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出发，可以发现，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有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延安整风前，党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造成的。这也难怪，不经过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全处理好的。那个时候，新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况且，思想问题与路线方针、人事关系问题纠缠在一起，1937年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共产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一种明证。这一现实动因，促使毛泽东最终下决心改变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王明；延安整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提到了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关于延安整风的缘由，学界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做法，是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去考察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剥离开整个党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的作用，无疑是难于合乎历史实际的。对于延安整风的发动，如果从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来分析，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一、旧习未改——教条主义的遗风
教条主义由何而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究竟是教条化，还是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对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验，究竟是照搬照办，还是独立自主、自我抉择。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失败，历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和更换，都与这两个问题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中共一大时，照搬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提出在中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建立社会主义。但是，不久就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多少资产阶级可以“革”，倒是列强和军阀的危害令人感受强烈，早期的三大工人运动均严重受挫。中共二大时，党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提出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目标是实现最低纲领——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应该说，中共二大正确地认识到建党初期中国的特殊国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经过中共三大与国民党合作，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但是，在大革命推进的过程中，陈独秀等指导者和领导者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陷进去了，在中国实际的斗争中陷进去了，并没能够形成清醒的理论认识，反而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提出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主要是给国民党帮忙，为国民党当好“苦力”，以使国民党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等将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夺取政权。由此，也就没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出发，中共中央又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为照搬共产革命的教条，坚持城市中心论，实行工人暴动，打击中间派。当然，这期间还有另一种情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开始探索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最终成功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是，毛泽东等人取得的成果最终毁在“左”倾错误者的手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应该说，从1921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的政策无论正确与否，都受到共产国际很深的影响，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他的领导，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想独立自主。以陈独秀为例，早在1921年9月，他就表现出了独立的倾向。据包惠僧回忆，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时，“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在不久之后，陈独秀便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当时中共几乎没有条件开展工作。早期共产党人多是职业革命家，生活和革命活动经费几乎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武器、物资等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加上苏联是革命先进国，凡事听命于共产国际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27年7月，汪精卫“分共”前夕，陈独秀为了对他进行最后的争取，直接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来信交给他看，可以说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加上争取汪精卫又没有成功，陈独秀自然不能再为共产国际所容忍。其实，即使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也表现出过“独立自主”，只是从更“左”的方面。他明确地向人讲，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他还独自提出，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苏联出兵援助中国革命，试图让苏联直接卷入中国革命战争。这自然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所不能容忍的，很快李立三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此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倾向于选择“忠实于国际路线的同志”任中共领导人，王明应运而出。王明，本名陈绍禹，曾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20岁时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兵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身〕革命变全球。
1929年，王明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先后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红旗》报和《劳动》三日刊编辑、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等职，职位非常普通，这显然使“献身革命变全球”的他感到怀才不遇。到1931年，王明的机运终于来了。该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奉命来华调整中共领导班子。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王明做过他的翻译。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程几乎由米夫操控。参加会议者共37人，包括王明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参会者共15人并非中央委员，却占到与会代表总数的40.5%。为了保证会前起草的决议通过，米夫将会议压缩为一天，与会人员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时间；有的中央委员因为路途遥远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结束了。更为严重的是，米夫竟然违反组织原则，让王明等15位列席代表也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会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员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三人是上届的中央委员，新增加的都是留苏归来的学生党员。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明从一名普通党员一跃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于向忠发以工人身份担任党的总书记，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为了让大家信服，米夫极力称赞王明“在莫斯科中大斗争中证明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他还对那些不支持王明的人说，王明“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这样，反对王明的声浪渐渐平静下来。然而，不久，中共中央差点遭到灭顶之灾。1931年4月的一天，在国民党军统机要科卧底的地下党钱壮飞值班时，忽然收到一份电报，看后极为惊恐，电报的大致意思是顾顺章已归附，并交代了中共中央成员及其所在地，提请尽快依名单一网打尽。顾顺章当时地位特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他的叛变给党中央造成的巨大危险可想而知。形势危急，钱壮飞火速化装成商人，设法告知了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不过，向忠发还是被顾顺章带人抓到了，稍后也叛变。这样，中共中央面临的形势更加危险，经商议，决定进行疏散，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留守上海，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常委会，由博古负总责。当时，博古只有24岁，党龄只有六年，工作时间才两年，此前也不是中央委员，实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频遭事故，但是，“左”倾政策却积极地贯彻着，主要表现是派遣中央代表到各地，全权处理一切。