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一位朋友的微信上看到这样的一段引文，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的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她的观点，这就是佛教。”注明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我没来得及去查证这段引文是否真实，但这样的引注方式很不合乎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学术规范，因为它既没有注明这部文集的版本和出版年月、地点，也没有具体的篇名和页码，很可能是查无实据的。
当然，这也未必，因为在西方长期以来也流传着这样一段传为爱因斯坦先生说过的话，他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一个个人的神，并避免教条和神学。它应该是同时涵盖自然和精神，并应该建立于一种来自万物之经验的宗教感觉之上的宗教，是自然(物质)和精神(灵性)的一种有意义的联合。假如说世上真有一种可与现代科学的需要相适应的宗教存在，那么，它一定就是佛教。”同样，这段流传很广的当代伟人语录原来查无实据，美国著名的佛教学者、密西根大学教授Donald Lopez先生曾仔细地翻阅了德文版的和英文版的《爱因斯坦全集》，但没有找到这条据说是爱因斯坦的最著名的语录之一。
当然，这也不要紧。不管爱因斯坦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管他究竟是怎么说的，这位现代最著名、最伟大的科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相对论的发明者Albert Einstein先生所说的任何话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谁又敢否认爱因斯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先知、一位导师、一位觉者呢?大概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被当代人尊称为“现代的佛陀”(the Bud-dha of the Modern Age)。
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述那两句传为爱因斯坦的原话不过是后人的以讹传讹，爱因斯坦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不可否认，至少世上那些乐于传颂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的人大概都认定这个东方古已有之的、已经传授了2500余年的佛教不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注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并将成为“未来的宗教”，因为佛教可与现代科学的需要相适应，佛教的甚深教法可以被现代科学的新发现所验证。所以，觉悟了“四谛”的佛陀和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样是先知，是导师，是觉者，而佛陀创立的佛教正法和以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为其杰出代表的现代科学实际上异曲同工，二者可以互相兼容。
可是，我们大家大概或都还记得卡尔·马克思先生的一句传颂更广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真实性无可置疑，我自己就查过，它的原话是“Die Religionist Opium des Volkes。这么说来，宗教是鸦片，是毒药，离科学很远。所以，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曾经被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受到过激烈的批判。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景象是:科学和佛教一同繁荣。表面看来，宗教和科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可是，何以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却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佛教与科学不但不相违，而且还相通呢?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无疑都对佛教或者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二者也都有程度不等的了解，但不知大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如何来理解佛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决定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请相信这绝不是我故意要危言耸听。以往，人们常常把人类文明，确切地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分成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迷信”，第二阶段是“宗教”，第三阶段是“科学”。如果我们自觉遵从这样一种对人类精神文明进步阶段的划分模式，恰巧我们又是佛教徒的话，那么，我们自己，或者别人，如何看待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认同、定位和价值。如果说就像早期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学者，甚至也包括激进的现代派亚洲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现存的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是原始、正统佛教，或者说巴利文佛教、小乘佛教的蜕变，它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原始的迷信，或者是一种伦理学说，那么，我们无疑依然处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初级阶段;如果像十九世纪初开始的亚洲现代派佛教领袖们所努力追求、并全力证明的那样，佛教不是迷信，不是伦理、哲学，而是三大世界宗教之一，那么，我们处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中期;如果我们相信佛教与科学相通，甚至超越科学，那么我们就一跃而登顶，到达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可以俯瞰世界、笑傲江湖了。可见得，如何理解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确立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明确我们自己在这世界文明发展体系中的具体位置、确立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不管是佛教徒们自己，还是他者，特别是持其他宗教信仰者，对佛教的看法、观念千差万别，若总而言之当然也无非是如前所述的三种观念，或者是徘徊在这三种观点之间，忽上忽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不管论者对佛教持哪一种观点，他们好像都对佛教义理中出现的科学性，或者说佛教的教义和思想中出现的与现代科学新发现相通的成分和内容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承认佛教与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例如，全力要否认佛教是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的是早期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因为他们不远万里来亚洲佛教地区传教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是来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他们希望佛教徒们最终能够放弃他们的佛教信仰，转而皈依上帝、耶稣，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证明佛教信仰是错误的，他们不愿意称呼佛教为宗教，而是习惯地称呼佛教为“偶像崇拜”。可是，就是这些专门要在佛教思想中挑刺的传教士——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说，尽管佛教徒从来没有取得过像哥白尼、牛顿等西方科学家们一样的对天文学和数学分析等学科的清楚认知，但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认知却都远早于现代天文学的最新、最辉煌的发现。例如，佛教关于世界起源于云的学说比西方科学家提出的“星云假说”足足早了两千年。佛教有关情、器世界源自风、水、火、土四大和合，以及四大部洲和三千大千世界的理论等等，都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既有重合，也有矛盾之处，引发了很多有关佛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讨论。
