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学的历史属性及其与文献史学的关系
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由于其学科特点是以发现和研究古代物质遗存为基本特征，所以长期以来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属性一直有争议。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大陆以美洲为代表的考古学多归属于人类学，其背景是因为对美洲本土的考古学而言，主要是由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对当时他们发现的所谓“新大陆”的美洲土著——以印第安人部落为主的族群文化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由此去追溯印第安人的人种、历史和文化，因而采用了大量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考古学因此而具有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属性，研究对象也因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记载，而更多地使用了史前考古的方法和理论。欧洲旧大陆考古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爱琴海文明和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文明均有着漫长的成文历史时代，所以欧洲古典主义的考古学也多具有历史学的属性(艺术史也属于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一些缺乏文字和文献记载的地区和民族(如北欧)，考古学兴起之后主要也是用史前考古的方法和理论来实际运作的，并由此产生了按照物质本体的特征划分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样著名的人类文明“三段式”发展观念，以此弥补文献记载的缺乏。
中国考古学的情况明显不同于美洲而接近于欧洲。一方面，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一直有金石学，其研究对象和考古学研究的实物本无二致，但却因这门学术对于史前时代的旧石器、新石器很少涉及，而基本上是以有文字的青铜器、石刻等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和历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从一开始便和史学界的“疑古思潮”互为呼应，被当时中国学术界视为“重写国史”最为重要的科学方法，加之由中国考古学家们首选的发掘对象之一是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随着甲骨文、宫殿与王陵、车马坑等的发掘出土，尤其是出土甲骨文中的殷人王系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之间的高度契合，更是让国人倍感振奋，于是就有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论说——倡导将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互印证来研究古史。这大约可视为考古学传入中国第一个阶段的特点，其历史学的属性十分鲜明，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倾向”，对此褒贬不一。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另一个问题也渐渐提上日程：那就是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以及虽有文字出现，但文字资料和文献甚少的“原史时代”(protohistory)，中国的旧金石学很难提供可靠的实物证据，而只能依靠考古学资料来重建史前史。于是，在史前考古(主要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这个段落，西方欧美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影响日益加大，基于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研究的区系文化研究形成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阶段，其学术目标是“从物到人”，即从考古出土器物的类比与年代学分析，进而观察史前社会的人群及其文化，从区系类型研究转向文明探源和古史重建，尤其是史前史的重建。正是因为缺少文字记载，对于考古材料的断代问题没有依据，这就直接导致自然科学技术中对于考古年代学影响最大的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断代法的应用，使得史前考古材料绝对年代的断定有了科学依据和参照，从而被称之为一场考古学上的“碳十四革命”。
与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一道，同时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影响的，还有考古学理论层面的讨论。由于在处理考古材料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涉及对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材料进行阐释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介于考古实物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中程理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释读考古材料的，因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之外，西方考古学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等理论和方法也不断被译介到中国，引起中国考古学者的关注。如陈胜前就认为过程主义考古在发展演绎与类比(中程理论)推理方面取得突破，超越了文化历史考古单纯依赖归纳推理的不足，值得中国考古学借鉴。在对史前遗址的考古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则是聚落考古，这一方法被认为是探索史前社会形态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文明起源阶段。通过对不同层级史前聚落的分析，考古学家们开始关注聚落空间形态的变化、核心家庭的出现、大型聚落向城邑的发展演变、社会权力的出现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文明探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家层面的大型考古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聚落考古理论得到了具体运用。考古学家们发现，大约在距今5800年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中出现了中心聚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古国”时代，天下万邦林立。约从距今5000年前后，此前聚落发生在聚落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到了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前，出现了由大型聚落演变而成的都邑，如山西陶寺、陕北石峁、四川宝墩、河南二里头等，进入早期文明阶段。通过对聚落遗址的梳理来廓清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认为是中国学者将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理论加以实践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考古学也仍然要面对如何处理和传统的文献史学(或称狭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当中，历史时期考古与文献史学的关系较为清晰，因为按照中国考古学的定义，历史时期考古一般是划定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商代，下止于明代。这个阶段由于文字记载材料的丰富，有多种文献著述可以和考古出土材料相互参照(尤其是本身就有文字的考古材料)，所以历史时期考古必须和文献材料相互结合，才能将考古材料置于其本来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研究考察，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共识。但对于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而论，这个问题却并未完全解决。近年来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强烈关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就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朱凤瀚曾经举出国内外对夏文化和夏史研究的例子，来描述这场一度十分热烈的争论。