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和关心支持下，文物考古工作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寻根道路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用丰富翔实的考古材料和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生动诠释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起点上，要加快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学科力量。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突出理论性、体系性和主体性，筑牢关键性支点。
一、赓续优良传统
“志古自镜”、“修旧起废”的经世理想，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要旨。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王夫之的“通古今而言之”，中国历代史学大家无不是以“贯通”为治史圭臬，以寻求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为现实观照，努力实现经世理想。中国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延伸，是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催生的新学问，是为“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扫除障碍的急先锋。因此，中国考古学从来都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从“史学革命”到“古史新证”，从“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之计”的时代呐喊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学术理想，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和兴学图强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赓续文脉、传承文明是中国考古学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考古学者就致力于将考古工作建设为“人民的事业”。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说，“假使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假如我们还想使我们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假如我们还想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国家，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爱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在此后的岁月里，考古学对如何“古为今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改革开放之初明确提出要“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文化政治”属性，不断增强中国考古学理论创新的主体自觉，扬弃简单移植嫁接西方学科理论的模式，紧紧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在探寻民族精神原点、体察先民的平常日用中，探究中华文明共同体盛衰演进之道，感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必须在文明形成的内在基因、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文明交流的传播形式等理论体系建构上彰显现代学人的“贯通之识”和“独断之功”，在探寻“何以中国”、推进“熔古铸今”中构建文明理论新范式上“成一家之言”。
二、强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学以“通古今之变”为目标，善于从大历史的视野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变”与“常”，能够从不同类型文明的盛衰演变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获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启迪，这是考古学成为“大”学科的关键所在。学科之“大”，非谓其规模之大，而在于其格局视野之大，在于其始终情系国家民族之大者。虽然就规模而言，考古学至今仍是相对小众的学科，但考古学之“大”，正在于它肩负重大文化和政治使命，在于它从来都是心系“国之大者”，学科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从学理上说，考古学应同时借助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来开展“古史新证”研究，并进而重建科学的上古史，但疑古流风所至，抛开具有重大文明价值古史谱系记载而另起炉灶进行“古史重建”在考古界一度颇为流行。尤需注意的是，近年来实证之风有愈来愈盛的趋势，某些研究以“科学”、“实证”为名，堕入价值中立和历史虚无主义，极具迷惑性误导性，不仅无助于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更是在实际上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进行了解构、造成了伤害，进而对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造成巨大冲击。例如，对于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一些人无视千百年的历史建构和近代学者的系统研究，而简单地归类到神话传说，不仅令五千年文明史大为缩水，更是对华夏文明主根主脉的无视与铲除。又如大禹和夏代，至少从西周以降就载诸史册、铸于彝铭，除了个别极端疑古派学者，历史上从来视为信史，但由于有人过于强调当时文字材料对于“证史”的重要性，夏代的有无居然成了一个极度存疑的“学术”问题，这等于是腰斩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更加深刻把握其作为“文化政治”的学科本质，更加深刻领会“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始终保持清醒，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用坚实的学术成果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努力走出“厚古薄今”的学术窠臼，大力倡导“融通古今”、“知古鉴今”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积极投身国家文化事业建设大潮，深刻、准确地揭示中华文明独有的内在结构美和深层文化基因，厚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自信力量，真正担当起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的学科使命和学科自觉。
三、加快范式转变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实物遗存材料研究人类文明的一门学科。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古代文化遗产极其丰富，这是中国考古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就提出要利用殷墟发掘材料书写新的殷商新史，并完成《安阳》等名著，堪称是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初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基本绘就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框架和物质文化的演变图谱，为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总体而言，与近一个世纪以来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相比，中国考古学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的成绩相对滞后。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长期积累的考古材料已经成为考古学者不能承受之重，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的日常是按操作规程整理海量的出土资料，即便穷毕生之力“皓首穷经”，也难以真正有效地整理完田野发掘所获，考古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考古“材料学”。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出土材料都是最为平常的陶片、石器、兽骨等物，这些都是典型的“无字天书”，与文献材料相比，它们在构建知识体系方面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如何“化腐朽为神奇”，既需要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再多的发掘材料也不过是零散“素材”，再精美的文物也不会升华为著史的史料，更不能形成有机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如果说学科发展初始阶段，中国考古学的首要任务是材料的积累；那么，历经百年发展，学科重心必然要转移到考古写史、文明阐释的新领域，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学科新知。
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考古学应尽快实现从“描述”之学向“著述”之学的转变，从注重材料积累转向阐释研究，从发现历史转向书写历史。以往，在材料主义研究范式的主导下，很容易形成“以发现论英雄”、把“描述”当“研究”的学术风气。而知识体系的建构，是要在翔实材料基础上进行学术再加工和理论再升华，必须继承中国史学“疏通知远”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术追求，才能真正构建起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要“讲”好文明故事、中国故事，仅仅“扩充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考古学者应主动走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旧观念，从“动手动脚找东西”转向“苦口婆心讲故事”，通过政治话语学术化、学术话语大众化表达，最终达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之目的。
四、形成理论突破
一百多年前，在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初，学界提出“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理论和方法自觉。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代表的现代考古学方法在中国扎根并结出硕果，涌现了殷墟发掘、后冈三叠层划分和斗鸡台遗址瓦鬲研究等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经典范例，开启了现代考古学方法中国化的先河。
一个多世纪以来，最能彰显中国考古学主体性的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经过艰苦探索，中国学者深刻认识到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结合丰富的考古实践，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实现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转化，系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发展道路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学科理论方法创新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新使命呼唤新实践，新实践孕育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立足中华文明丰厚底蕴和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整理好中国材料，总结好中国经验，讲述好中国道理，努力在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形成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魅力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特别是要紧紧围绕中华文明基因和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融合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考古材料中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
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阐旧邦以辅新命”为学术正道，凝练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萃取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把中国考古学建设成为浸润世道人心、展示文明风采、弘扬优秀文化、助力民族复兴的宏大学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和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孙庆伟（西北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