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表述的生成可以理解为由模糊的动议发展成中共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概念生成史。在中共话语内，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多词混杂的状态，最终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具有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此过程中，中共既坚守自身理念，又因应时势，与多方互动博弈，调适自身意识形态，最终谋定抗战方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阵线; 联合战线; 民族战线; 词汇竞争;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一直是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多从政策形成、政策实践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角度展开论述1，实际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实用策略推行全党之前，基本承载了抗战前期中共合法性论说的基础，其理论地位不可小觑。此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2。一段时间内，这些词汇同时活跃于中国的言论舞台。那么，这些有争议的词汇最终是如何被选择的?为什么这样选择?这其中既有思想的逐步厘清，也有话语的暂时妥协。本文借用语言学中“词汇竞争”1(lexical competition)的概念框架考察1936年至1937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表述的生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混杂的表述:“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近代以来伴随西潮涌入，大量新词浸入人们的语言。特定的主张与观念往往浓缩为几个具有标识性的词汇直接参与政治动员，政治实践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补充且修正了这些词汇的原有表意。名词作为复杂观念的简化表述、系统思想的抽象提炼，在革命与运动的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准确且有标识性的政治词汇往往直接反映政党的主张。因此，政党与政治人物对重要的政治表述往往慎之又慎，中共的表现尤为突出。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主张团结抗战的方案却出现多种表述混杂共存的局面，此点值得关注。
1935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共对大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左”的关门主义作了调整。1935年10月，党在秘密指示信中确认了“统一战线是抗战反蒋的总策略”2。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时对业已发生转变的革命话语作了总结，指出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目前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3。策略既已调整，但国内革命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
同一时期，党内文告混杂使用“人民统一战线”“抗日人民阵线”4“人民阵线”5等口号;而在公开发言特别是当论及与党外势力合作时，“联合战线”则成为中共的一般性表述6。中央层面尚且如此，地方刊物的表述更加多样。1936年7月，《新宇宙》杂志刊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专号，刊发文章同样混杂使用“抗日反帝战线”“民族战线”“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等各式表述。照常理，已明确主题的专号，为保证不同作者就一个问题集中讨论，需规范表述以确保讨论对象的一致性。这种情况或可说明，作者间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编辑注意到此点后，仅在目录中将文章标题的“联合战线”改为“统一战线”7，其他仍作保留，更是默认对此问题尚无定论。
此外，上述口号还被其他势力多方运用。李公朴强调中国的战争必须由“广大的人民阵线”集体发力，应当迅速缔结一个“全民族阵线”8。1936年6月，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与广东的陈济棠等部以“抗日救国”名义，发动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变，提出“不分党派、联合抗日”9。同月25日，陈铭枢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呼吁全国民众应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展开斗争10。与民主人士、部分地方实力派不同，陶希圣则认为，尽管现有“联合”的口号比过去“分化”“斗争”好，但不要以“求分化的手段唱团结”，不能以“联合或团结的口号”，“作迷惑众人的魔力”11。总之，这一时期，团结御侮成为最大公约数，而具体的抗战方案却交相竞争，各类表述几乎充斥了整个舆论界。
实际上，“人民阵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同时并存且被多方使用，不是一种随意的偶然。人们通过语言思考，有区分度的语词反映的是观念的清晰，而混杂的表述往往展现了语义的飘忽不定与所指边界的动荡。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内涵相近的词汇，说明时势不定、共识未成，不同表述仍有各自存续的空间与必要;而使用者择一而用，说明人们已有意无意对不同表述作过初步区分。而中共这样一个对自身的理念、口号、标语有着高度觉知的政党，何以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表述模糊?
