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民出版社离休干部、全国著名编辑人许医农老师于2024年10月12日子夜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之后的几天，网上悼念的文章几乎刷屏。文章作者有原来的同事，更多的是出版从业者、学界专家学者。许医农生前服务了多年的三联书店也在13日发出唁电，高度评价许医农从贵州人民出版社荣休后到三联书店工作的贡献。
几天后，接到李勇电话，邀我写一篇悼念文章，我犹豫片刻答应了。
我之犹豫，在于我从未与她共事过。虽然我曾经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7年，在贵州出版集团工作6年多，那时的许医农早已离休。不过，因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之故，与许医农老师确曾有过很多交道，从她处受教丰厚。我一直把她当做从事出版业的老师、前辈。写出与她交往的点滴，也可了我对许医农老师的尊慕爱戴和对出版业的敬畏。
我1994年底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分管党务、人事和旅游编辑室等。那时许医农已经从贵州人民出版社离休近四年，被三联聘用到北京工作也近两年。
许医农的大名我是知道的。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曾经热销一时。没有想到阴差阳错有机会和该书的责任编辑一个单位，当然要去拜见。1995年夏，趁到出版署培训的机会，我到三联为她租的公寓看她。开门见到我，她一脸灿烂，说：你与我姐姐同名。她其时已经66岁，个头瘦小，眼神清澈，言谈举止毫无老态，敏捷热情中更有几分天真。对我这个刚踏进出版业的晚生，开朗健谈，初次见面的生分和矜持一点没有。我很好奇，她离休时老东家何以不返聘，她的水平明摆在那里。她回：因为没有正高职称，贵人社的规定是正高才能返聘。骄傲的老许虽然声称即便返聘她也是要走的，但她对工作了33年的老东家的不挽留还是有些失落的。
不久，贵人社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许医农搬到办事处。每到北京出差，我总会到隔壁找她聊天，听她谈最近审读的书稿，正在实施的选题。她还会从书架上取下刚编辑出版的新书，绘声绘色给我聊起与作者的交流。从她那里，我得以知道许多的学术牛人。正是许老师的介绍推荐，我得以了解出版界的一些前沿状况，及时读到一些应该读的新书，不至于完全闭目塞听。
许医农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与投入，近乎疯狂。小小的身躯，似乎有无尽的能量，每天高效率运转，极短时间看完几十上百万字的书稿是常态。她有一个本事，凌晨睡下，不用闹钟，想好睡两小时或三小时起来赶稿，到点一准醒来，立即伏案。她在三联近8年间编辑出版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宪政译丛”和“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经营智慧丛书”四个系列为主的83种图书，约三千多万字，都是这样日以继夜伏案的成果。
许医农对书稿学术价值的判断，敏锐精准，看走眼的事很少听说。以致学界多有学人慕名而来，把自己的著作交与她，一定让她做责任编辑。即便她已经从三联退休，仍然不断有学人请她看稿。而许医农对自己看中的书稿，会不遗余力向出版社推荐，或亲自责编，对书稿结构思路上的问题、以及表述方面的疏漏与不足提出修改弥补意见，所提意见建议多数让作者服气采纳。对于质量不理想的书稿，她会负责地写出评价并回复作者。即便是老朋友，她也直言何以拒绝书稿。她的原则是认稿不认人。就算季羡林这样的学界泰斗亲笔写推荐意见的书稿，也曾经被她退稿。我手里有一份她给一位作者的回信复印件，这里不妨照录一段：“某某：99年末我们讨论厘定了丛书第七辑选题。尊作未能入选。咱们是老朋友了，不管你能否接受，愿坦率直言：按合同我们每年推出一辑8种，可是这次我们从四十几部书稿中只厘定了四种（另有一部稿尚在审定中）。落选稿突出问题是：要么问题大而无当，要么价值分量不足！……我敢说当今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拿下这样的论题……原创性、开创性价值，谈何容易……希望新的一年里你能更多关注现实，多为底层人民立言！新春好老许 2000年元月27日”。她自述：“尽管编辑的心血劳动融化在书稿中别人看不见，但日久天长，通过越来越多与自己打过交手仗的作者的了解而赢得的信任与尊重将成为一个编辑最宝贵的资源，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作者的出色成果‘自投罗网’”。（注1）
