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方国译）

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重新遇到它们以为在社会竞争压力下刚刚解决了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古老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不致造成背离民主制自由社会的一体化条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代价？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国家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以便达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换句话说，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

如何解决把经济效率同自由和社会保障，即把资本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某种致力于在高就业水平下比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尽管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直到80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部门都在不断发展。从那以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趋势都出现了转折：福利支出遭到削减，同时，享受福利制度变得困难，失业压力加重。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或削减是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种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放松对市场的调控、削减补贴和改善投资条件，它包括遏制通胀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税、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类似的措施。

显然，放弃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导致社会福利国家曾经抑制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由此产生的社会代价使自由社会的一体化能力不堪重负。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2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失业者之间生活条件的差距日益拉大。就业者群体本身的地位不仅像迄今为止那样因劳动市场状况而分化，而且还因劳动合同的种类（是核心职员还是临时工）、劳动岗位的稳定程度（是在主公司还是在供货公司工作）、籍贯（是本国人还是劳动移民），或劳动关系（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而分化。"风险群体"往往沦为失业者和贫困者，或被视为"难以帮助的人"。他们深受性别、年龄、子女数量、知识水平、籍贯、身体残疾等一些特征的影响。这些特征明确表明了他们已成为"多余者"的集体命运。与以往相比，个人更难抗拒这种集体命运。在来自就业制度和培训制度、国家转移支付、住宅市场、家庭资源等方面的排斥现象密集的地方，就会出现"下层社会"。遭到淘汰的、与其他社会阶层完全脱节的群体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其社会处境。3

然而，从长远来看，上述社会分化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则是民主制社会的基础。以正当形式作出的多数决定如果只反映受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忧虑和维持其地位的要求，即只反映右翼民众主义的观念，就会侵蚀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者认可较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同时相信世界性的金融市场作出的"经济基地评价"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他们对上述情形的估计势必不同于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人，因为后者知道，人人享受相同的社会权利是民主的公民地位的保障。但是，双方以类似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困境，他们的判断结果是，各国政府被迫参与零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不可动摇的经济目标值只能以牺牲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代价来实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4

关于这种两难困境人们已做过大量可信的描述。在此我不能深入探讨，甚至也不能-一列举这些描述。5它们集中于两个论点：（1）富裕社会的经济问题来自--以"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表达的--世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2）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者的行动余地，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不足以充分地"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产生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和政治的副作用。

1、对"市场全球化"的说法要进行区分，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市场全球化指的是一个过程，人们认为它主要有四项指标：6

--国际贸易，尤其是工业产品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和相互影响程度的加强，促使各国国民经济日益依赖于世界经济。同时，贸易的内涵发生变化：新的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劳务贸易国际化，使远距离的生产、仓储和消费成为现实（例如软件设计劳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推动了短期投资，加速了资本流动，致使流动性增强的资本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各国政府本身则遇到国际交易所的压力，后者能对利率和预算政策作出反应；此外，外汇投机和金融衍生物投机导致诸如独立的"符号经济"一类的事物出现。

--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增多。这类公司在作决策时日益不依赖于其所在国，因为它们能够采用新的撤资办法（并以此相要挟）。在这方面，关于所谓的"劳动岗位出口"，例如劳动岗位从西欧向东亚、拉美以及中东欧低工资国家转移，正在引起人们的讨论。在发达社会，技术装备差的工业部门中的非熟练劳动力首先受到这种趋势的冲击。

--"新兴工业国家"工业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加强了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迫使后者大力改造经济，重视高技术产业。

2、如果关于上述趋势的描述符合实情，那么世界经济无非是一种"国际性的"交换体系，其中各个民族国家是主要的行动者，它们立足于各自的国民经济，并通过外贸关系相互竞争。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一种"跨国性的"、打破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界限的世界经济体系观念，而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为民族国家的行动者规定了新的前景。7随着国家的塑造力量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余地便不再受其他民族国家（或其他类型的行动者如大银行、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限制，而是日益受体系相互依赖性的限制。由世界上无数市场参与者的个别决策凝成的结果构成种种关联，人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这些关联，但是还弄不清如何影响战略对手的行为。跨国模式使人注意到如下情况：即使最强大的政治行动者也变得依赖于市场，他们对市场框架条件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小。

