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运筹帷幄 谋及子孙——关于中国全球外交战略的一些思索》在网络媒体“北大在线·燕园评论”独家发表之后，被多家网站转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据朋友们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在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播发了海外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对我的这篇文章的评论。分两次播出，题目分别是《一厢情愿的外交谋略——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谋及子孙》（1） 》、《三角同盟——幻想还是现实？——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 谋及子孙》（2） 》。
陈先生认为我的志向可赞可佩，认为我的文章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不愿意我的文章自生自灭，因此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来批评。陈先生敬德爱才，大有古仁人之风。对此，我极为感激陈先生的惺惺相惜之心。我认为来自对手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比来自朋友的敷衍了事的吹捧更值得我珍惜与自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个与自己的观点截然对立，但是理解自己对手，也比那些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要更加可贵。
虽然陈先生对我持批评态度，但是我认为陈先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风度。陈先生对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也尽量予以公正对待和客观评价。这与那些党同伐异，歪曲滥用的极端分子有天壤之别。何况陈奎德先生在文章中也表现出了他深厚的学术素养，并且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学识渊博，文笔犀利，令我敬佩有加。陈先生针对我的文章所指出来的种种毛病，我自认为还是客观存在的，绝对存在着改进和完善的余地。为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爱国，在止于至善。因此从今后就只能要求自己写文章时，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这种努力与改进将永无止境，至死方休。
陈先生在文章中认为，倘若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的缔结联盟体系以推行均势外交的策论还是有所见地，对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先生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过做出这样的判断不知道陈先生依照的是什么标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以三十年的时间建设了初步发展，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中国，一百多年来，一方面是极高的生育率，另一方面是极高的死亡率。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长期保持在四亿的水平，其间不知道损失了多少人口。只有新中国才能够做到加强粮食生产，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医疗水平，才能够使中国人口奇迹般地增加到十亿。现在的中国制度稳定，人民幸福，前途光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请教陈先生，这一切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不知道在陈先生的心目中，正常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上正常的国家又有几个？如果是多数的话，陈先生何必忧心忡忡，整天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本性就是随大流。如果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五十亿人口都在美国的领导下走向了自由民主富裕的新时代，那么中国一个国家十三亿人口有什么可能不跟着美国走呢？如果所谓的正常国家，仅仅是指少数发达国家。那么陈先生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某些标准就有些可疑，显得自己不是在真正关心中国人民的永久福祉，而是把某些既得利益国家的国家利益看得更为重要。
当然在某些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中国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文明传统延绵数千年从未间断过的文明古国，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范围和政治秩序，因此它缺乏对付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暴行的种种武器。在一八四零年以后，古老的中国遭受到了西方列强联合攻击、盘剥与压榨，被抛入了灾难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们奋斗了一百多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使中国成功地站起来，挣脱了帝国主义强加的锁链拚尽全力奋起追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恢复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人口、文化与政治大国，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潜在的领袖国家。中国有对美国取而代之的能力，因此是美国统治集团的眼中钉。这一切大概就是中国被西方势力认为“不正常”的地方吧？
陈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我的主要错误是“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置错’”。不过我认为，具体的人以及具体的环境与事件每个时代都不可能相同。但是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利结构不可改变的，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对于每一代人来说，历史经验是在不断地累积的，行为模式是在不断强化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戴高乐将军说过，任何磨难也改变不了人的秉性，任何危机也改变不了国家的品质。何况我并没有照搬历史先例，仅仅是要求借鉴历史经验，因此在我的文章中并不存在什么“具体性置错”。
如果从纯粹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上来看问题，我倒是希望从今以后，全人类能够亲如一家，彻底抛弃冷酷无情的权力斗争，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的历史。可是如果把这些理想状态当作现实基础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那就属于“全盘性置错”。这种“全盘性置错”造成的后果将比“具体性置错”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全盘西化”或者“全盘美化”就属于这种“全盘性置错”。这种“全盘性置错”闹了一百多年，求荣取辱，祸国殃民。某些人人还不幡然悔悟，仍一意孤行。难怪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的确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
地缘政治的基本利害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和爱憎为转移的。如果仅仅从节约脑力的角度出发，我倒是希望中国外交的外交政策变得尽可能的简单与透明，最好简单到根本不需要外交政策的程度。从减少地缘政治矛盾的角度出发，我倒希望中国的四周都是汪洋大海，最近的国家离我国都有万里之遥。这样中国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搞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了。不过历史传统与遗产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当今外交政策的路径，哪能够异想天开，如愿以偿？外交策论如果对中国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避而不谈，对美国针对中国形成了实质性的战略包围视而不见，一心一意求得中美两国间的全面谅解与合作，那么这才是真正的一厢情愿与痴人说梦。