首先，这与统一战线自身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事实上，统一战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学说被提出。一般认为，《共产党宣言》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志着该主张突破了原有简单的联盟思想，具有了无产阶级理论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也由此诞生。然而，世界革命的理想与现实弱小的革命力量间的矛盾，既意味着统一战线因其“策略性”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革命斗争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也决定了只有在复杂的情境下和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该学说才能不断发展、日臻成熟。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为统一战线的实践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其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然而，大原则的提出也给这一政策的具体操作留下诸多空白。联合谁、对抗谁，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对象与内涵。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统一战线在执行过程中展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也往往极具争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下开展，统一战线需要处理的局势愈发复杂。因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往往刻意模糊各派政策差异，而在联合其他力量以达成斗争任务时，它也常因敌我不分导致革命事业受挫。大革命的失败即是一例。因此，当1935年共产国际再度调整政策时，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尺度拿捏更为谨慎。
其次，混杂的表述与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主张有关。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之一便是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为了战胜法西斯，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组成巩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proletarian united front)，与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将全体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a wide anti-fascist People’s Front)，这一“人民阵线”应该包括“劳动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为阻止法西斯势力的蔓延，还应该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 against Imerialism)。12显然，不同的阵线有不同的范围与任务。实际上，共产国际七大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不是其倡导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已展开，而是进一步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主张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包括自由派、中间派、反法西斯的保守派等力量的广泛的“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13日，当被问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关系时，季米特洛夫指出:二者在实际斗争中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相互交织又相互转化，原则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以能进一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3。在共产国际看来，“人民阵线”是“统一战线”待发展的进阶版，二者相互交织，这就为统一战线运用于中国实践时生发出多种表述埋下伏笔。
共产国际七大后，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随之变动，国内多种方案竞出，“‘人民阵线’、‘国民阵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闹得轰轰烈烈”14。由此便出现了前文所提多个词汇混杂并存的局面。而“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内部既已使用，又未能终结其他相近的表述，至少说明在实际运作中，具体以何种方式组织抗战、如何与其他势力共处，中共还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方案，更未达成贯穿全党的一致主张。
二、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
新词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存方案的某种不满。但新词的引入只是开始，一个语词最终落地仍有待经历与其他相近词汇的竞争，以及为争取认同和稳定意涵开展的辨识与澄清，而这一切都将在话语的具体实践中一决高下。
共产国际七大后，1936年5月，法国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很快，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也获胜上台。“人民阵线”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鼓舞了国内各派联合抗战的信心。《救国时报》发表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章，高度评价西班牙“人民阵线”诞生后取得的胜利，称西班牙的经验说明“只有人民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同时指出，中共此前已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团结抗战以挽救中国，全中国的人民及一切党派应如加入“人民阵线”的西班牙各党派一样，与中共一道共同抗战15。由此，“人民阵线”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扩展，被适时引入国内16，意在打破原有的党派之争与“关门主义”，因而被广泛讨论，影响日见显著。
