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中国奇迹；党的领导；国家能力；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①“两大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做出的重大判断(许宝健和石伟，2020)。中国奇迹成为国际范围内讨论的重大课题，中国奇迹因此被称为“中国之谜”“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正确认识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两大奇迹”及其蕴含的逻辑，关系到在新的百年坚持和完善中国道路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两大奇迹”的形成逻辑，在总结 “两大奇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新的百年续写“两大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一、中国“两大奇迹”的典型事实及其原因分析
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百年奋斗创造了“两大奇迹”。然而，奇迹是不可能发生或者很难发生的事情。百年来党的历史成就超出了常规思维的判断和通常能达到的程度，在经济方面创造了大规模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社会领域经受住了诸多考验，形成长期稳定发展，因而被称为奇迹。这“两大奇迹”的典型事实表现在：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日益衰败，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下降。依据安格斯·麦迪森(2008)估算，从1840年到1950年，中国GDP从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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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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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欧洲提高了4倍、美国提高了8倍的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却下降了。194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足5%；国民总收入按当年汇率折合239亿美元，按5.4亿人口计算，人均44.26美元，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20、英国的1/11、法国的1/6(巨力，2019)。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个奇迹。“两个奇迹”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在1952年的GDP总量只有679.1亿元，人均GDP只有119元；到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3650亿元，人均GDP达到382元；2020年我国GDP总量为101万多亿元，人均GDP为72447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GDP增长了1496倍，人均GDP增长了608.8倍。改革开放40多年间，GDP增长了278.35倍，人均GDP增长了189.65倍，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30%左右。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坚持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坚强领导，把社会稳定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注意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积极化解发展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坚持注重在实践中把握实现社会稳定的科学方法。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梁秋燕，2009)，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考验，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成功应对了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几亿人摆脱贫困，为人类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打破了“亨廷顿悖论”，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从贫困到富强、综合国力从落后衰败到不断强盛、国际地位从任人宰割到屹立世界东方的巨变。
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两大奇迹”的原因，学术界对其有多种解释。其中，主流认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直接成因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孟继民， 2014)。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改革开放是如何影响“两个奇迹”的，这又需要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两大奇迹”形成的关键原因是：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确立的，它为中国“两大奇迹”的创造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快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建立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多层次大范围的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改变了长期封闭状态。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重要地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为社会长期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思想指引力，为“两大奇迹”形成提供了思想保证。毛泽东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革命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了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指引了实现科学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领导明确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和原则，领导进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方法的创新。围绕着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相继制定并实施相应政策和制度措施，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四是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各级各类组织共同参与所形成的合力。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和“人民智慧”，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通过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社会领域，坚持改善民生，不断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稳定。
二、中国“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
中国历时40多年、平均高达9.4%、且相对标准差低于30%的经济增长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速度最高且最为稳定的经济增长，超过英国工业革命、东亚经济奇迹与印度起飞等所有经济增长奇迹(廖群，2019)。学术界对中国奇迹解释有几类：第一类是全球化论，把中国奇迹归因于经济全球化，认为中国奇迹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第二类是内部改革论，把中国奇迹归因于内部改革的重要性，改革带来的体制活力推动形成了中国奇迹；第三类是要素决定论，认为中国奇迹来自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主要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第四类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中国奇迹主要来自包括所有制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企业制度、贸易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变革，以及由制度变革带来的激励结构调整。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奇迹进行了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看法都没有明确回答中国“两大奇迹”深层次的机制，都没有完全说清中国“两大奇迹”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这就需要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思考中国“两大奇迹”的形成逻辑。
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通过国家、政府、规划和公共政策这些上层建筑层面的政治因素推动，是中国“两大奇迹”形成的原因，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实现了从国家与革命到国家与发展的转变，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在这一转型中，党领导下的竞争性政府的市场创造和开发能力促进了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大规模市场的引致力量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形成了中国“两大奇迹”，中国“两大奇迹”遵循国家与市场共同演进的逻辑，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经济发展遵循国家与市场共同演进的原则，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我国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市场规模由国家能力来开发。而我国国家能力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党领导下开发的国家能力创造了大规模市场、引发了工业化，以工业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遵循国家能力与市场创造相结合的规律，产生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因此，中国“两大奇迹”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开发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而形成的。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要进行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发，以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形成。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市场规模引发规模经济，大市场开发促进了一些部门的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个别部门的规模化生产带来了其他部门的规模化需求。在分工的机制作用与联系效应推动下，全社会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都采取规模化生产，由此产生规模化效应。规模化生产推动了原材料、中间产品、各种机器以及能源动力、通讯、各种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进一步形成规模经济。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规模化市场开发是通过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来实现的；而在中国“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则通过党领导下的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来实现市场开发和市场规模的创造，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推动了市场开发和市场规模，导致生产过程的规模经济。在“两大奇迹”的形成过程中，规模化生产不仅促进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且推动建立了有组织的运输、商业、信用系统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持系统。
