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有时感到奇怪的是，现在许多时评都在最后都要有一种向上的结论，一个光明的结尾以及一些鸡肋的建议结尾，比如“我们相信政府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后会逐步加以解决”，“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们期待……”。与之相伴的往往是硬拔的高度、无痛的呻吟、苍白的寄望，痛快淋漓、不留情面、斗酒百篇的文风看来已经要绝迹了，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首先植根于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升乐和平思想。许纪霖先生曾在《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一文中说明中国人的“生、乐、和”哲学：生指重生甚至苟活，重实用理性；乐是指顺世而富审美境界，缺乏理性怀疑和悲剧精神；和是指游世而天人合一，安静中庸。当前存在于政界、学界和媒界的好好先生之风就是这种哲学的集中体现，从毕业论文答辩现场导师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到学者的曲学阿世粉饰太平，更不必说官场的种种了，柏杨评其为酱缸文化，诚哉斯言。至于说评论，我也指出问题，不过结尾一定要光明，这样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

理性的建议哪个社会都需要，但是不是必须得得出理性的建议，一种问题才有述说的必要与可能？民国时代的鲁迅，在当时贡献出了多少的理性建议？但最后带给了国人永远的奋发意识与正能量。健康的舆论场永远是多元的，在这里理性建议的有，大胆披露的也有，沽名钓誉的有，打假祛魅的也有。意大利学者诺贝托·博比奥曾说，社会中的各部分不会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目标而自动协调配合，形成观点自由碰撞与交流的市场才是健康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永远贬抑直陈弊害的行文做事方式，那么中国不仅很难出真正的批评家，也很难出好的纪录片、好的现实主义绘画、好的话剧等等，因为真正发人深省的文艺作品一般是向下审视的，是正面社会弊端的，甚至是悲剧性的，表面升昌的社会出不了好的悲剧。

其次，长久以来我们的政治文化不太鼓励批评时弊，而有些想法的知识分子总是小心翼翼的。王元化先生曾分析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图伦理”现象，这个词通俗点的解释就是不管行文如何，首先思想站队。这是极其方便的诛心术，配合着浩大的群众运动，知识分子哪里还敢就事论事呢？这种流风余韵一直传到现在，如果说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方式相对消极，多以批判眼光审视社会，我们就把他定义成“一小撮”，那我们的社会哪还容得下进步的空间呢？

思想站队还带来的后果就是一个人思想的僵化与守成。在现在的专家里，我们会发现在意识形态光谱中，比如他身处“左”的阵营，为“左”的报刊撰写评论，那他所有探讨问题的出路都会指向一种依归，这正是学界与公知“脸谱化”和“标签化”的一大现象。可是这个社会中事务纷繁复杂，一个学者即便经常抨击美国，他也希望保持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一向秉持轻税安民思想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激愤于民众的愚弱。而社会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可能你昨天认为“左”的东西，忽而又偏“右”了，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现在谁还能拥有？

有时候看些《纽约客》过去的时政随笔，比如乔治·斯坦纳、埃德蒙·威尔逊，还有E·B怀特，其文风凝练，气势喷薄，少却许多明里暗里的掣肘，行文畅快，个性十足。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生活和审美趣味。不过遗憾的是，在国人的时评中，我很难看到这一点。

最后我要说的是，自我审查是人心最深层的桎梏。其实媒介市场化需要我们的批评语言凌厉些，角度抓人眼球些，但在我们指斥社会黑暗面的最后，不自觉地还是会先抑后扬，用一种大团圆的乐观视野来扫尾。这是自我审查的最典型例子。文风是政风和民风互动的产物，官民双方在言说范围上不断拉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就造成了这种言说者的自我审查。这种写作方式既残留了宏大的国族叙事余韵，沾染了几分意义感和升华的情绪，也是自我保全的良药秘方。

致力于保护阿赫玛托娃的苏联作家利季娅坚决反对苏联作协对她的指控，她反对任何对其记忆的删改，哪怕书不出版也不要紧，她的不妥协是不可能做自我审查的。社会是不能缺乏说诤言的知识分子的，顾准就非常赞赏常持批判立场而不善感恩的精神贵族的，他说这样的贵族要多制造一些，多了他们也就不贵了。精神贵族的增多会导致社会权威中心点的增多，这也就意味着对真理的阐释不会归于一统。我真心希望中国这样的精神贵族能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