陈先生在文章中多处指责我是在幻想。对此我并不一概否认。所谓幻想，就是暂时没有变成现实的事物。尤其是对中国的长期外交战略方面，站在本国立场上，中国如果能够如愿以偿地建立中法俄、中俄印与中俄日三个大三角关系，那么就能够在国际外交斗争中左右逢元，纵横捭阖，改善中国在中俄美大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地位。这将有助于钳制美国的野心，在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如果这种战略态势成为了现实，中国将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处在一个非常自由和优越的位置上，可进可退，进退自如。但是，这种良好的外交态势既然不是现实，而且也不可能自动到来，因此中国外交的长期任务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这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设计变为现实。
事实上，有幻想未必是坏事。西人有云，一个人应该去追求自己抓不到的事物，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幻想以及与幻想紧密相连的激情与勇气，怎么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创造自己的历史？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丧失了幻想的民族，就是一个丧失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丧失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必将被淘汰灭亡的衰弱不振的民族。在国际外交斗争中，任何目标，只要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就值得我辈去努力奋斗。难道我们有权指望前人把一切都做好？现在只需要坐吃山空？或者因为前人没有把一切条件都准备好，就成了现在无所作为的理由？
三百年前，谁能够事先料到，英国作为欧洲文明边疆地区的一个野蛮与落后的小岛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霸主？三千年前，谁又能够断定一盘散沙，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希腊诸城邦能够联合起来战胜当时的世界霸主波斯帝国？而长期被关东六国视为蛮夷之邦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四海，使得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在十八世纪美国和俄国都是西方文明世界的边疆，怎么能够预测它们在两百年后能够形成两极体制而对全世界施加影响和统治？在二十世纪初谁能够想到作为一个弱小东方国家的日本，竟然敢于向西方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开刀，以顽强的意志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人类历史舞台上最波澜壮阔和荡气回肠的一幕，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被东西方列强共同统治的东亚病夫——中国能够经受一连串的毁灭性的灾难，在一九四九年彻底站立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陈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指出，“将注意力聚焦于苏联与东欧的外交家又何以如此笨拙，何以不懂得缔造联盟体系实施均势操作的极端重要性，恐怕将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就技巧谋略而言，苏东的外交家非常干练，他们很称职。但是，这无济于事。无论外交技巧如何巧妙，也无法改变共产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失败的大趋势。制度性的失败不是外交谋略所能挽救的。”
事实上，苏联失败的关键在于国家竞争方略的战略性错误，苏联失败的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在综合力量对比上远远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手。苏联具体的失败在于输出革命策略的失败，在于控制第三世界资源方面的失败，就苏联提升本国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说，在这些方面，它跟美国的争夺就基本上失败了。苏联外交大失败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控制中国或者争夺中国绝对支持的企图彻底落空。因此处在四处树敌，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就中苏分裂后的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与中国既不能讲和，也无法敌对。中苏两国联合的军事上的威力太大，对外攻击力过强，使其他国家极为畏惧；但是两国敌对的副作用也太大，因为彼此之间可以加以深刻的伤害。因此，需要建立多个三角关系来冲淡中俄两国铁血同盟或铁血对手的色彩。这不仅上当时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佳选择，而且也是现在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最佳选择。
陈先生指责我视立国原则、内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外交的影响为零。我的回答是，这是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合理的结论。要是外交由立国原则、内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那么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君主立宪”的英国率领欧洲专制君主国家围攻大革命的法国的奇怪现象，独立革命后的美国又怎么会对欧洲大陆的民主革命运动袖手旁观呢？美国本国在全世界反对英国的殖民霸权，但是在西半球却搞门罗主义，这又何从解释呢？英美两国的内政到底是如何决定它们的外交政策的呢？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怎么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德国以及纳粹德国缔结事实上的联盟关系呢？这恰好就证明了外交斗争不受立国原则、内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控制，而不是相反。
陈先生认为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竞争内涵和势力版图”，外交斗争的规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推断事实上纯粹属于自己推己及人的揣度和以今非古的抱怨。当年英美两国扶植德国复兴和对希特勒的纵容，以削弱和牺牲法国为代价，妄图使希特勒首先向苏联开刀。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外交斗智斗勇戏剧当中，英法虚与委蛇，暗中怂恿；希特勒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斯大林将计就计，以毒攻毒；美国人韬光养晦，渔翁得利。一战后与二战前的这段历史正好是大国均势外交斗争最经典的范例。所谓地缘政治和均势外交的规律将在意识形态的遮蔽和引导下失去作用，以为人权将取代国家利益成为外交斗争的宗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和一厢情愿。
陈先生对法国和俄国的印象都不算太好。这我不能加以评价，也不打算为这两国辩解。挑剔他国的缺点与欣赏他国的优点一样，都不是我所擅长的。从历史经验来看，法国与美国早有芥蒂，时刻摩擦。如果法国最后总是支持美国的话，那恰恰就是因为法国不够强大，不能独自对抗美国，尤其是没有其他大国给予法国以实质性的支持。大国均势外交的格局是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行动的前提。因此支持法国对美国保持独立性和挑战力，对中国以及其他大国利多弊少，甚至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法国是现代国家体制、统治术和均势外交政策的创始国。当年法国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先后与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和苏联结盟，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完全是从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观念来制定政策的。法国跟中国和俄国的联合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障碍，而且可以使中、法、俄三国都获得最大的好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法国不愿意与中俄两国联合，而在于中俄两国都似乎看不上法国，倾向于要么直接跟美国妥协，要么希望跟德国进行战略合作。而法美两国最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端，正好说明了西方国家联盟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法美两国间的矛盾值得中国去积极利用。
