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法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法国这个六边形疆土的国家一直是西欧文明的核心和欧洲各大种族的熔炉。法兰西民族在长期形成的过程中，几乎囊括了欧罗巴种族的一切组成部分——伊比利亚人、希腊人、高卢人（凯尔特人）、罗马人、日尔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和勃根第人以及北欧的诺曼人等等，这在其他欧洲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形成独立民族和完成政治统一后，法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西欧的中心和欧洲大陆上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对外扩张和吸收移民使法兰西民族的种族成分进一步多样化。由于法国文化在东欧的广泛传播以及十八世纪以来东欧国家的政局历次大变动，法兰西民族又加入了斯拉夫人中的波兰人、俄罗斯人和捷克人等等民族的成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最先解放了普遍遭受歧视与迫害的犹太人，给予其完全平等的待遇。十九世纪以后，由于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扩张和大规模外来移民的加入，法兰西民族又加入了阿拉伯人、越南人、老挝人、柬埔寨人以及其他包括华人在内的东方民族的新鲜血液。

在这样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法兰西人民甚少种族主义的偏见。法国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极为普遍，国内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暴乱。中国的伟人周恩来总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对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当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时候，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当我在法国的时候，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大街上人们都尊重种族平等。”

法国是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政策和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创始国，法国立国以来的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和发展权利。没有法国的抗争，日尔曼人和匈奴人的武装大移民也许会把整个欧洲都野蛮化；阿拉伯帝国的侵略军也许会使整个欧洲都皈依伊斯兰教；罗马教廷也许会建立一个欧洲基督教帝国；欧洲也许在十七世纪就会被哈布斯堡帝国统一；全世界也许会被英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独占。因此，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两千多年的公约。”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当今单极化的全球格局下，这句话更有针锋相对的现实意义。

法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三种对近现代文明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思潮的发源地。十六十七世纪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称霸一时，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与称霸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法国在君主专制制度主导下，战胜封建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并且突破宗教意识形态的障碍寻找盟友，推行均势外交，终于为法国的强大和在欧洲与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十八十九世纪时，英国凭借着有利的地缘政治处境，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及攫取了全球经济和贸易霸权。法国在英国的刺激下，将英国领先欧洲大陆的种种经验以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行体系化，最后通过大革命以法国式的民族主义国家体制进行奋力追赶。法国的挑战终于使英国妄图凭借先进工业垄断世界霸权的图谋落空，为全世界各国的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个伟大的挑战过程中还有隐而不显的经济决定因素。从经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法国实质上是全世界各国中第一个面对英国肇始的全球化进程挑战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地应对全球化进程挑战而完成工业化任务和建立了仅次于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与波澜壮阔的拿破仑战争都是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法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和强大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当今同样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中国的借鉴。

在面对英国发源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挑战的时候，法兰西民族从1789年大革命算起，花费了一个半世纪才获得了稳定的结局。1958年戴高乐将军制定了新宪法，修正了原宪法中盲目模仿英国议会制程序的条款（实施这些条款的后果就是法国政局中政党林立，倒阁频繁，从而导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在政治上混乱和在外交上软弱），将决定大政方针的权力集中到了总统手中。这部打上了集权制烙印的新宪法经全民表决通过，并且戴高乐将军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才最终结束，由此看来，中国1911年开始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才六十多年，与法国相比，中国的成绩并不算差。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扬长避短，可以使中国得政治现代化进程事半功倍。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法国没有逃脱人类编年史上的每一种灾难。法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曾经崩溃过，但是在文化上却从来不曾屈服过，即便是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它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势却不曾动摇，这一点跟古代中国有着惊人的类似。同时，中法两大民族在历史上都怀着兼善天下的道德热情，对全人类抱着有教无类和兼收并蓄的世界主义和文化至上主义的博大胸怀。难怪中国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先生认为，在欧美诸民族中，“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民拥有一种非凡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如果“法国人研究中国文明，他们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纯朴和较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灵敏”正因为如此，法国人民对东方文化包括伊斯兰诸民族、印度和中国的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善意的理解。

由于法国近现代文化的普世性和世俗性，它很容易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包括那些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威力都无法达到的国家。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法国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模式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如果不是独占鳌头的话，至少也是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化和社会模式的影响并驾齐驱。法兰西人与盎格鲁·萨克逊人关于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文化模式方面的长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的争执，有助于世界各民族国家保持活力与文化多样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中法建交是全球外交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伟大开端，这个外交事件是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两位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这两位具有世界领袖之才的伟大人物因为本国的国力所限，不能够施展他们的经天纬地的伟大抱负，但是他们这一高瞻远瞩的历史性的决定，规定了中法两个大国长期的外交战略走向。在今天，中法两国只有继续坚持这一战略走向才能共同争取到本国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光明未来。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相对于四十年前，中法两国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都有所增长。美苏两国共管世界的雅尔塔体制早已经崩溃，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正在形成，全球多极化的努力任重而道远。中法两国战略合作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法国处在全球南北东西关系的核心，在外交方面，既具备继承和发扬本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又拥有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风范；在内政方面，既有主张强势政府的国家主义的传统，也有丰富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积极自信，锐意进取，是制衡霸权国家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若有国家对其刻意削弱，将严重破坏欧洲和世界均势，“对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来说……归根到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中国作为世界新崛起的一极，为了捍卫宝贵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和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必须壮大自己和寻找盟友，与法国的战略合作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必需条件之一。

中法两国本来有意愿也有机会坚持长期合作的战略方针。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法两国之间曾经在越南、台湾和阿尔及利亚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及一些痴男怨女的鸡毛蒜皮小事干出了一些互相扯头发和吐口水的小摩擦。两个国家收获不多，付出不少，鹬蚌相争，实质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中法两国的决策者，应该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胸怀全球战略格局，抛弃往日的恩恩怨怨，进行全面有效的战略合作。“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中华与法兰西，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和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必将给全世界的带来光明，给全人类的带来希望。

写于中法建交四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