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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提前大半年就开始热闹起来。九十年来，与这所素有“江南小北大”之称的中学相关涉的著名人物太多了：从洋务派主将张之洞，到中共元老董必武；从台湾现任或离任的军政要员，到旅居欧美的商界巨子学术精英；从已牺牲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先贤，到如今仍在继续革命的党政高官……九十年来，到这儿长校的、督学的、任教的、代课的、毕业或肄业的，甚至敲钟看门守图书馆的，弄不好后来就是一个人物。如果将这些人事串写起来，简直可以当一部简明中国现代史来读的。
校庆在九月。春节刚过，学校便筹划召开一次历届校友代表联谊会。这次联谊会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成立文博中学校友总会－－前些年是有一个校友会的，但会员仅局限于本地区，届别也局限于近二三十年－－那时资讯还不够丰富，眼界还不够开阔，思想也不够解放，关于学校的沿革也尚未彻底弄清楚。因而那个校友会显得太单薄。通过数年的调查摸底，才知道文博中学是这样一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这一次,决心将九十年来从这儿走出去的各类风云人物一网打尽。按现任校长的说法，这将是文博中学一笔巨大的人文资源。另一个任务是成立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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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吉为民就是在这种时刻收到联谊会请柬的。收到请柬，他才记起了自己也算文博中学的一名校友。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中学母校是广州二中，在各种表格上也是这么填的。在他的整个人生中，文博中学仿佛只是一次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犹如去美国，飞机落在巴黎，停留一两个小时一样。他在广州读到初三的时候，父亲奉调北上，全家随迁，他由此转到文博中学。那时候不叫文博中学，叫市五中。不久又改名为“红锋中学”。文博中学是近些年才叫的。后来又知道, 文博中学是许多年以前就有的。在市五中读了没一个学期，六月份，便文化大革命了。两个月后，父亲出事，他躲难东北，不久便当兵走了。因此，他从来没有将自己与文博中学作过什么联系。这次，文博中学不知是如何钩沉查籍将他给翻寻了出来。由此可以想见，母校在这次校庆活动中所显示的魄力和所花费的功夫。
本来，这一类礼仪性活动，吉为民一般都不去的。一来忙，二来怕一不小心便落入陷井。上届一位副市长参加了一个公司的开业典礼，酒酣耳热之际讲了几句话，照了几张像，题了一幅辞。没想到一年以后，这家公司倒闭，几个头脑卷了一大笔资金逃得无影无踪。于是，那些集了资的，买了内部股的，生意上账款未了的，黑压压上千人坐到市府大门口来，要那位前副市长出来给个说法。他们说，他们是信了那副市长，信了市政府，才将自己的一点血汗钱投到这家公司的。有人要求追查那前副市长与这家公司的关系。查来查去,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特殊瓜葛，但剪彩的那一把金剪刀，是作为纪念品收下了的，尽管没受什么惩处，但已弄得灰头灰脸。到换届时，便悄没声地转到一个养老的位子上去了。吉为民从小就是一个本分孩子，特别看重别人的评价，特别是对他品行的评价。刚上中学时,一些个同学都爱在日记本周记本的扉页上，抄录几段领袖语录雷锋日记什么的，他却录下一句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话：“荣誉要从小时候培养起。”入仕以来，特别是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来，更是不敢有丝毫差池，加上他主管政法这一摊子，一天到晚与各类邪恶打交道，正人先正己, 使他更加谨言慎行。人们私下里说，市府里，吉为民是最干净的一个，犹如荣国府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中的一个。对这一点，吉为民是很看重的。吉为民没有什么背景，尽管父亲大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但与本地诸侯无牵无挂，是一只偶尔飞来的孤雁，文革中打倒得又早，文革刚刚结束便去世了。吉为民也没有什么正经学历，他的高等教育是在党校、业大、函大里疙疙瘩瘩完成的，不似那些正牌大学出来的官员－－也就是人们现在说的“技术官僚”，有一种学术上的优越感。官场上,他一直持守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升到这个位子，他自认为是没有做过什么鸡鸣狗盗、拉帮结派、送礼求情、贪赃枉法之事的。他从基层一步一步做上来，连副市长候选人提名，也是下面的代表而不是上面的领导提出来的。选举时，他的票数最多，超过了市长。
吉为民收到文博中学联谊会请柬的第二天，接到一位市里老领导的电话。这位老领导是文革后的第一任市长，已退下多年，但人们依然叫他老市长。吉为民与老市长有过一些礼节性往来，如春节团拜，老干部茶话会一类，除此之外再无深交。老市长在电话里朗声说道：“请柬收到了么？收到了？没想到咱们还是校友哇！看来，文博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老市长于是如数家珍地说起文博校友还有谁谁谁,谁谁谁。这是吉为民第一次知晓文博的家底，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最后，老市长说：“和董老、郭老、赵老比，我是小老弟。和我们这老家伙比，你也是小老弟呀。”老市长很快活地笑了一通，然后约定联谊会上见。又说，闲暇时，来我家坐坐。吉为民放下电话不久，秘书进来说，有一个老头要见您，说是您的中学老师，姓罗。吉为民放下手中的事，说带他来吧。那老人一进来，吉为民就认出他来。忙迎上去，很尊敬地喊了一声:“罗老师－－教我们几何的罗老师！”罗老师激动得有些慌乱，手足无措，直是一个劲地说打扰了打扰了。罗老师一开口，那伟大领袖的家乡口音顿时让吉为民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课堂上，想起黑板上那些矩形圆形三角形钝角锐角对顶角……吉为民特别喜欢几何。对于他来说，那些枯燥的图形和线条，犹如一道道趣味无穷的智力游戏，刺激着他的幻想与激情。他常常能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去解出同一道题，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快乐。因此，吉为民深得罗老师的宠爱，常常在私下给他几道课外题，犹如老祖母私下给宠爱的小孙儿几块糖果一样。罗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一句是“几何是人类的智力保健操。”另一句是“空间想像力！”这两句话曾让少年吉为民感到特别新鲜，久久地记住了。一些同学喜欢在背后用他的乡音学说这两句话，学得维妙维肖。学着学着，便学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上面去了。学得最好的那位在文革初期吃了不少亏。
副市长办公室的宽大豪华显然让罗老师很不自在，只坐了那只棕色大沙发的三分之一。罗老师已经非常苍老了，一头凌乱干枯的灰发，瘦瘦小小的，穿着一套很过时的廉价灰西服，里面是一件黑色毛线背心,再里面是一件棕色秋衣，象个乡下的老农，进城时向别人借了一套不甚合身的行头。吉为民印像中，罗老师当初教他的时候，还是个精干的青年，便问罗老师今年高寿？罗老师说，六十早过了。罗老师说他已退休几年，一直反聘留校，还是教初中平面几何。这次是受校长之命专程前来请吉市长回母校开那个联谊会的。罗老师说，知道吉市长忙，怪我多说了一句话。我说，吉市长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吉为民啊？当年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呢！结果校长说，那这次请吉市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吉市长要是不来，我就拿你是问。
吉为民说：“罗老师您亲自来，我已很不敢当了。您开了口，我哪敢不去呢。您回去给校长说，我一定去。”
吉为民和罗老师聊了一下三十多年来学校的人事变迁，罗老师说，当年的老师已经没剩几个了，有的死了，有的退了，有的调走了。现在的校长是十多年前来的，很年轻，很有魄力。吉为民问食堂边的那棵拐枣树还在不在，罗老师说，早不在了，连那个老食堂都推了。吉为民说，文博中学，他就对那棵拐枣树印像最深，树上结的那种拐枣，枝枝杈杈的，样子特别怪，但吃起来却很香甜。说着说着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吉为民留罗老师在市府食堂吃餐便饭，罗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肯。吉为民便让自己的司机将罗老师送回去，又顺手将桌上一架很精美的三用台笔和一册本市的大型纪念画册送给了罗老师。吉为民将罗老师一直送到楼下停车场自己那台紫红色的轿车旁，说：“以后要来,先打个电话，我派车接您去。让您这么大的年纪，挤几趟公共汽车，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罗老师走了以后，吉为民才想起来，自己其实已经将这个母校忘了。也将母校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们忘了。这几十年的生活，犹如一场乱仗，每天每日都要迎接扑面而来的种种事端。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境回想一下过去。现在因为罗老师的出现，因为他那一口地道的领袖乡音的出现，竟让他有了一种岁月沧桑惘然若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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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如期召开。吉为民准时到达。从停满操场的数十辆大大小小的轿车面包车看，来的校友许多已不是等闲之辈了。三十多年没有回来,母校已容颜大变,只有操场边的几棵老槐树和校园东北角的几座旧建筑还是以前的。还有校园后面那一座小山是以前的。那是一个仲春的雨天，满眼一片湿漉漉的深碧浅绿，平添了许多怀旧意境。吉为民想找寻自己当年上课的那栋教学楼，没发现。迎候的罗老师说，早拆了，在原址上修了一座理化实验大楼。罗老师抬手一指，一栋七层的现代化建筑就在不远处立着。
联谊会在一间宽大华丽的会议室召开。围绕那长方形会议桌一圈一圈坐开去，满满当当一百多人。放眼望去，一大片白花花的头发和沟壑纵横的面孔。如吉为民这般五十上下或更年轻一点的，只占了一小半。除了老市长之外，吉为民还认出了几位前任省市要人。但在任的，似乎他的官阶最高了。所以，他一进去，校长就一定请他坐上显要位置。他推辞半天，找了一个稍稍偏僻一点的空座，挨着市社科院前任院长坐了下来。待校长一个个介绍来宾时，他才发现，哪怕是悄没声息坐在最角落的某一个人，都是一个著名的教授专家或哪个公司的老总董事长什么的。
校长花了很长时间讲了本校的沿革及现状，让与会者充满了自豪感。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诉说了对母校的拳拳深情与无尽祝福。然后，就开始议论校友总会与校庆组委会的事宜。大家相互举荐相互谦让一阵之后，渐渐将意见都集中到吉为民身上来了。最开始提名吉为民的是老市长。老市长说：“我们在座的许多人，资格比吉副市长老一点，级别比吉副市长高一点。按辈份来说，也是吉副市长的学兄学姐了。但是，校友总会也好，组委会也好，总要干许多实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吹吹风，鼓鼓气，敲敲边鼓可以，其他就力不从心了。按本地话说，我们已经是下了桥的。吉副市长正当年，还可以为母校多作几年贡献。再说，校庆那天，有许多海外、港台的校友回来，吉副市长作为市府要员，又作为校友，接待他们，意义就不一样了。”接着，又有许多附和的发言。不管吉为民如何推却，这桩议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又选出了十七八位文博中学校友总会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一位在京的做过全国人大常委的老校友被推为名誉会长，老市长、几位前任省市领导、著名学者和大公司老总做副会长。做副会长的还有海外几位政要及名人。在座的全体校友均为理事。大家鼓掌，一致通过。直到最后一刻，吉为民还在推辞。校长便笑着说：“吉市长, 在这些老前辈面前，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就算是为母校作点贡献。不过，不会让你太操劳，也不会让你太为难，更不会向你要钱要物的。”一位老校友插话说：“吉市长，您大概还不清楚我们的蒋校长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吧？弄不好，你哪天还要向他借钱呢！”大家訇然一笑，于是，吉为民再也无法说什么了。
文博中学在省市乃至全国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有民谣唱：文博校长，文博校长，芝麻小官，半个皇上。一来文博中学扯出了那么多显赫的校友和辉煌的校史，更主要的是恢复高考以来，它一直居高不下的升学率。进文博就等于是进了大学，而且多半是好大学，在今天这个真正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只要有儿孙的人，谁不想受到它的青睐？所以人们说，文博中学，你想送钱都不容易送进去呢。
其实，在吉为民心中，他倒是非常看重这两个虚衔的。如果说，作为一个人望很高的副市长，从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获得了很多满足，那多少还有一些隔膜。现在，在这一大片有头有脸有学识的校友中获得认可与推举，那满足感是实实在在的。吉为民虽然学历不硬，但却自视很高，也从心眼里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象有的人，只挂在嘴上。他只好站起身，说了一番很谦虚的话，表示愿意尽力为母校、为老校友、为后来的小学弟小学妹们做些事。与会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蒋校长便请大家用餐了。
餐桌上，老市长对吉为民说：“在中国，做一个高官不难，做一个有能力的高官就很难了。而做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口碑的高官，那更是难上加难。别看我们这些老家伙啥事不干了，可官场上的一举一动，我们全都盯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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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即将换届。各路人马早早就明里暗里操劳起来。那次联谊会之后，老市长曾给吉为民来过几次电话商讨校庆事宜，并邀请吉为民“到寒舍一坐”。因为忙，也因为有所顾忌，吉为民一直未去。一个晚上，老市长又来了电话，一定要吉为民去聊一聊。吉为民以为还是文博中学的事，便去了。