总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有些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是“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周代文献如《尚书》中虽有对夏的记载，但却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夏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传承有序，渊源有自，不能简单地将夏说成是虚构或“神话”，尤其是西周去夏不远，西周早期人已有对夏的记述，完全虚构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考古学的证据也表明，在二里头遗址中已经发现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已经能够显示出其文明程度，甚至具有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特征，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有其立论依据。直到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坚信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后期的王都。实际上，已故考古学家邹衡早在1979年就指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回顾这段有关夏文化的研究历史，是想强调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关系在实践层面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不过，时至今日，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考古学的历史属性，主张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之间的结合与融通。如王巍、赵辉在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收获进行总结时，也特别提到了“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和文献历史学的结合”，他们认为：
历史学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包括王朝世系、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背景，这些对于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考古学为历史学提供的则是历史文献中较少或阙如的过去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些实物资料大都不能直接和古代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联系，需要对这些实物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阐释。这就需要参考历史文献记载或古史传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这就格外需要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倾向是，近年来不仅对于夏朝、夏文化考古的探索继续推进，甚至还有考古学者对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也利用考古资料进行了追溯，称其为“古史和考古的对证研究”。这虽然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但和夏文化的探索一样，只要路径和方法对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朱凤瀚曾经建议，在此类涉及古史和考古等多学科研究课题时，在方法上可以采取先各自独立地去做一段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再结合，他称之为“相对封闭式的研究”，以保证各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科学性。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
二、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自从放射性碳十四测年的方法被引入考古断代方法中来，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为考古学的发掘工作犹如切开了远古社会的某个“断面”，所揭露出来的历史遗存是多方面的，可能涉及古代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所以从其性质上就决定了它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如果从多学科的角度而言，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权威描述，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涉及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体质人类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则涉及建筑学、土木工程学、采矿冶金学、陶瓷学、染织学、造船学等多个学科，它们均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遗迹、遗物有关系。
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进步，在实际工作中则主要从传统考古学中孕育出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技术两大分支学科，后者主要采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出土或传世文物进行修复、保护等，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一级学科目录中，已将其列入交叉学科中的“文物学”，突出强调了其所具有的交叉性的一面。而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所设定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因此科技考古和考古学的关系相对较为复杂，考古学界对它的认知也存在分歧。王昌燧曾评述：
关于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科技考古学，只有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有学者认为，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但对分支学科领域的限定，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技考古学涵盖了整个考古学的领域，另一种则认为，科技考古学和陶瓷考古学、冶金考古学、农业考古学等一样，仅限于考古学的某一局部领域，即以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的考古学领域，通常指陶瓷考古学和冶金考古等领域。还有学者认为，科技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它代表着考古学的未来。
如果我们放眼考古学的未来和发展，毫无疑问，科技考古学本身就是考古学，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古学界应当搁置无谓的争议，张开双臂热烈拥抱科技考古时代的到来。如同当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言一样，“管它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切能够解决考古学实际问题的自然科技方法都应当引入考古学当中，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打开新出版的考古报告，除了碳十四测年数据之外，通常都会在正文或者附录中看到各种科技考古的检测结果与研究报告，同田野考古所获取的其他遗迹、遗物一样，各类动、植物标本的鉴定，陶瓷器的成分分析，金属器的原料成分及其可能的来源地推测，人骨DNA检测，等等，极大地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考古学的内容，揭示出更多的考古信息，在以往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之外，提供了人类生活环境、资源利用、饮食结构、种植饲养、体质特征等诸多新的观察层面。科技考古还扩大了考古学的时空范围，从陆地考古，到航空考古，再到水下考古，考古人上天入地，立体化地对人类历史的过去展开探索。对于过去肉眼难以观察捕捉到的微观考古信息，科技考古也如同给考古人戴上了千里眼和显微镜，让这些遗存在泥土中的残存物质再见天日。