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许医农老师今天在昌平殡仪馆告别亲友。她12号子夜心衰竭去世，享年95岁。13号徐晓老师约我写一篇讣文，我没敢接，原因是93年我和朋友在贵州办西西弗的时候，许老师已经从贵州人民出版社退休去了北京。加上我不是作者，没有受过许老师助产之攻。所以，虽然受惠于许老师的劳作，也几次面见，却没有和许老师打过交道，缺故事，讲不出她的精彩。14号来参加天府书展的余世存，上机前约我和老莫早午餐，谈到许老师。世存说他去拜访他老师钱理群，钱老师发问，他们这一代是不是失败的一代？许老师和钱老师是前后脚，林昭是北大中文54级，许医农55级，钱理群56级。他们是失败的一代吗？我有所难过，有所不同意，更觉得这一问也是要问我们这一代的。就起了写一篇辩白的念头。
许老师钱老师文革后“复活”，四十年发光，活得是尽心率性，要说失败二字那真是别有用心。
单说许老师。一天审稿五万字，一周三四十万字，一年过目上千万字文稿。每天除了睡觉5小时，就是围绕书稿运思、攻错、助产。不单是看，还要给反馈，林毓生的名作《中国意识的危机》译稿，她就提了四十几条意见，十有九中。不单是助产出书，有时候还要有种陪作者坐牢。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天如此，是天天如此。不是拼一年，是硬生生的一辈子。一般人是被迫996，她是自愿。别人盼望退休，她是来生还要做编辑。牛马也挺不过这样的日子，她偏偏牙口极好，九十多岁一颗牙没掉，活得像个霍比特人。
许老师是把自己用到了极致，减到了极致，尽力尽到了极致。
仅仅是上述的活法已经不凡，偏偏她助产的是第一等难度的精神作品。还不是一部两部，是几个系列的大作：贵州人民出版社时期有”社会与人“丛书，有《山坳上的中国》，有《长江，长江》。九十年代三联时期有《宪政译丛》、《基督教经典译丛》、《三联·哈佛燕京丛书》。设想没有这几套书，汉语的精神维度、眼界和对话能力会差几个段位？少多少可能？
希腊人认为人最高境界不是当官发财，是做到人可能的卓越（arete)，许老师当得起这个词。
我们古人标准是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许老师的心血已经化身到她一生编辑的数千万字文稿，百种名作。她立了转型社会非常之言，立了打开精神维度之功，立了尽心尽性尽力之德。
许老师这样的人是文化英雄，放在世界哪个领域哪个国家都是个一等一的人，何以钱老师要自问他们是不是失败的一代？
我猜钱老师论成败的标准是两头张望，一头是五四提出的理想实现没有，一头是他们有没有见证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
以普世的标杆而论，确实还没有成功，自称失败一代也成立。
不过，钱老师以一个时点来论历史成败，进而以历史结果来界定个人成败，固然心志高远，有历史自觉，但是，还是低估了历史的困难，苛责了自己。
第一，在英国这个现代化的开创国之后，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预知自己要多少年才毕业，以什么方式毕业。
日本在1895年崛起时，哪里想到几十年后东京会烧成灰，广岛长崎挨了原子弹。
德国一战失败不服，二战彻底浩劫，国家打成废墟，然后才涅槃重生。
日德的再生，还离不开它们命好，有一个帮它们的战胜者。
日德是全世界公认优秀的国家和民族，完成现代化都这样艰难，何况其他国家？
1945之前，德日有多少钱理群许医农这样优秀的人，还是挡不住下地狱的力量。
和大清并称为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受欧洲刺激这么早，这么痛，洋务运动的困难不比大清少半分，维新的顿挫不比大清少流血。也是非要一战帝国瓦解，出了凯末尔这样的人杰，才上了道。即便如此，以土耳其近年的波折，可能没人敢说土耳其从现代化学校毕业了。
还有那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学习坚船利炮，到现在还在坚船利炮的苦海里。俄罗斯的贵族志士不努力吗？俄罗斯比我们革命不彻底吗？俄罗斯搞计划经济的理性化水平比我们差吗？1990年，俄罗斯觉得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的发心比我们小吗？
从后视镜看来，现代化就是超级难。现代化对任何传统社会都是脱胎换骨，容易反而是不正常的。传统越成功，转型越困难，现代化挑战与历史悠久成正比。
在现代性上，英国可以算作一个天才国家，其他国家是后进学生。即便天才如英国，大宪章走到1688年光荣革命，也是好几百年，其间也出过内战，砍过国王的头，出过僭主，死的人不比法国少。如果你在1687年问洛克，问霍布斯，英国是成是败，他可能也很困惑，不知道前途如何。