老市长住在原租界区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街上，是一幢独门独户的小洋楼，还带一个小花园，据说有一百年了。屋内的一切古旧又华贵，连那门窗上的彩色刻花玻璃似乎都从来没有更换过。门把手也是古旧的黄铜，被手触摸的地方磨出金子般的光泽。客厅很宽大，天花板极高，长长地垂下一只老式的四叶木质吊扇。缓缓悠悠转着，那风似乎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风。这幢房子，49年以来住过好几任市长了。老市长住进来几年后，市府专门修了供市领导住的大院，有门卫，有暖气，有卫生所，式样、装修也很时新，条件要好得多了。让老市长搬去，不知为什麽，老市长就是不去，就一直这么住了下来。
聊了一些闲话之后，老市长对吉为民说：“这一次，我们几个老家伙力举你做文博中学的校友总会会长和校庆组委会主任，还有另一个用意。咱们文博校友中，许多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手里都握着一票。象我们这些老东西，虽说休息的休息，二线的二线，但说说话还是管点用的。我和几个老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都希望你能再上一级台阶。我说这些，完全是出于公心，为党的事业着想，你也莫把它仅仅看作是校友之间的私情。我想，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总是明白人、干净人、正派人多一些好吧？”
其实，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市长就一直在关注着吉为民。他不动声色地了解吉为民的方方面面，象一个挑剔的岳父大人物色女婿一样。当他知道吉为民是文革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纪纲的孩子时，更多了一份亲近感。老市长和吉为民的父亲虽说没有深交，但是在有回数的交往中，留下的印像却是非常好的。他曾说过一句很招人忌恨的话：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就是不一样。吉为民的父亲，显然属于前者。这次，老市长一听说文博中学校友中还有一个吉为民，真是满心欢喜一肚子疼爱，恨不得立即揽过来抱在怀里。这就是为什么老市长极力举荐吉为民的原因了。
老市长是地道的本地人，操一口纯正的本地口音,且不爱用书面语和官方流行语。这在领导干部中很少见了。因而在电视里，他和市民们谈话的时候，便特别让人觉得亲切，象街里街坊一样，不似那些外乡话或夹生普通话，总有一种距离。有人说，在一些可以放肆的环境中，老人家口里还会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俚言俗语出来，又传神又风趣。
听了老市长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吉为民心里多少有点打鼓。十多年的仕途中，他向来以不朋不党的清高姿态自持，这种姿态，即让他有一种形单影只的感觉，也常常使他在宗派纠葛中渔翁得利，成为上下左右都能接受的人物。他委婉地向老市长表达了他的想法。老市长说，他看中的正是吉为民的这一点，他只是通过正当方式，表达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意见，绝无拉帮结派之意。接着，老市长话锋一转说：“不过，你清正，你磊落，你想按规矩来，别人不这样做，你又怎奈何呢？就象拳击，你按规矩打，别人连踢带咬，还使绊子。结果，金腰带让一个不称职的人拿了去。对党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由此看来，派别应该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我们自己做得不规矩。象人家日本，就大大方方打出旗号来，中曾根派就中曾根派，田中派就田中派，谁得人心谁有本事谁上台。”
吉为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说，如果人民代表信任他，组织上也需要他，他会尽一切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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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没有应酬的午休时间。吉为民吃完午饭，按惯例，翻翻报纸，然后在沙发上睡个把小时。
吉为民看报纸，一般只看看要闻版、国际版和政法版，其他版面一翻而过。偶尔读一点有意思的消息、随笔和书评。他时间太少，能挤出一点阅读的时间，他宁愿读读书，读读那些开拓思路有益心智的好书。他将那些铺天盖地而来读之有趣嚼之无味的报刊文章称之为丧志文字。宛如嗑瓜籽一样，耗时上瘾又无营养。这天中午，他本已有点困倦，只是习惯地将一叠叠报纸翻将过去，表示已阅，以对得起这些珍贵的纸张。翻着翻着，忽然觉得哪个地方有某些个文字似乎与自己有点关涉。他的这种特殊感觉很奇妙，说它是感觉，是他有时并未见到那几个文字，但知道那几个文字在这密密麻麻一版的某一处存在着。他的这种感觉很准确，十之八九是不会错的。有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有时是一个刚接触不久的新名词。于是，吉为民翻回那一版，细细浏览起来。果然读到了一个早已被他忘却的名字：索一夫－－他在文博中学念书时的校长索一夫。那篇文章的题目很怪，叫《隐匿者》。他便从头细读起来。文章是索一夫校长的女儿写的，索校长女儿的名字也很怪，叫索咪咪。近些日子，报刊上已陆陆续续有了一些与文博中学有关的纪念文章，因为担了那两个虚衔,碰上了这一类的文字，吉为民都要读一读的。这篇文章开始写索一夫校长在国难当头之际从海外归来，放弃了一些大学的高位，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延聘，长校文博，从抗战前夕，到文革初期，三十年内，历尽战乱、动荡、时代变迁，痴心不改地献身于自己的教育理想，最终却死于文革之祸。索一夫的女儿写道，那时她才十岁，文革兴起的六七月份，校园里已满是她父亲的大字报了。但她父亲一直都很平静。她文中写道：父亲说，他这一生见的也很多了，他相信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是没有错的，文博中学也是没有错的，将他数十年来的学生列出来看一看就能知道，他这一生就是教书育人，其他政事概不涉入。所以，那一段时间，她父亲依然如平日一样早出晚归去上班，该扫地便扫地，该拔草便拔草，该写材料便写材料。一直到了八月的一天，父亲回家却神情大变。目光呆滞，神色恍惚，无言无语也不喝水进食。家人一细看，右眼有些青肿，灰白的面颊上有片微红的掌印。她妈妈便问，他们打你了？索校长咧嘴一笑，笑得古怪又悚然。母亲一再追问，索校长不说，只是茫然地摇着头。母亲偷偷对她和她姐姐说，你们爸爸有点不对头，今夜一定要看好他。并将家里剪刀菜刀之类的硬器偷偷收拣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自杀了。没想到下半夜，父亲还是自杀了。他是用他那支伴随他数十年的派克钢笔戳喉而亡的。待她母亲发f质保?盖滓言诤砉苌洗脸隽宋辶?隹吡????淖排菽?缏?税胝糯病Ｋ?盖缀罄幢凰偷揭皆? 一直折腾到天亮才死去。一位老医生说，血管、气管、食管全都戳穿了，要不是但求一死，是没有狠气戳这么多下的。索一夫校长开创了文博中学自杀之先河，往后去，陆陆续续又自杀了五、六个。有一对教员夫妇于索校长自杀一周后双双自缢。一个音乐教员于一个月后跳楼。另外两三个死于几年后的“清队”，还有一些自杀未遂的，劳改劳教的，遣送回乡的，帽子捏在群众手上的……真是应了文革初期学校办公楼门前的那一副对子：“藏污纳垢地，乌龟王八穴。”索校长死后很久，母亲对她说了父亲的死因：那天下午，有三个学生去审问他，说着说着，其中一个突然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接着, 其他两个也上来拳脚相加。父亲那天晚上对她母亲说,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扇耳光，而且是被自己的学生扇耳光。说罢竟如孩儿般哭泣起来。哭了很久。夜色已深，便向她母亲索要纸笔，说是要写一点东西。她母亲以为依旧是写材料, 便给了他。他写了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了，将那支钢笔偷偷带进了蚊帐。几年来母亲已另居一室，那一日怕父亲有什么意外，还特意搬了一张躺椅在父亲的床边睡下。没想到，父亲还是执意去了。父亲临死前，留下一张纸条，那纸条一直到母亲去世前才交给她。纸条上写着:“问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为什么……”索校长的女儿在最后写道:许多年来，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俩都很想知道，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三个学生为什么要打我父亲？但从来没有谁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仿佛没这件事一样。文革结束后，父亲平了反。我们一直希望有人来说一说，希望有人能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来向我父亲道一声歉，向我母亲道一声歉，回答一下我父亲至死追问的那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谁来。那三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象他们一样，伤害过甚至残害过别人的人, 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成为了一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以致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装得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便立刻会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读完这篇文章，吉为民的感觉就象俗话说的，如同遭了雷击一样，浑身木然，呆呆捏着报纸,半天缓不过神来。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将这件事忘却了。打从1966年8月的那一天之后，他确确实实将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在其后长达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再没有回想起这件事，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了。如果不是今天无意间读到这篇文章，他还会遗忘下去。吉为民往沙发背上倒去，感到自己的身子空空如也。这种沮丧到近乎绝望的情绪，是他从未有过的。它来得如此猛烈，连给自己找个宽宥理由的机会都没有。它一瞬间便摧毁了他吉为民数十年来小心翼翼克勤克俭积攒起来的那种道德优越感。特别是在他做了高级官员之后，这种道德优越感成为他吉为民最珍贵最自豪的东西。每每看到那些鸡鸣狗盗贪赃枉法时，他吉为民的这种道德优越感便会如一股长风从心底升起，成为他无私无畏秉公办事的一面猎猎旗帜。他深信，这是一个人，一个领导人灵魂的金子，只要有这金子在闪耀着光，他便可以坦坦荡荡无所顾忌地向前走去。现在，他多年来所精心养护的一切，被这一声女儿的责问,剥夺得精光。他恐惧了。
吉为民发现自己三十二年来从未忆起的这一件往事，其实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连那时的声音、色彩、光及各种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在文博中学的许多日日夜夜，都变得遥远又模糊了。唯独那个下午，越来越清晰。清晰得纤毫可见。每一个细节都放大了，淹没了他脑海中所有其他的记忆。
那个下午，班上所有的红五类都到一个同学家抄家去了，一部分出身职员、小商、城市贫民的“红外围”也跟着去了－－他们没有资格抄家，但可以在外面喊口号，看守那些被抄的财物与罪证。剩下的同学，全部在操场周围钉大字报栏。作为一名红五类，他本该一起去的，但就在队伍临出发前, 他不知找了一个什么借口留了下来。他那天很痛苦。头一天晚上，他父亲在饭桌上告诉全家：他出事了，因为和“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有过几次通信。还有在《羊城晚报》上的一些文章。可能要作为黑帮揪出来了。这几天已停了他的职。父亲说，这次可能非常严重,希望家人都要有一个准备。那天晚上，一向如雕像一样冷冰冰硬梆梆的父亲，絮絮叨叨地讲了自己的一生。仿佛象是上路之前，将自己的家产细细清点给亲人一样。吉为民现在想起来，他那天所以没有参加抄家，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失去了这种资格。他的自尊，又不容许他若无其事地混迹其中去表演一番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义愤。他宁愿让同学们日后唾骂他也是一个狗崽子,一个黑帮子女，也不能容忍别人说他伪装积极。他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面前放了一份纸笔。过了一会儿，班上的两个同学进来了。一个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张小娜，一个是红卫兵指挥部勤务员何延辉。他们问吉为民为什么没有去抄家。吉为民说, 他想写一篇批判索一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稿。张小娜说，刚好，我们现在正要去提审索一夫，和我们一起去,看他今天还放什么毒，你可以写得更扎实一些。何延辉也说，我们三个人，力量更大。索一夫不老实，一点低头认罪的态度都没有。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傲气打下来，搞到他的罪证。说罢，俩人不由分说拉了吉为民便走。吉为民已无招架之力，只在心里为自己的弄巧成拙狠狠地骂了自己几句，强打精神跟他们去了。