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中，正是由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科技考古发现了泥土中的丝绸、朱砂等物质，利用AI技术成功进行了八个祭祀坑出土残损青铜器的跨坑拼接，为人们展现出三星堆青铜文化更为丰富的内涵。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实际上已经贯穿于考古学的全过程，从考古探查、发掘与遗迹、遗物的采集、保存，到对各类遗迹、遗物和自然标本的分析、检测，基本上涵盖了田野考古的各个方面，也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在科技考古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获取的自然科学信息，合理地、有效地对考古学本身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加以阐释，有助于考古学者和社会大众从更为深入、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去理解和认识考古学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回归考古学的历史属性，而不是“为科技考古而科技考古”，将耗资巨大、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考古实验室变成装饰和摆设，让科技考古的分析检测数据成为考古报告中的点缀，形成事实上考古学与科技考古“两张皮”的现象。
此外，在科技考古具体的应用方面，也应该不断总结经验，让各种科技手段在解决考古学的具体问题时更具有针对性地加以应用，真正发挥其作用。例如，在考古学的断代测年方面，对于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碳同位素、热释光、树木年轮、古地磁法等各种测年断代方法的运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出土物的物质特性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之有效的断年测年，已经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但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则可以通过对有纪年或无纪年的出土文字材料采用字形、字体、地名、官名、避讳、朔闰干支断代等多种方法进行断代工作，得到更为精准的绝对年代，并减少自然科学方法断代所造成的误差。
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手段在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各个时期都可以使用，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但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由于文献史学从来的关注点并不在“物”上，所以也给了科技考古广阔的用武之地。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不少，仅举一例为证。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玻璃器，由于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对于这批玻璃器的来源、产地等疑问仅仅依据考古类型学对其外部特征进行观察分析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于是考古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联手合作，对这些古代玻璃器展开成分分析测定，从而发现广西的汉代玻璃制品有些是从印度传入的，有些可能产自东南亚，而更多的则是在外来技术的影响下产自岭南当地的产品，从而解决了广西汉代玻璃器的产地和来源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考古学问题，是考古学研究和科技研究的一次成功合作之举。此外，近年来对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原材料产地等方面的科技考古研究，对西北地区出土马骨的生物学测定，以及与先秦至两汉时期骑马术、养马、马政、殉马习俗等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出科技考古的强大能量，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提升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科技化水平。
三、中国考古学“三位一体”的发展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并对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做出阐释。回顾中国考古学走过的百年历程，考古探索是考古学自身的学科特性，文献研究是狭义历史学的主要任务，而自然科技手段则为这两者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实现三者之间的融合，则是中国考古学将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技手段“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上所述，现代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是历史科学即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现代考古学已经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并利用各种科技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为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认识人类文明，需要从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和阐释，对于考古学在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者应当胸怀大局、眼界开阔，尤其应当高度关注历史学(包括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认识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发展趋势，同时也要从文献史学中认识考古遗存在中国历史上的时空关系、历史背景和自身特性。要从我国古代丰富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求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并在确定课题和研究路径时充分吸收前人(如历史文献学、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对考古材料进行阐释时，更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文献典籍进行必要的参照和诠释，避免如同有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中国原史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对待自然科学技术全面地融入考古学各个领域，渗透到不同的具体层面和具体课题之中，更应持热烈欢迎的态度，与自然科学家们携手并进，开创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新局面和新格局。
认识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是一项“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考古学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与文献研究和自然科技的合作，任何孤芳自赏、自命不凡的态度，都不是可取的。在中国考古学正在进入新时代之际，当年张光直先生下面这段话，无疑是一个智者的忠告：“你要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话，除了学石器以外，至少还要学地质学和古生态学，要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就还得学植物地理学和原始社会学，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张光直先生所期望的这个考古学的育人方向，和本文所论中国考古学“三位一体”发展趋势，大概应当是一致的。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等职，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终评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本文为“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之一。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