因科学的发展、进步而引发严重的宗教信仰危机是世界近代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而其中又以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危机最为明显和严重。进化论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和上帝造人说，它的出现和被普遍接受，严重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一度曾给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信仰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危机。然而，在这场危机中，佛教信仰却因为其科学性，或者说因为它倡导的是不是对一神的崇拜，而是觉者的智慧和行者的解脱，故而得以在西方人建立所谓“科学的宗教”的尝试中成为他们可以随意汲取的基本原料。19世纪下半叶，以19世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俄国半仙Klavatsky夫人为首的一批西方宗教人士，发起了一场建立“科学的宗教”，即“神智学”(Theosophy)的全球性的运动。他们声称尽管上帝已经死了，但不等于说神的智慧就不存在了，基督教信仰崩溃了，不等于宗教就不需要了，他们在东方寻找开启神的智慧的钥匙，并最终取得了神的智慧，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科学的宗教”，即神智学。虽然神智学所兜售的宗教思想实际上是东、西方神秘主义和性灵学等精神传统的大杂烩，但通过这个长时间风靡世界的神智学的流行，佛教和道教等其他来自东方的精神传统一样，一度曾被赋予了“科学的宗教”的桂冠，长期受到了西方人的热捧，也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于西方世界流行，并且至今方兴未艾的所谓“新时代运动”注入了强力滋补剂。在这场运动中，揭示物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成就，与佛教、道教等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关联成为一件十分时尚的事情。佛教信仰不但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成就和发展损害，而且成了现代科学的必要补充。
今天，西方的“新时代运动”依然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在这一大潮中，佛教慢慢演变为一种与西方自然科学相辅相成的心灵科学。显然，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正在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并没有完全满足我们对这个外部世界之探索的好奇心，还无法圆满解释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可思议的外部现象，科学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满和幸福。所以，除了探索外部世界的现代科学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探索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心灵科学。现代科学只能解决外部世界的现象，而无法解决处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无法了解表象背后的真实。用佛教的语言来说，现代科学只是世俗谛，是不了义，而心灵学才是究竟谛，是真谛，才是了义。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渐渐成为西方心灵科学成长和壮大的宗教和哲学基础。从上个世纪70年代于西方世界开始流行的心理治疗就常常与佛教的修心，特别是禅坐和瑜伽修习结合在一起。甚至讲述中阴救度的《西藏生死书》也成了西方心理治疗法的经典教科书。而很多喇嘛、仁波切则成为自然的、权威的心理治疗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西方最著名的藏传佛教权威Robert Thurman教授曾经别出心裁地称藏传佛教喇嘛和仁波切为“心理宇航员”，宣称喇嘛、仁波切们在心灵科学领域内钻研之深、成就之大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空间技术研究的成就，喇嘛是当今最伟大的心灵科学家。
说到此，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真的懂得和理解佛教了吗?”同样，我们也必须要这样问:“他们和我们真的懂得和理解科学了吗?”显然，我们中国人对佛教与科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与上述西方人吸收、理解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心路历程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与他们走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它从东汉开始就传到了中原汉地，自公元七世纪开始也传到了吐蕃，具有十分悠久的根基和传承。今天，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作为大乘佛教的两个不同的分支无疑是世界上现存佛教传统中最伟大的、最灿烂的两个宗教文化传统，佛教无疑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伟大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基因。可是，很长时间内我们没有珍视我们自己所创造和拥有的这个伟大传统，我们甚至把它作为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巨大包袱。我们曾经十分急切地要抛弃它，要以“舶来”的“赛先生”来取代它，我们曾十分急切地希望以科学为工具迅速地实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大家知道，近代西方的“船坚炮利”让我们中国人以经历上百年的苦难为代价来理解科学的威力，所以，当Blavastsky夫人及其追随者们醉心于从佛教中寻求神的智慧时，我们崇拜和迷信的却是“科学”。
峰回路转，今天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当我们的国家终于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业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当我们的人民渐渐地摆脱贫穷，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时，我们终于重新开始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它们对于我们这个现代世界和现代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开始渐渐地削弱和抛弃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和迷信，开始反思科学本身的不足和迷信科学对我们带来的危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佛教与科学二者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讨论二者之间的关联，成为了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的主题。我想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和我一样，很想通过今天的这场对话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佛教和科学这两个主题，我们或者信仰佛教，或者尊崇科学，但是，我们很可能还是“佛盲”或者“科盲”，我们说不明白“何谓佛教?”也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常常念叨的那位“赛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对佛教和科学实际上都有很多的偏见，迫切地需要纠正。所以，我们很希望通过今天的对话，和以后即将进行的一系列的对话，来弄明白佛教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和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究竟是相通的、还是相违背的?佛教和科学所讨论的、所关注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它们之间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互相对话?信仰佛教与尊崇科学二者之间有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到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佛教与科学的认知来明确我们自己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认同，寻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此文为作者于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2013年12月15日举办的宗教文化高端对话——佛教与科学对话的发言。)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