索一夫校长的办公室早已被层层叠叠的大字报糊得面目全非，连办公桌、藤圈椅、洗脸架上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条纸片。每张大大小小的纸上，都写着那些千钧霹雳般的话语：“最后通谍”、“严正警告”、“打倒”、“投降”、“灭亡”、“死路一条”、“誓不罢休”……他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索一夫校长正一手撩起从文件柜顶上悬下的大字报，一手从文件柜里掏出一摞摞材料。张小娜大喝一声：“索一夫，干什么勾当!”索一夫校长将手上的那一摞摞材料放在办公桌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在清理这些年来的教育档案。这些材料很重要，需要的时候，我会将它们移交给学校其他的负责人。”何延辉说：“我们现在就是学校的负责人，不需要你移交，我们接管了。我们会从中清理你反毛主席的罪行。”近两个月来，何延辉从一个只打篮球不问政事成绩平平默默无闻的学生，变成一个叱咤风云有胆有识的学生领袖，他的豪情与才干让许多同学为之倾倒。他的语言一下变得犀利又幽默，很象《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揣一把梳子，不时拿出来梳梳头发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索一夫校长听何延辉这么一说，多少有些惊诧，他将那几摞材料在桌面上码码整齐，然后说：“我希望上级来和我作一个正式的交接。这些是都几十年来无数教职员工的心血，还有历届毕业生……”何延辉打断索一夫校长的话,冷冷地说:“我们就是上级，今天已经不是你移交什么材料的问题。今天是你彻底坦白你的累累罪行的最后时刻!”这时，一直在一边横眉冷对的张小娜突然大喝一声：“索一夫！低头认罪！”说着，一把拉住索一夫校长，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踉踉跄跄扯到办公桌前的那一小块空地上：“低下你的狗头来……”索一夫校长缓缓看了张小娜一眼，将头微微低了下来。吉为民记得很清楚，就在索一夫校长低头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一种纯生理上的恶心。索一夫校长的头发已经全白，但依然浓密。他低头的时候，一片白花花的头发便扑到脸面上，和平日高傲严峻的那个索校长相比，顿时判若两人。多少年来，同学们就很难见到索校长的笑容，更难听到他说几句柔和的话。大家对他是又敬又怕，连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你和索校长相遇，他突然喊了一声你的名字－－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和学生来往,但却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拍拍你的背，说：“你不错，继续努力！”那个学生便会如领了天赐一样，兴奋得无以复加，并由此真的越来越出息。仿佛那一拍和那几句咒语般的夸奖给你注入了某种魔力，你必须不断努力，你真会永远不错。吉为民刚转来时，便听同学说，索校长拍人极准，只要经他一拍，准保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吉为民曾经暗暗祈望，哪一天也能被索校长这么拍一下子呢？但进校后，见到索校长的次数可以数得出来。除了开学典礼，索校长从不在公开场合讲话或作报告。他也不到班上去巡视。但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能感觉到，在这个偌大的校园里，索校长无处不在。他一年四季都是衣冠楚楚，哪怕炎夏，也从不穿短袖凉鞋。他那一头银发闪耀出一种特别慑人的光辉，远远向你飘来的时候，你便不敢大声喧哗了……而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神灵般的人物，顷刻间不得不低头了。
何延辉大大方方地坐到索一夫校长那张古旧的藤圈椅上，张小娜和吉为民一边一个在办公桌的两端坐下。按何延辉事先的吩咐，吉为民拿出纸笔，做审讯记录。这阵势,很象苏联电影中“契卡”审白匪的样子。何延辉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斜纹布军装，扎一条牛皮武装带,红袖章一套上去便显得格外英武。他剪了一个简朴又高贵的平头。浓眉大眼。神色热情又刚毅，漫溢出一股神圣的光彩。何延辉的父亲是军区的副参谋长，军阶在全校红五类中排名第三。张小娜和吉为民的父亲级别虽然也不低，但因是地方干部，便显得单薄一些。尽管张小娜也弄了一套旧军装穿在身上，但总不如人家军干子弟穿了看着顺眼，多少有点仿作的感觉。吉为民倒是一直就穿他的学生蓝长裤和白衬衣。因为这种服装是谁都能穿的，便暗暗有一点懊恼。好在他有一只红袖章，用以与别的蓝长裤和白衬衣区别开来。
三人坐定后，便开始审索一夫校长。由何延辉主审。
何延辉先喊一声：“低头！”
索一夫校长将头垂得更低一些。
何延辉问：“叫什么名字？”
索一夫校长回答：“索一夫。”
何延辉问：“化名？笔名？曾用名？”
索一夫校长回答：“没有。”
何延辉冷冷一笑：“杰米索是谁？”
索一夫校长回答：“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用的名字。学校要求每个华人学生都要起一个英文名字。回国后从来没有用过。”
张小娜大喝一声：“索一夫不投降死路一条！我问你，你这个索一夫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索一夫校长说：“我父亲。”
何延辉猛然提问：“你是什么出身？”
索一夫校长说：“地主。”
张小娜大喊：“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张小娜的慷慨激昂和快速反应让吉为民很惶然。几天前，他也会有这样的慷慨激昂，也会有这样的快速反应。但现在，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在消解着他，让他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张小娜冷冷一笑，说：“你那地主老子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何用心？”
索一夫校长想了想，说：“不知道。”
张小娜又冷冷一笑：“不知道？一夫，就是独夫！独夫民贼蒋介石的跟屁虫！巴儿狗！”
索一夫校长说：“我父亲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个蒋介石。那还是1908年……”
何延辉猛然喝道：“不许狡辩！”
索一夫校长不再做声。
何延辉问：“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
索一夫校长答道：“没有。”
张小娜又大喝一声：“老实交待，我们已经掌握了。铁证如山！”
索一夫校长肯定地说：“没有。”
何延辉冷笑了一下，用一种挖苦的口气问道：“你是不是想否认你参加天主教会呀？”
索一夫校长想了想说：“我曾经信奉天主教，但那不是一个组织,也不需要参加，你愿意去就可以去。”
张小娜说：“你说天主教不是反动组织？那它倒是一个革命组织啦？马克思教导我们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鸦片是怎么到咱们中国来的？就是那些帝国主义传教士传来的！”
索一夫校长抬起头来，看了张小娜一眼，想说什么，又低下头去。
张小娜又喝一声：“索一夫，你是如何叛变投敌的？”
索一夫校长说：“从来没有。”
张小娜问：“你是否被捕过？”
索一夫校长想了想说：“是，那是为了掩护一个教师。解放后，才知道这个教师是地下党，他叫……”
张小娜打断索一夫校长，说：“我不是要你自吹自擂自我美化！我是问你是如何出狱的？”
索一夫校长说：“全校教师，还有当时的省教育厅长将我保释出来的。”
何延辉冷冷一笑：“你把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说得多么仁慈。我们那么多革命志士都英勇牺牲在里面，你却一根毫毛都没伤地出来了。这是我们今天要你交待的主要问题之一。”
索一夫校长说：“你们可以调查。我不喜欢说谎话。”
问到这里，何延辉愣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吉为民，那眼神里有许多不满有许多狐疑。吉为民今天没有进入战斗状态。前几天批斗那个曾当过国民党演剧队上尉编剧的语文老师，吉为民是那样亢奋那样凌厉,一串串又猛烈又尖刻的词语象重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带着火焰喷射而出，将那个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儿当场就批昏了过去，紧接着就尿裤子了。吉为民没有抬头，但他感觉得到何延辉投射过来的目光。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着记录，动作大得有些夸张。在接下来的静默中，他又感受到了张小娜的眼光，那眼光几乎是挑衅的。吉为民又写了几个字，沉住气，放下笔，一字一顿地喝问道：“索一夫，中国有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能毫发无损地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你若顽抗，叛徒甫志高的下场也就是你的下场！”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吉为民最早知道的处世格言之一，是从他那知道许多这类格言的奶奶那里听来的。
索一夫校长依然不做声。
吉为民不得不继续轰炸：“索一夫，你就是带着你主子的特殊使命，在我们新中国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中潜伏下来，用你特殊的方式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你所鼓吹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反动谬论，就是为你们阶级培养一支反动派的别动队！”
索一夫校长说：“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是孔子说的……”
吉为民终于找到了情绪，厉声喝道：“孔子是一切反动派的老祖宗。五四运动我们就把他打倒了。”
索一夫校长又不再说话。
吉为民乘胜追击。他害怕自己在某一处溃败下去。他知道今天自己更多的是在表演给何延辉和张小娜看了。这使他又胆怯又气恼：“索一夫！解放十几年来，你本性不改，发表了那么多放毒的文章。你要把你所有的反动货色统统交待清楚！”
索一夫校长说：“我的那些文章，是我个人的观点。有错误的地方，你们可以批判。我真诚地接受你们的批判。”
就在索一夫校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吉为民突然从索一夫校长身上看见了父亲的影子。头一天晚上，父亲对家人说了与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吉为民一下觉得自己的脸热辣辣起来。再细一看，连那瘦高的身材，那沉静得高傲的神态，那字斟句酌条理分明的话语，几乎都是父亲的一个翻版。在这一瞬间，这个正被自己厉声喝问的倒霉老头，让他看到了父亲的不堪。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在另一间办公室里，也有几个傲慢又威严的人，正在喝问自己的父亲。但父亲是革命者，是共产党人。而面前这位酷似父亲的老头却是一个反动派，一个地主阶级的后代，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帝国主义奴才，他现在竟和父亲扮演着这么相似的角色……就在这极度难堪的时刻，吉为民放下笔，冲到索一夫校长的跟前，抡起手臂，狠狠地一耳光扇过去。他的巴掌和索一夫校长的脸颊撞击的那一刻，发出一声爆裂般的响声。索一夫校长向一侧趔趄了几步, 捂着脸站正了。他的眼里先是惶然，再是愤怒，最后渐渐充满了凄切与苦楚。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旋转，但一直没有落下来，只看得见星星点点的亮光。
吉为民的这一举动，让何延辉和张小娜也暗暗吃了一惊。近些日子来，他们也打过人，但总是在公众场合，情绪铺垫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再抓住对方的一两句犯众怒的话，才开始动手的。象这样，在一间规规矩矩的办公室里，在很有教养,很有气魄，斗智斗勇斗口才的时候，这一巴掌确实打得太突兀太失大将风度。
如果此时索一夫校长只是捂着脸，甚至让那泪水淌下来，那会让他们三个优秀的革命者非常尴尬的。可索一夫校长忍回泪水，抬起头，将吉为民狠狠地看了一眼，牙缝里蹦出了两个字：“畜牲。”
正在办公桌后面无所措手足的何延辉听见这两个字，大喊一声：“你反了你－－你敢骂我们红五类！”边喊边象一头猛狮一样扑了过去，紧接着，拳头便象雨点一样擂在索一夫校长的脸上、耳廓上、太阳穴上。索一夫校长晃了晃，终于倒了下去。张小娜上去踢了索一夫校长一脚，亢奋地嚷嚷着：“开大会！开大会－－开全校斗争大会！”
打这以后的整个过程，吉为民都是在满脑子嗡嗡作响的恍惚中度过的。他隐约记得何延辉和张小娜边喊边跑了出去。很快，学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然后冲进来十几个红卫兵，将一个废纸篓做的高帽子扣在索一夫校长的头上，又给他挂上了一块写满各种罪状的小黑板，还踢脱了索一夫校长脚上的那两只光洁的皮鞋，推推搡搡就拉了出去。操场上迅即聚集了一大批人。接着，外出抄家的小将们陆续返校，一个个热血沸腾意气风发地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
那是一个火热的下午，台上台下都在躁动。犹如沙漠中蒸腾的暑气，一切都变了形。每一粒砂子都是滚烫滚烫的。
一件淹没于三十二年漫长岁月中的往事，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浮现了出来。宛如千丈海水退尽，露出一艘远古的战船，那甲板，那锚链，那一排排炮孔依旧焕然如新。
从回忆中出来，让吉为民感觉到眼前的一切，包括这三十二年的岁月仿佛都不真实了。吉为民在一种若虚若幻,半寐半醒中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他将文章又看了一遍，拿起电话，想给报社挂个电话，问问索咪咪这个作者。他将话筒在手中握了很久，终于还是放下了。他刚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他的司机打来的。司机在吉副市长下午有活动的时候，总会准时用电话叫醒他，并提醒他下午的各种安排。吉为民对司机说他下午有一件重要事情，原先所有的安排取消。他又说：“我下午不用车，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吉为民将那一版报纸撕下来，折了几折，揣进口袋，走出市府大院，走出很远一段路后，在街口拐角处拦了一辆的士，向市委党校驶去。
6
就在给报社挂电话的犹豫之间，吉为民就已经决定去找钱老师。钱老师在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任职，比吉为民大四五岁，是吉为民的至交。从区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到做了副市长，吉为民始终称他为钱老师。入仕以来，吉为民交友非常谨慎也非常挑剔，不论上司下属，也不论职务升迁,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亲而远之。十多年来，可以说，只有钱老师一人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他是在第一次去党校进修时认识钱老师的。在一次偶然的单独相处时，他发现自己是那么愿意听钱老师说话，也那么愿意说话给钱老师听。几次长谈之后，吉为民知道，自己碰上了一个可以倾心相与的挚友。他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那幅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后，不管他的职务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政务多么繁忙，每隔三五个星期，一两个月，他总是要去一次的。钱老师是他的思想资料室，是他的政策咨询处, 也是他各种心绪各种疑虑各种牢骚各种见解各种预测的倾听者和解惑者。他们的交流已是炉火纯青，任何话题，包括一些很犯忌的话题，都可以无所不谈。吉为民多次想过，如果没有钱老师，他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健康的心态，清醒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
