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国研究中国的学术在不同区域发展出不同传统，由此形成四大学术谱系，即欧洲中国学、北美中国学、俄罗斯中国学和日本中国学。在四大学术谱系涵盖的地理区域外，大体相当于“全球南方”，那里中国研究的传统相对薄弱。当下中国学知识生产图景呈现出若干重要特征：一是与“全球南方”中国热和中国研究热普遍升温的景象相对，近年来西方的中国研究有转冷的迹象；二是汉学范式与区域研究范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区域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纷争；三是在国际学界，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成果的关注与吸收依然欠缺。

【关键词】中国学 汉学 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令汉学与中国学再度成为国内学术界的聚焦点。2021年8月，著名学者郑永年于《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一文中，一方面确认了西方的中国研究依旧保持着话语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也宣称“今天的西方中国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道德价值等”，因此毫无生机而“濒临死亡”。那么，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何种景象，本文尝试对该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

从中国研究的学术谱系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汉语语境中的中国学，一般特指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但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学与汉学概念内涵的讨论一直有分歧，近来更普遍的趋势是以中国学的概念来统摄外部世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学问。细致把握中国学或汉学的概念，则需要结合中国研究的学术谱系并回到不同国别区域的原始语境中去。

第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西方汉学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换，参考系其实就是“科学”与否。18世纪初，科学的概念被相对稳定地作为“系统知识探求的标准名称”，现代形态的汉学（Sinology）也在那时出现端倪：“1799年，弗朗索瓦·若弗莱（Fran?ois Jauffret）发起组织的人类观察家协会打算从我们所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气候、社会结构、饮食，尤其是文字，都应该严肃认真地一一加以研究。”①学术界习惯将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雷慕沙为首任讲席）视为西方专业汉学的起点，这是从学科建制化角度所做的认定。不过，人们认可专业汉学产生于法国，更看重法国学者开始以“科学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研究而非一般的了解。②

第二，在全球视域下，不同区域形成具有各自地域文化特征的中国之学。在20世纪之前，主要在俄国和日本形成了有别于欧洲汉学传统的系统化的中国学问。俄国从1715年起向中国派出东正教使团，并基于此发展出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汉学。俄国喀山大学1807年便建立了东方系，比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还早，但18世纪到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发展离不开欧洲尤其是法国汉学的滋养。20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在苏联的科研体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列宁格勒大学（即今圣彼得堡大学）在20世纪中叶据称有100名中国研究人员③。日本则是在19世纪受“西学”刺激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国学”“儒学”的近代“汉学”，并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后发展出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意识”和“服务国策色彩”的所谓“东洋学”。

第三，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19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发生了学术重心的转移和研究范式的变迁。大体而论，地域上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范式上则是基于学科的现代社会科学与基于语文学（Philology）的欧洲东方学传统合流，形成了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西方学术界尤其北美的当代中国研究，主要发轫于这一传统。有趣的是，当代中国作为被研究对象自身的重大变化和围绕它的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几乎同时发生，如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说：“1949年被当作‘历史’与‘政治学’的分界线。1949年前发生的事情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家）则负责关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情。”④

第四，汉学（Sinology）传统在二战后的欧洲也为适应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带来的种种变化而进行自我调适，研究范围扩大到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并在方法上吸纳社会科学。二战前，欧洲汉学界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20世纪上半叶活跃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白乐日（Etienne Balazs）等已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开展中国研究。二战后，欧洲一些汉学传统悠久的名校，如德国的汉堡大学、柏林大学及荷兰的莱顿大学等，先后在汉学系下设置了当代中国研究的教席，但在北美，偏重研究古代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汉学往往被整合到以区域研究命名的东亚研究系。这种汉学新形态，被一些欧洲学者称为“现代汉学”，以与古典或传统汉学形成区分；在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地，也有学者提倡类似宗旨的“新汉学”。

