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的关系及对王明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相关研究基本上肯定王明在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回国后若干行为确实存在闹组织独立性等严重错误，应该全面评价国共谈判中的王明言行及长江局的历史地位。二是王明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这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的结果，也与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考量有关。三是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学界在走出“宗派”模式、具体研究人物关系上达成共识，新近研究成果指出，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更多是现实形势所致，在此时期，王明的部分指示及“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引导亦有积极因素。四是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证王明其人其事的具体细节，高质量年谱传记成果的出现是代表之一，学界亦就王明在莫斯科的活动、地位变动、人际往来、理论认识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王明；中共革命史；人物研究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共革命史上频频被提及的人物之一。王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一个主要成员，但是不成熟的、犯过严重错误的一位成员。王明在1956年以赴苏联治病为名一去不复返，此后在中苏论战中成为诽谤中共中央的主要“斗士”之一，在中国国内留下“叛徒”、“投降分子”的恶名，其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于1979年在莫斯科出版[1]，其中多有不实之词，严重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及中国民众的情感，也引发了学界对其言行的研究热潮——王明究竟在其所吹嘘的挽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毛泽东如何排除王明错误的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与苏维埃革命受挫有何关联？这些本质上关涉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谈判、苏维埃革命等诸多中共党史重大问题，仍有较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廓清。

1944年，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王明、博古同志的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并指出王明、立三等错误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2]，强调处理党内问题需要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1951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其中提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公开批判。[4]1953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订版提及，“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首次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将王明置于“左”倾路线代表之首。[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既有经典叙述为蓝本，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叙述模式的革命史出版物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手史料汇编、档案文献、回忆录、年谱传记的陆续出版，在需要全面评价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作用、将王明言论放在整体思想语境中考察、具体分析王明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互动历程、关注王明问题定性的历史生成过程等方面，取得了新的共识。2002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将王明从“右倾投降主义”修改为“右倾错误”，且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6]，体现出党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故而开展学术化的王明研究，有助于理性深入地理解中共思想史、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挖掘党处理党内历史问题的智慧。关山初度，回眸并系统总结既有王明研究史显得尤为必要。[7]

一、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及全面抗战初期言行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研究的进展，首先体现在对于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中所发挥具体作用的反思之上。

1970-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本庄比佐子基于“东洋文库”编纂的《王明选集》，共收录王明文章109篇，尽量采取辑录原始版本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反映了王明的具体言论。[8]1981年王明中文版回忆录《中共五十年》得以出版，翌年出版的《王明言论选辑》选录了1928-1938年“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共26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文本基础。[9]学界随之出现了对王明“错误言论”的回应，强调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直到七届三中全会，党对王明的错误一直持批判态度[10]，认为王明的“右倾错误”本质上是苏联“大国党”政策造成的危害，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存在分歧，王明正是照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1]相关研究将王明完全界定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志的执行人，一定程度上存在扁平化的局限，且在论证中多采用揭发材料、反省笔记等延安整风期间及此后形成的材料，带有“回溯式”观察的色彩，但相关探索也提示了需要具体关注共产国际影响这一方向。

随着获取和考辨材料的深入，学界在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问题上有了新的推进。Gregor Benton关注到需要考察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多方互动，认为1937年是毛泽东和王明双方认识的分界点，1935-1936年间双方仅是较小问题上存在异见，而在此之后则扩大为原则性问题的分歧，提出需要关注文本生成的具体场合，区分秘密报告和公开文章的不同，具有一定方法论启示。[12]1983年日本学者田中仁在《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详细梳理了自1935年至1936年王明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共产国际》（俄文版及英文版）及《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上有关文章，基于文献研究指出王明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的过程，着重强调王明1936年7月发表的《为了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意义，其中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口号标志着中共逐步从地域走向国家的视野变化，总体上肯定了共产国际推动统一战线在中国“柔性实施”、王明汲取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经验，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3]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1986年《党史研究》将田中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译介刊载，编者在开篇增加按语，指出“这是目前所见比较全面地讨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功过是非的极少数的文章之一。文中资料并无太多新内容，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总的看，作者在研究上是下了功夫的，有些看法也是值得重视的”，总体上对该文予以了肯定，而这也是《党史研究》首次编译以观点为主的外国研究者的论文。田中仁在该文中呼吁要对王明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的作用做公正评价，这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4]

黄启钧通过具体的史实梳理，相对全面地评析了1932-1937年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从1932年底开始，中共代表团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并在1934年底后开始具体提出“反日反蒋”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是否“联蒋”的问题，他们保持了相对审慎保守的态度。该研究指示出两点值得关注的方法论：第一，中国共产党30年代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中共代表团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并非简单的“传声筒”，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都对具体情况的政策应对有着主体性理解，由此细密考究多方的互动过程尤为必要。[15]杨奎松所持研究方法与之类似，他着重聚焦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中复杂而又摇摆的态度，补充指出，王明对1934年共产国际政策转变、1936年初是否“联蒋”等问题存在疑虑，最终机械跟进，成为“时代、形势乃至整个政策转变的落伍者”。[16]田中仁在其既有研究基础上，围绕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陆续写作了系列文章，他指出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所收文章相较此前发表时进行了较多修改，系统地梳理考察了王明文章的形成次序、版本差异，在方法论上颇有提示意义。[17]

