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它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
字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推动力的经济形态。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变，带来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解释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现象新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着重研究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应用场景、规范和治理等内容，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范围。
从工业经济时代转向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经济体系新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迅速跻身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前列，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11年间扩张了4.8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伴随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方面。
生产力的新变化。数字经济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加速发展，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塑造了经济新形态。传统经济以生产活动为中心，资源配置的核心在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效率是核心目标。数字经济则以研发和服务为中心，更加注重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数字化、网络化创新平台突破了传统创新活动中消费者和研发者信息分割的情况，促使企业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更加强调通过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数据要素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不断驱动中产生价值增量。
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界限变得模糊，劳动关系的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是不断出现新兴组织模式、新型市场形态以及新型治理模式；二是客户、伙伴、云服务厂商形成共生共赢的关系，促进了组织平台化和资源共享化；三是数智化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生产关系向以人机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产关系演进，表现为“人—机”“机—机”和“人—机—人”等。
生产方式的新变化。数字化生产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互联，实现消费链、供应链智能互联，实现消费者和服务者智能互联，从而能够依据供求关系快速组织生产能力、快速做出产品。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基石，摒弃了传统经济形态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效率化、层次化的特点，更多地追求网络化、个性化、速度化。数字经济将数据作为基础要素，通过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显示，产生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作为直接消费品或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再次进入经济体系，在向实体经济渗透的过程中迅速提高生产效率。
经济体系新的变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学是用来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的，数字经济时代经济体系新的变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需要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畴。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把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为此，除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还应划分出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并确立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的换算原则，以充分肯定创造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创造性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其次，数字经济创造出大量新型资产——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尤其是重资产相比，数据资产无形、可移动，不仅更“轻”，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再次，与传统商品不同，数字产品具有高附加值、边际成本趋于零等特征，被消费的数字产品通常是某种功能或作用，而不是有形的实物。人工智能产品与传统商品也不同，传统商品可以被单独消费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则需要使用并融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和服务，才能提供相应的功能。最后，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创造性结合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一步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能力。因此数字经济研究需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这一范畴，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二是需要创新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能力。生产力受多因素影响且动态变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系统正在发生质态变革。一方面，信息、数据、知识和技术等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教育、科技、创造性劳动等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和完善生产力理论中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另一方面，数字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它以数字技术为支柱，以数字产业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的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创新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亟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新的生产要素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所进行的创新组合纳入进来。
三是需要创新和发展生产关系理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应和解释。首先，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逐渐趋向广泛化、网络化、平等化、智能化。网络化生产是基于现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的分工合作型生产模式，跨越时间、空间，实现从生产资料、生产设计、产品制造、产品管理以及产品流通的分工合作，将串联型的生产过程变为并列型的生产过程。互联网发展使生产组织的关系更加平等，生产活动的主导权逐渐转向掌握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生产组织之间愈加呈现出平等共赢的合作关系。其次，交换关系逐渐多样化、虚拟化。交换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市场，而更多地趋向于网络化、平台化、虚拟化。商家依赖网络交易平台推广商品、提供购物指导和售后服务；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快速收集目标商品的信息，在众多商品中选择质优价廉的商品自助形成订单，并通过与物流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完成交换行为。互联网市场的交易方式日益突破时间、空间约束，将多样化的商品信息通过交易平台呈现给消费者，对传统交换模式产生强烈冲击。再次，分配关系更加多元化，人们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取得收入的渠道也更多，形成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最后，居民消费需求逐渐从温饱转向追求品质效率，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更加关注产品性能、购物效率、健康环保等因素，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产业带动了新的消费方式，数字化操控、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为生产链条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小规模、个性化和定制化转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大众型消费，愈来愈追求体现个人特色的个性化消费。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发展、更好回答数字经济的时代之问指明了方向。
从经济思想史的演进看，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经济形态的变革，从而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第一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机械化的劳动手段，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了电气化的劳动手段，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了信息化的劳动手段。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进入到智能化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直面诸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经济现象，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基础理论的创新方向。数字经济没有改变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仍然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几个基本环节。但数字经济以新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价值理论、财富理论、生产力理论、商品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以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价值创造、价值形成和价值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高端生产要素、创新、知识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劳动价值理论。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富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积极变化，信息财富、知识财富、数据财富的地位日益突出，为此，应把数据财富、信息财富和知识财富等纳入财富范畴，重视研究数据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方向。数字经济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强对数字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数字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以发展数字生产力为研究重点。同时，注重研究以人机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产关系、以虚实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交换关系、以多元差异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分配关系，以绿色共享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消费关系。
研究方法的创新取向。数字经济时代，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现实素材，也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要求。一方面，需要在科学抽象法的基础上，采取经验归纳法、案例分析方法等，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案例，形成新概念、建立新范畴、归纳新理论。另一方面，完善统计方法和统计体系。研究制定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改进数字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完善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为加强数字经济统计数据在经济形势分析以及预测、预判、预警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依据。
（作者：任保平，系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