钱老师衣饰陈旧其貌不扬，没有一点知识分子风采。去蹲地摊或踩三轮也不会特别打眼。他是六四级的人大生，学历史的。读了一年多，便文化大革命了。钱老师这大半生谈不上顺遂，下过农场,当过山区中学教师, 因为“5、16”的问题，被审查过一年。还在县革委会写作组混了一段时间。成家很晚，妻子是一个普通工人，已退休几年，有两个儿子，都没读上正规大学。因为钱老师没有什么著作，直到前几年，才勉强弄到一个副教授的职称。而他的同学中，有做了省委书记的，也有做了著名学者的。吉为民担任市领导之后，也结识了不少各界精英，但只有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钱老师, 让他有思考或表达的欲望。让他觉得亲近如同胞。大概是一种缘份吧，吉为民常常这样想。
吉为民在钱老师家里找到了他。去钱老师那儿，是无须事先约定的，除了讲课，他永远躲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中。似乎他前半生漂泊得太辛苦，后半生只须一个小小的三丈居室足矣。
吉为民到钱老师家里，一般是节假日或双休日，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日中来访，钱老师有一些惊异，便开玩笑说：“一定是逃会逃出来的？”钱老师这一点很让吉为民感到舒坦，他从未将吉为民作一个官员看。因而在钱老师的各种言谈举止中，让吉为民看见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从许多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的人那里，常常能看到隔膜、虚饰、矫情甚至很过分的逢迎，这让他觉得自己也成为了他们的对应者。
钱老师给吉为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吉为民只是苦笑了一下，便要泡茶。钱老师家境相当拮据，唯有茶叶永远是上好的。他的学生大大小小都是一方诸侯，因此总有好茶源源不断地送来。送茶高雅，又常是各地自产，带有一股若浓若淡的人情味。钱老师别的礼品一概不收，惟有茶叶是不拒绝的。只是他不太知道如今的行市, 有的茶叶，已贵如金银，一斤卖到三百五百甚至上千。送者算是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收者却只当是山野生长之物。
吉为民抿了几口茶，就象俗话所说，茗香满腮，清澈肺腑。要不是嫌烫，他会一口气灌进去。吉为民将那张报纸拿了出来，让钱老师先看看。钱老师看完，似乎已经明白，只是不说话，等吉为民先开口。吉为民便将那往事详详细细地复述了一遍。
钱老师听完，也不动声色，只是很柔和地问：“你准备怎么样呢？”
吉为民说：“我想去对索校长的女儿说出来。”
钱老师又看了一眼报纸，说：“你知道这个索咪咪是谁？”
吉为民说：“不知道。”
钱老师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东欧文学的专家。她先生是电视台的，还写一点小说电视剧什么的。她公公是省社联前党组书记。”
吉为民说：“你对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钱老师说：“你如果决定向索咪咪说出这一件往事，你必须把一切考虑好。你知道，在今天，在我们眼下这个社会，这种道德承担是很沉重的，或许要付出天大的代价。”
吉为民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有些阴郁地问：“会怎么样呢？”
钱老师说：“不知道。但肯定不会轻松。”钱老师又一笑，“说不定，会断送了一个很有前程的干部。”
吉为民叹了一口气，说：“这些，我也想过。但如果不说，我会厌恶我今后的一切所作所为的。”
钱老师说：“我很钦佩你。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对你说恭维话吧？还记得马克思那一句很动人的话吧？写完《哥达纲领批判》后，他说：我说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可是，对于你来说，你说了，你拯救了你的灵魂，往后再怎么办呢？还得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
钱老师说完，两人一时无语。沉默了一会儿，钱老师说：“有一本美国小说《红字》，你看过没有？”
吉为民说：“听说过，是讲一个女人外遇的吧？”
钱老师说：“那个时代叫做通奸。是一个比杀人放火更恶毒的罪名。”于是，钱老师将《红字》的故事详详细细地讲给吉为民听了。钱老师说：“你知道，我读《红字》的时候，最受震撼的是什么？是梅斯代尔牧师最后公开自己身份的那一段。深得市民尊崇与爱戴的牧师梅斯代尔，在他深深隐匿了七年之后，准备与他的海丝特偷偷地远走高飞，就在临行的前一天，那个小镇上有一个什么盛大的活动，在欢呼的人群中，他突然看见他的海丝特带着他们的女儿站在镇中心的那个绞刑台上－－作为一个通奸的女人，在这类公众活动中，只配站在那种地方……突然，他向那个七年来为了他，为了他们的爱情，受尽了万般羞辱的女人走去，和她及他们的孩子站在了一起。他撕开自己神圣的衣襟，露出烙在他胸口上的那个红色的'A' 字－－那个表示通奸者的符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感谢引领我来到这儿的上帝。”
钱老师讲完《红字》的故事，俩人又久久不语。
钱老师说：“勇于承担自己的罪恶或过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一方面，你拯救了你的灵魂。另一方面，你就要开始接受世俗的惩戒，甚至毁灭……而且，你的故事中还有另外两个人。要么,你必须隐匿一部分真相，不把他们两个人说出来。要么，你在公开自己的同时，将另外两个人也带了出来。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认为你出卖了他们，伤害了他们，甚至也毁灭了他们？他们有没有承担的能力？他们会不会矢口否认这件事？会不会说你是诬陷？还有你的家人，孩子，朋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对他们的正常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开始很简单，心一横，口一张－－我就是那个隐匿者。然后呢？”
钱老师见吉为民苦苦思索，终有些不忍。说：“我很钦佩你的这种义无反顾的气概。但是，我不得不对你说，暂时打消这个念头。你已经承担了，你已经公开了－－起码向我公开了。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各种各样的隐匿者。我甚至可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隐匿者。我在和你多年的交往中，有些事我永远也不会说。因为象你一样，我已经将它们忘了。只不过你今天被一个叫索咪咪的人刺了一下，让你恢复了记忆。”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吉为民说，他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他无法折回去。他现在只想做三件事：第一，和索咪咪见一次面；第二，打听他那两个同学的下落，和他们谈谈这件事；第三，辞去文博中学校友总会会长和九十周年校庆组委会主任之职。说完，吉为民轻松了许多，自嘲一笑：“如果敞开需要毁灭，请自吉为民始。”但紧接着又说：“总不致坏到哪里吧？实在不行，到你们这儿来管管总务。”
天色渐晚，吉为民告辞。钱老师送他到楼梯口，紧紧握手，很郑重地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7
吉为民回到家，妻子看出他的神态有些异样，问他怎么啦。吉为民说正在处理一件很棘手的事。妻子以为是他的公务，便不再问。妻子从不打听他的公务。她有一句口头禅：回到家，你什么也不是，就是我的男人，是吉丽她爹。你别把你外面的那些事带到这屋子里来。吉为民的妻子是农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也没有再回炉，一直在植物园工作。二十多年来，和那些无声无息无欲无求的花草树木朝夕相处，弄得她也如那些花草树木一般清静了，还总有一身的花木气息。吉丽是他们女儿，在读大三。学校不远，天天回家。他和妻子都不放心将这么个宝贝女儿扔在外面过夜。因而，吉丽长到二十一岁，依然如儿时那样无大无小。一撒娇便吊在她爹的脖子上，赖到她爹的怀里。不一会儿，吉丽回来了，见了吉为民那双鞋，便大叫了起来：“好稀奇好稀奇，老爸今天准时放学了。”慌慌换了鞋，提包也未放下，便直冲到吉为民的书房问道：“今天是你们的什么纪念日吗？”吉为民说:“是啊。”吉丽问纪念什么？吉为民说：“纪念吉丽出生二十一岁三个月零……十五天。”吉丽做个鬼脸：“那明天你也得早早回来，纪念吉丽出生二十一岁三个月零十六天！哎，老爸，你们政府也太没个计划了。我们学校门口那条路修好刚两个月，今天又给挖开了。那么厚的水泥路面，也真亏了那些民工们砸的。真是败家子，又耗钱财又碍事。”
和妻子截然相反，吉丽是一个积极干政的角儿。对政府的一应大小事务，她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而且永远持批评态度。她自称是这个家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干嘛老把你们自己那些开会的事往电视里放呀！老百姓一看到这些就换频道。”“你讲话不能不拿稿子念吗，连文艺晚会上的讲话都干巴巴的！你看人家奥斯卡颁奖大会，那些话，讲得多精彩。”“今天又是谁来了？把一条街堵了半个小时！犯得着这么森严壁垒吗？本来就交通拥挤。”“你们当官的走路是不是规定好了的？谁该走前边，谁该走后边？”这一类抨击，常让吉为民又气又好笑。他知道，孩子说出了一些极简单的真理，但我们自己却往往不懂。或装不懂。吉丽偶尔也有赞扬的话，那全是给她爹的。“我要写一篇文章,要全体官员向我爹学习,学习他从不给他女儿谋一点私利！”“叫我看，电视里的这些人，还就是我老爸帅一些。以后挑选领导，还应该加一项形象气质分。”说到这一类话题，吉为民便会喝斥她：“你可别给我添乱，你去叫周润发来当市长好不好？又不是演戏。”吉丽有时也把矛头直指吉为民管辖的领域：“天天杀人抢劫，天天撬门扭锁，您都该引咎辞职了。”“爸－－您读书的时候，校园有人抢钱吗？”好在吉丽只在家里痛快，一出去便什么都不说了，连自己是谁的女儿都不说。吉为民呢，也落得从这个“反对党”那里了解许多社情民情，多少让自己看问题全面一点。
妻子忙饭的时候，吉丽便拉着老爸去看电视。有一段时间，吉为民管过文化，因此电视也常常成为吉丽向他发难的口实。好在他和女儿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不多。吉为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电视里播一部讲老三届的连续剧，吉丽看到一些学生揪斗老师的场面，便问：“爸，你也是老三届吧。”吉为民说：“也算吧。”吉丽又问：“这些事你干过没有？”吉为民说：“你看你爸象不象干这种事的人呢？”吉为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要撒谎的意思。那时，他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将那件事忘了。在他的印像中，他的文革，比同龄人的文革结束得早得多。就在那场审讯的第二天，省市两大报纸头版头条上登出了大块文章《请看庐山真面目》，副标题是：“三家村”在我省的代理人吉纪纲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罪行之一。接着便是之二、之三，直到之六。父亲成为省委机关内第一个被抛出来的牺牲品。索一夫校长自杀的事，被他自己家里的灭顶之灾淹没了。从此他结束了自己的文革生涯。那时，学校已全面停课，他躲到东北大伯家，逍遥了半年，父亲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又和黑省委、黑中南局搅到了一起。伯父便让吉为民以自己孩子的身份, 到一个大山沟里当了兵。一去七、八年，待到七五年父亲解放,才转业回来。从一个工厂的工会干部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职位。
想起那一次女儿的发问，吉为民不禁心虚起来。女儿一直象亚瑟相信蒙泰里尼神父一样相信自己，最后却发现这个道貌岸然的神父竟是一个撒谎的家伙……
晚饭后，吉为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着如何给女儿讲叙这样一个恐怖的故事－－女儿是单纯的。女儿是他的上帝。他必须面对她。
他一点一点地往深处想去，这样一件锥心刺骨的事，当真就忘了么？他想起一首凄苍歌曲里的唱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听到这两句唱词的时候，心里就格登了一下，仿佛被一粒什么东西远远击中一样，当时，他没敢细想，将这微痛捂了过去。为什麽不需要想起？是逃避？是恐惧？是想将这一件污秽的往事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当他一读到那篇文章时，他便本能地对自己说，三十二年来他已经将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那是自己在下意识地撒谎，当他对钱老师再这样叙说一遍的时候，他已经希望让这个谎言在重复中成为事实，成为他原谅自己，并且让别人也原谅自己的一个理由。其实，他何曾遗忘过呢，他只是但求遗忘而已，以逃避这永远无可逃避的罪过。从他一知道索一夫校长自杀的时候他便开始这样做了。甚至可以说，从他那一耳光扇下去的一刻他便开始这样做了。那天清晨，全家都从电台的早新闻中听到了对他父亲的凌厉讨伐，他在绝望的同时，感到了自己昨天那一耳光的虚伪与无耻。他几乎能听见张小娜与何延辉对他尖刻的嘲笑。还有全体同学，包括那些“狗崽子”们快意又不屑的眼光。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取下了左臂上的袖章，揣进口袋，他知道，他从此是另一个人。他刚刚跨进校门，便看见校门口影壁上那一幅巨大的标语：索一夫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索一夫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动透顶！标语刚刚贴上，墨迹未干，新鲜晶亮的墨汁顺着那些粗大的笔划向下流淌，好像索一夫校长的血。他立时象听见了一道命令一般一秒钟都没有停留便返身离去，象一个凶犯匆匆逃离作案现场，从此他再没有向任何人探问过这件事的细节。他的仓惶逃离，与其说是因为父亲的落难，不如说是因为索一夫校长的死。
吉为民记起来，许多年来，他害怕见到电视中扇耳光的镜头。
8
