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之际，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究竟如何？3月29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在时代论坛开讲，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黄亚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费和内需不足。中国应如何走出消费低谷？他提出了几个应对之策，如政府体制改革、户籍改革、金融改革等。此外，黄亚生认为，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转向包容且广泛的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的发展。但中国目前缺乏这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制度基础。
GDP飞速增长，生产率却极低
“华盛顿共识”首先一点非常强调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贡献，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第二点，华盛顿共识强调产权要保护，这是一种契约精神。另外，华盛顿共识还强调金融的自由化。相比较之下，中国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不是那么强调民营、私营企业的贡献，政府官员一般强调政府、国有企业的作用。中国的产权保护还达不到华盛顿共识那种程度，金融的自由开放程度显然也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要求。国有的四大银行资金基本向国有企业分配，而不是倾向于私营企业。
巴西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期，GDP增长是非常快的。到1975-1976年以后，接下来就是20年的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这就说明了这种靠国家大规模投资，政治、经济上集权，可能在短期内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但最后，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巴西圣保罗的直升机比纽约、东京、洛杉矶、芝加哥、伦敦、罗马、法兰克福这几个地方加起来还要多？就是因为它不安全，它的投资环境极度恶化。巴西、南非等国都是非常追求外资的，他们在外资的政策非常开放，但经济和政治政策却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使得社会环境非常恶化，从而其他国家不愿到这里投资。正因为其他国家不愿投资，这些国家为吸引外资就提供了许多优惠，比如“三通”。这些成本就由南非人民、民营企业去买单，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们的微观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
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TFP在整体GDP提高的比例占得很低，这就是所有的靠国家投资造成的GDP快速增长的国家的一个通病。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的一位学者对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体制进行研究，香港是自由的经济体制，新加坡是国家经济体制，他发现两个地方的GDP是一样的，但TFP对整体GDP贡献的比例很不一样，香港是通过提高TFP来促进GDP增长的，而新加坡就不是。而中国正在学习新加坡的模式，即使它是没有被复制成功过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本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没有借鉴意义，它这么小的国家，就像市场里的小公司对市场里的价格是没有控制力度的，只能主动地接受价格，它再强大也没法改变国际市场里的价格。新加坡的成功，50﹪是领导力的成功，50﹪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造成的成功。
中国如何走出消费低谷
再讲更具体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内需不足是最大的挑战。新旧领导人都强调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基本上维持在50％，所以中国80年代的发展模式跟后来的发展模式绝对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主要是靠内需，而且内需不是靠投资，而是靠家庭消费。也即是说我们现在学术界和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经济的平衡，80年代都达到了。而且，我跟美国政府官员讨论这个问题得知，美国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政府低估汇率、靠出口、靠倾销等。
在80年代，中国当时的汇率是被高估的。中国在80年代，除了在1983年、1990年和1991年这三年出现了外贸盈余，其他的几年全是外贸赤字，全不是靠外需而是靠内需的，特别是家庭消费。在90年代急剧下降，到了2011年有所回升。但即使是在有所回升的情况下，也就仅是35%、36%或37%那样的水平。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里，这是最低的。唯一可能比中国低的，主要是资源性的国家，如大部分靠出口石油和矿产等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等，一般经济都不会这么低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概念。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是在消费方面而不是汇率。在我看来美国是过度的消费，中国是消费过低。这两个国家应该互相取长补短，比方说创造一个新的体制，使它在太平洋中间创造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但在这方面始终有这么大的差距，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会延续下去，这跟汇率怎样去定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在宏观经济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跟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去比，比如巴西或印度等，基本上中国的消费/GDP比率都比它们低20%-30%。也就是说中国跟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是低的，跟富裕的国家比也是低的。这显然是跟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的，这肯定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本身所造成的问题。再跟南韩和日本去比，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消费比较低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而储蓄率高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儒教社会，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把中国现在出现的一种宏观上的不平衡归罪于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书生，我觉得这对孔夫子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另外这对研究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其他的儒教社会也没有形成这种状况。另外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对消费的影响的话，可能这对研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稍微有一些文化上的影响，但这不能够解释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变化。