此外，在统一战线政策内容的形成上，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相对更能盱衡国际形势，这可能对王明的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淇便依据国际共运的一手史料，梳理了1936-1938年法共历史及对共产国际及王明调适统战政策的影响；[18]英国学者方德万强调需要关注武汉会战的世界背景，武汉当地各党派团体对于保卫武汉具有强烈意愿，需要结合这一背景审视中共如何在其中发声的问题。[19]

总体而论，学界就王明与统战政策的演进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王明个体的探索内含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乏教条化搬用的问题。总的来看，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中共团结御侮、逐渐壮大有着重要意义。[20]

近年来，有关统战政策演进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何志明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做出及时调整，“意外”地使身处窘境的中共东北党再次焕发出生机。[21]当然，这一过程中的指导文件（如“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等），属于中共代表团的集体产物。[22]但也应看到，中共代表团1935年发往东北的“六三指示信”及此后解散满洲省委的举措，固然出于对东北当地游击形势的判断，但也包含肃反扩大化的恶劣因素，这对东北游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3]

此外，论者还普遍指出，在指导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共产国际外，也应关注中共对于团结抗日问题的自主探索，共产国际及王明在统战政策上的摇摆和反复，“上层联合”的可操作区间较为模糊，以致双方各取所需。中共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呈现了“共识-分歧-共识”的动态变化，本质上殊途同归。[24]

在关于政策设定的讨论之外，还涉及对王明在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问题，尤其是如何认识长期以来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法及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成为研究重点。

杨奎松在有关国共谈判的专题研究中指出，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蒋介石萌生走“莫斯科路线”有一定影响，而国共谈判本就是双方不断试探和互动的过程。针对国民党在经费与编制上的态度与中共存在明显差距，王明起草了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公开谈话，且对国民党建立“青年团体”的提议保持了警惕，因此不能认为王明对国民党一味屈服投降。[25]在探讨中共、共产国际与王明关系时，他进一步指出，需要将王明对中共革命的影响放到整个制度机制和关系互动中去理解，共产国际并不主张无条件迁就国民党，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中共中央的看法存在共同的立足点，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中也强调要注意表明自身的立场。[26]王明认为国共合作是暂时的、最终“中国是我们的”，但关键是忽视了现实中的“实力原则”以致“让步”过多。[27]田中仁与这一基本观点一致，并补充了二者革命思维和斗争艺术的差异——王明对革命日程的设想是先“合作建国”再回到苏维埃革命，而毛泽东则认为关键是抓军队，依靠进步的人民，且未来并非简单地回归旧有革命道路。[28]还有学者提出，需要重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的背景，以及实力相对弱小的共产党在处理已经逐渐发生的国共摩擦中更多的难言之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亦可能包含着对国民党的约束之意。[29]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整风时谈到，“‘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30]，因是事后评价，故对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究竟对于地方根据地的开展有何影响，需要还原至历史情境加以实证研究。赵诺指出，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太行党一些领导人虽有不满，也还是大体坚持此路线，“晋中反‘左’”事件便是维护统一战线造成。在文件用语之外，地方上的人事关系、权力分配等问题更值得关注，未必能简单等同于“王明路线”的影响。[31]

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问题，田子渝进行了集中研究，他认为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了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但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有时毛泽东的让步尺度要比长江局大。王明等人与毛泽东在“保卫大武汉”战略方针的具体理解上存在分歧，但中共长江局很快执行中央指示开展了工作。[32]黄志高认为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确实来自于共产国际，而对运动战的侧重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意见。[33]金冲及、田中仁均认为需要具体看待长江局的历史作用，长江局在东南、华中等地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4]论者指出，“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35]实际上，王明在长江局时的认识倾向，博古、周恩来等也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存在。[36]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确实在组织关系方面出现了一定“独立性”倾向。[37]李东朗认为，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右倾主张有消极影响，但危害没有那么大，《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强调“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总体上与中央一致，其关键问题在于组织上闹独立性。[38]李勇以长江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未报中央审阅答复为例，指出王明闹组织独立性的表现。[39]齐辉、王雪驹从长江局期间《新华日报》的政治、军事报道出发，认为王明负责长江局在新闻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4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期间对于东南和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的开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细化考察。对于项英是否奉行了王明“右倾路线”，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加以疏正，研究者亦多主张重点关注项英和东南局的具体作为而非路线问题。[41]而王明更注重统战而非斗争的倾向，对部分地区党组织，如湖北省委、鄂东特委发展时机和开展规程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相关具体研究仍较为缺乏，亟待进一步深入。[42]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基本认为，王明在长江局时期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在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和保持中共组织独立性等原则性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到长江局位于国共谈判最前线的特殊环境，很多提法亦是长江局集体决定。但需要承认的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在形势估计、军事策略等具体认识方面与中共中央存在一定分歧，尤其在组织关系等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43]

二、纠正王明错误与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成为重要主题，在学界，深入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成为热潮，党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笔记等资料陆续公布，为党史研究学术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是如何认识并纠正王明错误、确立与巩固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延安整风的缘起和历程如何？王明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定性的？这些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论题。

部分学者认为因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王明错误的实质，遵义会议上没有批评“左”倾政治路线[4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了一场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45]相关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不乏“倒放电影”之感，似乎纠正王明错误完全是有预备、有计划的主观进程。张继福较早对遵义会议“来不及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传统说法进行了反思，他指出，遵义会议时不但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继续和发展，甚至还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至少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尚无“清算王明‘左’倾错误的打算”。[46]