以下两种选择可以排除：保护主义和恢复以需求为导向

的经济政策。只要资本运动的确还能得到监控，那么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对本国经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所造成的代价将很快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目前，国家就业计划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公共预算的债务限额，即使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看，这类计划也不再有效。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行不通了。

有广阔前景的政策是主动、合理和稳妥地调整国内的形势，使它适应全球竞争--这也是"新工党"所奉行的战略。其中包括前瞻性的工业政策的著名措施，如促进研究和开发，即促进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改善培训和进修条件提高劳动力素质，实行劳动市场的合理的"灵活化"。从中期来看，上述措施能够带来经济基地优势，但它们改变不了国际经济基地竞争的格局，也无益于遭到淘汰的矿工和船厂工人。而假如放松对劳动市场的调控，这些人将最先获益，当然，前提是在补贴低工资职业（例如采取所得税负税率的办法）的条件下开放低工资行业。8

如果把这种思路极端化，就会形成由国家保证基本收入的思想（A．高兹）。收入与就业脱钩虽然会促使现有的、以职业劳动为中心的经济社会转向其他前提，并在用国家保证的基本收入抵御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给个人生活方式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意义上，为濒于解体的社会福利国家创立一个等价物。然而，这类极端的再分配计划需要一种在国际上几乎无法实现的价值转变。除此以外，假如所设想的基本收入高于目前的社会救济水平，如何在个别国家的筹资空间内实行这种计划也还是个问题。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超越民族国家

直到17世纪，欧洲才出现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的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现代国家作为功能专门化的管理国家从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交往中分化出来，同时它作为调控国家也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的进程中，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开始采用民主形式来认证合法性。在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和在战后有利的条件下，当时在世界上被奉为典范的民族国家--通过在不触动国民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对其实行调控--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然而，这种成功的组合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危害。显然，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

因此，人们首先关注跨国机构的设立。9这也是成立各大洲的经济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的理由，它们可以实现各国政府间有约束力的、往往靠适度的制裁来保证的协调。像欧盟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带来的合作利益更大，因为随着这类洲级体制的创立，不仅会形成能够减少汇率动荡风险的统一货币区，而且还会形成拥有等级制权限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

欧洲统一过程极有可能证明，对这些放弃货币主权而坚持大多数其他主权的国家来说，缺乏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的货币联盟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10原因在于，只有把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拥有民主立法权的共同体的成员，才有可能实行统一的社会福利标准和环境标准。当然，对本身具有国家特征的、由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来说，只有通过平衡生活状况同时做到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一体化，它才能发挥更大的调控能力。必须像瑞典人和葡萄牙人、德国人和希腊人表示愿意互助那样，把迄今只限于民族国家的公民互助推广到这种联盟的全体公民。只有这样，才有望在他们中间实行统一的最低工资，乃至为个人的生活计划和各种集体的生活形式创造同等的条件。11

即使这样一种体制，充其量也只会由于其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的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建立较大的政治共同体固然会结成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防御性联盟，但是它改变不了经济基地竞争的模式，也不会自动地使适应跨国性世界经济体系的方针转向企图从政治上对该体系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的方针。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政治联盟是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面前弥补政策

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新的跨国体制的形成都会使政治行动者的数量减少，使由少数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即有合作能力的行动者组成的圈子得到充实，后者据说能够就执行框架条件达成协议。12这种合作能够使所有参与者比在无规定或自行其是的情况下更好地行事。在这方面，人们长期以来所讨论的对投机利润的征税（即所谓的托宾税）便是个很好的例证。由于世界政治体系--尽管拥有跨国性的机构--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大量战略行动者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支配，所以迄今连这样一种明显符合各有关政府共同利益而且简便易行的协议都未能达成。