在中文语境下，People的中文翻译候选项有“人民”“国民”，而“国民”很快被主流舆论界剔除。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便指出，目前国内只有阶级，“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17。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因成为反动阵营的主张受到批判18，加之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国民阵线”又因指代法西斯阵营而遭到贬斥。照此，“人民阵线”理应成为“People’s Front”较为妥当的翻译，但这一跨语际行动并不如设想般顺利。
这与“人民”长期以来参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关19。如果一个思想体系中空缺包含这一层面意思的“概念”，一般意味着这个体系从未将之仔细思考。长久以来中国民众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主体称谓的确立实际表征了群体身份意识的觉醒。“人民”一经提出便用以指代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具有“反政府”“反官僚”的倾向20。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曾因“人民”一词模糊了人群差异，批判其不如“工农”此类称呼清晰。而列宁对“无产阶级人民”21概念的创造又为其在中共理论中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中共早期，“人民”将资产阶级纳入其中。随着半殖民地民族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被压迫地区的民族实际作为“无产阶级民族”也兼有了阶级性、革命性22。中共二大决议规定，“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而敌人是指“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23。这样，外部的帝国主义与内部“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官僚既是与“人民”相对立的群体，也是“民族”的敌人。“民族”与“人民”变得互可通约。
大革命失败之后，各阶级间的差异被再度强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较少被单独使用，而是换以“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群体”等称呼，资产阶级显然不包括在内。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人民”的阶级性被进一步强化。苏维埃既然是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理论上已经消除“国家里政府和人民相互对立的现象”24，因而多数权力机构以“人民”命名，如“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等。这一时期，“人民”被高频反复使用，业已成为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语词。
一方面，“人民”的意涵被逐渐革命化、阶级化;另一方面，语词又被多方运用，似乎使用“人民”、声称代表“人民”便具有正当性。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起事反对蒋介石，并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口号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25。这一政权的成立及宣言的发布随即遭到中共的批判。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批判这一政府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革命”的，不过是利用“好听的名词”来欺骗民众26。针对他们建立的“生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指出，所谓的“生产人民”显然包含了资本家与地主，“人民”自然是虚伪的27。语词一旦被多方使用，词义便较易被篡改，导致语词边界不清，标识模糊。中共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批判，实际上是在维护“人民”的边界，强化其革命性与阶级性。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在主张团结抗战的同时逐渐扩大了“人民”所指。1935年10月，中共党内秘密指示信认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这些“人民”，尽管阶级利益不一致，参加革命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若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同一时期，“人民”被用以泛指“全国人民”。是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解释这一改变的原因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虽然原来的口号就包括这个意义，但是日本的侵略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都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他还提出，现在的政府应该在过去“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8显然，这里的“人民”是“工农”的扩大，包括一切愿意参与民族革命的成分，包括除“民族”对立面“汉奸”“卖国贼”之外的所有人。这里的“人民”再次与“民族”的意涵近乎一致。
在中共看来，既然“人民”与“民族”相似，对“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也无必要作更多区分。正如在欧洲“人民阵线”是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扩展，中共也基本将“人民阵线”等同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广泛同盟，与“民族统一战线”并无二致。这一时期多数文件除提倡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外，同时以“人民阵线”作专门表述。1936年4月5日，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苏维埃政府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为口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9。在给国民党、青年党等各党派的公开宣言中，中共中央也主张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的人民阵线”30。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仍要求各级党部组建“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以联合各党各派31。这一时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人民阵线”与“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等同使用。