陈先生认为我主张设计精确的长期外交战略，这是对我的文章的误读。我并没有主张要求精确地设计中国的外交战略，只是要求要对长远的国家利益有个框架性和整体性的考虑，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心存侥幸，只求太平无事，总是不了了之。中国缔结多个大三角关系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所作为的政策与韬光养晦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也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一样，都是以正合，以奇胜。首先要按部就班，按理出牌，而不是一开始就幻想仁至义尽之后仁者无敌，或者竭尽全力去澄清误会，增进了解。客观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都摆在所有国家的面前，而人性本恶无法改造。因此遵循西方国家的行为模式，推行均势外交政策以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唯一选择。
中国缔结多个三角联盟体系并不是要谋求霸权，更不是照搬当今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或者十九世纪英国主导的殖民分赃体系这两种行为模式，而是在于维护本民族的天然和传统的权利以及本国合理的发展前途。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采取守势战略，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古到今都是被动防御型和自卫性质的民族主义。纵观历史，中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还是推行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并不谋求对藩属国家的永久占领、政治控制和经济盘剥。这种和平主义与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古代中国文明达到最成熟时代的明清两朝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中国政府将忠于本国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至上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就象美国人不会改变盎格鲁·萨克逊人商业海盗殖民传统一样。陈先生不得以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偏见和无知来误导其他国家的舆论和人民。
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对手，这是由美国的压倒一切的实力和长期分裂遏制中国的外交战略决定的，并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自觉自愿的选择。中国的强盛和复兴必将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因此不管是根据客观利害关系还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历史纪录和行为模式，美国统治集团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削弱中国，剥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能力。根据均势外交的原理，在外交斗争中更重要的是关注国家的实力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非关注对手具体的意图。因此不管中国政府对美国统治集团表达了多少善意，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客观事实没有彻底改变以及所拥有的良好的发展前景被彻底粉碎之前，美国统治集团不可能放过中国，而任其自由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国。
反过来说，不管美国统治集团如何对中国花言巧语，宣称要与中国建立所谓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或者战略伙伴关系，帮助中国融入所谓的世界大家庭中。中国政府也完全没有必要信以为真，知恩图报。归根结底，在这个鲜廉寡耻和利己杀人的世界上，中国必须以强硬的态度坚守本国的天然权利和关键利益。因此明确国家战略，振奋国家意志，集中国家力量抵抗美国的压力和改善中国的外交处境是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绝对不能像某些迂腐之辈一样，别有用心地鼓吹和一厢情愿地指望和平共处与互惠互利的外交格局能够自动实现。事实上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不经过斗争而获得的额外好处，那么对手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任意收回。
至于陈奎德先生评价我以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榜，替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出谋划策。我倒是觉得，这样高的评价我受之有愧。我无非就是凭着自己的良知良能，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与人民的幸福罗嗦了几句罢了。事实上，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所需要的一切。外交斗争一贯是国家民族本位和政府行为而绝不可能是个人本位与个人行为。因此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永远也不可能有某种想入非非的个人的自由选择。
我从不认为我的观点无可指责，绝对正确。因此我还是欢迎任何人的批评首先包括陈奎德先生的批评。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批评交流当中，公众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竞争态势有了更真切和更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以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以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比较妥当。否则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去写文章呢？如果我的文章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一点点微薄的贡献，那么写四万字又算得了什么？四十万、四百万甚至四千万也不够！在此我衷心地感谢陈先生对我的高度评价，自觉从今后就只有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和为人民服务才能不辜负先生的称赞与厚爱。有了陈先生的鼓励与鞭策，从今后，痛下决心，正心诚意，博学笃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年年写，月月写，天天写。等到中华民族以最优越的地位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的统一大业最终完成，至此，可以息笔矣！
最后陈先生提到了狮国体仁院总裁李公光耀阁下，推荐我好好学习，积极模仿。以某之不才，窃以为——李公天资英纵，学贯中西。负逸群之才，实王霸之佐。李公之一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左到右，以西化东。见风使舵，履狂涛如平地；借虎驱狼，视邻国若寇仇。调和鼎鼐，折冲尊俎，东亚与北美齐飞，自由共专制一色。令我等凡夫俗子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夫龙者，可变色，可隐形，可入水，可飞天，可呼风唤雨，可腾云驾雾，见首而不见尾，举亲而不举贤。壮哉！李公亦人中之龙也。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以万里之才，治百里之地。以小搏大，以刚克柔。以身作则，以国为家。如此凡三十年矣！民夷乐之，国乃大富。李公饮誉四海，流芳九州。我辈望洋兴叹，若有所失。唯高山仰止，亦步亦趋矣！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七言八句相赠。
戏语赠陈奎德先生
陈言新策论争频，怀国忧民本一心。
童子殷勤图献宝，老夫慷慨誓除尘。
时来天马行空远，运去潜龙入水深。
怀璧难容尧舜世，举杯长作望乡人。
写于2002年12月1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