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从根本上给予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关键词：十二月会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 王明;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太不容易。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不奇怪,因为那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前进中遇到许多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有时会感到困惑、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共产党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新路来,胜利前进,这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不少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给予了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对于这场斗争,党史著作已经谈得很多,但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处。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遵义会议后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内不少领导人对王明原来也有所了解,为什么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一时还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二,共产国际当时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是否都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什么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会支持毛泽东而没有支持王明?本文准备着重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初期的决策
中国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大趋势虽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变将如何发展,是以前曾多次发生过的那种局部性事件,还是全民族大规模抗战的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快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应对方针。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局势发展还有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讨论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会议主持人比较谨慎,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这样说还早了点,应该说接近全国抗战,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毛泽东却斩钉截铁地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在这样大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他先从军事谈起,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展红军的长处。”“国共合作大体成功,彻底完成是以后任务。”“反倾向问题,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1]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他既需要国共合作来抵抗日本侵略,又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放松甚至放弃了独立自主,听任别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并不顺利,但抗战的形势却发展得很快。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更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长期拖延不决的一些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磋商,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对前一个问题,他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a,在统一战略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总的战略上),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指挥原则。b,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战原则。c,山地战——要达到创造根据地及便于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对后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1]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才是正确的领导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深远的战略眼光、果断的胆略,不是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锐地抓住全局中的关键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针。事实表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刚一个多月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保证局势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这些是王明从莫斯科归国前的事情。
王明归国和十二月会议
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怎么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1960年作过一个综合的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又说:“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2]这是一个基本评价。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认为它将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决议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将是对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计划的沉重打击。”[3]
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像,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4]
可见,在季米特洛夫看来,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国党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显然并没有认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更不是因此而决定派王明等回国。派人回去,只是为了加强些力量。1937年10月,去苏联疗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一天,11月13日,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进行临行前的谈话。王稼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道:“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1]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总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2]这里说得很明白:“你并不代表国际”。可见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在这时回国,并没有要他们以“钦差大臣”身份去纠正中国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意思。
王明和康生在11月14日动身,29日到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
会议一开始,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说:“这个会议是转变关头的会议。”“现在说来,中国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战。”对国共关系,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与民生等问题而放松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需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没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独立性,使我们在大海中不会淹死。”[3]这正是重申洛川会议的方针。
接着,由王明作报告。他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他在报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这本来并不成问题,而他强调的却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所谓“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说到,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战略问题,都谈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的报告正是针锋相对地直指这个问题。
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人民拥护八路军,许多同志过于高兴,也是不好的。”[1]
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1937年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2]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4]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5]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6]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7]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曾起草并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八一宣言”,虽然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没有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许多人把王明的话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有的是重大的让步。怎样恰当地处理合作和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度”,许多人心中还不那么有数。所以,不少重要领导人听王明报告后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
尽管如此,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员也没有变更,因此依然能继续实行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会议确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王明回到延安时,扬言“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2]。那时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这样说给人一个错觉,仿佛他那些主张是斯大林的意见,这也是许多人受他影响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斯大林担心苏联受到日、德从东、西两面的夹击,确曾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想用它来牵制日本从东面向苏联进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那些主张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见。在王明、康生归国前三天的11月11日,他们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听取过斯大林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表明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对这次谈话要点作了详细记录。斯大林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说的是要“取得领导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所说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蒋介石。斯大林又说:“口号就是一个:‘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他没有再提什么别的口号。斯大林还谈了军事问题,说:“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3]也就是说:八路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应该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不能“统一受蒋指挥”。薄一波还回忆过,1938年,曾听和王明等一起见斯大林的王稼祥传达过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大意是:“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开始时也引用了这句话。这自然不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而是提醒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薄一波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1]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没有给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确表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下解决。这不是偶然的。
当然,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2]周恩来这段评论,在用词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确的,没有缩小,也没有夸大。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3]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4]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5]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 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 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 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6]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1]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2]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目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3]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4]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1]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2],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3]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4]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5]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举行,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1]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2]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结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这时,他已明白不能再让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去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会议付表决,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定:“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3]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3月11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时,王明写道:“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它的基本条件有七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怎样作战?他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用了“普遍地”几个字,也就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以运动战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王明在《总结》中还写道:“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4]
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写成后搁了近一个半月,才在《群众》第19期上刊出。这时早已超过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留武汉一个月就回的决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5]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有了上面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1]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要解决王明的问题,需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这次去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甚至可以说很顺利。这不奇怪,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手写的报告大纲长达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开始了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给了日寇以相当打击,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和政府对群众运动,还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在军事上要取单纯正面防御作战方针”。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报告大纲用不少篇幅来谈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说:“八路军有着红军时代与工农群众亲密合作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与地方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广阳和在敌人侧后取得许多胜利,提高了一切军队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八路军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地区,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的根据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边区。”它的结论很醒目:“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报告大纲特别强调:“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挥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2]
一个月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在讨论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着重补充说明: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3]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2]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3]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苏联原本是为了治伤。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1938年7月初动身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王稼祥回忆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4]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5]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6]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案》和《决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传达后,对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陆定一回忆道:“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7]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已在实际上解决,而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国际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高度肯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9月24日,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经常委讨论过的题为《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2]
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3]9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张闻天在9月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1]
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2]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他说:“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决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4]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后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1]
这两个问题,正是近一年来同王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2]
确实,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3]
全会除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外,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4]这显然也是总结王明在党内向中央闹独立性的严重教训后提出来的,并且作出有关纪律处分的严格决定,以儆效尤。这在党的建设历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
结语
中国共产党内的这场风波,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发生的。国共两党从十年内战到合作抗日,是很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大转折。随着客观局势的急遽变化,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需要相应地作出新的考虑。
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遭到敌人侵略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这次合作能够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里,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这种伤痕难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仍力图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包括严重的斗争。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国民党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队,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迅速壮大,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两党矛盾的焦点。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些问题相当棘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要合作,而且是相当长时间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些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让步。它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换得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中华民族。问题在于: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在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斗争?哪些让步是容许的,哪些让步是不容许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是缺少足够经验和没有把握的新问题。在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表面上还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时,尤其如此。事后看来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却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并没有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惨痛经历。抗战开始才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告诫人们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在争论中又恰当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式和火候,始终用事实来教育人们,最后使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有了不同意见的比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对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些根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觉地坚持这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走向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