但是，自大革命以来，“人民”一词被不断阶级化，当再意图与“民族”混用时便遭遇困难。1936年5月，负责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文中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建立“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这一“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即“从最进步的阶层”到“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32。这里，“人民阵线”力图弱化阶级区隔，旨在最广泛地联合民众。尽管对刘少奇主张团结抗战的观点表示认同，但邹韬奋对“人民阵线”一词却有所保留。他指出，“人民阵线”这一名词用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不甚恰当。一方面，“人民阵线”容易使人误解为只包括“人民”，而将“有志抗敌救国的军人官吏”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人民阵线”这个名词来自法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根本的差异”。法国本身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只有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所以“人民阵线”的性质是“对内”的。而半殖民地的中国正经受外来侵略，当前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其目标是“不论阶级”的、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时，在此民族战争之下，任何与阶级或阶级斗争有关的政策都是不得当的。他反复声明“这里面只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只有一致抗日救国的问题，而不该牵到阶级问题”。最后，他建议不可再用“人民阵线”，应改用“民族联合阵线”这个“使人一望便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表述。33邹韬奋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人民”因其长久以来的阶级指向，被指与“民族”并不一致，加上与当时国际时事关系密切，招致部分民主党派、左翼人士的警惕与不满(6)。
同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将“抗日反蒋”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主张团结抗战的群体应当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要求全党在宁粤冲突前保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避免袒护任何一方34。既然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那么，原来含有“反政府”倾向且带有明确阶级区隔的“人民阵线”更加不妥。
“人民阵线”这一表述在左翼人士看来不甚可取，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民众对这一表述的抵触。1936年下半年，西班牙佛朗哥军队发动叛乱并陆续牵涉到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迅速发展为一场发生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的争斗35。与此同时，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法国“人民阵线”执政也困难重重，总理勃鲁姆于当年6月宣布辞职。“人民阵线”最初因在法国与西班牙的成功受到国内关注，此时也因其失败而受到质疑。
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上西安事变后国内局势的调整，一时间“人民阵线”承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国内舆论整体倒向“统一”与“民族”，“民族”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国民党乘势组织编写《人民阵线检讨集》，第一辑集中收录了17篇文章，就“人民阵线”的本质、起源、活动情形展开论述，以此论证中共的主张“不合时宜”，指责是“人民阵线”掀起了“西班牙的内战”，导演了“中国的西安事变”36。1937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发表演讲，称“目前中国统一的三大障碍”是军阀的“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与“人民阵线论”，指责“人民阵线论”的目的是让人民与政府分裂，将矛头对准共产党37。进而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以整个民族力量组成的统一的“民族战线”，而非“人民阵线”38。
整体而言，特定国际环境加之国内舆论在民族抗战中的导向，“人民阵线”所带有的阶级意涵无从消释，在与“民族战线”的竞争中难以为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向史沫特莱介绍中共政策时强调:“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个统一战线也不是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中共倡导的这一“民族阵线”比“人民阵线”的范围要广泛得多39。同一时期，此前引介“人民阵线”的《救国时报》也对二者作了区分:中国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便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极大的不同;随着西班牙形势的发展，在德、意法西斯干涉与侵略之下，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已成了包括全民在内的“民族战线”40。4月，针对那些认为中共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二”的言论，中共重申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战线41。12月9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差异，“人民阵线”主要是“劳动者的阵线”，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分要广泛得多，它反对的是外国的侵略者34。直至1938年，中共仍注重在党内外澄清此前的模糊表述42，进一步强化民族性以明确现有立场。
