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不如10年前繁荣，却还没有我10年前预测的那样衰落。

13 年前，我曾撰文探讨“香港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香港经济之能够繁荣，第一要素是相对于内地的制度优势。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香港华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同时含有敬业、合作、创新这三种精神的企业家传统。

香港人对市场动向的敏锐感觉和他们久已习惯了的市场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市场能力远远超过了内地人。有一项指标可以说明香港经济的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强度：在中国内地最初20 年改革时期，香港经济的转口贸易额占GDP 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超过100%（经过多次倒卖）。很容易看到这一数据所刻画的基本图景：香港是一个大市场。

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普遍地已经市场化了。那么，香港的市场优势是否可以维持香港经济持续繁荣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什么是“市场”？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也根据斯蒂格勒专门写的一篇向经济学家们解释“市场广度”的论文，我推测，多数读者不晓得怎样回答这一问题。市场就是“买卖集中的地方”？如果将买方和卖方集结在一起就是市场，那么香港人就从未有过什么“市场优势”。

借用我喜欢的“三维”分析框架，首先，市场确实是集结买卖双方的时空点。但这仅仅是“物”的维度，远不能涵盖市场生活方式和市场的精神维度。所以，第二，市场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在“市场社会”里结成的关系之总和。例如，韦伯论证，市场是以“自由订约”（free contracting）为核心的近代理性制度，尤其是当这一制度被拓展到劳动力的自由订约时，有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第三，市场不是一般生活方式，它是与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关于第三维度的一个案例，韦伯有过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考证。

沿袭卡尔• 波兰尼的用法，我用“市场社会”这一概念指称那些已经由市场生活的价值体系占据了主导的社会。另一方面，我沿袭当代经济学家的办法，将“市场社会”划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好的市场社会，一方面表现出诸如“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这样的负面特征，一方面表现出由哈耶克系统地论述过的良性的社会秩序（《自由宪章》）。作为对比，坏的市场社会，一方面表现出好的市场社会的一切负面特征，一方面表现出哈耶克从未见过的那种权力的普遍腐败和法治精神的普遍缺失。

在“人”的维度上，香港“回归”之后，许多优秀的香港企业家将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转移到内地，充分发挥了香港人的市场优势。与此同时，许多内地企业及其经理人员（虽然未必优秀）转移到香港。这一过程的长期倾向，我认为，是“摊薄”了香港本地的企业家能力。企业家能力的弱化，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精英们更频繁地求助于政府官员的恩惠以及伴随着的腐败。不过由于旧制度的惰性，香港的腐败不像内地那样，在不到10 年时间里，迅速地变得普遍和猖狂。

在“物”的维度上，香港经济的“转口贸易”优势将逐渐消失。而且这一过程很符合“区域经济学”的原理，或许不很符合“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不论如何，事实上，与10 年前相比，内陆的大宗交易经香港转口，现在似乎不再享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了。根据香港四星级以下酒店的价格波动，我推测，光顾这些酒店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内地人。从外表判断，他们多是游客而不是商人。这些迹象表明，香港经济正从以“转口贸易”为主体向着以“旅游业”为主体过渡。这两种经济主体作用于酒店定价时，有着显著不同的价格模式。例如，我经常入住的位于湾仔和铜锣湾之间的一家四星级酒店的两床标准间，在旅游旺季的价格大约每晚1200 港元或更高，而在淡季则降至每晚不到500 港元或更低。有时，一星期之内价格就可相差三倍，这可能是因为突然新增加了一个数百人的内地旅游团。

大致而言，由于旅游业对“住”和“行”这两方面的特殊效应，香港保持着约十倍于内地城市的“住”和“行”的费用和约两倍于内地城市的“衣”和“食”的费用。“食”的费用低廉，当然是因为有内地农产品的供应。“衣”的费用低廉，原因是两方面的。其一，来自海外的高端商品比内地同类商品便宜许多。其二，来自内地的低端商品在香港也是出售给低收入阶层的，价格攀升的余地很小。

在精神生活的维度上，香港人似乎保持着他们以往的多元文化，只不过，来自欧洲的文化影响开始衰退，代之以来自亚洲诸文化的影响，例如菲律宾的和印度的文化影响，明显地日益增强。彼消此长，结果似乎是法治精神的衰退与宗教仪式的兴旺。长期而言，我推测，这一文化演变将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总而言之，香港经济不如10 年前繁荣，却还没有我10年前预测的那样衰落。这一次，我遇到的第一位出租车司机是文革后期偷渡到香港来的，已入耄耋之年。他告诉我，过去十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只是以往的1/3。我怀疑他言过其实，但香港平均收入下降的趋势，大约是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