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正因为如此，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研究”借此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向世界。面对“中国研究”的日趋世界化，尤其是呈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不少中国学人就中国学研究之推进提出洞见。然而，在诸种洞见之下，却依稀可见对中国学及中国学研究存在不可忽视的认识误区，或误解中国学之属性，或曲解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学术性质，或窄化中国学研究之取径。如果不加以辨识与厘清，则将海外中国学研究导向歧途，更无法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中国学”究竟是“内学”还是“外学”
如何“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成为时下学界关注与热议的话题。为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学的本土化”，认为应致力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中国学”；有学者呼吁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更有学人主张，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以它影响乃至主导外部世界的中国叙事。“中国学”正越来越指向“内学”，上海学、北京学、中原学等“地方学”成为了中国学范畴内的“区域研究”。
中国学是一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之学，本土的中国研究似乎自当属于其中。然而，20世纪初，中国学人即已习用这个概念指称域外中国研究，而用“国学”指称本土的中国研究。1925年，陈训慈即称“西人以与吾交往之渐繁，研究中国文化者日多，于是所谓‘东方学’中，且别树‘中国学’之一帜”； 1936年，吴廷璆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一文中称，“中国学在今日的国际间是如此的富于现实性，这是使世界学术界的兴趣，集中到中国来之强硬的理由”；及至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虽就以“中国学”称谓域外中国研究有过争议，但在指向上并无二致，皆指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学”一词系由汉译而来。众所周知，早前欧美的中国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之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基于此，王韬在《法国儒莲传》中将儒莲作品译为《汉学指南》，用中国学人熟悉的“汉学”指称“Sinology”。随着域外中国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展至现当代中国，“Chinese Studies”孕育而生，并渐成潮流。1934年，魏建功在《古音系研究》后序中首次将“Sinology”明确译为“中国学”；1948年，陈梦家在观察到“美国有将Chinese Studies指称中国研究，而将Sinology限于中国语文研究之趋势”，亦将“Chinese Studies”译之为中国学。由是，“中国学”渐成专指域外中国研究之词。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这一论断可谓精练概括了中国学之内涵及历史嬗变，从中亦可知中国学系专指外国之中国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学人提出，“以中国学来涵盖国外对中国传统及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国人对此研究的反映与交流，从而形成世界性的眼光”，或主张“把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统一为‘世界中国学’”，甚或直接将中国学与中国学研究等同混用。如上所述，中国学专指域外之中国研究，而中国学研究系指对域外中国研究之再研究。前者本质上系“外学”，后者则属“内学”，二者有着根本不同的属性。业已成长为巨大存在的中国学，本质上是另外一种知识体系，植根于自有精神传统，有其自身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传统谱系；“中国学研究”则系中国学人基于中国学术发展转型和观照中国研究日渐世界化的产物，呈现的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视角、立场和旨趣。以“世界中国学”指称域外中国研究，确是鲜活体现中国知识的世界化及其生产的“世界性百家争鸣”，具文明交流互鉴之意涵，却不可将对它展开的研究亦纳入其中，因为它如中国学研究一样，纯系中国自身的学术。简言之，无论是内涵还是研究旨趣，“中国学”和 “中国学研究”各有所指，实不可以用中国学涵盖中国学研究，更不可等同混用。
海外中国学研究并非“自我学术殖民”
披览海外中国学著述，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见树木而不知森林或“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则罔顾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延续性，人为割裂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内在联系；还有的因对中国缺乏在场式观察与体验，导致存在误读；更有的则因受“西方中心之理论和话语”的禁锢，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由此，国内学术界出现完全否定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价值的倾向。有学者即谓，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难求其情真理得；更有学者将海外中国研究称之为“汉学主义”，认为海外中国学不过是“虚构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对它展开译介研究实际上是“学术文化的自我异化”，将使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学术观念的世界秩序”。
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事实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认识的盲点和观念的偏差。即便是充满误读，亦并非全然消极的，域外汉学之发展虽确实与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并受到彼时社会主导思想文化之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海外中国研究即天然地“意识形态化”。因为海外中国学作为关于中国知识的一部分，本身是一个知识系统，有着自身要求的客观性，加之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个体学术研究的影响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与层次。因此，即使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19世纪，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中国学成果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汉学叙事”之间的区别。
无论是研究旨趣、研究理论还是话语体系等，海外中国学与本土的中国研究相比较而言，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诚如刘东所言，“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晚清以来中国学术转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异质性”的刺激之下开启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将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引入学术研究之同时，亦为我们提供镜鉴与反思自我的独特动力和视野。作为有别于本土的知识体系，它不仅“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个世界的视角”，更深深卷入我们自身的思想变迁与知识重建之中。
伴随中国知识、思想与文明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知识与文化，对其世界化历程展开追踪与梳理，有助于从更广维度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厘清海外中国叙事的生成逻辑及其理论方法，则可为我们反思自身之中国研究提供依遵；同时，就世界中国学之间的知识迁移与纠缠史等展开研究，亦有助于深化对自我学术发展的认识，建构更为完整的学术图谱。由此而言，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并非“自我学术殖民”，而是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迫切使命。
强化中国表达非单向度输出“自我表述”
毋庸讳言，今日国际社会之话语权依然为西方所主导乃至垄断，即使是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也不例外。华裔中国学家谭中曾称，“研究中国的不看中国人写的书，而主要是看美国人写的书”，此论虽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中国缺席”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学者指出：“为什么那些号称讨论世界普遍性真理的理论家们，在他们讨论‘世界’中的‘中国’时，总是没有多少来自中国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在那里仿佛‘中国’是一个缺席者，空出来的那个座位总是有异邦人在李代桃僵地对理论家们进行‘中国的叙述’，而中国学者却总是心有不甘却满脸无奈地看着这个缺席的座位。”
为此，中国学者相继提出“本土中国学”“新时代中国学”“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等主张，旨在构建“自主性中国论述”，强化自我叙事，以向世界宣传中国文明与理论实践，推进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这种做法的旨趣与期待，无疑值得肯定。问题在于，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叙事已然成为一个竞争性国际场域，以至面对迅猛的“他者入室”，陈垣等人发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之呼吁。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叙事”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依然很难言领先，甚至成为“缺席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学者在这场国际学术竞赛中未能“预流”？
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系因中国学界长期受欧风美雨的浸染，存在相当程度的“汉学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习惯于移用西方的经验与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势和‘心灵积习’”，由此“制约了本土中国研究的气象、格局和内在景深”。另一重要原因则在于，我们所构建的“中国叙事” 缺乏“全球性”的视野，多“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很难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
要成为国际场域的在场者，并获得“倾听者”，需要我们具有竞争、开放、包容与互鉴的意识。一方面，中国学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同时兼具全球性的问题意识，“把中华文明放到全球视野中考察，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进程中探讨”，在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中呈现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另一方面，必须“回到学术史”，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更为深入的学术考辨，探明其问题意识、论证逻辑和学术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学理性批评与反思！借由对海外中国叙事的清晰了解，方可能在“融通中外”中构建较之域外更具解释力与笼罩力的自主性中国论述，从而成为国际中国知识场域中有力参与者乃至主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表达全球化的推进并非依靠单向度输出“自我论述”所能实现，它需要我们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应兼具全球视野，同时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深入剖析。如此，方能真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