人们提出一项动议，往往需要调用当时社会中业已流行的用语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而这些现存用语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规范人们的表达。“人民”因在过往革命历史中所晕染的阶级性与革命性，此时欲指称“普遍大众”却难以在民族抗战的热潮下被各派接受。在中文语境下，“人民阵线”一词未能与共产国际People’s Front所设定的意涵实现对接;在抗战时期的中国，People不等于“人民”，而是“民族”。此后，“民族”一词的地位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得到极大的彰显。但是，“人民阵线”的落败与“民族战线”的进取并不意味着中共立场的退却。相反，在中共话语内，“民族”正因中共为解决半殖民地民族问题所提供的阶级革命的解决方案而与“人民”逐渐贴近。
三、抗战组织形式的初步厘定:“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的区分，是围绕抗战主体这一问题的辨析;而“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的分野，则是有关抗战组织形式的论争。
尽管我们常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或者“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指代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但这一时期党内文件一般谨慎使用“联合战线”一词。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蔡和森等在不同场合倡导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主张中国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应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中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43，以此避免互相冲突。United Front既可作“联合战线”，也可为“统一战线”，而陈独秀选用前者，无论自觉与否，都暗含了对本党自主性的保留。7月，中共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44。决议使用“民主的联合战线”指称这场合作，亦是强调在合作的同时保有独立。1923年，瞿秋白在论证无产阶级参与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时，更是明确区分了“统一战线”与“联合战线”。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应当与世界的社会革命实现合流，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先进工业国是由“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发展为“劳工独裁制”，而中国是由“国民运动联合战线”发展至“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45。这里的“统一战线”显然特指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合作。可以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除特指一致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外，中共一般谨慎选用“联合战线”。
应该说，对“联合”与“统一”的区分，中共早有自觉。“联合”一般强调存在多个主体，几方形成一股合力一致对外，其合作不强求以一个主体的样貌呈现。“联合战线”倾向强调团结的过程，是一种进行中的活动样态。与之相比，“统一”既可作动词，也可表示一种静止的完成状态，侧重指由一个主体来主导并达成“统一”，更多强调融为一体的状态。对“统一”与“联合”二词的细致分殊，展现了中共早期革命过程中对自身主体性隐秘的坚守。46
但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复杂的局势下，中共的这种警觉未能落实于具体实践，以致革命遭受重创。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批判此前的合作政策并指出:这种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的路，另一条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的路47。原有囊括资产阶级参与革命的合作政策被指违背工农利益，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否定。此后一段时间，党内“统一战线”常被贬义地用以指代资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而形成的“资本的统一战线”，或专指敌对势力联合镇压革命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48。“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国民党要求民众服从的虚伪口号，“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地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49。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批判并被束之高阁。
随着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略的转变，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随之调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联合抗日”为号召，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之要求。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再次使用“民族的统一战线”口号，但在初期特别是在公开发言中仍谨慎使用“联合战线”来表述这一转变。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批评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敌视联合战线、指责联合战线“破坏统一”的论调，认为这种将“统一战线”与“民族联合战线”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正是“联合战线”不能顺利开展的最大原因50。同一时期，毛泽东写信给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等人，均提议应团结各方共建“联合战线”51。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反对将“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相对立，同时又选用“联合战线”来表达与各方合作之意，亦是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作区分。可见，为了保证表意畅通，人们不得不遵照社会群体对某一词汇的使用习惯，实际体现了词汇对于表意的宰制。中共在主张“统一战线”之外，又有意且在一段时间内倾向选用“联合战线”，也反映了在大革命后再次开展与其他党派合作时的谨慎。