大部分学者认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得到巩固和加强，但自王明回国至六届六中全会，党内组织关系一度发生过影影绰绰地“风波”[47]。论者认为王明回国并非共产国际出于强行包办中共服从“统一战线”的意图，甚至可能出自对中共在应对新形势中失去独立性的忧虑[48]，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也是肯定并支持的，王明回国时，毛泽东对其并无厌恶之感。但王明此后的作为，不能认为完全没有觊觎权力之心，尤其是其闹组织独立性的做法，一度对“洛-毛”体制造成了挑战，使双方关系蒙上了阴影。[49]

其间召开的若干中央会议为学界重点关注。王明回国后不久，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对于该会议，胡乔木、胡绳谈到“毛主席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没有多讲话”，而“王明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了，批评抗战初期我们讲独立自主搞过了头”，不久共产国际的指示传来，这次会议幸而是王明“最后一次欺骗”；[50]吴永也认为该会议造成了极大危害，王明在党的核心层实力一度超过了毛泽东。[51]罗平汉则认为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主张明确加以 “抵制”或 “斗争”，而是采用了“各自表述”的方式。[52]对于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统说法将之作为王明包办的一次会议，故多淡化不提，不过该会议的召开由长江局集体提出、中央批准，任何人包括王明在内没有在会议上作过什么总结报告，也并未形成决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是王明回到长江局后形成的，这是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严重错误[53]，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54]；李东朗认为该会内容虽然有王明右倾主张的影响，但积极因素是主要的。[55]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此后不久，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论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平息此前党内“风波”，确认并延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妥当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56]，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全过程看，虽然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能说专指王明一人[57]，从此后王明的工作安排来看，毛泽东也并非决定自此便打击王明、开展对“右倾错误”的斗争。[58]

王明形象真正成为“路线错误”还要到延安整风之时，不过这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

首先是《六大以来》的编纂和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缘起及用意。传统观点依据胡乔木的回忆，认为《六大以来》是针对1940年3月王明重印其“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59]黄江军从中共领导人文章宣传和出版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研究肯定了这一点，认为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文章得到了广泛宣传、但并未被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编辑《六大以来》，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政治性日益突出、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60]李东朗、徐建国等学者则认为，《六大以来》对党的高级干部认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开始并非针对王明，而是为筹备中的七大准备材料，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61]

伴随着中共党内开始对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独立思考和大胆质疑，王明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动摇。杨奎松将这一问题放置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关系变动中加以考察，认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是影响毛泽东考虑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背景，整风最初矛头指向的是以张闻天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出身的领导干部，而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揭秘”、“诿过”的姿态令大多数政治局领导人感到不满，从而遭到集体的批评。[62]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6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会议上，原则性问题的讨论被暂时搁置，王明仅被界定为当前工作存在错误、此前“左”的错误的执行人之一。1941年10月底，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只点了博古的名字。故延安整风根源于毛泽东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思维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需要，并非一开始即针对王明。[64]

实际上，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曾经亲历过延安整风的何方在晚年研究中提出，他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听说过“王明路线”，直到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于“左”倾错误的评价，经历了从“博古路线”到“王明路线”的变化。[65]1943年，毛泽东方才明确批评“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66]，并在九月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67]卢毅着重关注到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对“王明路线”的批评首次出现“速胜论”一词，此后王明长期被作为“速胜论”的代表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相关的论据不一定都能立足。[68]郭德宏指出，在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首次明确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但这一批评尚未形成全党范围的公开书面决议。[69]即便在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的《历史决议》二稿中，仍然没有点王明的名字，修订版中才正式将陈绍禹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70]

值得注意的是，整风期间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书面文件严格划分传达范围，主要限于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及周围高级干部内部，基层文件用语、党内基层干部及党外人士对王明问题的具体理解如何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赵诺指出，整风运动期间，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被中央定为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后搜集、编印的各种文件汇辑中即未发现提及太行党曾长期遵循此政治原则的文献，这和1938年的文件用语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党中央在根据地的具体化”。[71]

总的来看，对王明问题性质认定的变化，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72]，也与党内中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及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需要有关[73]，体现了应对党内问题的政治艺术[74]。

三、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

改革开放之初，有关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传统党史差异不大，主要从批判其代表的“‘左’倾路线”入手，具体表现为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义”及“肃反”等问题的批评。

这一阶段的研究认为，王明“左”倾路线肇始于1930年底王明写作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产生了恶劣影响[75]，共产国际操办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宗派”上台的标志。王明本人虽然在此后不久赴苏，但临时中央完全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并在1932年初发表了《中央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贯地坚决奉行共产国际以“第三时期”理论为基础的“进攻路线”和“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以及“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得中国共产党多次失去同中国各派别、各阶层的广大力量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宗派主义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经济政策、巡视制度和肃反政策的推行，使苏维埃革命遭受重大损失。[76]因为1934年福建事变的应对错误，红军失去了联合力量抵御蒋介石军队“围剿”的机会，中央苏区迅速易手。[77]在北方地区，1932年召开的北方会议，被认为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北方全面推开的过程，该会要求北方党组织加速创建北方红军和苏维埃，而盲目暴动造成党组织频遭破坏、对北方抗日游击工作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危害。[78]“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更是异变为宗派化的人事政策。[79]四中全会召开后，所谓“立三派”和“瞿秋白派”的干部均遭到批评，甚至被克扣生活费或委派危险工作。[80]1931年后肃反在各苏区推开，产生了严重危害，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更“左”的方针，北方党组织亦受波及。[81]