一个星期天，钱老师安排吉为民和索咪咪见了一面，地点在党校钱老师的办公室里。钱老师领索咪咪进来之后，便离去了。索咪咪不知道吉副市长为何要约见她。吉副市长在本市文化教育学术界口碑也不错。索咪咪想，是不是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或搞一个什么课题。在此之前，吉为民赶着读了几篇索咪咪专业方面的文章，是钱老师帮他寻来的。他发现她是一个思想很犀利眼界很开阔的学者。他以前对东欧政治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电影、书刊、歌曲。如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保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法庭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二战故事片，还有“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团结工会”什么的。再就是“苏东事变”后，上级发下来的一些文件，通报，参考资料。索咪咪的这些文章，很让他开了一些眼界。
两人隔着钱老师的办公桌坐下来。吉为民说：“我读了你的一些文章。”
索咪咪一下紧张起来，以为自己哪些文字闯了祸，吉副市长代表组织向她谈话来了。有些揣揣地说：“不知道您看的是哪些文章，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吉为民举出钱老师帮他寻来的那几篇，说：“昆德拉我看过一些评论，还读过他的一两本小说。哈维尔我从前只知道是捷克总统，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剧作家。这方面……我是门外汉，提不出意见，但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以后会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的。”
索咪咪见不是自己担心的那一回事，立刻就放肆起来：“没想到您会有这方面的兴趣。在这方面，您肯定是受的另一种教育。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一些，我可以再帮您找一些资料。对您了解咱们自己肯定有好处，咱们和苏东有很多同构的地方呢。我觉得，党校实在有必要开一门现当代苏东文学课。”
一见到索咪咪，吉为民便看见了索一夫校长。索咪咪以女性的方式，几乎继承了索一夫校长的全部优点：沉静聪慧的大眼睛，有一种贵族化的优雅。鼻梁，嘴唇，额角，线条都很清晰。皮肤也象她父亲一样细腻而白皙。算来她今年应该是四十二岁，但你将她看成五十二岁或三十二岁，也没什么关系。她的自信与成熟是五十二岁，她的精致和美丽是三十二岁。吉为民一直暗暗认为，在生活中,最美丽的往往是两类人，一是解放前的高贵者的子女，一是解放后的高贵者的子女。他不知道自己这种看法是否准确，有几点大约是成立的：高贵者往往能寻得美丽又有修养的配偶，他们的子弟便有更好的遗传、营养和教育，还有他们的优裕的生活环境和自信的心态。他暗想，如果将这个现象作一个社会学课题研究一下，肯定是很有意思的。
吉为民和索咪咪都喝着钱老师为他们沏的上好绿茶。互相间一边说一些开场白，一边近距离观察着对方，感觉着对方。在安排这次见面时,钱老师曾对吉为民交待过，先和她聊聊，再决定是否对她和盘托出。
吉为民问：“跟钱老师很熟吗？”
索咪咪说：“不很熟。我们一起开过几次研讨会。听了他的发言，我很惊讶，在我们的党校里有这样的学者。我以前一直认为，党校就是读读各种文件，学学社会发展简史，唯物论辩证法什么的。”索咪咪笑起来，象自己做了一件错事，“真的，我对党校一点都不了解。”
吉为民也笑笑说：“任何地方都有很优秀的人。象从前一说到国民党，我便会想起电影中那些兵痞，歪戴帽，斜背枪，手里提着几只抢来的老母鸡。后来纪念抗战，才知道还有那么一大批为国捐躯气贯长虹的英雄壮士。近些年，我也接待过一些港台人士，其中就有原来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一点也不青面獠牙。至于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各种技术工作的、事务工作的，优秀的人物就更多了。”
索咪咪很调皮地笑了，她说：“这是我听见共产党干部说出的最动听的话。”
吉为民望着这个美丽聪慧毫无城府的女性，想到索一夫校长自杀后，她们孤儿寡母不知是如何渡过那漫长的劫难的。吉为民问了索咪咪的一些经历，索咪咪也问了吉为民的一些经历。两人似乎都说得很投机了。索咪咪突然很认真地问：“吉市长，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吧？”
吉为民说：“我读了你那篇文章。”
索咪咪问：“哪篇文章？”
吉为民说：“《隐匿者》。我是你父亲的学生。”
话说到此，两人都顿住。互相盯住对方的眼睛，希望在那一刹那间读出点什么。
吉为民看了索咪咪几秒钟，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他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见到索咪咪之后，便更没有打算退缩了。他决定不再说他将这件事情遗忘了。他只说事情本身。
吉为民说：“我就是你文章中说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我最先动手打了索校长。”
索咪咪把目光移开，脸上那种美丽和优雅渐渐隐去，变得木然又苍白。接着，眼睛开始湿润，嘴唇微微颤栗起来。
吉为民看着她。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和铺垫，直接讲叙起当时的全部过程。
吉为民非常冷静也非常详细地讲完了那个三十二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近一段日子以来，象一部经典影片一样，在他脑子里反反复复不知放映过多少次了。
讲完后，吉为民说：“我不知道，我还应该做一些什么？”
在吉为民叙述那个事件的过程中，索咪咪几次流泪了。她只是从包里掏出纸巾，默默擦去眼泪。待吉为民说完，她已恢复了平静。
吉为民讲完，不再说什么了。
索咪咪很深重地吁了一口气，喃喃道：“……三十二年来，我无数次地想象过那三个人的样子，几乎已经在脑子里将他们重塑了出来……但是，我没想到……是象您这样的……您让我很难受。”
吉为民说：“我现在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你依然可以做你要做的一切事情。我能对你说出来，也就能承当。”
索咪咪沉默了很久。索咪咪沉默的时候，吉为民一直看着她。
最后索咪咪说：“……这事能让我想一想吗？”
吉为民说：“其实，往后该怎么做，是你的事了。”
分手时，索咪咪说：“父亲的死，是我一辈子的心痛。我原来想，这些隐匿者不会有站出来的勇气，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不断地在道义上打击他们。让他们永远地偿还当年那一笔债。让那些数十年来，伤害过别人但深深隐匿起来的人知道，隐匿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是，您自己站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在有一点上我很感激您，起码，您让我知道了我父亲死得很有尊严……”
索咪咪走后，吉为民在钱老师的办公室里又坐了很久。他感到一种卸下千钧重负的轻松。他曾听公安局的人说过，那些重犯在将一切罪行痛痛快快坦白之后，常常象当场获释一样轻松。吉为民喝尽最后一滴茶，按约定去钱老师家。
钱老师正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等候着吉为民的到来－－他们谈话的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的估计，他担心那边会出现什么不可收拾的场面。当他见吉为民进门时那一脸平静的样子，猜测吉为民终于将公开的念头打消了，忙问：“怎么样？”
吉为民说：“都说了。”
钱老师问：“全部都说了？”
吉为民说：“全部都说了。”他自我解嘲地笑笑，“你知道，坦白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钱老师急匆匆翻来覆去地询问他们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反应、表情,然后说:“要不要我再找索咪咪谈谈？”
吉为民说：“不要了。”
吉为民又说：“其实，这么些年来，我并没有忘记这件事。”
钱老师说：“我知道。”
9
多年来，吉为民一直害怕卷入的政界纠葛，还是象藤蔓的触须无声缠上身来。近来，市府内外已经有一些传言，说吉为民已拜了“老头子”（指老市长),“老头子”准备以吉为民为核心,拉起一个“文博帮”。当他的司机将这些传言说给吉为民听后，吉为民一时方寸大乱。多年来，一直以清高之身拒千里之外的那些鸡争狗斗，最终还是将他扯了进去。他在心里暗暗叫苦：文博啊文博，真是自己的一大劫数么？先是带出了那个隐匿者的事件，接着又陷入宗派泥潭！不几天，他果然从市府大院之外的几个不同的方向听到了类似的说法。没有任何正式的声音, 但流言已如远方的洪汛，闷响着势不可当地弥漫过来，你都不知道朝哪儿去堵它们。
于是，他干脆大大方方地去了老市长家，向他说了近日的这些流言蜚语。
老市长听罢朗朗大笑，说：“你们这些平和日子里当了官的人哪，太娇嫩，太不经折腾了！倒回去几十年，这算得了什么？豆芽菜一碟！那时，天天都是刀光剑影处处都是危机四伏呀！不要说象你这样的九品芝麻官，就是那些元帅老总开国元勋们，也成天生活在这种神神鬼鬼的气氛里，到哪里去，跟谁讲话，都得云遮雾罩神秘兮兮的，弄不好就掉到凼子里去了。罢官、流放、开除党籍，坐牢、离婚、甚至杀头！所以，主席他老人家才提出来要'四不怕'嘛！有党以来的十几次路线斗争，几十上百次各种运动，哪一次不是血雨腥风？就是这样，你干不干革命？还是要干。不要说战争年代，解放以来，有多少次急风暴雨天翻地覆？那时的干部，都已经习以为常。象当兵的见惯了枪林弹雨。一段日子太安逸，还浑身不自在呢。你们哪, 真是温室里长出来的一代！”
吉为民说：“要真那样了，我不做这个副市长行不行？我去做工种地行不行？”
老市长声气一下锐利了起来：“你不做？你当是小伢们过家家？”老人家逼望着吉为民，眼里放出一股挑衅的光来：“再说，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都让那些乌龟王八蛋去做？那'四人帮'打得倒吗？那极左路线完得了吗？那今天还不知道哪个当道呢！”
被老市长掰开揉碎又说了一番之后，吉为民确实觉得自己太斯文太软弱。但他还是喜欢不起来那种疾风暴雨残酷无情的政治生活。他说：“看来，我确实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子。”
老市长说：“谁天生是一个当官的料子？，我一直读到高中都不敢在生人面前讲话，见到督导官就躲着走。后来怎么样，九九八十一难就这么过来了！邓小平是当官的料子？四川山里的一个娃儿，文化不高，个子又小，陈独秀做总书记的时候，他还在刻蜡纸呢。结果怎么样？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打倒几次就爬起来几次，他要没有这个狠气，能有这后二十年的风光？”
老市长这么一番苦口婆心，吉为民最后还是提出了辞去那两样虚衔的事。老市长更加不解了，说：“这么一个单位的联谊性机构，连个群众社团都谈不上，民政局都不会管的，碍你什么事了！你也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吧？”老市长说着说着，竟有些生气了。
吉为民想了想，便将三十二年前的那桩事很简略地讲给老市长听了。他说他准备承担这件事。
老市长听了，又感慨又温厚地看着吉为民说：“小吉呀，我确实没有看错，你是一个好人，正派人，有良知的人……”说着说着，老眼竟溢出泪花来，“中国有句老话，知耻近乎勇。可惜，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勇者越来越少了。你能自责，能不安，这就够了。你还想怎么样呢？把自己送到牢里去？你那时有多大？”
吉为民想了想，说：“十六岁。”
老市长幸灾乐祸地一笑：“你看，判刑？年龄不够，再说，追诉期也过了。”老市长笑过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那种时候，象你这么大的孩子，有几个不干这些事呢？他们的红司令要他们干, 我们所有的教育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能不干吗？我都被踢断过两根肋骨呢。我的几个孩子，又在外边打别人。唉，哪个有办法算得清这笔账哟！”
吉为民说，他的父亲也被人打过。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承担这个责任。要不然，他再也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甚至没有资格去指责今天的那些罪犯们。
老市长听罢，沉吟良久，站起身来，一边活动腿脚，一边在那宽大又简洁的客厅里转圈圈。他突然立住，面带悍色一字一顿地说：“实际后果是，你一说出来，你就更没有资格了，连原来的资格都没有了。而那些不说的人，却比你更有资格呢。”
老市长遛达了几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缓缓地说：“说实话，这些年，很少见到你这样的人了。你让我想起我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恨不得自己是通体透明的，有一点脏污，都会自责自怨，痛苦得不得了哇！那时,我在这个城市做地下学运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常常饥一餐饱一餐，东一宿西一宿。我身上有时会有一点党的活动经费, 用于应急。比如帮助进步学生逃亡，接待突然潜来的交通。所以, 那几元十几元大洋是从不敢动用的。那时没有什么财务制度，怎么用，用在何处，全靠你的德性，没有哪个来查账。有一次，一个冬天，我借居的那个同学家不知什么原因，婉言让我离去。在外面奔波了大半天,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父母寄来的一点钱也早已用光。真是饥寒交迫啊。心情坏到了极点。最后只好到码头上挑夫夜里歇脚的地方跟他们挤在一起，想混过这一夜再说。睡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突然，闻到远远飘来的熟食香气。忍了很久，还是爬了起来，在一个燃着电石灯的小摊上吃了两大碗馄饨和六个肉包子，还买了一包香烟,花去了小半块光洋。这小半块光洋是公家的钱。这一餐吃了以后，等于把自己的道德良心也吃掉了小半块。真是又委屈又痛苦，直骂自己：为革命作了那么多牺牲，那么多贡献，就这么栽在这小半块光洋上！解放后，审干的时候，我把这件事作为革命者改造思想的例子说了好几次,才得以解脱。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大字报上看到，好几个职务比我高得多的革命者，都有侵占公款的事，那数目可比我大得多了，他们却从来没有说过。其中有一个，还是审干时我的领导。”老市长说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这时, 吉为民才发现，这个温良敦厚慈眉善目的小老头，竟是一个很睿智很凌厉的长者。难怪人们背后称他为“老头子”。