要在下述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设想上达成一致就更为艰难：这种世界经济秩序不仅要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补充跨国性的市场流通，而且要引进世界范围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抽象地、纯主观地讲，尽管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跨国性的机构--但是在跨国机构的层面上，尚缺少一种能把受市场调节的跨国流通所造成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的政治合作模式。虽然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180个主权国家借助一个庞大的机构网络相互交织在一起，13 约有350个政府组织--其中一半以上成立于1960年以后--在履行经济、社会和保障和平的职能，但是它们过于弱小，不能作出有政治约束力的决策，也无法在经济、社会保障或生态方面履行调节职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全球福利体制"似乎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过于热切的观念。这一点也适用于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它们不像系统论那样通过基本概念的选择排除对复杂的社会本身进行自觉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无人愿意追随乌托邦，在所有乌托邦的能量似乎已经耗尽的今天尤其如此。14由于未做切实的社会学努力，关于弥补市场的政策观念迄今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计划"。要做到这一点，在政治意志构成方面至少要形成合适的机制的雏形，在政策性的世界经济秩序方面，要形成一个为所有参与者所期待的利益均衡模式。

如果说这种计划要在各国及其国民现有的利益基础上取得合法性，并由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实现，那么社会学的保留态度就是有根据的。在参差不齐的世界社会中，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将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缺少跨国性意志构成的制度化程序时，上述观点才符合实情，这些制度化程序会迫使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不得不更加关注"全球政府"的观点。

不仅限于经济方式的全球化过程将使我们逐渐接受另一种观点，使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社会舞台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通讯和交通的加速和日益频繁正在缩短时空的距离，而市场的扩张却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即使从中期来看，日益变小的世界已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的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从事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生产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15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把社会代价转嫁给劳动大众中的"多余者"的做法还能实行多久？

毫无疑问，只有当各国政府在其争取支持和重新当选的民族国家舞台上不再被视为独立的行动者时，它们才会接受制止上述外化行为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人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在共生于广阔地域的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中，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的意识。只有借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的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改变，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只要国民出于可以理解的自我利益的原因尚未赞同这种意识转变，就不能指望执政的首脑人物实现这种由"国际关系"转向跨国性世界内部政策的观念转变。

和平主义意识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经历了两次野蛮战争之后，和平主义意识得到公众的认同，并--从直接参战国出发--传播到许多国家。我们知道，这种意识转变根本未能阻止其他地区的局部战争和大量的国内战争。但是，受意识转变的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文化晴雨表终归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致谴责侵略战争和反人道罪行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获得了公认的国际公约那种规范性的软约束力。然而，对于用来解决全球问题的、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实践和规则的制度化来说，这还不够。在这里，我们看到那种已经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即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然而，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

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现。因此，联合国大会充其量像个众议院绝非偶然。然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景如何呢？合理利己主义者的合作能力在全球层面上也同样解决不了霍布斯关于如何稳定社会行为预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国民已先行转变了的价值取向的响应和支持，即使在政治首脑人物本来能够倡导制度创新的社会中，也无法实现制度创新。因此，这类"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即超越国界的市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不管怎样说，必须重新形成对全球化市场的政治调控能力的思想使我们注意到，政治组织的合作能力与世界公民互助的新一体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

一种社会学如果总是把"社会"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即把它视作民族国家的社会，那么它在遇到像"世界社会"这样的政治结构如此脆弱的组织时，就会陷于思维的困境。16

然而，为什么社会科学迟迟不去讨论这样一种前景，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目前，社会科学绝对没有忽略经济全球化的惊人事实和联系，17但是只有少数社会学家愿意用自己的现实判断来告诫广大公众。18这里缺少的不是判断，需要解释的是人们对关注跨国性世界内部政策这条依然艰难的道路的观点何以持冷漠态度。为了按"世界公民的意愿"策划共同利益以及为了建立"全球福利体制"，人们需要一些制度和程序。为什么研究这些制度和程序现在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我认为，放弃了理论批判的社会理论再也无法胜任这方面的内容，尽管"反思的现代化"的判断主张，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也必须加以继续引导。