如果说选用“联合战线”是中共谨慎作为，并力图展现与其他党派平等合作的姿态，那么，当“联合战线”在大革命失败后再度使用时，“统一战线”为何能活跃于话语场呢?一般而言，一个语词如果能够完整且精准地传情达意，便不存在另一相近词汇活跃的空间。现实中存在两个意涵相近的词汇，至少表明在话语实践中二者的表意不完全重合，这样的差异便是相近词汇存续的基础。
这一时期，尽管团结抗战已成为最大的共识，但若抗战方案仅停留于“联合战线”，多少有些模糊不清。在多方抗战方案的竞争之下，何种表述最为准确且最具实操性，这一问题反复萦绕着当时的理论界。艾思奇便曾表达了这样的苦恼:“联合战线”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新的口号”，但这一战线却是“目标最单纯而内容最复杂”，“性质最容易明白而应用又最困难”52，接受这一口号容易，而充分理解这一口号却不容易。一个词汇的意涵过于开放，指向不明，便极易被其他词汇替代。
显然，“联合战线”并不完美。因此，尽管“联合战线”“统一战线”早已有之，一些报刊却将其作为“摩登词汇”或“新术语”53重新加以介绍，试图在众说纷纭中重新厘定语词的意涵。同一时期，国内有关“联合”与“统一”的讨论业已展开。邹韬奋不满“联合战线”被人称为“统一战线”，并指这一表述容易使人误认为“统一战线”便是要将“一切都统一起来”。他多次撰文指出，“联合是过程，统一是目的”，二者不可偏废，“要统一必先联合，惟联合才有统一”54。陶希圣则对这一时期特别是两广事变之后的政局表示不满，反复强调“联合应当是真实的”，不能“只拿联合或团结救国的口号作招牌”，不能把民族运动转化为“反对中央的运动”55。部分观点则要求“统一战线必须有统一的理论，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行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指挥”(7)。
1936年11月14日，刘少奇就《致国民党书》发表后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态度报告中央时指出:宋子文、孙科、阎锡山、傅作义及其他要人对国共合作表示支持，只有“陶希圣等还是用‘统一战线’来对立‘联合战线’”56。一方面，国民党以“统一战线”整合抗战力量，意在以此取消其他势力;另一方面，读者无需更多解释即可理解“统一战线”与“联合战线”的具体所指，从侧面反映了时人对二者的区分早有共识。正是这一共识使得中共在行文中侧重选用“联合战线”。
应当说，中共与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选择“联合”而非“统一”有着明显的政治考虑，即在团结各派势力、扩大抗战力量的基础上，抵制国民政府以统一团结之名，行集权之实。尽管中共倾向以各方联合来组织抗战，但倘若将这样的“联合”理解为松散的联盟则非中共本意。如果“统一”的对立面是分裂，中共必定坚持“统一”;如果“统一”是要求一致，主张集权，中共则反对“统一”。正是对“统一”的双重认定为之后中共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同一时期，与“联合战线”主张相配合，中共力图通过强化“民主”，平衡“统一战线”所指向的集权意涵。193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强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这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50，既能保证抗战的普遍动员，又能保证抗战的彻底胜利。通过强调民主来约束“统一”，使“统一战线”和“联合战线”在中共话语内同时并存又各有侧重。
但不久后西安事变所引发的纷争打破了这一状态，把围绕“联合”与“统一”的争论推向高潮。1937年初，国民党组织发动“统一救国运动”，进一步强化“统一”以对抗“联合”。实际上，国民党“统一才能救国”的逻辑早已有之，此时再度重申，是为西安事变的善后准备舆论基础，用以重整国民党中央的权威，铺垫其主导的抗战方案。1月9日，国民党CC系主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发布《统一救国宣言》，主张抵御外侮必先达到“军令与政权的真正统一”，称“反统一”的势力有三，“(一)封建的残余军阀;(二)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联合战线’;(三)为敌人作虎伥的汉奸”，并称西安事变便是“共党套着‘联合战线’的外衣，来打击中国的统一的铁证”57。16日，《申报》《大公报》发起全国性的“统一救国运动”，在国民党的支持下，计划征集十万人签名58。为配合这一运动，国民党组织出版“统一救国问题”专辑、专文，鼓动湖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西等地教育会诸团体响应。随后，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组建“统一救国同盟”59。对这一运动的发起，叶青回忆称，当时潘公展与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反对共产党展开讨论，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是“联合抗战”不好反对，于是他主张开展“统一救国运动”，如此中共无法反对又“有损于共党”60。基于此，运动主张要统一救国必须实现彻底合作，即组建“统一的理论、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行动”，组织“统一的指挥”的“统一战线”61。一时间，“统一”之声鹊起。
为推进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声明，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给党内的解释文件中，中共阐明以上各条是对国民党大原则上的让步，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中共为促成合作已然主动作出实质让步，自然无必要仍执着于表述上的区分。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统一使用“统一战线”表述中共主张。62这一阶段，毛泽东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反复思考民族抗战下如何处理敌我友之间的关系，即“统一战线”问题。书中回顾苏俄革命历史，批判“少数派”将自身实践迎合于现实，在谈及应主动积极“推动各阶级的势力”时，毛泽东批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地更好地推动各阶级的势力”。当书中论及“新火花派”只在记叙现实而无法能动指导斗争，无法定出关于斗争的正确口号时，毛泽东批注“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50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阅读与现实实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述稳定下来。
