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网”上看到邵道生先生的《“互联网式的民主”静悄悄》这篇颇有吸引力的文章题目,禁不住往内里看去。看后颇有感触——突出感觉就是:在这“静悄悄”的背后,昭示着一种繁荣,无不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稳步发展。
概括起来,笔者认为,这“静悄悄”背后的“繁荣”,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观念的“繁荣”。观念的更新,是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前提。为什么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十六大阐述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越发展。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和目标?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四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五是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而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用与时俱进的方法看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显然,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促进观念更新方面,正在并且将会愈加发挥出其特有的巨大作用。
其次是精神的“繁荣”。精神的丰富,是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我们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五大基本内涵和目标的实践过程中,无不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其本身,也是丰富精神生活的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现着我们长期以来倡导并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政治精神;“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身,也是精神变物质的实际需要;“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无疑对提高广大民众社会主义“主人公”精神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有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要充分体现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精神实质;“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更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显然,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方面,正在并且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再次是文化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是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特点。在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和建设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才能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显然,既能体现文化的先进、又能迅速广泛地传播先进文化的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正在并且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向前发展的重要特点。
第四是信息的“繁荣”。信息的互动,是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渠道。有人说,互联网的出现,为现代社会信息的快速互动交流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和场所。这不是假话。在高速发展的知识化、信息化、现代化时代,网络媒体信息的链接、互动和传播的大众化、社会化、甚至世界化,已呈必然发展趋势,其效率远远超过了其他传统媒体,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显然,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促进社会信息互动交流方面,正在并且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五是民情的“繁荣”。民意的真切,是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邵道生先生在文章中写到:“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在《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书中披露的调查结果: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其实,这早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新奇的问题了。这个社会现实的关键在于,听不到真话,如何掌握民情、了解民意、清楚民生?又怎么去实现“科学决策”?显然,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及时真切地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方面,正在并且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全媒地带,信息就是选择”。尽管大凡网站在发表的稿件后面,都要标上一行“本文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之类的字句,但审查和选择程序应该是完备且不容置疑的。这不仅是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而且还是我们因势利导、规范行为的基本途径。至于有人担心互联网是否存在“负效应”的问题,就如同当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诸多人也曾经产生过不少疑虑一样,“门户打开了,总会飞进几只苍蝇”——不足为奇也难以避免。还是那句话: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要相信广大“主人公”的政治鉴别能力。正如“老人家”说过的那样:“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邵道生:“互联网式的民主”静悄悄——三论“互联网式的民主”
我将当今社会的“互联网式的民主”称之谓是正在进行中的、悄悄的“社会实验”。
有些人自然会问道:“你是怎么会知道的?”有的还这样反驳我:“视网络舆论为官方的一种‘社会实验’也是不恰当的。目前的网络舆论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事物,并不完全是官方的自觉行为。”
我怎么知道的?坦率地说,谁能告诉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读书人?!它,当然是我的一种猜测和判断,然而是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也不能这样说。
反驳我的观点的网友说:“‘互联网式民主’的实质应该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网络舆论,网络提供了这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场所,但这种自由主要来源于网络本身物理上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这主要应归功于现代科技的创造,自由的网络舆论也许会促进民主意识的生长,但其本身并不成其为民主的形式。”
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全非如此。我只是想说,若是社会不想进行这场“社会实验”的话,那么,随随便便找几条措施就可以将你的“现代科技的创造”的“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场所”的功能大大地削弱甚至消失。的确,要在当今的互联网上找“问题”,哪,实在是太容易了,闭着眼睛就可以一抓一大把,而且毎一个都可以是“尖端”的,都可以是“上纲上线”的。
那么,为什么当今社会要实施这种“可以先不说,但可以做做看”的“社会实验”呢?
第一,讲民主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这个“民主”问题起作用;即从斯大林时代的“极不民主”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太民主”。怎么解决这个“民主问题”又不至于重蹈戈尔巴乔夫的悲剧,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备加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式的民主”也许就是社会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诸多途径、方法之一。
第二,一些报纸老百姓就是不爱看,于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面子问题”就不得不依靠“强行摊派”,以至“怨声载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类问题?主要原因是许多报纸一个面孔。“舆论开放”中的“开放”应该到什么程度?它会导致什么“副作用”?怎么办?就拿“互联网”试试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式的民主”就是当今的一种“特殊政策”的产物。
第三,当今官场中最难的是什么?依我看,就是说真话难,而且还不是一般难,是很难很难。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在《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书中披露的调查结果: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就是一个明证。当今舆论宣传中什么东西最难?依我看,就是舆论监督难。敬一丹向总理反映的“《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的“大比例”下降问题,何只是《焦点访谈》存在?其实,这个“说真话难”和“舆论监督难”联在一起的,是谁都离不开谁的。然而,它的可怕后果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使最高当局听不到中国的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不太清楚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想一想,在什么东西都被瞒着、藏着、盖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怎么能顺利、健康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谁都明白,要立即去除官场之说真话难和舆论宣传之舆论监督难是极其艰难的,怎么办?我们的社会想到了作为“现代科技的创造”的“自由的网络舆论”这一块,出一个“特殊政策”,让中国人民有一个讲真话的平台,“面对面”地(当然是在虚拟网络环境)了解中国老百姓究竟想些什么?有什么要求?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所以,我们的报纸还时不时地透露出一些当今最高层领导关注“互联网”的“故事”,这些,的确是值得我们一思的。
正是依据自己上述的这些主观猜测和判断,所以,我认为,当今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悄悄的“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为什么十六大以后中国的最高当局频频地出了那么多的“亲民策”呢?在众多原因之中,有一条是应该肯定的:信息准、情况明,其中,不乏有“互联网式的民主”之作用。为此,我作出这样“大胆预测”:“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决不会是短命的,而且可以在预见的将来,它一定会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