其中，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被派往湘鄂西区，而派往中央苏区的是一个中央代表团，包括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毛泽东等原中央苏区领导人受到排挤和压制。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党权和军权。宁都会议的召开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是临时中央催促中央苏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彻底贯彻中央路线；二是后方中央局对前方毛泽东经常自作主张不满；三是会前随军行动的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给后方中央局写信，抱怨前方事权不能集中。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的全权代表，对前方行动方针拥有最后决定权。参加宁都会议的后方中央局成员是：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而前方中央局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方中央局成员轮番对毛泽东表达不满，进行批判。当有与会者提出要毛泽东离开军队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时，会议主席周恩来认为有些过火。他提出两点调和意见：一是由他负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一是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也提出，大敌当前，临阵不能换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点意见。不过，毛泽东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既然不能做主，还不如不干，不久便到后方养病去了，临行前留下一句话：“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人过问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他住在一个破庙里，连鬼都不上门，度过了一生中最失意、最煎熬、最落寞的日子。无论如何，毕竟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毛泽东丢了职权，此后周恩来还兼任了毛泽东曾经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宁都会议成为两人终生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但是并没有影响其合作共事。毛泽东离开前线后，周恩来只好勉励部属“自己干”，在一段时间内干得还不错，1933年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一年，临时中央由于无法在上海立足，也迁入中央苏区，从而使“左”倾路线在苏区得以更全面彻底地贯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军事上反对“诱敌深入”，同时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际上，博古并不懂军事，处处依赖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当时指导蒋介石进攻红军的也是一个德国顾问，因此，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左”倾错误危害极大，在政治上表现为不懂得搞统一战线，将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拒之门外，断送了共同合作反蒋的良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造成农村的打击面过大，不利于红军开展工作；在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地方上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人。
据说，博古初见毛泽东时，故意要把几本马列书送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说都读过了。后来，毛泽东气愤地说：“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毛泽东所说的“碰破脑壳”实际上就是指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后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渡过湘江后又伤亡过半，红军面临着覆亡的危险。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军事指挥“三人团”，在军事上作为周恩来的协助者，周恩来被明确为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张闻天则代替博古负总责。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以后，行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是在一起的。“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这也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情况下，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军事上的路线错误问题。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一直没来得及清理，也就是说，党内仍然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风气。不料，遗风未去，新的教条之风又起。1937年11月29日，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王明忽然从天而降。
二、新的是非又起——王明回国及其“右倾”
从大局和组织原则出发，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是热烈欢迎的。当时王明身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等要职。王明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后，毛泽东做了题为《饮水思源》的致辞：“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尽管毛泽东此前深受王明教条主义之苦，这却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王明此次回国主要是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的派遣。日本侵华之后，斯大林一直担心日本会借机进攻苏联，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在战场上拖住日本军队，苏联就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这自然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但是，他又认为，在中国能够有效抗击日本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他曾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这种论断下，苏联一方面在物质上主要援助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在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下抗日。事实上，国共也从民族利益出发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但是，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出的独立自主倾向以及与国民党之间发生的一些摩擦，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到担忧，担心中共的行为会破坏统一战线。为此，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回国之前，斯大林还专门找他谈话，大致意思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以赴与国民党合作，长期抗战。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也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王明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使命和斯大林的战略意图回国的。
由于及时捕捉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王明早就想对中共的方针、路线进行调整。大约1933年以后，他在发给博古的电报中，就已开始批评一些过“左”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王明便起草并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该宣言被看作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端。不过，王明纠“左”的努力，又纠过头了，纠到右的方面去了，主要表现为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对国民党一味迁就，不敢放手发展自己。王明的“左”和右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其思想根源实则一致，明显都在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有典型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因为王明有理论家的帽子和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影响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再度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并且一度占了上风。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王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史称“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尽管从长远来看，王明认为中共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他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并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他甚至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认为过于强调独立性是有问题的。由于王明共产国际的背景和来头，他的发言和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一同回国的康生率先赞成，进一步提出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周恩来也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了！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今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并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是否要保持独立自主持保留意见。