老市长见吉为民已经是用全身心在听了，便进一步说：“你想想，大几十年来，颠颠倒倒黑黑白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一世清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干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从红军整肃'AB'团起，到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除非你是桃花源中人。谁都难免做几件甚至几十件伤天害理的事。官当得越大，伤害的人就可能越多。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往死里整，至今有几个人出来说说，当初我也参与了，我对不起彭老总，如果彭老总没有死，他会不会说，我挨了你们的整，其实我也是整过别人的……我跟你说，57年划右派，光我的笔下，就划出去几百。大多是本市名人。这当中有自杀了的，离了婚的，发了神经病的……这当中，有些是上面要我划的，有些是我看着不顺眼的……我就不知道这事罪孽深重?我就不知道这事越往后越要挨子孙骂？我也想过，象你这样，对自己来一次自我清洗，将当初那一批人集合起来,当众向他们说清实情，脱帽谢罪，请求原谅。追悼会的时候，让他们好说，这个小老头，还算是一条汉子，敢做敢当。可这事能做吗？要说能做，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做。抢救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将人家集合起来后，脱帽赔礼，说声对不起，一风吹了。我能做吗？我做了，其他的人怎么办，我当时的那些上级怎么办？不是将他们晾台上了嘛！这个校长女儿的文章很厉害，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是点到筋了。我们都是隐匿者哟，你只是一个小隐。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廷。”说罢，老市长哈哈大笑起来。
经老市长这么一点拨，吉为民几乎要豁然开朗了。但是在最后一刻，他终于持守住了。他盯着老市长世事洞明的那一对浊眼，问：“能永远隐下去么？”
老市长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讲现世的。没有彼岸，也不求来世。康生怎么样? 谢富治怎么样? 现在都是一堆臭狗屎。可是他们当初死的时候，不是享尽了盖世风光？两眼一闭，你们后来说什么，关我屁事－－今天一些风光的人，难道就保准日后不挨骂？”
吉为民说：“我想求来世。起码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能说，这个老爸，还是一条汉子。”
老市长叹了口气：“我说这些，是要你做些牺牲的，甚至包括牺牲掉你女儿说你是一条汉子。为了我们的事业。光明磊落是一种快乐，我何尝不想如此呢？我这一把年纪，死也死得了。儿女都已自立，我痛痛快快一回,有什么不好？但是，痛快完了，一切也就完了。一些肖小之徒更加畅行无阻，为所欲为了。所以，在这里我又要把话说回来了，这么些年来，我们要是在每一件事上，都都象圣徒一样跟自己的失误和罪过过不去，那么, 我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就剩不了几个人了，也就没有今天的稳定也没有了今天的进步……这是一个大难题。从不老实到老实，是一个境界。再从老实到不老实，又是另一个境界呢。”
老市长这一番禅似的话语，让吉为民又有点糊涂又有点清醒。他说，容他好好领悟一下。
老市长说：“你三思。”
最后老市长告诉吉为民，他最近已经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及有关领导郑重推荐了吉为民作为下一任市长人选。老市长说他完全是出于公心。关于文博中学的那两样虚衔，不要太认真，反倒弄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吉为民听罢既感动又惶惑。来老市长这儿，本想是一表去意，没想还要往更高处攀登。
10
吉为民一直忐忑地等候着索咪咪的回应，一直没有。好几次，吉为民在翻看报纸的时候，都下意识地紧张起来。想会不会看见索咪咪下一篇文章。那题目他都替索咪咪想好了－－《一个隐匿者的浮出》或曰《父亲之死真相》。即便不登报吧，只要她跟三五好友一说，再口舌相传，也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几次，他都想跟索咪咪挂个电话。想了想，又止住了。
索咪咪没有动静，文博中学那边倒给吉为民打来了电话，说他要打听的那两个人都打听到了，着实费了好大的功夫。学校兴奋地说，吉副市长又给我们文博中学发现了两个很有份量的校友。张小娜现在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背景和实力都很雄厚。何延辉在欧洲某国当使馆武官。学校已经跟张小娜通了电话，她答应回校参加校庆，并表示一定要对母校作一点贡献。何延辉那儿也和他夫人联系上了，他夫人说一定转告他母校的邀请。校方将两人的电话、通讯地址告诉了吉为民，说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
当天下午，张小娜就把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来了。
张小娜的声音依然如她青年时代一样嘹亮而且锐利：“吉市长，我张小娜呀，没忘吧？没想到你当年那么文绉绉的，现在成了一方诸侯啦！”
吉为民和张小娜在电话里聊了聊三十多年来的各自经历及校庆校友会的一干事宜后，便谈起了索咪咪的文章。
张小娜听后很是诧异，问：“索一夫的女儿？她想干嘛？”
吉为民说：“她希望有人出来承担她父亲被迫害致死的责任。”
张小娜说：“去她的吧。她爹不是自杀的吗？现如今是怎么啦？三十年的老账也翻出来，要反攻倒算啊？”
一听这话，吉为民便觉得与张小娜的对话困难起来。他解释说：“我想，她的意思只是要一个道义上的姿态。”
张小娜狠狠说道：“什么道义呀姿态呀？我们后来吃了那么多苦头，我们的爹妈吃了那么多苦头，谁又给了我们一个道义一个姿态？真是！这班人活得太消停了。我跟你说，我爹后来比索一夫要惨得多。要不是老爹意志坚强，不知要自杀多少回了。记不记得那次元旦，体育场的万人批斗大会？”
吉为民说不知道，他那时早已去了东北。
张小娜说：“你不知道哇？我告诉你，那次批斗大会把我爹从两米多高的司令台上踢下去，摔得口吐鲜血，当场就昏死过去。我还没有去追查那些什么隐匿者呢，她倒查起我们来了。”
吉为民说：“我想，她文章中所说的隐匿者，应该包括你说的那些人。”
张小娜稍稍平和了一些:“那还有什么说头?一场乱仗,现在一说这些我都心烦。”
吉为民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对张小娜如实相告：“我已经和索校长的女儿见了面了。”
张小娜大惊：“你跟她说了些什么？”
吉为民说：“全说了。”
张小娜在电话里大叫起来：“把我们都说了？”
吉为民说：“没说你们两个的名字。”
张小娜似乎松了一口气，但依然余怒未消：“你真是疯了你！吉为民－－现在别人正憋着劲儿找我们这些人的碴儿呢，什么太子党呀，官倒啊，什么红色贵族第三代呀……你却自己跳了出来，伸出脑袋接石头！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吉为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一个人的死与我有关，我要负我的责任。我不希望别人说，当初那些人象兔子一样躲得无影无踪了。”
张小娜冷冷一笑：“你真是修炼到家了！你要为他们负责，谁来为我们负责？我们十五六岁，毛丫头毛小子的，一颗红心，满腔热血，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我们是跟毛主席干革命呀！老人家折腾了十年一撒手，我们现在负得了那个责吗？”
吉为民强忍怒火，也冷冷地说：“我只为我个人所做的一切负责。”
张小娜说：“那你可别把我扯进去。这些年来,我早已不问政治，做生意，赚钱，其他一切都见鬼去。你要把我扯进去，我就说没有那回事，是你一个人干的。”
吉为民气得发抖，觉得胃肠里翻江倒海，一股污水要从食管中喷涌出来。他强咽回去，说：“那你就一心一意去挣钱吧。”
张小娜突然换了一种和缓的却带着一股杀气的口吻说：“吉市长，你要坏了我的名声坏了我的生意，后半辈子我就跟你没完。”
吉为民说：“你已经坏了你的名声。”说完狠狠将电话“啪”地一下挂断了。
就在这天晚上，吉为民又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那口气温和又傲慢。吉为民问他是谁，他没有回答，却说了下面一番话：“何延辉同志现在是我国驻外使节，工作非常重要。现在国际形势也很复杂，这一点你应该很明白。所以，任何涉及何延辉个人的事情，都由组织上来处理。对他的历史，组织上已作过多次审查，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组织上都是清楚的。因此, 你在任何事情上, 都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涉及到他。”
吉为民又一次追问对方是谁，但对方将电话挂掉了。这是吉为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匿名电话，让他又愤怒又恐惧。妻子从他接电话时便发现他的神色不好，见他放下电话，还怔怔发呆，便问了：“是谁呀？”
吉为民整理一下情绪，竭力平静地说：“一个老朋友。”他本想说是一个无赖，但话到嘴边，硬咽了回去。
近一段时间来，吉为民的睡眠一直不好，这一夜，他彻底失眠了。他将一团乱麻似的、互相颠倒又互相对应的道理拆散来拼拢去地思考着，竟然越来越糊涂了。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三十多年前，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做了一件错事。活了半辈子之后，想承认这个错误，怎么就变得如此严峻如此复杂。他并不想做一个圣人，只是想尽力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任何一个孩子在刚刚省事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对他说的一个道理，可活到快知天命了，还做不到这一点。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虚弱。不论是张小娜，还是那个匿名者，底气都比他足，仿佛是他吉为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而他们至高至上地一眼就看了出来并居高临下地来给他以教诲。
妻子其实知道他一直都没睡，但她也不问什么。直到下半夜了,才轻轻地说了声：“睡吧。什么事还大过了吃饭睡觉？”那一刻，他仿佛听见了一种来自天庭的高远之声，如云中观音一般，将他从困窘危难中提升而去。他向妻子转过身去，搂住她。这个暖和又柔软的肉体，一下让他踏实下来。一滴清泪顺着眼角淌下，浸入散发着太阳气息的枕巾。他想，有妻子和女儿，这世界即使全都崩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1
春夏之交，是全年中各类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发案高峰。那些罪犯们似乎也象惊蜇后的虫蛇一般，蓬蓬勃勃地活动起来。一会儿抢了金银首饰店，一会儿撬了人家老外的公寓，一会儿绑架，一会儿又发生了黑帮火并，不时还有那些下岗职工在什么地方将马路拦了的事……把个吉副市长搅得天昏地暗，连他的那些下属都发现，这位一向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永不言输的上司，常显出一些惶惶然招架不住的窘态。
在这内外交困身心俱乏的时候，吉为民在一个周末抽了个空子又去了钱老师家。
一去，依然在那间四壁书香的小书房里落座。钱老师从未给他特别的礼遇，他也从未给钱老师特别的关照。他从来都是两手空空而去，钱老师也从不留他吃饭。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钱老师的住房是近些年分得的一套二轮三居室旧房。客厅小得仅容摆放一只冰箱和一方小餐桌。客人在那儿坐十分钟，腿脚便会酸疼起来，免去了贴一张“谈话请勿超过二十分钟”之类的纸条。只有少数几个挚友，钱老师是请到书房里去的。
依然是沏茶。吉为民和钱老师二人都不抽烟，更添了清谈的情味。钱老师的夫人向来不参与他们的谈话，连呆也不在一边呆。打过招呼，泡上茶，再提来一只暖瓶，便转身带上门出去了。
钱老师未等吉为民坐定,便别有意味地笑了起来。吉为民问他笑什么。钱老师说：“先喝茶。”
吉为民最关心的当然是索咪咪。算算从上次见面至今，已两个多月，未见有一丝回应。钱老师也未收到任何音讯。钱老师想了想，也不征询吉为民的意见，拿起电话便给索咪咪家挂了过去。是索咪咪接的。索咪咪说：“怎么这么巧？您象知道我的行程一样！我今天上午刚刚到家。”
索咪咪说，上次见面后不久，她便应邀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作短期学者访问。她临行前曾给吉市长打过一个电话，办公室的人说吉副市长不在，她便匆匆起程了。这次回来后，正想约个时间，和吉市长谈一次。有一桩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想跟吉市长说说。钱老师依然不征询吉为民的意见，径自说了:“吉副市长正在我旁边一米之处。”说着便将话筒塞给了吉为民。
吉为民多少有些窘迫，接过电话先问她好，又问了一下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情况。
索咪咪说，这次在香港期间，有许多独处的时间，想了很多问题。那里的各种资料比内地多得多, 她还读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东西。吉为民问是什么东西，索咪咪说见面再说。最后，吉为民与她约定，下星期天一起去植物园。那是市里最干净的一块地方，离索咪咪的家也不远。
电话打完，钱老师又将刚才那意味深长的笑续接起来。吉为民问有什么可笑的？钱老师说：“你入仕十多年来，一直独善其身，如今怎么搅到本市最大两个山头的纠葛中去了？”
吉为民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钱老师说：“已经传得有鼻子有眼了，说你正式投到'老头子'门下，想拿这一次市府换届的第一把交椅呢。”
钱老师所说的最大的两个山头，一个是以老市长为首的山头，大多是本地干部或建国初期进城的南下干部－－这批人基本已本地化了，俗称“本帮”。一批是文革中部队派来的“支左”干部，后来转业留了下来，加上七十年代以来，由省里从各地县提上来的干部，俗称“外帮”。这个山头的掌门人是前省委副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也已离休多年，影响力也不小。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甚至仅仅是口音的原因，这两个山头从文革结束以来就没有停息过争斗。在不同的时段里，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一直就相互较着劲。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刀光剑影。有人说，在这个市里，做到了局级，还想保持童贞之身就难乎其难了。有人还打了一个比方：做这样的人，好比一粒铁屑，悬浮于一只马蹄形吸铁石两极之中，不小心打个盹，睁眼一看已在其中之一极了。吉为民就是在文博中学校友联谊会这件事上不小心打了一个盹。当然，这些说法夸张了一些，已带有某种演义色彩了，再说，这两个山头也不象说的那样泾渭分明，许多年来早已是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联合有斗争了。这种山头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即无集会，也无宣言，更没有什么联络图之类的凭据，全靠感觉。有些人，仅仅因为误入某一次酒筵或牌局，甚至错拨了一个电话，便被人划归某某某的人了，吃了许多不明不白的亏。有的也因此弄假成真。文博中学历届校友会中的入仕者们，几乎统统都被人划入“本帮”之中。去这样的校友会任一个会长，任你是有一百张嘴也辩说不清。
吉为民听钱老师这么开门见山地一说,便只好苦笑了,说:“你真是消息灵通啊!”