总之，全球范围的中国学大致可以分出四大学术谱系，即欧洲中国学、北美中国学、俄罗斯中国学和日本中国学。尽管与欧洲汉学关系密切，但俄罗斯学者一般认为其汉学传统（包括当代中国研究）保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立性⑤。与美国、俄罗斯与日本始终坚持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作为本国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三国。荷兰中国学家彭柯（Frank N. Pieke）认为，荷兰汉学“没有转向研究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历程，而将重点置于中国辉煌历史所流传下来的高深的文化传统”，“汉学中当代中国的缺失是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形塑了荷兰（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中国研究的规模、形态和构成”。⑥不过，欧洲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家不像美国同行们那样习惯将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割裂开来。按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说法，美国只有小部分当代中国研究者尝试跨越所谓的“1949年鸿沟”⑦。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的学术谱系由中国人在国际场域发表的中国研究成果所构成，或许可以称之为“华人中国学”。过去数十年中，中国人加入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是改变中国研究全球图景的一支最重要力量。不过，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在减少，也成为今时令外国中国学家担忧的现象。⑧

全球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当代中国研究

除却中国自身不论，在全球学术生产体系中，美国保持对中国研究的霸主地位超过半个世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中国学从发展初期便不同于欧洲汉学的一大特点，即高度组织化——“在美国之研究中国学术者，与欧洲尚异。欧洲由个人提倡，在美国则以学术机关提倡之”⑨。到20世纪中期，这一特点因政府对区域研究的重视与投入而得到进一步强化。1946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成立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WAR），致力推动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这种组织化学术的力量，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并后来居上，同时由于当时区域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强烈色彩，旧有的“汉学”概念内涵已不适应北美中国学的形势，于是美国学者提出以“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取而代之。

美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系统的中国研究者数量难以统计，可资参考的是，美国最大的亚洲研究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21年时拥有5482名个人会员和8家机构会员⑩，其中有一部分是非美国籍或非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事中国研究者涵盖了从事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人员。另据沈大伟介绍，美国政府的十八个情报机构拥有逾2500名全职员工的中国问题分析团队，银行、私募等金融服务机构也拥有相当多的中国专家，此外还有一大批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的媒体记者。

俄罗斯的情况，2013年《人民日报》驻俄罗斯记者陈效卫、张晓东等在《俄罗斯中国学，历久弥新》一文中指出，在各类机构中的俄罗斯中国研究学者约有6000人（由该国学者估算），其中国研究的组织化程度仅次于美国。在日本，成立于1949年的日本中国学会约有1600名成员，主要由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组成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成立于1951年）有700余名成员。欧洲中国研究的力量因为涉及国别众多难有全局的统计数字，最大的中国研究组织、成立于1975年的欧洲汉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有1200名左右会员。在四大学术谱系涵盖的地理区域外（大体相当于“全球南方”），那里中国研究的传统则相对薄弱，少数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乌克兰等，由于历史上人文经贸往来或受欧洲或受俄罗斯汉学传统辐射，在1949年前就有个别关于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力量。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国研究都起步较晚，主要针对当代中国且服务本国现实需要。以阿根廷为例，“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阿根廷的国立大学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有从事东亚研究的兴趣，……直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里，阿根廷的一些机构才开启中国研究并得到发展，这源自中国与拉美更加贴近的历史性双边关系，中国对于拉美来说既是贸易伙伴，又是主要的基建投资者、金融支持者和政治伙伴”。[11]

除了力量相对薄弱，组织化程度低是“全球南方”中国研究的普遍特点。在拉美地区，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整个东亚研究主要依靠游兵散勇式的个人。[12]不过，欧洲的中国研究尤其学院派的汉学研究，也往往是单打独斗的局面，体制原因是欧洲大学为中国研究提供的教席很少，很难想象他们像哈佛大学那样有48个与广义的中国研究相关的职位。

中国研究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重要性的迅速增长，换言之，现实需求推动了学术供给。例如，非洲学者承认，没有今天的中非关系，非洲就几乎不可能发展任何中国研究。[13]“全球南方”国家中国研究的快速发展是相对于原本稀薄的基础。金砖国家中的巴西被认为是拉美中国研究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创立于2018年的巴西中国研究网络（RBChina）现有约400名会员，除小部分中国研究学者外，研究者更广泛地来自外交官、国际关系学者、企业家和涉华报道记者。考虑到巴西的人口规模以及中国作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的影响力，巴西中国研究的专业力量仍十分薄弱。这样的判断几乎可以扩展到“全球南方”的国家与地区。