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这似乎给人一种毛泽东和王明共同领导的印象。从党内职务名称来看，似乎王明还更突出、更重要一些。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设在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合作工作。王明任书记，成员包括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项英负责的东南局也在长江局的领导之下。国共合作抗日是当时中共的中心工作，而主要执行者就是长江局。长江局负责和承担着党的统战工作，本应执行好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但王明试图凌驾于中央之上，甚至直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外言论，并一度不承认延安中央的合法性，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何以如此呢？主要是有时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比延安要多，加上此时张国焘已经叛逃，任弼时和王稼祥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朱德、彭德怀和项英则经常到武汉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军事会议，驻留延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康生四人。因此，王明自我感觉甚好，一度要求把中央书记处设在武汉，并明确提出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与此同时，他经常直接对延安中央、华北八路军下达命令；更甚者，竟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对这些情况，国民党方面有所觉察。那时武汉流行一种说法：周恩来、董必武只能代表延安，王明却兼能代表莫斯科。若干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些情况时说：“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确是如此，当时，苏联情报人员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认为，“王明集团在汉口实际上建立了第二中央，无视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被执行，他的许多文章也没能被发表”。有一次，李维汉专程去探望毛泽东，谈到一些情况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然而，王明在与国民党合作方面并无多大成绩，相反使党的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发展。更令王明所料不及的是，蒋介石竟然胃口越来越大，派人问王明是否可以取消共产党。后来，毛泽东讽刺王明就像一个女人“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记耳光打出大门。这种情况，使中央领导层内部逐渐出现变化，不少人开始认识到王明的做法并不符合党的利益。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上，王明仍盛气凌人地论述了进一步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观点，主张中共应配合国民党，不要喧宾夺主得罪了蒋介石。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有八人，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提了部分保留意见，不过，仍居于少数之列。毛泽东提议，王明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宜再到武汉去工作。但是，过半数的同志并没有同意，王明很快又回武汉去了。这种情况不能不令毛泽东深思：为什么王明“左”，有人跟着他“左”，王明右，大家又跟着他右呢？在毛泽东看来，其实这都是出于同一原因，就是主观主义作祟，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源在于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迷信苏联经验，迷信共产国际。由此，一个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的创举开始在毛泽东心中酝酿，而历史也终于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三、如梦方醒——皖南事变的刺激
教条主义的发生，除了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待共产国际态度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重新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对共产国际基本上仍然是言听计从的。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到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能够赢得共产国际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真正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的，是皖南事变。
1940年下半年，国共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对国民党来说，全民族抗战以来丢城失地，损兵折将，共产党却深入敌后，迅速壮大，难以容忍。从1939年开始，蒋介石就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办法，共产党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共两党的摩擦时有发生。到该年10月，双方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黄桥之战。冲突是国民党方面先挑起的，中共却占了上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三个旅一万多人。蒋介石日记记载：“共匪在苏北对我李守维部围攻，李被阵亡，其部下师旅团长亦多阵亡。”这令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十分恼怒，地方将领则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国民党中央很快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就存在一个是否执行命令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电令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表示皖南新四军按照国民党要求准备北移，在政治上抢占先机，延缓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准备了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即出动15万精兵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甘肃等地去。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毛泽东有点拿不定主意，担心“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故向共产国际征询意见。共产国际认为，当前还看不出国民党全面“剿共”的决心，中共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毛泽东最终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进而推测国民党军队不可能大规模剿共，“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新四军北移“偏要再拖一两个月”。然而，蒋介石这时在地方将领的影响下，已决心巩固华中地区，12月9日再次下令，限新四军务必于12月31日前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12月25日，蒋介石特地会见周恩来，“告以朱部渡河不得再缓。”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顿即把会见情况告知了延安，毛泽东收到信息后立即电令项英北移。然而，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绕道北移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九千多人，损失七八千人。国民党恶人先告状，很快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后，毛泽东如梦方醒。在他看来，正因为听信莫斯科的错误判断，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他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1941年5月，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这应该是中共与俄国人打交道20年来悟出的一个道理。但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是否都懂得这个道理呢？显然，相当多的人还蒙在鼓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专门讲到：“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
苏联相关各方，只字未提，其“风”又是如何“整”的呢？毛泽东在整风的第一个文献中讽刺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在那时的延安，讲马列的人怎会“言必称希腊”呢？毋庸置疑，“希腊”指代的即是苏联。在总结皖南事变教训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大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后的蒋介石的变化。他还说，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在于项英缺乏“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项英主持的东南局在长江局的领导之下，而项英和王明的关系十分密切。经过皖南事变，毛泽东对党内教条主义和迷信共产国际的情况已经有些难以容忍了。
从1938年开始，毛泽东集中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文章，同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这些论著，就是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后来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泽东的著作可谓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的历史和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新的理论产生了，但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乃至全党是否接受还是一个问题，整风运动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全党思想统一的问题，即用新产生的理论武装全党，以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