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诞生了超越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古典学研究范式：在以语言和文献研究为主的古典语文学之上，增加了古代历史研究和古典考古学二项新的学术内容。当年傅斯年先生所用心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便是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孔老夫子所说的“正名”，于今日的学术语境中我们或可做这样的理解：凡事人们都必须先给它以一个合适的名称，并对它做出准确和恰当的定义，否则，就难免会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尴尬，无法说清楚任何一件事情。可令人无奈的是，世间诸法没有事物纯粹只是一件东西（nothing is purely one thing），世间有情也没有一人自成一个孤岛（no one is an island），“正名”又何其难哉！平日我们读书做学问，常被人告诫既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不能瞎子摸象，摸到哪里算哪里。可是，离开了树木，我们又怎么能给森林正名呢？若不把大象的每个部位都摸透，瞎子又怎么能够说清楚大象是怎样一种独特的有情呢？
近年来，笔者一直尝试着要为语文学（Philology）正名，努力想要说清楚何谓语文学，如何语文学；还曾主持编译过一部《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的教材，但至今依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面临的首要困难还是怎样才能给Philology正名，为它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名称。以前有“语学”“言语学”“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文学”，甚至“小学”“朴学”等众多名称，都曾被前贤们用来对译Philology，这给今人捉摸、理解语文学造成了莫大的困惑。例如，傅斯年先生曾将他理想化地设计的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定中文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长期以来后人并不很明白他当年所用心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到底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还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所说的历史语言研究其实是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
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中国古典学”
眼下还有不少坚持用语文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却坚持要把Philology理解和命名为“语言学”或者“文献学”。可是，若非要把Philology翻译成“语言学”的话，那我们又怎么来区分它与现代语言学，即Linguistics呢？今天从事中国古代文献[文学]研究和佛教研究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坚持要按照早年日本学者的理解，将Philology翻译成“文献学”，这固然有其道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中的文献学本来就是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Philology。
根本说来，语文学是一门从事文本或者文献研究的学问。文献学可与语文学中的textual studies或者textual criticism、Quellenforschung等分支学科相应。但是，语文学，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759—1824）以后，其研究范畴远远超越文献学，它不但包括语言学、历史学的内容，而且还包括文学、哲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研究领域，最终形成为超越了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
于19世纪的德国学界，语文学曾被划分为“词之语文学”（Wortphilologie）和“物之语文学”（Sachphilologie）两大门类，“文献学”或可与“词之语文学”，或者“文本语文学”相应，但它通常不包括“物之语文学”的内容，后者还包含古物学、考古学、碑铭学和古文字学等许多不属于文献学所研究的内容。不得不说，坚持用语言学或者文献学来翻译、指称语文学，表达的或更是一种个人的学术情怀，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对语文学的一种限制和矮化。
近十余年来，“古典学”于国内多所著名高校内兴起，生机勃勃，它不但是中国人文科学界一个异军突起的新领域，也是高校为强调人文学术基础和博雅教育而上演的一场重头戏。起初，古典学的兴起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古典学及其研究对象西方古典文明和思想的推崇，尝试要把对西方古典文明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中国高等院校之人文学术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引进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中；而晚近几年，中国学界对古典学的重视更多表现为对“中国古典学”的热情倡导，要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校园内层出不穷的“国学”研究，借助西方古典学的既定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进行学科上的整合、改造和创新，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学科。这样的努力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申报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并进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令人疑惑的是，眼下虽然人人争说“古典学”，可每个人都对古典学有着自己的定义和理解，大家似乎都做着不一样的古典学。显然，与语文学一样，古典学也是亟需要“必也正名乎”的一个概念。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事实是，所谓古典学其实就是语文学。
傅斯年所说的“两种古典语学”
西方古典学这个名称或是直接从英语的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翻译而来，可在欧洲近代学术史上本来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其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在北美大学中兴起的，可与之相对应的学科，于欧陆的传统中应当就是“语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