许医农对书稿价值的判断眼光以及高水准的编辑艺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广为人知。据贵州人民出版社老人回忆，1984年热销的《青年生活向导》，许医农是责任编辑。那时她在少儿编辑室。贵人社领导囿于不能超范围出书的管理规定，一开始不大同意出版该书，许医农拿着书稿，在社内各编室找编辑们签名声援，与僵化的管理制度抗争，执着争取，使得该书得以问世，成为当时极大地影响了青年人生观、世界观的畅销书、1985年党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必读书；1986年又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1988年初，许医农受邀到广州参加未来学会的会议，会上何博传的发言让许医农兴奋不已，会下找何询问发言内容可否整理出版，得知何已有成稿，但一直未找到愿意出版的社方。许即索取书稿，答应争取在贵人社出版。回到贵阳，分管的副总编毛希谦听了许的报告、看过书稿，基本肯定，对一些需要斟酌的地方，又与总编辑商议。总编辑梁燕看过书稿，拍板同意出版，并表态若有问题，他负全责。毛希谦作为分管副总编辑，终审签发书稿时对许医农说了同样的话。这本书就是有名的《山坳上的中国》。
今天翻开许医农为此书所写的序“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编者心声”，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炽热的激情和夜不能寐的忧患与责任感。图书的封底，她仿国歌的句式写出了编辑出版此书的警世诗言：起来，耽于安乐的炎黄子孙！
请倾听：这杜鹃带血的啼叫，这警钟震腑的长鸣。
起来，不甘沉沦的炎黄子孙！
请正视：我们背上重负，脚下深坑。心中镣铐，前面险境。
希望源于失望，奋争始于忧患。
用我们坚实的双肩，挑起这时代的重担：
挽国运于艰危，起沉疴于霍然。
书甫一出版，朝野震动，一时洛阳纸贵（记得笔者当年读到此书，也是热血喷涌，忧患霍然）。作为最早直面中国现实危机的忧患之书，第一版5万册很快售罄。加印的十余万册发行前，突接京城上级管理部门函询调阅此书。原来贵人社有人写信状告“山坳上的中国”丑化中国。贵人社领导派出骨干到京城管理部门说明情况，力争已经印出的成书发行销售。上级部门在听了贵人社说明、调阅成书后，函告贵人社：已经印出的准许发行，再版时需要重新修订。后来知道，告状者因为个人原因对贵人社领导有意见，不惜黑招损人。这也是中国特色之现象。梁燕总编辑和毛希谦副总编兑现了他们的承诺，从未因此对许医农的组稿编辑有任何的限制，一直给予她充分的信任支持包容，1988年又推荐她为贵州省劳动模范，使得她能够在这个足够大的舞台上，展现她的才华，成就她名编辑的人生，也为改革开放之初的贵人社，赢得一段高光时刻。
那时段，许医农手中还在编辑一套价值和分量都足够重要的《传统与变革》丛书。这套书中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人的人格：从传统到现代》《决策学的新视野》《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等，其问题意识、书稿质量都是高水平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丛书对传统与变革这一主题反思的敏锐感受、理论深度、启蒙意义，至今也未过时。
许医农在编辑业务上的表现，让三联书店掌门人董秀玉看上了她。在她离休前即发出邀请。许医农于1993年受聘三联，这一年她已经64岁，在三联又工作了近十年，到21世纪初才荣休。三联书店在唁电中，高度评价许医农“为三联书店在90年代的‘黄金十年’做出了卓越贡献”。董秀玉在“悼念医农”一文中说：“许医农先生于九十年代服务三联整整十年，是三联的优秀老编辑，认真、笃实、热情，善于学习思考，为三联编辑了‘三联哈佛’等等重要丛书。她是中国出版人的旗帜和榜样”。
细捋许医农的简历，发现她1959年大学毕业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1991年离休，时长33年。在贵人社真正有成就大放异彩的年代，仅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优秀的编辑无声无息雪藏二十多年？年富力强最应该大有作为的年代里许医农（们）在哪里？她（们）经历了什么？此问其实勿须作答。这些年陆续出版的一代人的回忆、自传，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过，许医农的个人经历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据上个世纪70年代入职的贵人社同人说，1974年曾看见许医农在贵阳市虹桥工地，从事职工宿舍基建工作。此时的许医农尚背负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我曾经问过她那“十年”的经历。她快人快语：遭过罪，但也伤害过好些个同事领导。