在清理西方理性主义基础的理性批判方面，海德格尔是位关键人物，这种理性批判的目的仅仅在于重新玄化。在康德乃至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理性的辩证自我批判试图弄清西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而海德格尔则坚持一种关联性的理性批判，指出自我掩蔽的主体理性那种虚妄的自负。海德格尔式的理性批判似乎想从内部揭示毫无根基的、抽象的自我理解的局部起源背景，打破理性的偶像，从而重建新的泰然境界。现代性的信仰者应当重新学会在虔诚的期待中向未卜的存在命运屈服。然而，这种"末日式的关怀"有类似于传统社会的神秘的命定论之嫌。因此，与批判式的社会理论相比，从这个源头发展起来的文化批判更难解释行将终结的20世纪的现实，尽管它指责批判式的社会理论的钝化。

正如以前的"现代"启蒙批判家一样，"后现代"的追随者也把海德格尔派视为颓废者、被抛弃者、不被认同者、受排斥者和异己者，即持异见的异类。后现代的追随者一再对抽象的普遍性和包容式的总体性持保留态度--这种总体性断然超越差异，铲除小圈子和局部的顽固的特殊性。借助这种方式，他们强化对不受监督的庞大官僚体制扩张的不信任感--这种扩张以建立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计划甚至以实行世界内部政策的计划相要挟。此外，后现代的启蒙批判家还共同反对启蒙本身，即也反对当时试图以辩证的方式阐释自我界限的启蒙。他们不仅批评在自我反思、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的行动中对"自我"的占有式的、个体主义的错误理解，也批评对现代性的规范性理解本身。他们不仅放弃了意识哲学和历史神学，也放弃了现代精神。

后现代主义的目标在于思维转变，把社会从过于关心未来、关心过早预期的未来状况的集体责任压力下解脱出来。它主张，"控制的领域"应从不堪重负的个人和政治共同体转向纷乱的偶然性、变化无常和极度复杂的状况以及网络化的第二自然；一旦形成对现代性的规范性的自我理解，社会以民主形式组织起来自觉地对自身施加影响的观念便应当（亦将）消亡。然而，就出自依然如故的思想渊源的社会现代性而言，其无动于衷地继续进展的趋势却反对这种期待。如果人们接受以"反思的现代化"为关键词的描述，19那么就会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的结构和基本条件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它的文化潜力却保持不动，凝结于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这些思想中的价值取向甚至更加清晰。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

安·吉登斯用两段话引进"反思的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从这种看法出发，他认为："我们并未进人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20如果对第一段话做这样的理解，即现代社会在两个方面都走到尽头并且"反思性地"或反身性地感受和探讨这种困境，那么可以看出这两段话是前后相承的。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也是依靠前现代遗产的储备才得以维持，因此乌·贝克提出"半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的观点。21这只能采取"反思性的"途径，因为解决社会现代化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社会现代化本身的能力。

当然，对"反思性"既可以从系统机制"自我调整"（卢曼）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从集体行动者的"自我反思"，即自我感觉和自我作用的意义上理解。前一种反思性的例证是通过市场经济手段解决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后一种反思性即自我反思的例证应当是通过对全球化市场的框架条件施加政治影响的方式补充全球化市场。由于高度专门化的子系统的功能分化不断"进展"，系统论主张通过反思性的机制达到自愈。但这种设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社会子系统看不到它所引起的外在代价。出于这种考虑，C．奥菲接受了阿多尔诺的一个思想："显然，部分的现代化有损于整体的现代性。正是由于子系统对未来的开放性及其加速创新的局部合理性，社会本身似乎再也无法把它的未来当作计划来设计，或者仅仅规定基本的期望值。"22因此，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

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继续引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提出一种"计划的宏大模式"来与系统和网络的"自生自长的、毫无目的的"适应模式相对抗。23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解除国家的互助共同体关系把个人释放出来，使他们进入不受调控的世界市场的"自然狩猎区"。这种观念同已经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日观念在一种基本设想上是一致的，即两者都放弃了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都认为后现代的主张将导致宿命论以新的形式传播开来--这种宿命论曾是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然而我们能想象，应作为或多或少合理的利己主义者驾驭自己的个人命运的主体，会对集体命运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吗？