这些研究涉及的基本议题具有重要探讨价值，但基本上将“王明路线”与临时中央等同起来，认为身处国内的博古等人只是王明意志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主要由于“路线错误”所致，且论证多采用整风及其后的材料。由此看来，进一步透视当时历史情境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

这一论题的进展首先表现为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概念的疏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初是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固定的说法。据胡乔木的回忆，1943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表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82]，该称谓也并未收入正式的历史决议，但在建国后成为革命史叙述的流行名词，泛化为“王明宗派”的同义语。九十年代初期，依然有不少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叙事模式的党史通俗读物出现，多有艺术创作成分。[83]1980年，孙冶方向胡乔木提议对此问题做详细调查。[84]此后有党史研究者指出，“二十八个半”有些并无搞宗派的自觉意识、更无组织关系，且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不能将“二十八个半”作为跟王明搞宗派的证据和罪名。[85]2001年，党内老一辈领导人杨尚昆在《百年潮》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实际上并无此种组织，但确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86]

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考察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组织路线方面的作用[87]，宁都会议便是相关群体分化的转折点[88]，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的出现，对于挽救革命危亡具有重要意义。[89]不再笼统使用“王明宗派”这样具有路线斗争色彩的叙述方式，具体对待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团体内部的人际互动，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在“团体-分化”的视角之外，学界更认识到所谓“团体”内部本身亦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在博古负总责期间，多有和王明观点相互龃龉的情况，这在1934年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1932年后，身居苏联的王明配合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逐步对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新的想法，但博古中央依然故我，1934年初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博古对“上层勾结”大加批评，王明却在1934年底至1935年间写下几篇长文，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形势估计、福建事变的应对失误、过“左”经济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等问题[90]，故有学者认为，将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全部算到王明头上”不甚妥当，所谓“遥控中央”明显夸大。[91]整风伊始，认为苏区时期错误主要由博古负责符合应然之逻辑。[92]

但需要承认的是，双方的思想倾向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双方所处环境的差异：王明身处莫斯科，能够盱衡世界大势，却远离革命前线，其所言不乏“后见之明”之感[93]，且就中共组织关系而言，应负领导之责；而博古身处苏区革命前线，在“赤白对立”的残酷战争环境之中，难免出现激进之举，而其在苏区即将失守之时亦多有反省态度，肯定了毛泽东军事策略的意义；任用军事顾问李德亦非博古个人邀请，而是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所致。[94]

现有关于王明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在此之外，王明与其他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的关系、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相互之间的人际网络如何，目前虽有部分传记及回忆录提及，但缺乏专门研究，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外，亦有不少逐步转向纠“左”的领导干部，如任弼时1933年5月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逐步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的错误[95]，并于1938年赴共产国际报告，在传递中共革命真实讯息、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96]学界这些认识的精进，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原丰富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修订版中，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界定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失误，只保留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提法，在此之后，关于苏区革命的认识出现了相当多新的突破。

黄道炫对于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严谨的考证对中央苏区革命的得失做出了新的更合乎历史的评价。他指出，在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并非机械固守“关门主义”而无所作为，而是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王明所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注意到闽变反日反蒋的积极意义，这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中共欲拒还迎的态度既是谈判常态、更是复杂形势下需要顾虑多种因素所致，在蒋介石派大兵“围剿”、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的现实面前，红军根本来不及实施增援。[97]和传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缘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机械地采取“短促突击”、“堡垒战术”的观点不同，他肯定了在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与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有其效果，但中共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实力的巨大差异，方是影响其成败的关键。[98]其肯定了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提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反对具有“左”的冒险倾向的军事政策、积极利用闽变机遇、批评损害中农利益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99]，指出在笼统的“路线”阐释之外，中共与其他政党团体力量博弈的现实形势、生存所需的资源汲取状况等因素，则更值得关注。对于尚且年轻、在“裂缝”中生存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区革命的实践根本上面临着历史当事人所难以克服的“限界”。[100]

此外，亦有一些研究者对苏维埃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对其他地方党实践之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朱兰芝认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山东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北方会议”前后的武平省委，以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为名，盲目开展暴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党本身对所谓“王明路线”知之甚少，更多地是在文件用语和现实行动中努力跟进并契合于中央的提法，难以称得上深刻理解。[101]这一时期，部分兼有“地方能人”身份的地方党干部维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组织游击战争、构建社会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2]，在地方社会播撒下了“种子”，为此后抗战时期中共的进一步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打通中共革命史上苏维埃革命时期与延安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103]，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王明及共产国际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对中共革命的影响，值得结合具体个案进行深入探究。张永认为，虽然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由于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共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1932年北方会议召开后中共陆续在华北开始建军、拓展党组织的尝试亦有一定积极意义。[104]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时期特科系统的活动在奠定人际网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柔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离不开“布尔什维克化”所强调的“中央化”和组织正规化[105]，虽然这一时期在实践中未能完全落地或根据需要有所剪裁，但外来规范与地方力量接榫并弥散的过程，深刻地作用于此后中共的政治性格和革命实践。