许医农大半生的蹉跎，其“罪”源自她1946年上中学时加入的三青团。她在南京解放时投军参加革命，1955年上大学前，未曾在个人履历中填报这一经历。入北大后，她主动在1956年向党支部交代了当年参加三青团的历史，要求学校在毕业前核查做出结论。由于北大当年肃反审干任务很重，1957年又开展反右运动，1958年，北大新闻系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直至毕业，她要求学校对历史问题调查核实给出结论一事未果。背着悬案的她，1959年毕业分配到贵州，是否与悬案有关，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历史问题”成为她一生的梦魇。到贵州的当年，所在单位即开启外调审查，于1960年10月给出审查结论：“许医农同志在49年参加革命后，曾长期对组织虚报年龄、伪造历史，并隐瞒自己三青团员的身份，直到56年有人通过其了解材料涉及到这些问题，才向组织作了交代。许医农同志在交代这些问题时，虽然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同时对她所交代的材料，经组织查对也未发现新的问题，但许医农同志在参加革命后，曾参加过党领导的各种运动，受过党的多年教育，而自己则长期隐瞒上述问题不主动向组织交代，我们认为这是对组织不老实不忠诚的表现。许医农同志应该很好接受上述错误的教训，今后在思想上应该更加靠拢党的组织，对党说实话。并加强思想改造，积极工作，在实际行动中彻底去改正以往的错误。”许医农对这个审查结论签署“我表示完全同意······今后一定以实际行动加强改造自己思想，保证对党老实，彻底改正错误”。
这位在1950年加入共青团的青年，无比虔诚的热爱党，极度渴望在新社会的建造中献身，成为党所要求的“新人”。在1959年“七一”时，她满怀火热的情感，在日记里重引自己上年写下的小诗，“火焚个人主义向党的生日献礼—凤凰涅槃”，充分表达了这份赤诚的情感。诗言：“双反（注2）的火焰早已熊熊燃起
为什么你还在个人主义的铁栏内徘徊犹疑
为什么没有摆脱奴役的勇气
为什么还想在美丽的外壳下欺人自欺
要立新
必须破旧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怎能不脱下个人主义的尸衣
停住你犹疑的步子
捣毁那老朽的铁栏
接受一场火的洗礼
争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让灵魂在烈火中更生
让丑恶在烈火中埋葬
炼就你一颗金色的心
把它献给亲爱的党”
年轻的许医农急迫地想“更加靠拢党”，想要在那个伟大的主义和实践中脱胎换骨，这是那一代人普遍的精神样貌。可惜在那个崇尚白璧无瑕般“纯洁”、不容思考质疑的忠诚的极左氛围下，入党之愿一直受阻。文革初期，一方面为自保，一方面也是响应号召，她起而造反。多年不被信任的郁闷，在最高领袖发动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号召下，顺理成章找到了透气口。她自述：当过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当过黑帮、四类分子、历史反革命。在两个意义上都是那条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既受过它的迫害，被揪斗定罪，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虚掷了宝贵青春。同时也曾作为“造反派”的积极分子，干过伤害同志的许多蠢事、错事。
因造反而结的“新怨”与“旧账”，在1969年后反噬了她。1970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革委会经过一年多的外调逼供，就许医农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拟出了“关于对三青团骨干分子许医农的定案处理报告”，并于次年上报贵州省革委会直属政治部（相当于今天的省直工委）。该部于1971年3月批复：经研究认为：许医农伪造历史长期隐瞒三青团骨干身份；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书写反动读书笔记，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但经过群众批判斗争，尚能交代问题，有认罪表现。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不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行政上记大过处分，并建议共青团组织开除其团籍。那位1974年在虹桥职工宿舍工地被人看见的许医农，正是背着历史反革命罪名、戴罪改造的老许。
除了上述定案罪名，许医农1966年主动交出的读书笔记，内容中诸如“‘故国之富强，必赖众庶也’，观古往今来，丧身亡国者，鲜非独夫民贼也”等关于“治国用兵，人心向背”的议论，也成为她思想反动的例证。甚至她个人集邮的爱好，也因为“与一些修正主义国家相关人员和国内反革命分子有通信联系”，成为利用集邮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今人看来荒唐无稽的罪名，却是那个年代的日常。
这些经历，在贵人社驻京办事处的若干次夜聊中，许医农曾经给我说起过，对于强加的“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她被逼无奈承认、反悔、申述；再被逼供承认、再反悔、再申述，如此者三。她直言：在那种极端的高压迫害下没有发疯，全赖她自认为坦荡无愧。直到1979年，在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形势下，她的申述才由贵人社核实上报，贵州省出版局于当年11月批复，大意是：同意你们《关于许医农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撤销你社革委七0年十二月十三日定性许为三青团骨干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结论，关于行政上记大过，开除共青团团籍的结论也应该一并撤销。
