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主要以研究汉语文文献和历史为主体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
西方Sinology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那个时代欧洲蓬勃兴起的“民族语文学”的一种。“民族语文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的语文和历史文化，如“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研究的是德意志民族的语文和历史文化。然而，西方Sinology诞生的时代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同步，面对的不是一个汉族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而是满族统治的大清帝国，后者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所以，西方Sinology是以清代中国诸多民族语文的文献、历史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它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中国学”。于早期西方学界，“汉学”这个名称并不常用，更常用的是“中国学”（Chinakunde、Chinaforschung、Chinawissenschaft）、“东亚研究”（Ostasienforschung）、“东方语言”（Orientalische Sprache）等名称，有时还直接用“东方学”（Orientalistik，Morgenlaendische Forschung）来指称“汉学”。
于此，我们可通过对法国和德国早期“汉学”史的回顾，来说明欧洲早期的“汉学”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结合了“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
法国最早的“汉学”教席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教席”，他的第一位拥有者是法国最早的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èmusat,1788—1832）。除了汉语之外，雷慕沙还研究蒙古语、满语、藏语和其他多种东亚语言。法国早期的汉学大家没有一位是纯粹的、狭义的“汉学”家，而都是兼通多种中国民族语文的大家。雷慕沙的接班人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本来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对希腊语、闪含语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专心于中国的小说、戏曲、科技史和道教、佛教资料等。傅斯年曾称国人的“四裔之学”比不上“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因为《大唐西域记》中有大量非汉语的词汇，和非关汉族之宗教与文化的丰富内容，若非兼通汉语之外的多种欧亚语文，则绝无可能准确地解读《大唐西域记》，所以，儒莲一定也是一位兼通“虏学”的“中国学家”。同样，雷慕沙之后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所译《史记》之《外国传》的水准，远超国人丁谦的《诸史外国传考证》，其原因也是因为沙畹兼通多种欧亚民族语言。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则从来不是汉学教授，而是法兰西学院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席教授。“他有能力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达到了对早期汉语文献的完全理解，这些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他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的语境中形成的文明。”（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语）伯希和无愧于世界最伟大的汉学家这个头衔，但他的“虏学”成就甚至超越了一名汉学家的成就，他在藏学、蒙古学和中亚学等领域的成就均出类拔萃，是一位将“汉学”和“虏学”完美结合的“中国学家”。伯希和的这份学术遗产，形成了欧洲Sinology研究中的一个伟大传统。
藏学、蒙古学等称号尽管很早就出现，但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欧洲大学等学术机构中建立的时间则相对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被包括在广义的Sinology，即“中国学”之中。伯希和之后还有多名法国汉学大家，在藏学、蒙古学和中亚研究上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例如，沙畹弟子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对国际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进步有过重大推动意义的《吐蕃僧诤记》，他也是一位兼通“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家”。曾师从伯希和的石泰安（Ralf Stein，1911—1999）是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汉学教授，但他还是法国最优秀的藏学家、蒙古学家和中亚语文学家。他把藏学置于整个中国学和亚洲文明研究的宏大背景之中，取得了纯粹的藏学家们无法企及的学术成就。他充分发挥身为汉学家的长处，对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做出了精湛研究。将藏学、蒙古学等作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欧洲学界的一个学术传统。
20世纪著名西藏学家、意大利东方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从来没有担任过藏学教授，他最早是那不勒斯大学远东学院的汉语文讲席教授，后来是罗马大学印度和远东之哲学和宗教学教授。图齐早年曾专注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翻译过《孟子》等汉语文经典文献。而图齐之后意大利杰出的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在罗马大学的教职是东亚历史教授。
这些都充分说明欧洲早期的“汉学”其实是“中国学”，它不只是研究汉语文文献和历史、文化的学科，而是研究中国各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一门学问。
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德国早期汉学史中。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任汉学教授的乔治·冯·伽贝伦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其实是“东亚语言”教授，他于1878年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首任东亚语言特任教授，除了教授汉语文外，他也教授藏语、蒙古语和满语等其他中国的民族语文。德国现代最著名的汉学大家是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他先后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建立起了中国学的教席，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是那个时代欧洲中国研究的代表作品。但是，福兰阁也不是一位纯粹的“汉学家”，他最初是一位从事梵文研究的印度学家，后来才专注于中国研究。他在汉堡大学的教席是“东亚语言和历史”，他曾在柏林大学长期主持一个阅读清代四体文碑铭的读书班，同时关注汉文、蒙古文、满文和藏文文献的解读。
与伯希和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大家海涅什（Erich Haenisch，1880—1966），虽然曾在莱比锡、柏林、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但他更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家和满学家。他重新翻译、注释了著名蒙古文历史著作《蒙古源流》，后来还重构和翻译了蒙古文的《元朝秘史》，编写了蒙古文、满文字典，给德国的中国学研究打上了很深的蒙古学和满学的烙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20世纪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原本也是一位汉学家，曾于1936年在柏林投归海涅什门下学习汉语和蒙古语。1940年代，海西希曾在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做了多年的学术考察，收集到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1950年代开始，海西希致力于在联邦德国建设一个新的蒙古学学科，将蒙古学与汉学、突厥学、乌拉尔-阿尔泰学、通古斯-满学、藏学和印度学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多学科互相支撑的学科。1964年，海西希在波恩大学建立“中亚语言文化研究系”，并将它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从事蒙古学、藏学、突厥学和满学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中亚学家，是他那个时代世界权威的辽、金、元史专家，也曾为西夏和西藏研究做出特殊贡献，他晚年专门从事元代西藏历史和宗教研究，并在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主持中亚研究委员会，编写古藏文词源字典。
20世纪前半叶，德国出现了一批兼治“汉学”和“虏学”的优秀中国学家。傅斯年把德国早期的回鹘文研究专家米勒（Friedrich W.K.Müller，1863—1930）列为欧洲四大“虏学家”之一，而米勒同样出身汉学，以后才专注于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与米勒同样，欧洲现代著名古回鹘文研究专家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亦称葛玛丽）女士，最先也是汉学家，以陆贾之《新语》的德文译注本取得了汉学博士学位，后来专心从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研究。
此外，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和“虏学家”还有劳弗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等人。劳弗尔是伯希和式的中国学研究大家，精通许多东亚和中亚民族语文，研究中国和中国西域地区的物质文明史。而雷兴早年曾是北京大学最早的梵文教授，参加过斯文赫定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他研究汉学、佛学、藏学和蒙古学，均有建树，他的成名作《雍和宫》至今还是藏学、汉学的优秀作品。自1950年代开始，雷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教授，将欧洲的汉学语文学传统引入美国大学。雷兴自己后期最主要的学术作品是他编写的蒙古文-英文词典，以及和他的美国弟子艾利克斯·韦曼（Alex Wayman，1921—2004）一起翻译、注释宗喀巴大师的弟子、第一世班禅喇嘛克主杰所造的一部关于密乘道次第的论著。
不难看出，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主要以研究汉语文文献和历史为主体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欧洲早期汉学家们所具备的这种兼擅“汉学”和“虏学”的学术素养，表明欧洲汉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中国学”的学术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欧洲三大著名的汉学研究杂志《通报》（T’oung Pao）、《泰东》（Asia Major）和《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其实都不是纯粹的“汉学”研究杂志，而是包罗更广的东方研究和亚洲研究杂志，特别是《华裔学志》，更明确地表明它同时是研究“汉学”和“虏学”的杂志，其中的“裔”指的就是与“汉学”相对应的“四裔之学”，于此与“华裔”对应的西文是Serica，可见后者不是指“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