四、新史料与王明其人其事考证的深入

在从政治史、事件史的维度研究王明与中共革命重大问题的关联外，对王明个体生命历程和思想认知的考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质量颇高的王明年谱、传记等著作，尤以郭德宏于2014年所出80余万字的《王明年谱》（增订本）为代表，其中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充分吸收学界有关王明的论著，完整回顾了王明的一生，澄清并补充了若干新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06]新出史料的陆续涌现，亦对相关考证的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谨据相关研究所涉王明其人其事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概述。

其一，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活动考辨。杨奎松根据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存档案，指出“江浙同乡会”并非是王明一手包办、为打压异己制造的事件，实则与旅莫中国学生内部斗争逐渐激化、一些同乡活动的流言愈演愈烈有关；将此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并非米夫或王明，实为向忠发，但王明确实是这一事件的“推波助澜者”。[107]马贵凡、郭德宏进一步公布了这一事件的相关材料，后者指出，旅莫中国留学生内部政治关系不正常这一久已存在的背景、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是影响部分中共党员命运的重要因素。[108]在关注莫斯科中山大学派别之争的不利影响之外，留苏学习经历对于中共政治文化有何影响？这其中哪些是苏联影响、哪些是在留苏学生的小圈子中自我形成的？[109]目前来看，仅有部分研究涉及这些问题[110]，而还原这一人物群像和影响机制的具体历史细节，也必将推动对王明个体形象认知的深入。

其二，王明是如何得到共产国际“重视”并“上台”的？曹仲彬、戴茂林将王明放在早期共产党员的成长历程群像中加以考察，指出不少人物均是通过出色的翻译能力走向工作岗位、并与苏联结缘，而王明早年参加翻译活动时的人际关系，或对其此后的心态有一定影响。王明通过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结交老师米夫，逐渐为共产国际所重，其反对旅莫支部的做法，也曾得到很多同学的支持。[111]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与米夫来华扶植有直接关系，但1930年底米夫来华的一个月内王明并不知情；[112]杨奎松指出，王明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并非米夫的有意安排，而是江南省委内部人事纷争、工作难以维系的现实形势的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上，远东局提议的九位中央委员全部顺利通过，留苏学生中仅王明一人加入政治局[113]，且并未引起争议，此后由于部分干部卷入“罗章龙派”活动，王明得以提名进入常委，逐渐成为政治局中重要人物。[114]非常环境中党内职务变动本非次序分明，类比其他党内干部来看，王明的晋升历程亦非极端特例。[115]

其三，王明与中共党内其他人物的关系。不少学者结合新出联共（布）材料，指出王明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对毛泽东的评价较高，一度协助在莫斯科出版《毛泽东选集》。[116]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一度湮没于党史主流叙述的党员干部生命历程得到关注，不少研究或传记认为王明或出于政治斗争的个人目的、或出于对昔日同窗的嫉妒不满，借“肃托”之名迫害了李立三、瞿秋白、俞秀松、周达文、潘问友、杨光华等党员干部。[117]此外，还有不少旅苏中共干部的经历研究阙如，需要结合更为系统的一手档案加以考察。[118]

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物心态的曲折性、将人物置于同时代人际网络中加以类比考察，仍有着较大空间。如王明与鲁迅的关系就颇为微妙。传统研究认为王明在鲁迅逝世后积极推动纪念鲁迅、并誉之为“中国高尔基”，体现了其将苏联奉为绝对模范的教条主义态度[119]，但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一称呼也“整合了左翼内部”，成为“对抗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120]。不过朱正认为，需要区分王明在公私场合的表态，其主持长江局时反对推荐胡风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体现了对鲁迅不满的真实态度。[121]就鲁迅而论，其在世时对于“两个口号”争论所持态度、未赴苏联考察的表现，一直被认为是抵制了“王明路线”的正确代表，但实际上，鲁迅本人对于苏联“肃托”情况所知不多，这一事实背后或许有着更多隐微之处。[122]此外，如王明与瞿秋白的关系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123]王明得益于反“立三主义”、瞿秋白“调和主义”中的积极表现跻身政治权力中枢，但其自述曾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反对瞿秋白退出政治局，瞿秋白逝世后，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也对瞿秋白进行了隆重纪念；现实中采取克扣生活费、要求检讨等举措，相当部分是博古中央所为，二者关系的具体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四，王明本人的书写及言说。随着王明文章被整理出版，也有部分研究者对王明的理论构想进行了探讨。李红岩专门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争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王明在其小册子中传播了斯大林的观点，强调在农村“封建残余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但回避了“城市的社会性质、农村经济是否围绕城市转动”的问题。王明批评李立三只承认“封建关系”、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事实，但实际上二者均与斯大林一脉相承。[124]王也扬指出需要关注王明这一继瞿秋白之后阐述列宁主义理论的“高产作家”，王明曾在1927年《向导》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前途，1936年王明写作的《新中国论》在政策表述的层面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什么冲突，其晚年的攻击污蔑之词并非理论之争。[125]这一部分的研究需要将王明的言说置于同时代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之中，更需要辨别王明的本事与言说、历史当时版本和事后形成之词的差异[126]，既充满挑战，也有其重要价值。

其五，王明的早年活动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活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郭德宏新编《王明年谱》利用俄文版《王明全集》，以及王明妻子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等新材料[127]，填补了较多空白，亦提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细节，如王明的早年人际往来[128]、王明与土地改革[129]等问题。

