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23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我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即将走过百年历程；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对于今后的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此历史的节点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每一位考古工作者认真思考并做出切实努力。在过去的100年中，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在学科体系的创立与发展，还是在揭示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中国古代历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过去的成就是今天发展的起点，在百年历史的启示下，本文将思考中国考古学在未来的走向和趋势，提出多学科融合、理论建设、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应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
一、融合多学科的考古学
考古学是在19世纪科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后的发展又不断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推动。今天和今后的考古学需要与不同学科融合，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最新成果的吸收、借鉴和应用，二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与自然科学联系最为密切。考古学的诞生即得益于自然科学的推动。考古学在19世纪最初形成时的重要来源就包括地质学和生物学，地质学的新进展证明了远古人类的存在和古代人类遗存的相对年代，生物进化论的普及促成了考古学的进化观。考古学沿用至今的两种基础性研究方法——作为考古发掘和研究基本原则的地层学、以编年或发展序列来排列遗物的类型学，同样来自地质学和生物学。19世纪，在欧洲发现了石器、陶器和金属器等人类早期遗存，丹麦的沼泽和瑞士的湖上住宅遗址还保存了古代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当时的考古学家对这些史前遗址出土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样的工作成为20世纪进行的植物学、动物学、岩石学和金属冶炼学等考古专题研究的开端。
考古学诞生之后的历史同样深受科技的影响。考古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借鉴和应用了同时代的科技成果，引发、促成了考古学的革命性成就和重大转折。比如1949年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即是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就，考古学家由此得以直接确定世界各地的遗址、遗物的年代，而不必再借助与已确定年代（多以文献-历史方法）的地区进行复杂的交叉比较。当断代研究这项基础性工作可以高效完成时，考古学家也可以撇开单纯的编年而去探索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发展迅速，对大量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促成了考古学的重大变化，即考古学开始关注和研究环境、生业、技术、社会、意识形态、贸易、人口等问题，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使考古学由历史研究的定位拓展到了科学的定位。科技的方法如此重要，以至于考古学的历史也被认为就是“新的观念、方法和发现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同样如此。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融入考古学中，调查、发掘、记录技术不断进步，各类测定、分析技术日新月异。其结果便是考古学家从考古材料中获得的信息以难以估量的速度增长，研究的理念日益更新，研究的视角、领域不断拓展。比如，使用卫星影像、无人机拍摄、三维重建这类技术，考古学家得以发现、确认包括良渚在内的诸多古代水利设施和遗址；借助碳、氮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考古学家可以获知古代人和动物的食物，进而探究古代的环境、生产力、文化习俗等诸多问题；通过古气候、地貌、沉积与土壤、植物、动物、分子生物等方面的研究，考古学拓展出环境考古这一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广阔领域。应用科技取得的研究成果见于考古学的各个领域，多学科的融合及其成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这类重大研究项目中也有集中体现。多学科的融合最终使考古学得以构建一个更为完整、丰富的历史图景。
考古学之所以与自然科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而不是以文字记录的观念性内容。自然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界，是物质，只不过考古学研究的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物”，而且所要达到的研究目标也不相同，考古学还有解释“物”的任务，最终研究的是人类和人类的过去。但考古学某些领域的研究，如古代的环境、技术，甚至以人自身作为对象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几乎重合。所有的考古材料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要从“物”中获得研究所需的信息，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这使考古学显著区别于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也更像科学，所以“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三者共同表述了这门学科的性质。
当前中国考古学界多少还存在着将“传统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相区分的认识。“科技考古”这个概念主要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用以突出考古学对科技方法和成果的应用。但过去、今天和未来的考古学都在不断吸收、借鉴科学技术，从田野考古技术到综合研究，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几乎都有自然科学的推动。因此，“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的划分并不恰当。就“传统考古学”而言，什么时代的或什么样的考古学是“传统的”，它与“科技考古”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理解考古学从产生之初就对自然科学的借鉴？需知考古学赖以形成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即是来自于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门现代科学都在不断发展、进步，这包括学科的理论、方法甚至研究目标的更新。如果将“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相对立，是否意味着“传统考古学”是停滞的，它因停留在了过去而不再具有现代性？但显然考古学并不如此。而就“科技考古”而言，它并不是考古学的一个领域，也不是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现今考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现代科技的参与，应用科技方法针对考古材料所做的工作也都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很多借助科技方法而取得的结论也已成为考古学的知识，比如我国古代“北粟南稻”的经济格局，小麦、大麦、马、牛、羊等家养动植物由西向东的传播，这些都是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成果。
未来的科技将会继续渗透到考古研究领域，考古学也需要应用更多、更新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当新的方法应用成熟之后，它们就会像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测年法一样成为考古学自身的方法，考古学的发展本就如此。但要实现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真正融合，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首先要破除考古学内部的学科壁垒，破除“传统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对立，消除多学科融合的障碍。要将科技的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考古工作的每个环节，从调查发掘、资料分析，到综合研究。考古学家并不只是借助科技方法获取信息，更重要的还在于应用科技方法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研究相结合，共同对考古材料做出阐释。
考古学当然还需要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艺术史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这是因为考古材料涉及古代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只有借助考古材料可能涉及的其他相关学科，考古学家才能更好地理解考古材料的意义，从而有可能建构出立体的历史场景。考古学的“物”的视角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还可以用来看待当今的世界，但即使是要理解我们身边的事物，同样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知识。
二、建设理论的考古学
站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节点上，我们不仅要回顾过去100年收获的考古发现，深入总结100年来取得的理论成果，更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加强考古学理论的建设。