与全球范围中国研究力量的南北不均衡相伴随的是，全球学术生产体系中西方尤其是美国仍然保持着较大影响力。即使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声音，也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或主要发达国家。至少在中国学领域，最受重视的相关理论武器来自于美国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 Said）、美国中国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或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等。在印度，绝大多数中国研究学者都不会中文，其中国研究很大程度依赖英文类学术成果，并且容易被西方研究模式“带节奏”。[14]在非洲，学者们认识到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离实现“想象没有西方的彼此”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即使属于西方的欧洲，其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也主要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非自身汉学传统影响。不过，欧洲也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其学术传统的影响。例如，荷兰莱顿大学帮助非洲建立了自己的亚洲研究联合会（A-ASIA）。

当代中国研究知识图景的若干重要特征

在从空间格局结合历时线索对当代中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勾勒后，我们也有必要就当下中国学知识生产图景的若干重要特征作一番梳理。

中国学的“热”与“冷”

都说中国学如今成为“时代显学”，那国际场域里的中国学究竟有多热呢？有学者对全球最大的文摘与索引数据库Scopus里超过56万篇社会科学研究文章（时间跨度从1996年至2020年）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如今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美国、英国和中国，涉及中国的研究成果占7.1%；第二，过去20多年中，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研究相对其他区域有明显增长，中国可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第三，涉及欧洲和北美的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仍能关联到大约六成的样本。[15]考虑到英语在学术语言里的绝对优势地位（超过95%的社会科学论文，超过75%的人文与艺术学科使用）[16]，上述结论大体反映出了全球面貌。尽管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仍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不相匹配，但中国研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主流。如彭柯所说：“在不考虑与中国有关的因素的情况下，越来越难与权威人士谈论全球进程或一般性的学科问题。”

与“全球南方”中国热和中国研究热普遍升温的景象相对，近年来西方的中国研究有转冷的迹象。首先是学术的体制环境对中国研究不利。美国学术团体协会2023年发布《不确定时代的中国研究》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对从事非西方地区研究的学者的聘用和资助越来越少。无独有偶，英国在2019年至2020年间能提供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本科学位的教学系从13个减少到9个。其次，由于近年来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当地中国研究者面临的学术文化环境乃至学术基础设施环境也发生骤变，获取中国研究所需的资料和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都远较过去困难。最后，即使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服务国策的当代中国研究占据主流，这些地方的中国研究有可能是热闹却“冰冷”的。例如，印度的中国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战略和安全视角，重点放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战略安全上。新加坡的当代中国研究始终与国家利益交织，未来也会持续向政策研究倾斜。[17]

中国研究的“内”与“外”

这里所说的“内”与“外”，主要讨论的是学科内中国研究与跨学科中国研究两种不同范式之间的紧张与磨合。

一方面，汉学范式与区域研究范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欧洲学者的角度，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但作为方法基础的语文学是一贯的，即使当代中国研究，也要以熟练掌握现代汉语并能够细致处理现代汉语文献材料为基础。中国研究专家是以特定学科进行中国研究，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汉学家，根据语文学标准而形成区分。在有“语文学”功底的汉学家们看来，不懂中文照样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把中文材料单纯处理为资料性或数据性来源，忽视了概念语境、事实情境。沈大伟甚至指出，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以及人文学的知识匮乏已经构成该研究领域的严重缺陷。

另一方面，区域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纷争。中国研究是应该坚持区域研究一贯的跨学科方法，还是更应该融合到学科研究中，是与作为学术领域的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相伴随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科专家与区域研究专家的分歧就已经表面化。经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与汉学关系的大讨论，至少在美国汉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研究相对衰落，中国研究变得越发倚重学科内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认为，专门领域与学科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已经大大缓解。[18]学科专家们意识到，学科方法有助于他们对有限的研究对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务，都需要对中国有更加整体的把握。即便如此，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特别是与跨学科实践更活跃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研究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研究学者基本上都是在特定学科内谋得教职。

中国研究的“殊”与“共”

无论对中国研究采取何种范式、针对何种选题，都需要面对或者处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中国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范式倾向于把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及相关的知识总结作为普遍标准。前面提到的对56万篇社会科学研究文章的统计分析，也反映出西方知识更具普遍性的偏执观念。与之相对，作为区域研究对象的“他者”及其文化，则是特殊的。