近年来，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得到重视。如唐天然从第三国际档案中发现了王明曾于1936年8月27日向第三国际中国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呈报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托派写给鲁迅的信，其附加的信柬中有明显讹误，对于苏联方面获取真实讯息产生了不利影响。[130]徐元宫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资料，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为了达到自我目的而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的问题。[131]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还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指出王明确实曾经中毒，但属意外的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所谓蓄意谋害的情况。[132]由于新编《王明年谱》未能完全收录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故进一步挖掘原始史料，仍是推进关于王明生平与思想记载的关键基础。

五、结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批评王明是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传声筒”、“教条主义宗派”代表时，大多未曾完整读过王明的文章，而从王明文章中“寻章摘句”服务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将王明等同于“坏人”或“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一脸谱化认知根深蒂固。[133]改革开放以来，王明研究出现了若干重要进展，这在方法论上亦有三点提示。

第一，走出路线斗争史叙述后，结合时间线索和思想语境，历史、客观地还原王明的言论与行止。需要关注王明言行的对象、场合，及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具体异同，这离不开细致的史料搜集、文献排比及版本考证等工作。

第二，在援引“路线问题”评价中共革命的起伏得失之外，更需关注现实形势、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的根本结构性影响。对于具有高度理论意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旗帜正确、思想一致诚然相当关键，亦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粗砺乃至错位。以阶级和民族革命为双重目标的中共从年轻走向成熟、从弱小到壮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和顿挫，这难以都归咎于王明个体或“王明路线”的影响及危害。

第三，开展对王明的研究，结合原始资料考证还原历史细节相当重要，也需要将相关问题放在整个制度机制、政治文化中加以观察。延安整风中，王明形象几经变化，最终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然与现实需要相缠绕，而与此类似者亦不乏其数，根本上体现的是个别叙述如何统一于党的意志的过程，最初意图亦是欲起“统一全党、凝聚人心”的公约数之效。

综合来看，王明或非“大善大恶”者，而更多带有着小知识分子、留苏学生的影子。面对世界革命语境中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特殊机制，他紧紧跟随，亦不乏惶惑与摇摆；回归久已别离的国内革命政治，他有着理想化的想象，更多是应对时的窘迫与不甘。投机、敏感、“争口气”、“爱面子”的心态驱使，他做出不少恶劣逾矩之事，而不愿接受深入心灵的反省和洗炼，或是他最终落伍的关键原因之一。

注释：

*程美东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共历史重大问题研究”课程时提及，王明问题是党史学界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王明的错误也是党史学界和社会大众无所不知的事实。对于王明问题的处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历史中很高明、很成功的案例，其基本思路、策略技巧、客观效应，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设中的经典。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在了解结论之外，还应基于扎实的资料来了解王明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思想轨迹、实践行为及客观效果。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党的历史上形成的三个《历史决议》对王明问题所做的政治结论既经过了历史检验、又极具科学理性态度，深化相关研究正是坚持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基础而展开的，当代研究者深化研究王明问题处理的历程，是为了说明党中央在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当中所具有的智慧和艺术、党内政治生活文化中积极健康因素的历史经验。这一观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1]Ван， Мин.Полвека КПК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о Цзедуна. Политиздат，1979。

[2]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3页。

[3]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0页。

[4]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9页；郭德宏：《关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概念的由来及毛泽东等人对它的批判》，《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2期。

[5]《毛泽东选集》第3集，1953年，第970页。

[6]盖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7]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几篇专论或提及王明研究的文献，惟年份相对较早、且有待进一步补充。如张涛、齐卫平列举了部分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相关史实的研究；王士花、黄道炫、李仲明等重点以王明为例，指出“革命史上一些长期被定性为负面形象的人物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这一方面的代表有周国全、郭德宏所著《王明传》及李东朗《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对于王明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影响、王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论述有较大推动，但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史梳理仍非常简略；刘晶芳等指出，2002-2012年间有关王明生平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客观地评价王明成为学者的共识，既有研究在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上发挥的作用、重新审视抗战初期王明犯右倾错误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尹传正专门对于王明、博古研究进行了梳理，但主要聚焦在戴茂林、郭德宏、李东朗几位学者的文章上，陈述了王明上台原因、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如何认识王明“右倾错误”及王明与博古比较研究等几个问题。周一平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抗战史逐渐从党内路线斗争史中解放出来，有关与“王明路线斗争”的部分减少或淡化。张涛、齐卫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王士花、黄道炫：《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尹传正：《近年来关于王明、博古的研究》，《北京党史》2012年第3期；刘振清、刘晶芳：《二○○九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李仲明：《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周一平：《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4期。

[8]本庄比佐子编：五卷本的《王明选集》，汲古書院1970-1975年版。其中第1卷是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1938年版）的翻印。

[9]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唐曼珍：《王明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翻案是徒劳的——驳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一个谬论》，《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1]周文琪：《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刘以顺：《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林》1988年第3期；John W. Garver：，The China Quarterly， 1988； 叶健君：《王明从“左”倾关门主义转向右倾投降主义的原因》，《求索》1989年第4期；向青：《1937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对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陆文培：《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军事战略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3期；林天乙：《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分歧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2]Gregor Benton：，The China Quarterly，1977.