既然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成功，更是不知道要经历什么才会修成正果，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努力做正确的事，努力到极致，一代接一代努力，同时祈祷上天保佑。
要不然，我们凭什么就希望中国会比其他国家幸运，比其他民族容易？
第二，虽然没有大功告成，但是不可忽视百年的积累，现代化也会有临界的时候。
以许医农老师一生为例，她的成就，建立在她受了优质教育的基础上。她1929年出生，抗战期间读明宪女中。而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1844年才问世。约五十年后，一代国民教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呼吁：“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又过十年，清政府1907年才有《女子小学堂章程》。许医农读的北大1920年才开放招女学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先河。许老师母亲就读过女子职业学校，回应了梁启超的呼吁。没有她母亲的起点，许老师要走出来概率就低很多了。抗战军兴，许老师还能有书读，和西南联大一样弦歌不辍，是我国精神韧性的体现。再过七十年左右，中国才完成普九。今天没读过书的女性和一百年前读过书的一样罕见，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化。
再以许老师一生致力的出版业来看。出版业建立在国民识字率的基础上。折中估计，清末识字率不高于10%，民国略大于20%，当下文盲小于5%。一百年前，晏阳初、梁漱溟这许英才，一生莫大精力用在解决平民识字上；而钱许这一辈，可以不再担心国民识字问题，可以去考虑认知问题。起点不可以道里计。
我说这些尽人皆知的大白话，一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对标就是英美德日，容易忘记自己的起点和禀赋。二是因为，现代化不是白来的，确实建立在一些东西的基础上。识字和普及教育就是一个地基。欧洲的现代化起点，可以夸张的说开始于古腾堡印刷机，促成新教革命，普及了识字，出现了知识的革新和第一波民主化。
实现现代转型有三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托克维尔说的社会民情，一个是政治型塑的结构，一个是形势，三者互动纠缠。许老师一生功业在提高民情的水位上，从而影响了船，进而影响到水、船与天气的互动。
如果我不同意钱老师的自问，那我怎么评价许老师？
许老师是中国转型为现代文明的助产士之一，这个利维坦太巨大，需要好多代人洪荒接力。
许老师是梁启超呼唤的新民的样本，掺入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库，增加了我们的现代性。
许老师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能不是出版，是她的德性。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可以活得这么赤诚。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做工二十年，没有变成废人，这是何等的坚韧。当历史给她一点仁慈之时，她像个星体一样爆炸。她努力活成一个莎士比亚说的火炬，她也真的是一个火炬。
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目前可以取得的最高成就，要加入到这个文明的珠穆朗玛峰群，必须经历巨大的板块冲撞和各种地质变化。没有许老师那样的德性，这样的历史可怖的。没有许老师们一代一代的洪荒之力，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大历史中，对知识分子而言，德性就是一切，德性就是胜利。最后的成功是开花结果，那你先要有树，有树之前先要有德性的种子。
许老师们以他们的德性反抗了宿命，也反抗了各种决定论，从而在一点一点去除加在我们命运上的诅咒。
如果我们有内心的圣贤祠或威斯敏斯特，那么这是他们应去的地方，因为他们改善了我们的历史命运。
14号与世存兄见面后，他填了一首水调歌头，用来接续我粗陋的文字，再好不过：
百年几转折，献祭何其多。何物铸成大错，知了噤无歌。试问泰康师长，几代青春梦想，失败又如何。鱼龙见性命，平地起澜波。
世运事，问天时，卜则拙。蟹猪粉墨几日，秋冬是网罗。且看乾坤万里，珍重飘零花果，相逢笑婆娑。偶尔露峥嵘，草泥马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