1938年，时任国民党独立出版社经理的潘公展撰文要求中共“莫玩名词的把戏”，并指责共产党从反对“统一”到“高唱‘以联合求统一’”，此后又将“‘联合战线’改成‘统一战线’”57。中共因应时势调整修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而是以退为进，将这一争夺转至国民党的“主场”，围绕如何定义“统一”这一问题展开。由是，问题的焦点不在应否“统一”，而在实现“统一”的具体过程与方式。谁来主导“统一”?以何种方式达成统一?统一的最终状态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还是全体听从一个命令?63双方论辩的同时，“统一”的含义也得以进一步扩容。当“统一”这个国民党常用以要求集权的工具被置于“统一战线”组合中时，便与其原有的政治诉求相剥离。在此后的历史中，“统一战线”默认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略词使用，在中共反复阐释与运用中，去除了在国民党话语中带有指向性的意涵。可以说，表述上的调整看似妥协，却可以消解国民党的语词武器，为己方赢得更多话语资源。
四、余论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人民阵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在与“民族战线”“统一战线”的竞争中落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中共话语中最终稳定下来。从“人民阵线”到“民族战线”是对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从“联合战线”到“统一战线”是抗战形式的逐步厘定。看似几个相近词汇间的混杂纠葛，背后是多方政治力量交往、碰撞与隐秘的博弈，内里是中共应对政局重大变动所作出的理论调整。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方案，而中共也不得不在与欧洲、苏联不同的环境下思考与找寻中国道路。从这一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漫长的“理论旅行”。对这一历程的探讨，总是要透过文本这一媒介，当一个新的表述固定为日常用语之后，其背后复杂的、动态的生成史便淹没在历史的层累之下。而一旦对过去复杂现象的描述沉淀于结论性概念，知识接受者(包括历史学家本人和读者)都会将其视为一种一如既往的稳定存在，忽视其未曾昭示的潜在特征。59因此，进一步追问历史文献“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选择这样的词语”，历史中人用之表达什么思想、实现怎样的意图并反映“社会的何种需求”64，或将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程有所裨益。
“词汇竞争”强调新观念引入之时对中文候选词的选择及候选项之间的竞争。一个新词最终落地，往往经历与现实语境长时段的磨合，如因歧见而起的争论、因误解而生的纠偏，词汇自身也只有在实践中反复校准才能呈现清晰的边界，直至达成被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共识。
在此后的历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固定的政治表述逐渐被大众熟知。但是，词汇与意涵之间还未形成单一的对应关系，“统一战线”的具体指渉还在浮动，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争夺仍在继续，以何种“统一战线”作为抗战方案的争论也未停止。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在此后成为中共领导中国抗战的重要标识，进而获得广泛且深厚的认同，这一历史过程同样值得关注。
注释
1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已然有较长时段的学术传统与成果积累，在此无法一一列举。程中原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黄一兵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康沛竹和郑建的《共产国际七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增1期)对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作了梳理;程大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概念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统一战线”概念的来历》(《安徽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对此概念作过探讨。
2侯竹青的《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周家彬的《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演变(1931—1937)》(《中共党史研究》 2019年第3期)是近几年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作。
3(1)“词汇竞争”是指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触发、调动已知词汇，并依托对已知词汇的理解来接受新词。如果已知词汇使用频率较高，且具有多重含义，说明该词可表达的内容较为丰富，则新词相对于旧词的差异较小，新词的习得便将面临困难。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外来概念翻译的中文候选项之间便存在这样的竞争。
4(2)《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5(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1页。
6(4)洛甫:《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193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27页。
7(5)《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1936年4月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19页。
8(6)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主张创立由各党各派各团体组成的“抗日人民联合战线”;6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为两广出师北上宣言》，也使用“联合战线”这一表述。分别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2)，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9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64页。
9(7)编者:《编辑室谈话》，《新宇宙》第4卷第1-2期(1936年7月)。对比期刊目录与原文标题，笔者猜测这样的修改可能是为通过审查而作。
10(8)李公朴:《救亡图存的基础》，《读书生活》第3卷第3期(1935年12月10日)。
11(1)《西南将领请缨抗日》，《宇宙旬刊》第5卷第4期(1936年)。
12(2)陈铭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民族抗战》第2卷第2-3期(1936年)。
13(3)陶希圣:《再论分化与团结》，《大公报》1936年8月23日。
14(4)Georgi Dimitrov.(1972).Selected Works.Vol.2 Sofia:Sofia Press,p.35.