已过50岁的许医农重新回到编辑岗位上，埋头业务，编辑出版了《拉丁美洲儿童小说选》、《玫瑰花—欧洲童话选》、科学家故事系列、《青年生活向导》《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海外文化系列等优秀图书。
卸下了强加罪名的老许，在1986年再次表达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入党介绍人之一便是当时的副总编辑毛希谦。贵人社党委当年即讨论通过老许为中共预备党员，1987年转为正式党员。
让人意外的是，许医农在数千字的入党申请书里，不仅谈及个人对党的认识、入党的动机，还用相当的篇幅检讨自己在文革初期（1966-1968）参加造反派，对单位的一些同事造成伤害的错误。在实述了对具体人员的伤害言行后，直言：“别人伤害我不应该记恨，我伤害过别人，却应该向曾受我伤害的同志道歉”。尤其对曾经的领导陈杰（注 3）的过分言行，负疚最深。其中谈及陈杰被省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她自己最负疚的行为：我被“揪陈办”从大批判组调回负责整理陈杰的所谓罪行材料。从那时直到揪陈办撤销，我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陈杰被揪斗虽不是我个人的责任，但对陈杰遭受严重迫害过程中，我个人对她的某些过分的言行应该由我个人负责。一是陈杰被批斗时，在办公室让她个别交代问题，当她拒不承认强加的罪名时，我曾用指头点戳她的前额，斥责她，声色俱厉，态度十分恶劣；二是她隔离期间，把从她床单下偶然发现的一小撮头发，当做她妄图秋后算账的把柄和罪名，大事张扬，强加于她；三是不准儿子探望她。那时她的小儿子不过十几岁，不管她如何央求，我硬是不让她和儿子见面。这几件事十多年来一直翻腾在我心里，使我对陈杰同志怀着一种难以解脱的负疚感。因为，诚如她说的，我与她个人间实无恩怨，要说有，那也是有恩无怨。我59年分配是在贵人社画报组，陈直接管辖。陈特别爱才重才，对有能力又积极肯干的人，她是重视的。我确是受重用的一个。对我几乎可说是另眼相看，礼遇有加。从我的历史罪名得到澄清洗刷之日起，我就想给她写封信，坦叙心曲，向她认错致歉，请求她给予宽恕。但又想，等到我能拿出成绩时再写信吧！她是贵州出版界老领导，对贵州出版事业当有特殊感情，当我有一天能拿出几本像样的书来时，一道寄给她，也算是我对她将功补过。
入党自愿书是要在支部和贵人社党委公开的。没人要求她在这份志愿书里对文革的表现反省致歉。但许医农却主动自觉诚挚地检讨了自己文革时施害者的行为，向被她伤害的同志道歉，表达个人的负疚。比起红二代们21世纪初时的道歉，许医农无疑是最早的忏悔者和觉悟者。
许医农在入党志愿书里坦言：她之在贵人社尚存的种种人事纠葛中比较超脱，除了痛惜已经虚度的年华，有一种紧迫感，希望在余年中尽力为党和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更因为有一个对文革十年极左路线的认识基础。可以说，这是许医农晚年乐此不疲、拼命工作的内驱力。她是把编辑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志业，不计成败得失，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投入，以及因这投入而来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她个人的生命活力和精神追求。
许医农的经历，给今人提供了双向的视角：从时代看到个人，也从个人命运窥见时代。没有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大环境；没有梁燕（注4）、毛希谦、董秀玉这样一批懂行负责担当爱才的出版领军人的复出上任，就不会有许医农（们）晚年的大舞台。而坚守梦想、从未放弃自身努力的许医农（们），终于在时代的大转折来临时抓住机缘，于桑榆之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鸣唱出个人事业与生命的华彩乐章，也给中国出版史留下一段传奇。
许医农一生未随年龄消逝的生活热情和青春朝气，令她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在贵人社、贵州出版集团任职13年多，每到北京出差，一定到许医农住处聊天。许医农关心时政，放言议论的风采，至今生动如在眼前。她言辞犀利，批评尖锐，满怀对国运民瘼的忧思。即便耄耋之年，激情仍不减当年。和她聊天，没有代沟。记得有一次她主动和我说起，她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捷克总统哈维尔的短文《政治、道德和教养》（注5）。我好奇地问她何以想起给朱同志推荐此文，她把给朱同志的信给我看。信中直言：“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这突发的奇想，因为，老百姓与国家总理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哈维尔从一个国家总统角度来谈‘政治、道德和教养’，作为一个少有的平民总统，以他那份未被政坛扭曲、腐蚀的率真来纵论治国与为人之道，笔墨所及，情理两浓，其中的真知灼见与今日中国政治与社会有着太多的现实相关性。他山之石可攻玉！我很自然联想到在艰难处境中的您这位国家总理······”她在信的末尾，以浓烈的情感道出：“从您登上前台第一天起，中国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就对您寄予厚望，但同时也始终为您捏着一把汗！请您保重：为国家民族前途，更为亿万平民百姓。”