西方国家的支持系统和基础设施是通过资本力量来实现的，而中国“两大奇迹”形成过程中的支持系统是由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建的。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国家工业化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系统。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国家的规模化市场创造能力推动了支持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为“两大奇迹”的形成建立了完整的基础设施支持系统：一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建的大市场刺激了工业化和商业化，增加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把农村人员整合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农民工，为规模生产过程培育了规模化的市场，在工业化的实践中，培育了企业家和技术工人。二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建的大市场引发了规模化生产方式。迅速增加的生产力和制造业的规模化产能，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去建立有组织的运输、商业和信用系统(任保平，2020)，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创造了国内市场、开发了国际市场，以吸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原材料的供应。三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建的大市场引发的规模化生产，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营销系统、原材料供应系统和工业供应链系统。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大规模市场加速了规模化生产，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引发的规模化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力与制造业产能的迅速增加，迫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开辟广阔的国际市场，通过国际市场吸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寻找国际市场以销售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中国制造”，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各类资本和资源。
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建的大市场引发了中国工业化，工业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多样化消费的形成，又为中国长期稳定的社会奇迹奠定了经济基础，并进一步形成了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国奇迹”。因此，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开发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中国“两大奇迹”。在党的百年奋斗过程中，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创造规模化的大市场，制定市场开发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战略，在规模化大生产与规模化大市场的结合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三、中国“两大奇迹”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
中国“两大奇迹”来自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提升开发了大市场，国家能力为经济发展奠定制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能力。因此，中国“两大奇迹”主要在于党领导下的国家市场开发能力，在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奇迹。依据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国“两大奇迹”创造的历史经验在于：
1.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开发。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而进行经济调控与管理、社会控制与治理的能力，并运用这些能力对经济运行与发展进行调控、对社会进行治理、推动创新、应对外部竞争与挑战能力的总称。具体是指国家宏观管控、社会发展、社会活力营造与对外安全防控的能力。国家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从社会积聚资源并转化为可运用力量的能力和水平，国家能力包括战略能力、市场开发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监管能力、再分配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百年来党带领人民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发展道路，推动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能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培育的强大国家能力是两大奇迹形成的重要动力。国家能力推动了多层次的经济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工业化由国家一元工业化向国家工业化与民间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的二元工业化转型；城市化由一元城市化向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相结合的二元城市化转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型，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多层次的经济转型形成了新的增长机制、动力机制和增长空间(任保平和刘丽，2008)，引起要素向有效率的方向流动，导致了快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协同互补。中国政府架构具有特殊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的特殊作用。中央政府的职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制定、进行宏观调控、实施对外开放，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核心，代表着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职能是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通过控制公共财政资源来主导本地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制定地区发展机制、招商引资，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在我国“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处理好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互补。中央政府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全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和服务。地方政府虽然代表局部利益，但是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既履行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执行，又对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施管理，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3.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力量。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和导向性的总体性安排，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是党领导国家能力提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通过制定各领域发展规划，形成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路和制度，确保目标和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发展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快速增长和稳定发展的最安全、最直接的捷径被广泛地接受。发展规划的编制已经成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工具(杨伟民等，2019)。国家规划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把社会共识凝结成国家意志，引导资源配置，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克服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为实现经济持续而高速增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和管理机制。在发展规划基础上建立的综合性发展政策框架，在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两大奇迹”的形成中，促进了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规划的目标和内容必须符合发展的原则，促进市场的作用发挥，明确发展规划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在理念方面，把国家发展的基点放在发展的第一要务上。
4.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引导。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国主要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这种政策模式集中全国力量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主导产业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新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世界范围内对标产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产业政策实现了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普惠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在产业发展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引导是 “两大奇迹”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目标从规模扩张式的数量型发展转向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质量型产业发展方式。以创新研发和技术进步为核心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二是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强化创新驱动。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围绕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现代化，进一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三是普惠性的产业政策保障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经济的发展。
四、第二个百年奇迹续写与高质量发展新奇迹创造的展望
依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创造了“两大奇迹”，如何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大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成为理论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新的百年征程中，我们续写“两大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继续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走向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中，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坚持以下五个方面。