[13]田中仁：《王明(陳紹禹)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戦線論の形成について》，《史學研究》1983年第2期，第32-47頁。

[14]田中仁、张晓峰（译）：《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5]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6]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7]田中仁：《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笔记——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中心》，《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田中仁：《王明の経歴についての覚書》，田中仁编：《王明著作目録》，汲古書院1996年版，第199-200頁。

[18]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406页。

[19]方德万：“‘王明的武汉时刻’：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阵线”，北京大学文研院“百年中国与世界”讲座，2021年9月4日，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contentid=4352&nodeid=122&page=ContentPage。

[20]黄一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金怡顺：《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徐玉凤：《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9期；王树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

[21]何志明：《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与满洲省委：围绕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多边互动(1931—1936)》，《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

[22]《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3卷“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尚金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历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张涛、齐卫平：《从“保卫苏联”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形成过程探微》，《中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23]《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刘贵田：《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原因及利弊得失》，《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刘会军、白路：《中共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转型的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

[24]何志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认识的“分”与“合”（1931—1936）》，《苏区研究》2021年第3期。

[25]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2页。

[2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27]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28]田中仁：《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産党の危機と再生》，勁草書房2004年版，第190-191页。

[29]“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出版座谈会”，2014年3月26日，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4-04-14/45737.html。

[30]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436页。

[31]赵诺：《整党、整风、整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7页。

[32]田子渝：《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33]黄志高：《一九三八年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

[34]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田中仁：《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産党の危機と再生》，勁草書房2004年版，第55页。

[35]刘晶芳等：《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

[36]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徐方平：《周恩来与武汉抗战》，《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7]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38]李东朗：《论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夏宏根：《王明没有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总结》，《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39]李勇：《两件铁证——王明假托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党史纵横》1995年第2期。

[40]齐辉、王雪驹：《“党媒姓党”的历史诠释——武汉时期<新华日报>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及其纠正》，《新闻记者》2017年第2期。

[41]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项英是否深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项英与皖南事变问题的争鸣》，《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21期。

[42]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齐彪：《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战略与国共摩擦》，《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43]郭德宏：《王明的这一生》，《同舟共济》2011年第1期。

[44]王涛：《遵义会议未批评“左”倾政治路线原因新探》，《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45]高维良：《抗战时期党内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6期；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钟君、龙夫：《红色帷幕下的较量：毛泽东与王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46]张继福：《遵义会议仅仅是来不及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清理吗？》，《湖湘论坛》1993年第3期。

[47]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4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姜建芳：《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的历史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陈松友：《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曾景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东朗：《王明到达延安之后》，《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50]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51]吴永：《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其引发的党内危机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6期。

[52]罗平汉：《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孤立”及原因》，《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

[53]夏宏根：《王明没有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总结》，《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54]杨凯：《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争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55]李东朗：《论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56]黄允升：《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文献》2004年第1期；徐元宫：《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原因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研究——兼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季米特洛夫与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杨凯：《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争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57]杨奎松在讨论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的写作时，指出需要考虑自洛川会议以后党内对于军事战略方针等认识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58]李东朗：《王明到达延安之后》，《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罗平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关问题再探讨》，《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

[59]周雷鸣：《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重大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万建武：《从编辑<六大以来>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60]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上），《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61]李东朗：《王明到达延安之后》，《百年潮》2001年第11期；徐建国：《再谈毛泽东为什么编<六大以来>》，《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徐建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几个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

[62]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5-435页；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张太原：《延安整风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

[63]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64]李东朗：《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65]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561-588页。

[66]石仲泉：《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兼论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7]逢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9页。

[68]卢毅：《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

[69]郭德宏：《关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概念的由来及毛泽东等人对它的批判》，《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2期。

[70]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71]赵诺：《整党、整风、整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7页。

[72]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73]徐建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几个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

[7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喜德：《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阳国利：《试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处理同共产国际苏俄关系之方法》，《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4期。

[75]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朱超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王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分析》，《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万建武：《从编辑<六大以来>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76]石志夫：《浅析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中央关于制定抗日民族斗争策略的关系问题》，《政治研究》1985年第1期；孙剑纯：《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错误》，《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1期；叶健君：《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错误的经济政策》，《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周国全：《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怎样推行到全党的》，《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金立人、李华明、李小苏：《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吴映萍：《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7期；叶健君、王龙彪、熊廷华：《毛泽东与王明》，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77]《福建事变中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78]许庆昌、罗占元：《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及其对东北党的影响》，《党史研究》1983年第6期。

[79]《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初探》，《政治研究》1986年第1期。

[80]盖军、于吉楠：《瞿秋白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情况》，《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81]史略：《李铁夫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和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情况》，《党史研究》1983年第6期。

[82]石仲泉：《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兼论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83]例如：徐旭初：《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84]《孙冶方文集》第8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页。

[85]澄之：《对“二十八个半”问题研究的回顾》，《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86]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百年潮》2001年第8期。

[87]张培森：《论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6期；戴惠珍：《王稼祥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王稼祥逝世二十周年》，《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佟静：《论张闻天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程中原：《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88]张良友：《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在中央苏区》，《党史文汇》1995年第2期；汤胜利：《毛泽东宁都遇知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1期。

[89]徐映萍：《中共第三次“左”倾领导集体分化过程述略》，《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90]石仲泉：《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兼论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何志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认识的“分”与“合”（1931—1936）》，《苏区研究》2021年第3期。

[91]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92]《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与“历史草案”》，《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3]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4页。

