。
我凝视着这两样东西，把一张纸摊开在这两样东西前面，我要给陈宗器写一封信。他现在已经在为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工作，在这个新的国家，我们的梦想会成为现实吗？
“亲爱的陈，我是多么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尤其是在罗布泊，在那个漂泊的大湖之上，它给了我的心灵无比的愉悦。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漂泊的湖。只要生命的河水还在流动，我就在沙漠里漂泊着，随着命运的指点，忽而这里，忽而那里。我的祖国是瑞典，这里森林茂密，田野丰饶。而我生命的故乡，却是在亚细亚的腹地，在大漠的深处，那一片神奇的大湖，和那个睡去了的古城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