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末，在那自由民主之地、繁荣富裕之乡的美国，正上演着总统选举的大戏。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表演中，插上了一条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小插曲——美国政府宣布拒绝向中国遣送在阿富汗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东突”分子。

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政治姿态大于实质意义。释放十几名被俘的“东突”分子，并不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这是美国决策层再明白清楚不过的表态——美国永远不会把中国当作一个可靠的、合格的伙伴更不要说是盟友了。“任何磨难也改变不了人的秉性，任何危机也改变不了国家的品质。”事实上自从苏联崩溃，中苏美大三角关系解体以来，中美之间实质一直就是小布什初任总统后所明确表述的“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美国政府进行这种表态，分寸与火候都把握得极好。因为不管是谁当选下一任总统，这一表态都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的作用，对新任的总统是“不得不接受的政治既成事实”，对连任的总统是“情有可原的选举政治需要”。总而言之，美国决策层的这一举动，轻重适当，进退自如，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像一只手脚已经被捆住的猫”，“无所作为……除了发出几声愤怒的吼叫，什么也干不了。”

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对中国的“东突”分子情有独钟，网开三面，完全是因为在美国决策层的眼里，“东突”分子及其后台老板“基地”组织活动频繁的中亚—土耳其（突厥）斯坦地区，事关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眼中，中亚地区是控制亚欧大陆“世界岛”至关重要的“心脏地带”（从东欧到西伯利亚）的最关键部分。欧亚大棋局，这是当今美国的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作《大棋局》一书中反复提醒美国战略决策者注意的一个基本框架。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欧亚大陆国家结成某种形式的反霸联盟，终结美国的优势地位。为了先发制人，防范于未然，美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必须保持有效政治、经济与军事存在以对各大国分而治之。因此美国在中亚的存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决策层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略目标。谁也不能低估美国进入中亚地区以及在中亚地区保持长期存在的决心和意志。

近两百年来在中亚进行大博弈的几个大棋手中，俄国人“唯重形式”，英国人“重实质而不重形式”。作为大英帝国的继承者，美国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事事重实质而多思量”，既惺惺作态，又当仁不让。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就在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驻军，对新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半个多世纪以后，美国又进兵中亚地区，更方便其插手中国的西藏、新疆甚至蒙古的事务，显示出美国这位伟大棋手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平衡感、历史战略眼光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此种表现非中国之福。

“反恐怖主义”，这是“9•11”事件后美国进入中亚的借口，也是中国和俄国竞相向美国进行外交接近的理由。可是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在同样的大旗下，不同实力和利害关系处境的国家，获得的战略利益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在立足中亚的同时，极力在两个侧翼——南北高加索地区和新疆地区削弱中俄两国。因此美国对恐怖分子的活动是三管齐下，一方面是借人头一用，以求政治上的名正言顺；另一方面也懂得养寇自用，防止兔死狗烹的局面；最后大搞双重标准，对俄国的车臣分裂势力和中国的“东突”分子区别对待，决不放弃利用任何一股可以对中俄两国制造相当麻烦的势力。这些表现完全符合美国外交一贯以“结盟”与“缓和”为幌子损人利己的行为模式。如果回顾当年中美缓和与建交的关键时刻，美国依旧不肯放弃台湾这枚战略棋子的历史经验，今天对于美国与“东突”分子在今天合演“捉放曹”这一幕喜剧就决不会感到意外。如果再回顾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随着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兴起而蠢蠢欲动的历程，观察到美国一直在积极插手南沙和蒙古地区的纠纷，就会发现，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形成合围之势。

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一贯的、连续的目标和整体性的策划。1944年，曾任罗斯福总统顾问的美国战略家斯皮克曼指出，“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意即中国绝对不能收复台湾）。但只要中国的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个极力阻止中国统一，必要时加以分裂的大战略背景下，其中“台独”分子与“东突”分子是美国为钳制中国而东西呼应的两个战略工具。此次遣返“东突”分子事件无非是标志着中美在中亚地区的一场以“反恐”为名而同床异梦的政治“蜜月”的正式结束，两国将继续在中国周边地区首先是中亚地区进行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博弈。

至于美国政府释放“东突”分子会破坏所谓的“国际合作反恐大局”，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这个大局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一直就是依靠几个铁杆仆从国——英国、日本和以色列等以及附庸国组织“北约”来包打天下。美国的国家战略很明白，就是以北美大陆为核心区域，利用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和超级军事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斯皮克曼当年就曾经指出，“总有一天会出现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统一的世界秩序。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我们必须借助我们雄厚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战后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基础。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

与这样的宏伟前景比较起来，“9•11”大爆炸这样的恐怖事件，是难得的借口，更是应得的牺牲。何况这种恐怖事件完全是小概率和小规模事件，其损失完全在可以控制和承受的范围内。至于车臣分裂势力和“东突”分子的恐怖行径对于美国决策层来说更是“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东方式的道德律令对盎格鲁•萨克逊这种“心计精密，胆气坚忍豪壮”的民族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同于以几年甚至几个月为周期而变化的政治口号或者流行文化。人们的信仰、感情、兴趣以及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都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几乎是永久不变的。外交决策者只有立足于永久不变的地缘政治处境，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才能在外交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写于2004年11月3日，首发《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