15(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24-425页。
16(2)孙啸凤:《各种阵线运动的总批判》，《人民阵线检讨集》，拔提书店，1937年，第145页。
17(3)吴玉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救国时报》1936年5月25日。
18(4)胡刚:《摩登名词解释:前话、一元外交、人民阵线》，《妇女生活》第3卷第1期(1936年7月);杨晋雄:《新术语浅释:人民阵线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联合战线》，《青年界》第10卷第2期(1936年9月)。
19(5)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20(6)参见曹龙虎:《“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21(7)侯竹青:《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22(8)例如，李大钊1919年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指出:“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0页。
23(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6页。
24(1)孟永:《无产阶级民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接点》，《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5(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26(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224页。
27(4)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0-81页。
28(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5日)。
29(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33页。
30(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431、517、564页。
31(1)《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19页。此外，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同样有此表述。参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30页。
3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37页。
33(3)《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1936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09页。
34(4)莫文华:《信箱: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生活日报星期增刊》1936年6月7日。
35(5)编者:《信箱: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生活日报星期增刊》1936年7月12日。
36(6)参见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8月3日-6日)》，《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
37(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76-277页。
38(8)[英]E.H．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5-207页。
39(1)《编者之言》，《人民阵线检讨集》，第1页。
40(2)吴铁城:《扩大统一救国运动的展望》，《上海党声》第3卷第3期(1937年)。
41(3)参见凌敏炳:《由建立民族战线立场辟所谓联合战线》，《人民阵线检讨集》，第125-127页。
4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43(5)《社论:西班牙与中国》，《救国时报》1937年3月25日。
44(6)《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为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73-474页。
45(7)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呢?》(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47-848页。
46(8)例如，1938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鼓励西班牙人民的抵抗运动，同时着力区分“人民阵线”与“民族统一战线”，明确中国统一战线的主体应是“民族”。这封给西班牙人民的信，其读者显然也包括国内民众。此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仍强调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分别参见《解放》1938年第45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5页。
47(1)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82页。
48(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9页。
49(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24页。
50(4)杨天宏:《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1(5)《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52(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9、247页。
53(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56页。
54(1)《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04-205页。
55(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40页。
56(3)《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57(4)《新术语浅释: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联合战线国防文学》，《青年界》第10卷第2号(1936年9月);杰:《小辞典联合战线》，《妇女月报》第2卷第7期(1936年8月10日);澄:《知微》，《现实》第3卷第67期(1936年4月1日);廷灼:《新辞林:统一战线》，《知行月刊》第1卷第9期(1936年9月30日)。
58(5)邹韬奋:《救国联合战线的误解》，《生活日报星期增刊》1936年6月21日。
59(6)陶希圣:《分化与团结》《再论分化与团结》，《大公报》1936年2月23日、8月23日。
60(7)王子容、钟奇:《讨论通讯》，《国本》创刊号(1936年12月)。
61(8)《胡服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193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05页。
6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84页。
63(2)《统一救国宣言》，《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
64(3)《沪文化界发起统一救国运动各地均将签名加入》，《大公报》1937年1月16日。
65(4)例如，《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出版“统一救国问题”特辑(《统一救国运动》，《中央日报》1937年2月12日);《国内要闻: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宣言》(《南洋研究》第7卷第2期，1937年2月);《时事一周:厦门各界团体通电全国响应统一救国大同盟:以期全力复兴民族》(《公教周刊》第8卷第44期，1937年3月);《农运机关通讯:万家埠:组织统一救国大同盟》(《农村服务通讯》第21期，1937年)等。5月，江西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创办《统一救国》杂志。
66(5)《任卓宣评传续集》，(台北)帕米尔书店，1975年，第13-14页。转引自周斌:《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救国运动”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67(6)《统一战线》，《人民阵线检讨集》，第160页。
68(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8、43、57页。
69(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70(2)潘公展:《抗战罪言之一:莫玩名词的把戏》，《民意》第15期(1938年)。
71(3)李蕉、夏清:《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人文杂志》2017年第6期。
72(4)李根:《史料考证•心智考察•情境表现---卡罗•金兹堡的历史修辞问题辩说》，《新史学》第18辑，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73(5)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