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从物质遗存揭示人类历史的学科，极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域。然而，随着考古材料的快速积累和探索的不断深入，学科面临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这些问题在“重建古史”成为迫切要求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深思。本文认为，当今中国考古学面临四重障碍。
考古学面临的四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悖论。人类社会呈现相当强的复杂性，如果从表象出发对考古材料的众多特征开展研究，很大程度上会表现为噪点，致使对行为的理解异常困难。考古材料呈现的是零碎的细枝末节，受情境脱离与埋藏扰动的影响，研究者很难对行为进行精准识别。解释材料时，若求助于历史文献乃至古史传说的只言片语，而对文本形成缺乏细致的理解，命题很难得到科学意义上的检验，更有生成伪问题的风险。虽然描述考古材料时尽力做到了客观，但解释时将文字资料作为现象的缘由，或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判断，主观认识势必与倡导的客观性相背离。从物质材料向人类行为的解译应侧重对文化过程的把握，而非事无巨细地重建或与文献的牵强附会。若把文化过程视为系统状态发生的变化，把考古材料视为文化系统运作的（副）产品，对过去的追寻就会成为对世界运作方式的探索。
第二重障碍：小尺度与大问题的冲突。考古学从诞生之初起，面对的都是大问题，人类古老性的建立、石器—青铜—铁器时代“三期说”和古典考古学的兴起都与19世纪欧洲学界对人类深远历史的探索有关。在我国，周口店的发掘针对的是人类起源和中国人由来，仰韶遗址的发掘针对的是中国文化起源，殷墟遗址的发掘针对的是中华文明起源。然而，考古发掘的规模有限，为探索这类大问题，不得不进行概念体系的调整和尺度的变换，以及科学方法论建构。从考古材料出发的归纳法在学科发展初期对资料的积累和古史重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抵牾观点的增多，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弊端也凸显出来。对于观点可靠性的评估需要理性主义的研究策略，而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的方法论构建起了当代的考古学论证——前者可以积累知识，后者对知识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第三重障碍：经验与理论的割裂。考古推理遵循从已知推未知的规则。只有在理解系统的运作方式后，才能将之投射到未知的过去，形成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的观点。对于重大科学问题，理论来自对当今世界运行方式的认识，这在“三大起源”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人类起源本质上是进化论，来自对人类演化机制的认识。达尔文依据自然选择假说率先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智人走出非洲的学说更多来自对当今人类基因分布的研究，并结合了分子钟假设。农业起源本质上是从攫取到生产经济的转变，来自对狩猎采集者的跨文化比较。文明起源本质上是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和不平等的加剧，不管是古典的“蒙昧—野蛮—文明”还是新进化论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学说，都建立在对民族志的概括基础上。在考古学中开展实证研究时，这些观点都经历了从共时性向历时性的投射。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有效地将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结合到一起。考古材料呈现的模式虽可检验关于起源过程的假说，却无法反驳理论本身。理论构建与相关性论证形成了求同与存异的关系。
第四重障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中国考古学秉持了史料学传统，承担了证经补史的任务，导致考古学阐释侧重特殊性，如遗址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对于考古材料特殊性的重视也见于史前考古，如把某些器物视为“标型器”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属性。将器物等同于思想型板，进而推断人群差异，考古学文化的边界就成了族群的边界。然而，影响器物形制和组合变异的原因多样，对环境的适应和技术的限制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器物与思想之间的诸多影响因素需要用类似化学提纯的方法逐个鉴别。与特殊性相反，若将考古材料视为面对挑战采纳策略的产物，则更多反映出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共性。在“行为”而非“思想”意义上构建起科学推理的路径，对于揭示社会发展路径更为直接和有效。从共性向个性的推理也是社会科学通用的研究策略，有利于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构建新时代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必须积极开展理论构建。理论构建不等同于对材料的归纳，因为理论并不完全建立在经验之上。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构建需要结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建立实证科学范式，需要构筑参考框架，采用假说—检验路径，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到一起。为了探索遗存背后的行为演化，考古学应充分发挥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将其他学科的论证映射到过去，用考古记录属性呈现的数据模式对假说进行检验，深化对人类过去的认识，推动知识的有效增长。遗存具备物质形式与文化内容双重属性，使考古学恰如其分地处于学科交汇之处——科技方法可以提取肉眼不可见信息，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可以构建人际关系，重塑社会变迁的整个过程；人文学科可以重建过去的信仰体系，探索意识形态对于景观塑造和社会凝聚所起的作用。科学与人文的联结有助于把考古学发展成具有反哺能力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领域。
在科学的考古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考古研究应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考古学者需要关注诸多学科对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既有成果，尤其与物质文化相关的领域。坚持系统观念，意味着考古研究应关注社会运行机制，并把考古材料视为文化系统运作的产物。为了构建连接二者的桥梁，考古研究应关注遗址形成过程，以及与系统结构的联系，采纳民族考古、实验考古和计算机模拟等一系列具有中程理论性质的研究方法。
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也意味着考古教学的重点发生转移。知识传授需要从认识器物转向区分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这就需要理解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材料形成施加的影响。考古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时段概论和田野实践课程，而且要开设跨学科的课程，尤其是科技考古、人类学和艺术史等领域的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展世界考古学的系列课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所处的位置，通过比较才能对中国考古材料背后的共性与个性有清晰的理解。
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意味着考古学研究模式的转变。考古学者可以从功能论—系统论—过程论三个层次构建新时代的研究策略。功能将物质材料嵌入行为框架，行为整合为系统，系统状态的跃迁构成了社会演化的过程。三者的交互可以有效实现从器物组合到社会变迁的概念尺度变换，以及从短时段到长时段、从微观到宏观的时空转化。只有依靠建立在其他科学领域稳固知识上的推理，考古学者才能避免被直觉和表象引入歧途，才能发挥能动性与原创性，探索考古材料背后的人类行为演化机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分辨出各种因素对考古材料变异的影响，“透物见人”；揭示社会变迁背后的动力，“重建古史”。希望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出对人类社会更为系统的认识，构建出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人类史，并将之建立在现代科学的根基之上。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