这就是许医农，终其一生，她对国家前途和百姓命运的忧思关切从未停止。她精心邀约组稿、废寝忘食编辑出版的那些书籍，无不寄托着她的思考和忧患，也是她挚爱一生乐在其中的价值认定。
2001年8月，我专程到北京请她和董秀玉来贵阳为贵人社编辑讲一堂课。她俩在九月下旬到了贵阳。贵人社在省文史馆借了一个会议室，第一堂请老董讲。老董讲过后，老许的第二堂课居然搁浅未能进行。原因当然是一些摆不上台面的原因。我只怨自己没有最后的话事权，愧对满腔热忱的老许。对于我的歉疚，许医农反过来安慰我不必在意。我把她的授课稿复印留下，厚厚22页，标题就是“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编辑”。讲稿以：“视野与关怀；德识才学；资源积累；激情永在”四个小标题，掏心掏肺，详述了她几十年编辑生涯的体会，浸透老许对出版业、对年轻一代编辑人的热爱与期待。
讲稿在第一部分谈及：作为编辑应该确立自己的事业支撑点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是历尽坎坷的一代，大好青春年华在没完没了的政治内耗中虚掷。1959年分配到贵州社，真正干事业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1980年后。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对国家民族命运对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怀着一份强烈关注和对自己虚掷的青春年华的补偿渴望。我在贵州社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年中，所策划、组织、担纲责编的书，这背后都有我对国家民族命运、对现实与未来的强烈关注。
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已经颇类马克斯·韦伯那本名著中所说的“天职”了。这份天职、这份持守，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传承不灭的历史之光。
随许医农讲课稿复印留给我的，还有她的部分审稿报告。《‘稷下学研究’审读报告》、《‘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审读报告》、《‘神秘主义诗学’审读报告》、《‘自由秩序原理’审读报告》等等。阅读这些报告，于我不仅是高效的学习，更是认知的提升，视野的扩展，还是赏心的精神享受。
这里不妨照录一段。《‘奎因哲学研究’审读报告》：“最难得是本文最后部分，从对奎因哲学思想价值的阐释与肯定，联系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与思想文化领域实际及存在问题进行的直率批评，深中肯綮，足以振聋发聩。作者认为，了解奎因哲学理论对中国哲学工作者最有价值的不是某一具体命题或结论，而是贯穿奎因全部研究探索中的那种科学理性精神——尊重科学，关注语言，成功地运用现代逻辑；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把一切知识直接间接奠定在感觉经验基础上，使一切科学理论永远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并始终对反例与批评保持开放，从而永远为科学发展与进步扫清道路，腾出地盘。联系对照中国的实际，近现代中国哲学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真切关注，不以之为形而上的‘本体’，而以之为形而下的器具。突出表现在建国以来哲学的‘教科书’化，成为一种思想、观点、概念、术语统一化的官定新八股，完全没有科学理性与实证精神。我们太习惯给某种思想、某个人唱赞歌，太容易给一个认识、一种理论冠以‘真理’的美名，并且常常是一哄而起，排山倒海的大合唱。我们只要求服从、接受、赞赏，不敢找错与挑刺，不允许怀疑、诘难与批判！作者语重心长地提出，应该学习奎因，不相信任何不可错的终极真理！对任何已有理论保持健康的怀疑、审视、诘难与批评！对新奇的未知事物充满理智的好奇与探索！——这是中国人、中国民族的希望所在”
许医农在讲课稿中，坦陈她到三联后致力于学术理论专著的策划组稿编辑，做书路向与在贵人社时明显改变。其原因一方面是三联的阵地特色与需要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她个人认识到，经历了若干的波折风浪后，回看来路，中国如何走出“山坳”，是《山坳上的中国》一类书承担不了的。中国需要更深层的理论思考，需要真正的理论建树。许医农在三联的近十年，自觉地甘心情愿地做了这种理论思考、理论建树过程的助产士、参与者。