钱老师说：“我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各类政治传言小道消息的大本营和集散地。你要是在饭厅、教室、宿舍都安上窃听器，包准你对本市最浑沌最幽微的过节都一目了然。”
这本原就在吉为民今天来找钱老师的话题之中，见钱老师先已点破，便将这次误入党争的事由羞羞答答地说了，然后说：“我还是一以贯之，我行我素吧。”
钱老师说：“没那么简单吧？”见吉为民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又说：“其实，党争是个很正常的事，古今中外都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党内的制衡因素，有利于党内的健康与活力，也有利于党内的民主。但是，要讲规则，是运动场上的摔跤，不是打狗子架。”
吉为民笑了：“你这说法与老头子如出一辙。”
钱老师说：“老市长其实是个很明白的人，只是多年恩怨，少不了有些个人意气在里面。如果真讲规则了，我倒是倾向于'本帮'的。不过，'本帮''外帮'这类名字太江湖气，我们常常因为一些烂词而坏事。象这一类词,既是一种旧习气旧制度的产物，它一旦被造了出来，又可以生产出旧习气旧制度来。”钱老师一笑, “扯远了，这涉及到语言学的话题了。”
钱老师无甚著作，连小文章都不多，他属于那种述而不作的人。但吉为民在他这儿学到的东西，比那些大堆头的宏篇巨制要多得多。他觉得钱老师的学问是鲜活的，有灵性的，甚至是即兴的。与钱老师谈话，连你自己也变得机灵起来，常常脱口说出一些让你自己也吃惊的聪明话。只可惜钱老师在课堂上却是另一副样子：照本宣科，言之无物，一副八股模样，连那眼神都是黯淡的。吉为民想，要不是十多年前，为一个考题找到他家登门求教，或许就错失了这么一个良师益友，而和其他学员那样，只将他看作是一个混饭吃的平庸教书匠了。
于是，钱老师给吉为民细细分析了眼下的大形势小形势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建议吉为民不必有太过敏的反应，许多事情，你越把它当事它越是事。本来别人已在疑人偷斧，你再一脸心事重重，不是更象那回事了么？再说，这类事你想澄清也无法澄清的，你去登报申明去？
经钱老师一番开导，吉为民轻松了许多。但近两次来与钱老师聊天，总觉得有了一点莫名的距离，自从那次钱老师对他说了“我也是一个隐匿者”之后，吉为民便觉得钱老师身上多了一些鬼祟气，连钱老师惯有的那种浅笑，也显得有些狡诘。他明知这种感觉是很可鄙的，却又挥之不去。好几次,他都想问问钱老师他将哪些事情忘了？隐匿了？终觉得有些唐突也有些无聊。吉为民觉得自己就象那些恋爱的女人，想显得大度又渴望明晰对方的底细。总是一个不可排遣的萦绕。吉为民又想，如果真问出几桩不堪的往事，他还能与钱老师如以往那样无间无隙么？再反过来一想，自己说出了那桩往事之后，钱老师是否还如从前那样看他呢？这样一想，竟觉得真实与坦诚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了，就象两个多年来衣冠楚楚的人，突然间赤条条的在澡堂子里面相遇。
12
星期天，吉为民叫了一辆的士，先去接了钱老师，驶过大半个市区，又接了索咪咪。到达植物园,正是初夏阳光明媚时。空气新鲜得让你觉得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张肺。各种各样的花草盎然一片，万紫千红。连许多树木也活鲜鲜的嫣然如花草。吉为民对植物园比较熟，穿过各种林木草地暖房花圃，深处有一大片竹林。那竹林大得让你一进去便觉得这世上只有竹子了。竹林深处有一座小小的茶室,起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竹雨轩”。“竹雨轩”很僻静,少有人来。可以在里面喝喝茶，吃一些干果点心。实在是喧嚣都市中的一处仙境。
“竹雨轩”的一切均为竹制，门窗廊檐桌椅梁拄，一片玉润珠滑。轩外密集的竹林，在晨风中悉索作响，此起彼伏。竹叶上凝聚了一夜的露珠，在那婆娑摇曳之间，滴落在地下厚厚的枯竹叶上，击打出嘀嘀嗒嗒的好听节律，有一种悠远的古韵，让人不得不感叹这轩名起得精妙。轩内还用竹屏风隔出五六个小方格，三人便在其中一格坐下。一位清瘦的老人很快拿来茶具。那茶具也都是竹子的造型。老人问他们要喝什么茶。吉为民便让钱老师点，并对老人开玩笑说，钱老师是茶圣陆羽的后人。钱老师说，一方水泡一方茶，今天就喝你们自己产的茶吧。老人听了很是高兴，说，植物园茶山的谷雨茶刚刚制得，你们是头一批来尝新的呢。沏茶的水是我们竹园的井水，那水可是竹根里浸出来的汁液，没有一点污染，那水色，不搁茶叶都是绿幽幽的。
茶泡得了，吉为民又点了几小碟瓜籽话梅花生米。这时，大家才发现，在这超然物外的翠竹林里，谈一个不堪的话题，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倒是索咪咪先从内陆的园林景致和香港维多利亚的海湾风光谈起，才算开了话局。吉为民也去过香港，还去过一些欧美国家。他本想就此生发开去，但觉得这样未免扯得太远，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嫌。几句话后，便直接切入话题。吉为民说：“我很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检视了我的历史，并考虑了许多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精神，人的品性，人的尊严，还有……人的面具。这些问题本原是你们考虑的，我不一定能说清楚，但我已经感觉到了。一辈子中，有这种感觉和没有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索咪咪说：“那天您对我说了那些之后，我难受了好些天。我想，您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人。您少年时大约也不是一个坏孩子，是吧？”
吉为民淡淡一笑说：“可以说，在那一天之前，一直是个好孩子。没有打过人，也不说脏话。”
索咪咪说：“我父亲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个极其看重尊严又很谦和的人。让我难受的是，一个这么好的老人，死在一个同样也很好的少年手中，死在一群很天真很热情的孩子手中，真是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回去几天，我一想就会流泪。我先生发现了，问我，我没有说。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有什么见不得人，而是怕在没有悟透其中全部意义之前，被他弄出一个俗套的江湖恩怨故事，对您不公平，对我父亲也是一个亵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您剥夺了我一次复仇的快意。这是作为一个女儿多少年埋在心底的一种原始欲望－－杀父之仇啊……我母亲去世后，我姐姐去了海外。父亲的苦难几乎全压在我一个人心上，我一想到父亲临死的情景就会万念俱灰……对一个十岁的女孩来说，从此不再有什么幸福欢乐可言……”索咪咪终于忍不住，嘤嘤地抽泣起来。
吉为民和钱老师都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茶。将那制成竹节状的茶杯拿起又放下。
吉为民说:“今天我是以你父亲一个学生的身份来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他竭力笑了笑说,“我对钱老师已经说过，套用谭嗣同的一句话，如果敞开需要流血，请自吉为民始。”
索咪咪说：“我想了很久，我决定，就这件事本身而言，今天咱们就结束它。从此不再提起。我觉得这样很圆满了。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尾。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件事，成为别人伤害一个好市长的口实。我实在很担心，我们今天的人们没有面对这种事情的能力。已经有一个悲剧了，不要再来一个。”
听索咪咪这么一说，吉为民的眼眶一热。他说：“如果真是一个好市长，他该有承担耻辱的道德勇气。要不然，他今后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可疑的。”
索咪咪说：“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可疑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点，是我很晚才发觉的。再说,您已经承担了。我可以作证，钱老师也可以作证。电话里，我跟您说，让钱老师一起来，就是这个目的。”
吉为民心里充满了感动，他甚至暗暗感谢这一次危机，可能会给他又引领来了一个好朋友。
他自言自语说:“小时候，看哪吒的小人书，哪吒抽了龙太子的筋，为了承担这个责任，不牵连自己的父亲，他自杀了。看到那里，我都快哭了。这件事，一直记得很清楚”
钱老师笑了，说：“结果，那个太乙真人折莲藕为骨肉，摘荷叶为衣衫，施法术让他再生，反倒成了仙，手持乾坤圈，脚踏风火轮，倒比从前更加威武神勇。”
索咪咪想想说：“看来，这种焚香木以求涅磐的道德勇气，我们的先人也是很尊崇的。后来便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索咪咪说起法捷耶夫。吉为民说少年时读过他的《青年近卫军》。索咪咪说，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但在斯大林时期参与迫害了一些人，他也是很真诚的，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苏共二十大之后，他知道了一些真相，因为痛苦和愧悔，举枪自杀了。他的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尊重。这是人格对政治的超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在我们这儿，已很难见到这一类人了。
索咪咪又说，吉市长的出现，对她震撼很大。是对她，对她父亲最大的报偿。
吉为民直摇头，不无窘迫地说：“你这话让我很难堪……我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恐惧。现在想来，我所以急于要说出来，其实是害怕有人先说了。”
索咪咪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敞开总要比隐匿光明。这世界只有敞开才有亮。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了。恐惧是人类的福音。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人们对什么都不恐惧了。
钱老师说：“还有更令人恐惧的是，当一个人终于有了勇气，从隐匿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阳光下，所有那些躲在阴影中的人，都会向那个人吐去最刻毒的唾沫，要将他淹死。而那些旁观者也会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淹死。”
那一阵子，正是那个日本老兵东史郎因为公开了自己的战争日记，被他的同僚告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钱老师提起这件事后，苦笑着说：“那个日本老兵在自己的国家打输了官司，挨了骂，还可以跑到别的国家去争取同情和支持，去找证据去开新闻发布会。我不知道，我们要碰见了这种事该怎么办。”
钱老师说到这里，吉为民似乎听出他在说他自己了。
吉为民谈起张小娜的反应和那个匿名电话。他自始至终没有向钱老师和索咪咪说起过他们的名字。他不无嘲讽地说：“这样，我也可以不被告上法庭，我那两个同学也可以放下心来。”
索咪咪意味深长地一笑：“真的就可以放下心来了么？”
钱老师和吉为民听后都一愣，疑惑地盯着索咪咪，品味着这句反诘的后面包藏着什么。
索咪咪说：“今天来，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们知道我在香港看到了什么？《红锋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红锋中学，就是文博中学在文革中的名字。这本大事记，是另一派组织掌权后，于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编写的。逐年逐月逐日，厚厚一大本，各类大小事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所名校，气魄就是不一样。”索咪咪淡淡一笑，又接着说，“开篇不久，就是《原校长索一夫之死始末》。您和另外两个同学的作为都详详细细记录在案。您的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叫张小娜，一个叫何延辉，对不对？后面还附有当时对张小娜和何延辉俩人的审问记录和他们在学习班里的交待……”
吉为民和钱老师听罢，大吃一惊。
