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长假第二天，重庆一客车发生自杀式纵火事件，造成27人死亡。警方认定，纵火者肖永华、张小亚夫妇也在事故中丧命。前者为出事客运公司副经理，后者在该公司做票务工作。事发前，因没有劝止亲属为养老金在公司吵闹，二人被领导当众宣布停职。据同事和死者留下的遗书反映，肖、张多次请求复职遭拒，随后购买汽油实施纵火。

我们注意到，在这起事件发生后，公安部对此事高度重视，随即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直接参与勘察调查工作。而胡锦涛总书记也批示“尽快查明重庆客车燃烧事故原因”，显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的恶性案件常有发生是很正常的，但能够引起总书记的注意，除了事件导致严重伤亡以外，更重要的是总书记敏锐感受到的事件背后可能的原因。

这一事件，从广义的恐怖犯罪的含义来说，是属于恐怖犯罪事件。犯罪学中的“挫折－攻击”论，被反恐学界用来解释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而受挫感又来自各种社会不平等、阶级压迫、预设期望、短期障碍、地位不协调、相对被剥夺等因素。

重庆发生的自杀式纵火事件也没有超出专家提出的形成原因。在肖永华、张小亚的生活中，从原来有地位的国企工人变身为合资企业雇员后，养老保险被拖欠、告状历程艰难，还被粗暴停职，断绝了唯一的生路，靠400元生活费其实是无法维持生存的。对他们而言，具备了社会不平等、受压迫、被忽视等一切形成恐怖犯罪的条件。忍无可忍之下，他们失去了耐心，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实现他们自己心中的“正义”和解脱，而这尽管令人同情，却又是十分邪恶的---它让27位无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社会秩序和正义受到了挑战、让善良人们承受了恐惧和悲痛。

除了少数中毒极深的邪教分子和心理变态者，要以自杀的方式杀人者，一定经历了一番心理上的犹豫和折磨。“就算肖永华写了检查，还是不能复职。”员工转述领导不同意复职的原因是，其岳父的事情还没有摆平。出事后第四天，网上出现了三份署名肖永华的遗书----这实际上是我们没有看到的痛苦挣扎。已经两次离婚的肖永华写道：“我和老婆结婚才半年多，岳父的养老金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公司无道理，从内心来说我是不想管。……回家后一晚上睡不着觉，怎么想也想不通自己几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而就因一件我主管范围以外的事，说下岗就下岗了———令人心寒。”

这位我们今天已经定性了的罪犯，当时可怜地独自承着空前的压力和满腹委屈，他思考的结果是，要引爆炸药、与无辜民众同归于尽。

北大法学院院长苏力先生在分析古代复仇故事时说：“为什么越是古代，越会发生复仇的悲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公权力，没有国家政权来主持公道，公权力的不在场。”在遭受非正义侵害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无非两种：一是忍让，一是反抗，而反抗是忍无可忍的结果，特别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看到在今天的文明社会出现这种两败俱死的结果，要让弱者不与社会以死相拼，只有根本上是推进法治、发展民主，加大对于弱者保护的立法力度，避免一个小矛盾，引发一个大矛盾，再引发一个更大的矛盾，以至酿成大祸。当今中国，要降低社会安全风险，就必须认真解决一个个小矛盾。这样的机制包括媒体的及时接近和关注、国家救济途径及时和低廉的到达、社会保障的全面和充分，等等。在肖永华自杀式纵火事件之前，如果有独立而积极的工会维权、法院对救命钱能及时强制支付、劳动部门对企业不合理决定有适当干预，他们夫妇就不会那么绝望，这样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面对贫困、受欺辱和绝望的人们，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的每信必复，地址是已经保持了二百多年的老地址： “President，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ite House，Washington, DC，20510”；也想起了在2005年，我们的温家宝总理饱含深情的七封回信透出对民众的热忱，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这个制度，能让绝大多数雇主和公务员都象也会流泪的温总理一样以人为本，而每一个象肖永华夫妇一样的人的诉求都有人关注、他们的处境都得到重视，而不是处处碰壁。

2007-10-31，重庆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