以中国研究为例，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而最惯常的立场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西方主义”——如魏昂德指出的，研究者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在中国观察到的东西与教科书上刻板印象中的‘西方’进行比较”。即使像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这样鼓吹多元现代性的学者也认为，现代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它面对现代的独特方式，即一方面“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试图塑造鲜明的中国特色。[19]这种特殊性预设也导致了中国研究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即把今天的中国同那个无法克服的过去联系起来，或者推导出无法实现或无法逃避的（积极/消极）未来。[20]在20世纪后20年，美国中国学界如何汉理、欧博文等人曾一度认为抛弃“中国例外论”的时机已经到来，但近年来“中国例外论”的主张变得重新强劲。

中国研究被认为“特殊”的另一表现则是，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成果的关注与吸收依然欠缺，这种现象在较大程度上同学科研究和区域研究的紧张关系有关，即前者针对普遍，而后者面向特殊。一项针对2000年—2010年美国各高校和文科学院42份比较政治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实证分析发现，即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也没有对比较政治学产生显著影响。[21]区域研究不提供理论使方法论“拿来主义者”的形象未得到明显改观。在“全球南方”国家，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集中在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文化模式上，学者们试图总结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但人们关于中国模式的共通性与可复制性远未形成共识。

全球史这类新的研究视角和风尚为挑战“中国特殊论”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资源。有学者发掘全球史视角的价值在于，“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多文明在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22]。尽管如此，中国研究的普遍价值，更应该针对不同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如柯文说的，“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往往与其他文明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出奇的相似”。[23]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点项目“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制度的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24XYZD12）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登峰计划重点学科“中国学”支持】

【注释】

①[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5页。

②[法]保罗·戴密微、秦时月：《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第131-139页。

③何培忠、石之瑜、[俄]季塔连科编：《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④[美]裴宜理：《回望而以前行：引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43-145页。

⑤[俄]弗·雅·波尔加科夫、张帅臣：《汉学在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弗·雅·波尔加科夫访谈录》，《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第78-83页。

⑥[荷]彭轲：《荷兰的当代中国研究》，收入[荷]伊维德（Wilt L. Idema）编，耿勇、刘晶、侯喆译：《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177-211页。下文引彭柯论述均出自此文。

⑦David Shambaugh,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ming Full Cir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3. pp. 1-18. 下文引用沈大伟说法均出自该文。

⑧[日]毛里合子：《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5-10页。

⑨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⑩AA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21 Annual Report, 2021, https://www.asianstudies.org/wp-content/uploads/2021-AAS-Annual-Report-R1.pdf.

11[阿根廷]毕嘉宏、张婧亭：《阿根廷的中国研究：机构变迁与研究现状》，《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第25-39页。

12Yunuen Mandujano-Salazar, "East Asian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for an improved inter-regional business understanding," Telos: revista de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en Ciencias Sociales, 2021, 23:3. pp.710-727.

13Sara van Hoeymissen, “China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2021, 33:2, pp. 201-209

14李梓硕、苑基荣：《哪些因素导致印度“中国通”越来越少？》，《环球时报》，2023年11月1日。

15Andrés F Castro Torres, Diego Alburez-Gutierrez, “North and South: Naming practices and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global dispariti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119(10).

16饶高琦、夏恩赏、李琪：《近10年国际学术论文中的语言选择和中文使用情况分析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2期，第37-51页。

17C.P Yew,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From the Regional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7(22). pp. 135–158.

18Andrew G. Wal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314-340. 下引魏昂德说法均出自该文。

19[美]魏斐德：《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现代演进》，长沙：岳麓书社，2022年，第10页。

20Fabio Lanza, “Always Already and Never Yet: Does China Even Have a Pres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23(20). pp. 601–611.

21[加拿大]玛丽-伊芙·瑞妮、臧雷振：《中国研究何以被边缘化——基于比较政治学的分析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40-147页。

22李光宗、王永平：《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齐鲁学刊》，2016年第1期，第40-45页。

23[美]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美]宋怡明（Michael Szonyi）编，余江、郑言译：《中国36问：对一个崛起大国的洞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