索咪咪说：“我将这些都复印了，带了回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它，但它存在着……后来，我又读到了很多东西，我早就听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资料很多。但多得超乎我的想象。我发现了一大批活跃于今日各界的精英、政要们的名字，还有一些戴满桂冠享尽哀荣的离世者－－有官员，有学者，有作家，还有各种时代的各种名人……他们几乎都成为了某一段历史的隐匿者－－包括那本大事记的编篡者们，在不久之后的另一次清洗中，他们几乎都成为了5.16分子或'极左派'，从此也从社会生活消失了，而将他们打下去的那些人，在文革结束之后也隐匿了起来……就这样，一拨又一拨的人，都成为了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隐匿者。于是，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还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十年前，我在一份声明上的签字。我已经忘了, 起码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起过。和吉副市长说的一样，仿佛从未有过那回事一样。但是我想, 这一切，真的能永远隐匿吗？”
吉为民和钱老师不再作声。在这竹风摇曳，清香四溢的初夏，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一股肃杀的寒意。
索咪咪说：“那段日子,真是感慨万千又无可言说，胸口都要涨破了。我后来想，我真要感谢我写了那篇小文章，要不然，再过一两个月, 当我读到那本大事记时，我会永远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吉副市长了。于是, 这人世间又增添了一份最深的误解和仇恨。想完之后，叫人不禁有些后怕。你们说是不是？”
吉为民一想，也不寒而栗。果真要象索咪咪所说，不论是眼下，还是将来，报刊书籍上甚至是因特网上，将那大事记转录一段，那他吉为民连承担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想起那些逃到南美一隅的纳粹军官，数十年来隐姓埋名，平日一副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模样，在某一天突然被人识出，拿出了当年集中营的照片，那真是一种比死刑还残酷的惩罚呢。
吉为民说：“看来，我也要感谢你那篇文章。它给了我一次宝贵的机会，你能在去香港之前写出那篇文章，对我是一种幸运。”
说了许多话之后，钱老师提议再往竹林深处走一走，这么一处好地方，不多看几眼就太可惜了。
竹林中有一条三五尺宽的小道，上方被相互交合的枝叶遮蔽了起来，阳光从细密的缝隙中投下来许多跳跃的光斑，脚下是酥软得让人飘飘欲仙的落叶,厚厚的落叶中，不时窜出几只新鲜又肥硕的毛笋，大大小小, 高低错落，象是这竹林的精灵，从地底下钻出来探望这世界。
钱老师慨叹道：“居有竹，真是一种至境！不是居有花，也不是居有华屋居有玻璃幕墙……想来，那些古人的情致，比我们现在的人要高远得多呢。”
走着走着，他们三个人同时都看见了离路边不远处竹林丛中的一块墓碑，便一起走了过去。墓碑很简陋，小小的，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和他的生卒年月。不知是附近的乡民，还是某个与这个植物园有过联系的人。
三人在那块小小的墓碑前伫立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行。吉为民问起索咪咪的父亲安葬在何处。索咪咪说，送回老家了。但那时不敢立碑，只在祖坟山上找了一块空地，将那只骨灰坛埋下，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做了一个标记。第二年再去时，那片祖坟已被平了，变成了大寨田。母亲去世后，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呢帽和那支他用来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派克钢笔，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合葬了，算是父亲的一个衣冠冢。墓地在市郊的一个公墓里面。
吉为民说，他希望能去看看索咪咪的父母亲。
索咪咪说，父亲会原谅他的。他一直都是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他一生只背叛过他的信仰一次，那就是他最后的自杀。
13
几个月后，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暨文博中学校友总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那是一个秋高气爽时节。面对操场的教学大楼前，临时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主席台。整个大操场被布置成了一个大会场，按届别排列。从主席台上望去，由前到后，从一片白发, 到一片灰发，再到一片黑发，从一排排老态龙钟，到一排排敦厚壮实，再到一排排亮丽活鲜，如一片岁月之潮水。看了真是让人震撼。老中青校友们带来的礼物，在主席台前摆了一长溜。从老式的立钟到新款的电脑,从工艺精美的牌匾到亲手书写的字画。许多礼品上都写着些很动感情的话。那些话出自那些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之口, 真有一种青春重生的感觉。如：“文博母校，我们真想你。”“六十年梦魂萦绕，今日来道一声母校您好。”板板正正坐在前排当中的，是一位1921级的学生，今年九十二岁了，由儿女陪了专程从重庆赶来。大家要老人上主席台，他却怎么也不肯, 老泪闪烁口齿清楚地说：“莫扯我。我是文博的学生，我就要坐在下面。我要好好回想一想我当年做学生的一些事情。”35级、36级、37级的校友共同捐资铸了一尊索一夫校长的半身铜像，并在旁边附了一篇纪念长文，深情叙说了抗战爆发后，索一夫校长带领他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风餐露宿，日伏夜行，吃尽千辛万苦，辗转数省，历时一年，最后到贵州重新建校的过程。读来字字血,声声泪，让人断肠。也有一些少壮派校友，近年里生意事业做发达了的，便竖起一张偌大的支票，填上十万二十万的捐赠款项，简洁地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还有一些从台湾、美国、香港返回的校友，在捐赠物上总不忘写上“文博中学洛杉矶同学会”、“文博中学台湾校友联谊会”之类的字样。
吉为民见到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只是那些面孔如电影中的叠化一样，从青春年少一转眼间变成满脸风霜。他在学校的时间太短。连那些朝夕相处了两三年或五六年的，都要执手相认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喊出对方的名字。因而没有谁将他作为校友来相认，而只是当作一名副市长了。近些年，市里的领导上电视的时候越来越多，几个无线台，几个有线台，隔三岔五就被摄了去，因而多少也被人看熟了脸。何延辉没有来，张小娜也没有来，这让吉为民感到释然。他没有功夫在那沸沸扬扬的人海中去寻找往昔的同窗。作为校庆组委会主任,他一直忙不迭地与纷至沓来的各路贵宾们应酬，光名片就接了一口袋。
因为校友们相互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说，满操场一片人声鼎沸，有些人干脆结伴各处寻访旧迹去了。校庆纪念大会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在这期间，吉为民借口上厕所，找到了原来那间校长办公室。这是一栋三层欧式洋房：质地很好的赭色墙砖，穹形门窗，镶着典雅的雕花栏杆。据说抗战初期，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要人在这儿住过，所以一直保护得很好。一二层已辟出来做了校史陈列室。从窗子望进去，可以看见墙面上许多的图片、文字和摆放在玻璃展柜中的一些实物。原来三楼那间校长办公室现在依然是校长办公室。门锁着。四下也没有人。吉为民在门口伫立了一会儿。透过那扇厚重的木门，他看见了那个八月下午的一切, 甚至壁上大字报大标语的字样。本来，在校庆日之前很久，他就想好了在大会上要说的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向全体校友讲出那个夏天的故事,并向索一夫校长表达迟到了三十二年的忏悔之情。他想象着那情景, 是如何地象钱老师给他讲的《红字》的故事。他要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感谢索一夫校长的女儿索咪咪女士，是她引领我说出了这一切。”在思考这些话时，他就已经很激动了。现在，他只能站在这所宁静的门前，在心底将这些话对索一夫校长说了一遍。
上午十点半钟，校庆组委会主任吉为民副市长宣布文博中学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暨文博中学校友总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接着是许多的发言，念祝词，念贺电，念诗文……还有一列颤颤巍巍的老人五音不全地唱了当年的老校歌：“楚天高高,长江滔滔，文博英才，中华之骄，为国为民，强身慧脑，求真求善，不屈不挠，吾爱吾校，吾爱吾校……”那曲调古旧得仿佛是千年之前的遗音。最后，由文博中学校友总会会长吉为民代表全体校友致词，致词是由学校请了校友中的几个大手笔共同商议撰写的，情深意切，文采斐然。吉为民读着读着，有几次，他几乎就要放下稿子，说出那段思虑已久的话了，但他还是忍了回去。只是在最后，他的眼光从文稿上挪开，望着台下浩浩荡荡的一片，略顿了一下，收起了刚才的朗诵腔，用一种从胸膛深处发出的声音缓缓地说：“让我们永远纪念在文博中学建校九十周年来，为这所光荣的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师长们。让我们永远怀念我们已遍布四方的同窗校友们。让我们永远悼念那些已离世的师长和学友们……特别是我们的索一夫校长，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十年间，将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这所学校，并最终倒在了这里，倒在了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个八月的下午……”
一整个操场都被吉为民的讲话激动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大会结束后，便是参观校园，各届座谈，文艺演出等各项节目。吉为民从主席台上下来时，见索咪咪站在台侧一角。索咪咪匆匆说，她作为索校长的亲属受到邀请。她本不想来，忍不住还是来了。她说：“您讲得很好……如果不是在此之前，我们相互了解了，那我会觉得这是一篇虚伪到残酷的发言了。”索咪咪说完，倏忽间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整个校庆纪念日都非常成功非常感人，数千男女老少犹如进行了一次丰盛的精神会餐，一个个都情绪激动，随时都可以看见热泪盈眶。人们相拥相抱，合影留念，互留地址互相祝福……
14
几个月后，市府换届前夕，有关部门找吉为民谈了一次话，因为要提拔几个专家学者型的年轻同志充实市府领导班子，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科教兴国的战略需要，将安排他去政协任职，副市级待遇不变。这一突然变故不仅让吉为民大吃一惊，便是老市长等一批政坛高手也如堕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
紧接着，便有一些说法无头无尾地弥漫开来，说吉为民在文革中有血债，打死了学校的校长。说吉为民是漏网的三种人。还有的更是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吉为民是在不久前那一次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中，被那校长的女儿认了出来，吉为民多次向她求情，希望私了，还是被拒绝了。也有的说，吉为民看错了行情，投机“本帮”，没想到遇上“本帮”突陷熊市……听到这些，吉为民五内俱焚，不可自持。他好像误入暗夜的迷魂阵中，四面响箭却又看不到一个射击者。吉为民不得不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如实陈述了一切。有关部门说，我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材料，别理那一套。这些话，我们听的比你还多。放手工作吧。组织上是了解你的。
钱老师当然也很快听到了这一类传言，他找到索咪咪，索咪咪听说后脸色苍白，半晌说不出话来，哆哆嗦嗦地低语：“太可怕了，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
钱老师说：“现在，能说清楚这一切的，只有你了。”
索咪咪迅速写了一篇文章－－《走进阳光者的命运》。
寄给报社，很久没有回音。索咪咪只好打电话去问。和她相熟的那个编辑说，这篇稿子涉及到市领导的个人生活，报社有规定，不便发。
1999年5月16日完稿 5月27日又改于武昌大东门
通讯地址：430064 武汉市武昌中山路404号4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