对中国消费下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谨慎型储蓄、谨慎型消费，而且它引出的政治导向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收入的问题，一个是储蓄率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率在不断下降，在储蓄率没有提高或者只是提高一点的情况下，除了像买房子之类的大型消费外，中国体制下的公民不会像美国的公民那样借钱消费。其最大的消费度就是其工资的全部收入。如果工资收入占GDP的比率逐渐下降，那么其消费的比率也是在下降的。这里头就引出一个深的政治导向，也就是说要改变中国消费过低这种局面，更多的政策是要着重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有几个办法，办法一是现在实行的办法即通过法律提高老百姓收入，另外是增加GDP。因为GDP和老百姓收入是挂钩的，所以这就可能会改变比例，改变绝对数。比例或绝对数高的话，老百姓也觉得过得去。
在我看来，中国早晚会遇到这种问题，即要提高老百姓收入的比率，就必须牺牲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这是在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或在第二次分配做出调整。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现在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极低，若要在银行继续运行的情况下提高人民币的储蓄利息，就要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但因为国有企业占有贷款资金，所以这样做就会牺牲国有企业的利益。这就是初级市场的收入分配即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正如我们所知道，中国的土地是由政府作为垄断的姿态拿到市场，在作为市场的状况下卖给开发商。一边是垄断，一边是土地竞争，垄断的肯定挣钱最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提高农民在土地上的回报，而且要和市场开发的价格是挂钩的，市场不应该是分割的。或者让他和开发商直接进行土地交易，或者是政府提高土地收购的价值，这样做肯定要牺牲政府的利益。因为有些地方的政府，从土地拿到的收入要高于税收的收入，如果按刚才的想法去做，政府肯定要让利。也就是说在GDP增长放慢或GDP增长给定的情况下，实行这种做法，老百姓、政府、国有企业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人要得利的也有人要失利的，这要看你是否有决心去触碰地方政府或其背后所代表的国有企业的利益。政府的重新分配即第二次分配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第一次分配才是最好的，能立竿见影。
中国如何走出消费低谷？大致有以下几点：政府体制应逐渐改革，政府限制自己的权力，扩大公民的权利；要削弱城乡人为差距，改革户口制度；进行金融改革，特别是改革农村的金融；要支持小型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服务型的企业；政府应该为小型企业提供担保不应为大型企业提供担保；要从外需转向内需，特别是农村的内需。
包容性增长的制度基础
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以，但必须取得以下条件：包容且广泛的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要有政治参与，法律制度，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金融市场以及学术自由与自主，等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不怎么理想。
有几种关于今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远期预测，有个很有名的教授觉得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增长有5%就很不错了，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统计学家都很有信心，认为有8%。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对也都有可能错，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但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有理由有数据的，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好像因为要保持含蓄而不方便似的故意不给出预测的理由。因此很难评估这两种观点的对错。为什么国外对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探究其逻辑关系就要看全要素生产率在GDP增长中起的作用。中国过去30年，30%的经济增长是靠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的，而美国百分之百都是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70%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一是投资，还有就是劳动力。
从1950年到2011年的数据表明，全世界老龄化的人口相当于增加人口的8%或9%，而中国老龄化人口在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相当于全世界60年的增长速度。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如此，在中国，劳动力的继续投入不可能持续下去。资本的投入占GDP的50%，50%是什么概念？在和平的时代，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每年有这个投入。50%的投入肯定是递减的，效率是要减少的。最重要的是要看30%全要素的生产，这30%又有60%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为工业，也就是个工业化的过程带来全要素的增长。中国之后的20年有多少农村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转为工业？
有一个跟踪农村就业的调查报告：1990年，把调查对象按年龄分组为16-20岁，21-25岁，26-30岁，在21-25岁的年龄组里，有24%的人从事非农业的活动，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90%，而且只有41-50岁这段年龄的人，有46%的人干农活。可见农村很少年轻的劳动力。这说明在今后的20年，从农业转到工业的劳动力的空间肯定是要减少的。人口的投入碰到老龄化，投资递减效应马上出现。他们做出4%或5%的测算，可能是从这方面做出的，这个测算可能是错的，但它的道理是无懈可击的。说错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主要把现在的体制作为不变的现状作预测。
所以，换另外一种体制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不是30﹪，而是50﹪或60﹪。中国现在的体制60﹪是由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在另外的体制里可能是倒过来，60﹪是靠技术创新，是靠管理的投入和改善，对民营企业的支持。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校友自主创建的企业所创造的销售额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南韩。一家大学能创造这么多经济价值，就是因为一有学术自由，不是政府管而是学校管；二有言论自由，还有产权保护，创造的知识产权不会被偷取。要转成这种体制，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金融的开放、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我们必须走到这条道路上来，才能走出TSP严重依靠简单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尴尬状态。
数据表明，过去40年成功走出中等收入困境的国家或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基尼系数非常低，基尼系数平均是0.33，这个结果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二战后，没有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大于40，能够走出中等收入的困境的。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6以上，中国要成功必须在收入平等方面做大量工作，且是在第一次分配上，而不是第二次分配。另外在金融、产权保护方面做大量工作。因而，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下一步怎么走，关键在于改革，若不改革就会陷入很困难的状况，不能真正成为富裕的国家。
（本文根据时代论坛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来源: 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