考古学理论是从考古材料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具有解释力的思维框架，有了这样的理论我们才能深化对考古材料的理解，进而也才可能对历史形成完整的认识。我们所说的用考古材料来建构历史，就是一种理论建构。
考古材料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们是零散的。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今天获得的考古材料不过是古代遗存的极少部分，它们只是宏观历史图景的“碎片”。考古学通过这些实物材料所认识到的是历史、社会的某个横断面，只有将“碎片”拼贴在一起，整合各类个案研究，才有可能让历史的图景趋于完整、清晰。进一步而言，虽然说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物”，但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停留于认识“物”本身，而是通过“物”来建构历史，得出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理论性认识。发掘出古代遗留下的物质遗存，由实物材料导向理论，由理论建构历史，再由考古材料检验理论的科学性，这是考古学研究的过程。
考古学理论来源于对考古材料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夏鼐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科学阐释，考古学家从此可以从纷繁的考古材料中认识到各地、各时代的文化面貌，“考古学文化”因而成为田野发掘和考古研究至今遵循的重要理论。
在一些研究领域或就某些重要课题形成理论认识非常重要。以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为例，围绕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理论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秉琦据全国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总结出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又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存在的多中心和多元格局，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和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模式。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起源、不平衡和有层次的发展，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周围分布有五个文化区的格局，奠定了后来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便是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史前相互联系的文化圈形成了“最初的中国”。这些都是从考古材料中得出的理论认识，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帮助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形成获得更为完整、清晰的认识，用以指导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将接受新材料和新研究的检验。
考古学理论还来自于其他学科，诸如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因素”分析等，它们都早已成为考古学探究、解释古代文化起源、交流的重要理论。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提出了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存在的由中国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个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既有对半月形地带之内的石器、青铜器、建筑遗迹、葬具、葬俗等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有对生态环境、经济类型和部族集团等方面的考察，加深了我们对半月形地带上的考古材料和中国古代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由此可见，考古学理论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切不可只重田野实践而轻理论研究，或者将对具体材料、具体问题的研究与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考古学理论是考古材料与历史之间的桥梁，而不能视其为“沙发考古学”的产物。不从田野实践中形成理论认识，缺乏考古学理论的指导，考古学研究只能停留在对材料的描述上。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丰富多样，研究也应向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生活样态敞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既需要对考古材料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也需要制定学科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汇集、整合研究力量，切实推进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国古代的人群、环境、生业与技术，世界文明背景中的中国文明，这些研究课题不仅重要，而且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研究这些重大课题，自然不能停留于描述材料的层面，而应当形成理论层面的认知。
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考古发现之上，还应体现为对考古发现的阐释，更应体现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
三、面向世界的考古学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需要面向世界，这既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也是为了让中国考古学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是在本土起源发展的，但中国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沟通与交流。至迟从公元前第三四千纪开始，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之间、东亚与东南亚及沿海岛屿之间，就有活跃的文化交流，家养动植物、冶金术等广泛传播。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域外有了更为频繁、多样的交往。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塑造了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然还需要关注相邻和相关区域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
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中国的考古资源极为丰富，每个时代的遗存也都独具特色。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不在于考古材料的类别或样貌与众不同，而在于考古学从中揭示出的不间断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数千年来形成的文明特质。这些特质只有通过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间的深入比较才能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文明的若干重要特点，包括文明在5000多年前尚未出现文字和金属器时即已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发展进程，5000多年的发展延续不断，以及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历史性”——即中国文明的历史所具有的属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这些都是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才得以总结出来并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认识和理解，站得更高方能看得更深、更远。这便是了解世界文明、将中国文明与其他主要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
学术的进步也离不开交流。考古发现、考古材料具有地域性，考古工作因而也具有地域性，但考古学研究的最终指向却可以突破地域性，面对人类共同的历史与未来。中国考古学需要关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参考和借鉴学科共通的理论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考古学也要走向世界。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学家走出国门，前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古代遗址参与发掘，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或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区域开展考古工作，即是为了揭示人类共同的历史和不同文明的互鉴，并以现代学术合作的方式延续和深化着历史上的交流，这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8日的讲话中指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很多方面就是依靠考古学来揭示和证明的。今天，我们要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让中国考古学成为世界考古学版图中的重要部分，让中华文明以科学的面貌存在于世界文明谱系中并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思想资源，这应成为当今的中国在人类知识和思想领域对世界做出的新贡献。
（作者：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考古》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