宿命论式的意识转变--无论它是由系统论引起的还是由存在史引起的--无法同生活领域中日益进展的合理化协调一致。从涂尔干、韦伯直到帕森斯，传统的社会理论都指出现代社会意识状况中具有越来越多的反思性。在对已经变得可选择的传统的不断修正方面，多元件的文化陷于诠释学矛盾的困境；现有的制度遇到道德合法化的压力，以致合法性的制度日益依赖于论证和确立规范的民主程序；而陷于决策选择多样化困境的个人也不得不保持高度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自我稳定。23反思的现代化不会制止，更不会扭转这种非传统化的、价值更新的和个体化的趋势，相反只会突出和加快这种趋势。如果上述观点符合实际，那么一方面是这种逐渐明朗化的规范性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是政治无法通过全球体系来完成制止生活领域失控的任务的经验，在这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

注释：

1、1997年9月 25日在奥斯陆大学威廉·欧伯特讲座做的报告。

2、 W．海特迈尔：《社会因何分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7年版。

3、尼·卢曼：《超越野蛮），载于M．米勒、H．赛夫纳编：《现代性与野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6年版，第 219-230页。

4、拉·达伦多夫（在《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杂志》1996年第9期上）把这种做法称为自相矛盾之举："问题在于要把三个本来无法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硬捏到一起，即第一，要在世界经济的风浪中维持并强化竞争力；第二，同时不能牺牲社会团结和互助；第三，要在自由社会的条件下并通过它的制度来做到这一切。"

5、我获准阅读了下列手稿，在此表示感谢：C．奥菲：（不稳定性与劳动市场。关于可供选择的政策性对策的中期评估）（手稿写于1997年）；J．耐耶尔、M．泽莱布一凯泽：（转变经济），载于《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力的再商品化》，不来梅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1995年第16期；H．威森塔尔：《全球化。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一个未知领域的协作》（手稿写于1995年）。

6、参见J．佩拉顿等：《经济的全球化》，载于乌·贝克编：《全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136页。

7、 J．耐耶尔：《全球市场与地域国家》，载于《国际关系杂志》1995年第2期；《没有国界的竞争》，马堡1996年版。

8、弗·沙尔普夫：《德国政策的困境》，载于《法兰克福汇报》1997年6月 5日第35版。

9、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剑桥1995年版。

10、W．斯特里克；《新唯意志论：一种新的欧洲社会福利政策体制？》，载于《欧洲法学杂志》1995年第1卷第1期第l-59页。

11、哈贝马斯：《兼容他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版，第3章，第　128--191页。

12、A．高兹也用这一论据来论证欧洲货币联盟的必要性。参见《法兰克福汇报》，1997年8月 1日，第35版。

13、D．森哈斯：《国际体系中的相互依赖》，载于G．克莱尔、H．米勒编：《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与冲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4年版，第190-222页。

14、当然，我不认为我在1985年所下的论断因苏联发生未曾料到的剧变而失效。参见哈贝马斯：《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耗竭》，载于哈贝马斯：《新的不透明性》，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141-163页；哈贝马斯：《有待弥补的革命与左翼的修正要求》，载于哈贝马斯：《有待弥补的革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79-204页。

15、乌·贝克：《解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版。

16、安·吉登斯：《现代性的结果》，剑桥1990年版。

17、H．维尔克：《国家的超级幻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7年版。

18、直到帕森斯为止，经典社会学理论都主张把社会学分析同时代判断的要求联系起来。这种社会学理论显然已被放弃。人们试图重新作出时代判断，以便不把这个领域留给思想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后现代判断。这些尝试是对目前这方面所存在的明显欠缺的反应。参见米勒、赛夫纳所编《现代性与野蛮》一书的前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版，第9-27页）。

19、乌·贝克：《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版；乌·贝克、安·吉登斯、斯·拉希：《反思的现代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版。

20、安·吉登斯：《现代性的结果》，剑桥1990年版。

21、乌·贝克、安·吉登斯、斯·拉希：《反思的现代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版，第56页及以后几页。亦可参见乌·贝克的《风险社会》的第2部分。

22、 C奥菲：《零方案的乌托邦》，载于J．贝格尔编：《社会世界》（增刊第4卷），格丁根1986年版，第106页。

23、H．维尔克：《国家的超级幻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

2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理论》，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版，第212-223页。

《全球化与政治》，【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