最近，德国近代语文学大师维拉莫维兹（1848—1931）一部经典著作之汉译的修订本出版，标题作《古典学的历史》，而其封面右侧标志的德文原标题却是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译言《语文学史》，显然，于此译者对“古典学”和“语文学”不加区别，这也可能是受了英译本标题的影响。维拉莫维兹的《语文学史》最初出版于1921年，到了1982年才被译成英文出版，题为《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与此类似，德国古典语文学家鲁道夫·普法伊费尔（一译法艾费，1889—1979）的大作《古典学术史（上卷）：自肇端诸源至希腊化时代末》（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68），其德文版标题也是《古典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Von den Anf?ngen bis zum Ende des Hellenismus, 1970）。无疑，当下被人们习惯称为古典学家的维拉莫维兹和普法伊费尔，本来都是古典语文学家，他们的著作讨论的都是古典语文学的历史。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尼采曾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可当下他也被人称为“一名古典学家”。2014年，德国学者编集、出版了一本讨论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的语文学水准、方法和成就的论文集，其英文标题就是Nietzsche as a Scholar of Antiquity（《作为一名古典学者的尼采》），而这本书的汉译者则把它译作《尼采作为古代文史学者》。其实，这书名中的Antiquity指的是西方的“古典”，与德文的Antike，或者Altertum相应，“作为一名古典学者的尼采”对应的应该是“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所以，英文中的“古典的学者”对应的或是德文中的“ein klassischer Philologe”，或者直接是“ein Altertumswissenschaftler”。这个例子表明，不只是中国学者，就是德国学者，眼下亦都有意无意地将“古典语文学”与“古典学”和“古典学术”等而视之了。
古典学原本是一门从事对西方古典时代之二种古典语言，亦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用这二种语言写成的古代文明之经典文本[文献]研究的学问。傅斯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他说的“两种古典语学”便是指古希腊语文学和拉丁语语文学，它们在欧洲近代新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形成之后，也曾被称为“旧古典语文学”（Altklassische Philologie），其研究对象大致是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后7世纪内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文献。
古典语文学主要是一种文本语文学研究，它从研究语言、文献着手，进而研究其历史、文化、宗教和思想等古代文明，它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古典学研究。但是，如前所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学”更接近的一个学科名称应该是德国古典语文学传统中出现的“Altertumswissenschaft”，或“Altertumskunde”，译言：古典学。这是沃尔夫首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以语言和文献研究为主的古典语文学之上，增加了古代历史研究和古典考古学二项新的学术内容，使古典学的研究不只是书面的语言文化研究，而且还是物质的文化和文明研究。
把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世界学术传统中的古典学研究一直以西方古典学为主导，它是研究西方古典时代文明的一门学问，这标志着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世界学术的持久和重大的影响。近十余年来，西方世界，特别是北美学界，已开始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学术传统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批判，一些重点大学甚至已经将古典学排除在主修学科之外，或者将古典学改造为“古希腊罗马研究”“古地中海研究”一类的学科，减弱其作为古典学学术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族群的古典文明的研究，则开始被纳入古典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一个全新学科建制的中国古典学正是在这股世界性的学术变革大潮中开始出现的，并于近十年间与西方古典学一起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然而，与对西方古典学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一样，我们今天对中国古典学的理解则更加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有人用心将中国古代文献学解释和建构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亦有人将中国古文字学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基础，多年前有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语文学的说法；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潮流是将整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理解为中国古典学；还有人主张将对古代汉语文经典和思想的研究作为中国古典学之核心，或者延续中国的“国学”传统，将对中国古代思想、经学研究作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等等。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首先是对中国古代语言、文献[经典]的语文学研究。这样的中国古典学与早期的西方汉学（Sinologie,Sinology）有很明显的共同之处，有人甚至直接将汉学称为“汉学语文学”（Sinological Philology）。虽然汉学现已被中国研究取代，失去了其学术权威意义，并已经在北美的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但汉学一定是中国古典学必须继承和创新的学术传统。
事实上，与西方之东方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汉学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语文学”学科。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兴起，诸如日耳曼语文学、罗曼语文学、芬兰语文学、伊斯兰语文学等民族语文学纷纷兴起，它们通常被称为“新古典语文学”或“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包括了古代历史和古典考古学的德国“古典学”也曾被称为“古典古典学”（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这或是表明一种包括德意志古代历史和考古研究在内的民族语文学，要算是“新古典学”了。与此相应，我们自己的古典学既可以是一种纯粹的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式的语文学，也可以是一种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在内的，同时包括书面语文文献和物质文明研究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傅斯年当年倡导历史语言研究，以此来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他借用的范式就是这种德国式的“古典学”。
2002年，著名古典语文学家格兰·莫斯特主编了一本讨论语文学历史和古典学学科性的论文集，题为《学科化古典学》（Disciplining Classics），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本论文集的德文标题竟然是Altertumswissenschaft als Beruf，译言《作为职业的古典学》。莫斯特不但将英文中的Classics与德文中的Altertumswissenschaft完全等同了起来，而且明确表明“古典学”与欧洲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一样，必须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的科学，而不是预言家和先知们擅长的宣传和说教。所以，不管是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还是倡导和建设中国古典学，我们都必须把古典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把它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放在第一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