[94]王新生：《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王海光：《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95]蒋建农：《苏区肃反扩大化几个问题的探讨》，《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96]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黄志高：《一九三八年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

[97]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98]黄道炫：《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9]谢维：《成败之道何处寻——读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史林》2013年第2期。

[100]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第252、433、478-480页。

[101]朱兰芝：《王明“左”倾路线对山东省革命斗争造成的危害及其教训》，《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朱兰芝：《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允恭的浮沉》，《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

[102]赵诺认为，“1935年前北方地下党中上层组织均遭总体破坏，但地下党的人力资源、关系网络已在局部之地方社会中深深扎根”；王亚丽认为，博兴暴动是山东省委（武平省委）贯彻中央“左”倾路线，在批判“北方落后论”的背景下发动的，但是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与博兴县委的周密的措施把博兴暴动的损失降低到较少的限度。赵诺：《抗战初中共党组织在太行山区的“战略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王亚丽：《博兴农民武装暴动再评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03]金冲及指出，“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苏维埃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简而言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便已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104]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张永：《1932年北方会议与中共的华北建军尝试》，《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05]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225页；陈耀煌：《陕西地区的共产革命，1924-1933——一个组织史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周锡瑞：《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9页。

[106]如对于1927年米夫来华的任务、向忠发被捕、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原因、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和博古负总责、王明两次等中毒问题，汇编了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郭德宏：《王明年谱》（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德宏：《新编<王明年谱>有哪些新材料新看法》，《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9日，第9版。

[107]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8]马贵凡：《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重要历史文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德宏：《关于“江浙同乡会”的三份重要资料》，《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09]王奇生、黄道炫：《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http：//zgsc.china.com.cn/2018-01/16/content_40188904.html。

[110]Е Фань. Роль СССР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для Китая в 1920-30-е годы. //См.：https：//search.rsl.ru/ru/record/01008711900？ysclid=l92dpwbfa5568397368(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10.2022).Чжан Юйсинь.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систем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ССР：1921-1930гг.//См.：https：//search.rsl.ru/ru/record/01008711900？ysclid=l92dpwbfa5568397368(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10.2022) 孙会修：《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与大革命期间中共组织制度的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孙会修：《旅莫支部成员的入党之路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111]曹忠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12]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13]《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导言”中亦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上远东局对于中央委员的安排采取了“新老结合”的方式，进入“头一辆三驾马车”即1931年1月10日成立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都是“老人”：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9卷“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14]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收《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360页。

[115]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第217-220页。

[11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石川祯浩：《“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5-76页。

[117]《拭去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土──俞秀松反对王明斗争的内幕纪实》，《上海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徐启基：《评瞿秋白绝笔诗》，《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李琦：《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彬彬：《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陈训明：《周达文同王明宗派主义的斗争》，《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梁柱、贺新辉：《生死绝恋 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陈训明：《从俄藏档案看周达文生平事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1期；《俞秀松革命人生历程透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18]延安整风及建国后许多揭发材料都将矛头指向王明、康生，“许多中共干部在苏联受迫害，都是王明、康生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有关名单或进行举报的”，具体史实可进一步考察。梁柱、贺新辉：《生死绝恋 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第33页。

[119]川上久寿：《陳紹禹(王明)とその魯迅論》，《小樽商科大學人文研究》1971年第11期。

[120]张武军：《“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121]朱正：《王明谈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122]《鲁迅为何未去苏联考察疗养？》，《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殷鹏飞：《1931年被捕谣言与鲁迅“横站”的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123]对于二者关系，目前主要仅在瞿秋白相关传记、研究中有所提及，刘福勤、盖军等曾对二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将王明与“王明宗派”等同起来，认为“瞿秋白与王明宗派不同政见，也是同共产国际的分歧”。张表芳对二人进行了对比研究，但缺乏历时性的分析。盖军、于吉楠：《瞿秋白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情况》，《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福勤：《<多余的话>所涉立三、王明及共产国际问题》，《江苏社联通讯》1987年第4期；张表芳：《中国现代思想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78页。

[124]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76页。

[125]王也扬：《王明与新民主主义》，《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126]例如王明所写作的诗歌便存在不少更改写作时间的情况。田中仁：《「王明詩歌選集」について》，《王明著作目録》，第219-221頁。

[127]郭德宏：《王明回忆录提供的新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4期。

[128]例如传统材料提及，王明曾于1930年请安徽同乡王逸常出面办书店，房租由王明出，稿件由王明组织留苏的同学提供或帮助翻译，王逸常便找了安徽籍的党员同志和同乡集资，在上海英租界蒲柏路办起了“秋阳书店”，而“秋阳书店也成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的据点”，王明与鄂皖籍同乡的人际往来需要进一步考察。郭德宏：《王明年谱》（增订本），第145页。

[129]郭德宏《王明年谱》中引孟庆树编《传记与回忆》提及“王明同志和谢老觉哉同志于1947年十月渡黄河到河西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找毛泽东，想把山西临县土改工作中错误的严重情况告诉他”，但尚无更多旁证，这一历史细节值得关注。郭德宏：《王明年谱》（增订本），第602页。

[130]唐天然：《对斯大林清除异己的曲意配合——王明向第三国际呈报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

[131]徐元宫：《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原因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132]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纵览》2009年第12期；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133]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张蓝天，（2001——），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