1.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围绕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要求，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奇迹从数量奇迹向质量奇迹的转变：一是要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正确判断是制定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的依据，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决定了我国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发展大势做出了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并对自身发展做出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依据这一判断，在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的过程中，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二是要科学把握国情。科学把握国情是百年大党领导大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对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国情的认识是比较全面和充分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国情认识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三是准确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是有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不同，从而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战略不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标志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从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出发，明确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的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进一步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2.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两个奇迹”的形成，得益于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发了大市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前两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被提了出来。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征程中，要实现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从低水平市场经济到高水平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中，实现从启动市场到创造市场、从市场经济监管走向市场经济治理、从市场经济份额到市场经济空间、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到完善信用体系、从调控市场经济到调控市场经济保障的转型。二是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扩大内需。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中，以高水平的需求引致高水平的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推动中国奇迹从数量增长奇迹转向高质量发展奇迹。三是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在第二个百年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过程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调动市场主体参与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明确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限定政府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活动范围和行为界限，推动规范经济秩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3.以国家能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两个奇迹”的形成是在传统增长体系背景下形成的，由于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以及国内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培育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国家能力重塑高质量发展奇迹的增长体系。一是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包括：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传统产业改造、新产业的成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的扩大和人力资本提升，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增长要素体系是依据这些来源构建的，这些增长来源所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不相同，但条件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充分释放其中的潜在增长率，是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关键。二是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战略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体系包括质量变革战略、效率变革战略、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产业升级战略、绿色转型战略。效率变革战略是完善产权保护，建立稳定的法制保障环境，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不仅在提升收入分配，更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点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生活、医疗、教育条件，提高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水准。产业升级战略是推动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及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要增强新发展阶段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开放自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战略是提升对绿色发展的理解，推动生态资本度量、核算和交易，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机制。
4.充分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充分释放我国潜在的市场需求，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把经济发展的重点环节由生产转向消费，以高质量需求推动高质量供给，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在第二个百年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具体要求是：第一，以优化经济结构为主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提升企业素质和企业创新能力。把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和水平，使我国产业结构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第二，以质量和效率双轮驱动。把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相结合，实施质量和效率双轮驱动，提高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附加价值。第三，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推进国内市场大循环，打破区域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障碍，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痛点和堵点。推动产业兼并重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大循环，为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建立统一大市场条件。第四，实现国内市场的循环。降低国内的行业和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开放度，提高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推动国内市场循环，让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内市场上顺畅地循环流通。第五，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把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供给优势，推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技术创新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和壮大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改善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在续写“两个奇迹”的基础上，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需求质量，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把提高内需的质量和水平作为新百年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续写“两个奇迹”、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需要依赖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为此，经济发展模式要由传统的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以人的发展为目的，通过人的发展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高质量发展新奇迹创造的模式基础。从目的上来看，高质量发展新奇迹的创造要以人为本，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更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从内容上来看，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要把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把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统一，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到高质量发展奇迹创造的各个环节。要把生态、环境等多项指标纳入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之中。从特征上来看，要使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空间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实现代际均衡，着力创造适合人类自然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形成收益共享机制。增加劳动报酬，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适应创新性经济的发展，鼓励创造性劳动和创新活动的开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规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以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对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扩大、低收入有提高的收入分配新格局。促进共享发展，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英]安格斯·麦迪森，2008：《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巨力，2019：《从三个历史节点看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求是》第20期。
梁秋燕，2009：《当代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思路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10期。廖群，2019：《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成因追踪》，北京：东方出版社。
孟继民，2014：《感悟中国经济奇迹》，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任保平，2020：《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范式与理论框架》，《经济学家》第7期。
任保平、刘丽，2008：《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描述、界定与理论解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许宝健、石伟，2020：《“两大奇迹”的制度解码》，《经济日报》，2020-01-07。
杨伟民等，2019：《新中国发展规划7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任保平，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