许医农的工作狂，熟悉的人都知道。但她也是一位热爱生活、有情趣、有人情味的人。她在贵人社驻京办（后来是贵州出版集团驻京办）的住所，常常有熟悉的作者或朋友来访。每到中饭点，她会给访客下一碗面条。她的面条在京城书业圈子里很有名。她会选用上好的排骨和海鲜，煲出讲究的高汤，面条煮好加入鲜香的汤，再洒上葱花，那真是人间美味。我曾经多次吃过她的许氏汤面。
大概在2007年前后，她说起想回贵州观光，说在贵州工作30多年，许多地方都未去过。我得知她的意愿后，欢迎她返筑后住我家。因是贵人社宿舍，她熟悉的同事、贵人社办公楼亦在附近，方便与旧人见面。她来后在我家里住了两天。期间，出版集团安排了一次宴请，把她熟悉的贵人社副总编毛希谦，还有同事黄筑荣等邀来陪她。那天她非常开心，脸上一直灿烂的笑着，尤其与毛总话题多多，一口一个“希谦、希谦”，对毛总极尊重又自然随意。而她对老东家的若干领导，评价从来严苛。对毛总的态度让人看见她至情至性率真的一面。
她的率真，也表现在她的火爆脾气上。记得她到京初期，把部分私人物品暂存三联书店。其中包括日记、审稿报告、个人资料、给作者的回信、邮票集藏等。许医农是极有条理的人，这些分类整理保存的物品，都是她看重的宝贝。后来她搬家到贵人社办事处时，发现暂存三联的有些东西一时找不着了，她大光其火，我曾亲见她在电话里声色俱厉、怒责帮她找地方保管、同时也是对她来京生活照顾最多的三联同事。贵人社的老人们也和我谈起，许医农非黑即白、峻急尖刻的性格，不止一人领教过。每有分歧，她的气冲牛斗、疾言厉色、咄咄逼人，让亲近的朋友也觉得不可理喻。许医农自己在工作总结或自述中，坦言胸无城府、个性急躁、自信，缺乏政治涵养与理性自持力，容易感情用事，态度粗暴。这些弱点特别不利于团结共事。显然，许医农对自己的弱点一直有自知之明，但要改变何其难哉。好在她的火爆脾气很快过去，之后又没事人一样。被她误伤的身边人，无论贵人社还是三联的同事领导，因为了解她，大都给予了她极大的包容和尽可能的关心照顾。
2005年至2012年我在出版集团工作期间，她已经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但她依旧毫无老态，行动敏捷，精力充沛。每天给各方朋友转发大量邮件，传递各类信息。我在她房间聊天，她谈起为防记忆力衰退，每天背诵古诗词，还兴致勃勃传授我，倒立可以让头部供血充足。说完即上床倚壁倒立拿大顶。那一刻，我大笑，服气地说：老许不老、老许不老。她比我母亲还年长，如此心态和神气，难怪那么多年轻朋友视她为闺蜜。今天忆起与她的无数次夜聊，她快速的语调，灿烂的笑容，鲜活如在眼前。
她去世后，西西弗书店创办人薛野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许医农们是失败的一代吗?”，为许医农（们)辩白。我赞同文章的观点。许医农虽然蹉跎了大半生，但她以过人的坚韧，挺过磨难。“当历史给她一点仁慈之时，她像个星体一样爆炸。她努力活成一个莎士比亚说的火炬，她也真的是一个火炬”（引自薛野文章）。诚哉！斯言！
许医农以编辑为志业、为天职，她也在编辑助产大量精神产品中获得救赎与重生。晚年的许医农，如涅槃的凤凰，在完成自己的志业使命后，飞往天国。她的一生应该是没有憾恨的。
今天是许医农去世47天，谨以此文，追怀永远的许老师。
写于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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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许医农“关于我在三联工作的总结报告”2页。
注2 双反即 1958年以大鸣大放形式开展的反铺张浪费、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注3据中国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单》135页：陈杰女，1910年2月生。河北完县人，1937年11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大学文化。抗战时期，曾经担任《鲁西日报》《冀鲁豫日报》《济宁日报》《冀南日报》校对科长、编辑科长。1949年南下贵州。1950年后曾经担任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贵州省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1963年以后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去世。
注4 梁燕，1929年生，清华大学物理系肄业，四十年代入党。曾经被打成右派。1979年改正后复出。1986年至1989年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其个人经历成就详见作者文章《厚泽老书记二三事》。
注5三联书店《散文与人》丛刊第一期译文中的一篇。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