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洪子诚先生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很多朋友惊讶于洪先生的巨大创造力，他在年过八旬之后仍然文思泉涌，仍有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出人意料地有新的角度和眼界。在他的自述中，似乎看不到他对自己“计划学术”的总体设计，文章似乎也没有系列成果的考虑。这当然有洪先生的谦虚。他从不做高调宣言，从不提出“新的理念”“新的口号”，也从来没有在当代文学“另起一行”的“雄心壮志”。这既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学者未被时代学风裹挟的明证。事情就是这样，真正的学术风光是在那些真正学者不问收获的默默耕耘中，他们没有、也不屑引领所谓的学术潮流，但他们却一直在学术的潮头之上。这既是对当下某种学风无声的嘲讽，也是学术伦理内在的力量。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将会或正在被我们认识。洪老师和钱老师的主旨发言，对我们理解这本书很重要，建德兄和中忱老师的发言很有启发性。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既能够尊重学科重要的研究成果，也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成果对学科发展的推动或价值。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源于洪先生这部作品作为单篇文章发表的遭遇。会议之前，我曾经把文章提纲发给洪先生指正。结果他回信说：“我读了你的提要，认为发言不妥，需改正！真的不要提我，还是讨论一些有价值，于当代文学当代史有一点儿价值的问题。这几年写这些文章，感到有点儿寂寞。当代文学界认为与当代文学无关，所以《文评》拒绝刊发马雅可夫斯基一文。而好几篇都被人大复印资料收入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专辑，当代文学界不认可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理解，我觉得可以讨论。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建构直接关联国际政治，文化，文学，这些年的研究，包括左派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很大程度离开冷战，国际共运的重大背景。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感觉现在研究视野，比五十年代都不如。当代文学自我设限，别的学科也一样。”洪老师作这些文章的孤独寂寞是可以想象的。他曾多次将他的这些文章写好后发给我学习。我曾在某些刊物发表了对洪先生这一工作的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文章的遭遇是带有症候性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或冷眼旁观，那么这个状态将会得到鼓励，学科的研究生态将会更加恶化，后果是严重的。我觉得这不是洪先生个人的遭遇，而是这一遭遇背后隐含的问题。首先是学术内部环境的“冷漠”。与对外部“高涨”的热情相比，当代文学研究环境内部的“冷漠”几乎是空前的。学者之间相互不关心、不关注，自以为是，都在耕种个人的“自留地”。这种状况至今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种“冷漠”是社会人与人关系在学界的另一种表现。它不是学者的“主体性”或学术研究的“个性”的表现，而是一种极端的“自私化”。这种状况催发了研究的“私人化”和功利化。大家除了关注与个人研究有关的内容、框定个人的学术版图外，其余的可以两耳不充岁月静好。洪先生的“不认可”说还过于拘泥，事实是更多的人连关心的愿望都没有。这是学术环境内部“冷漠”的根本原因。因此，洪老师是一个非常寂寞的文学史的勘探师。

另一方面，洪老师这些文章的不被理解，也有对文章价值认识的原因。或者说，更多的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文章应有的价值。这时我想起了洪老师为新版《契诃夫手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契诃夫在德国的巴登威勒去世，那是1904年7月。比他小15岁，刚开始文学写作的托马斯·曼谈到，他极力思索，也无法回忆起这位俄国作家逝世的消息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虽然德国报刊登载了这个消息，也有许多人写了关于契诃夫的文章，可是“几乎不曾引起我的震惊”，也绝对没有意识到俄国和世界文学界遭遇到很大损失。托马斯·曼的这个感觉是有代表性的。契诃夫不是那种能引起震撼效果的作家，他不曾写出“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在写作上没有表现出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的“英雄式”的坚韧气概。但是正如托马斯·曼说的，对于他的价值，他的“能够将丰富多彩的生活全部容纳在自己的有限篇幅之中而达到史诗式的雄伟”，是逐渐认识到的。确实，对许多作家、读者来说，和他相遇不一定就一见钟情，但一旦邂逅，他的那些朴素、幽默、温情、节制的文字很可能就难以忘怀。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洪老师来说这些研究一时不被理解或接受，可能也就是正常的了。

我们知道，从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以后，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和教材几乎没有再出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学科总体研究面临着困难或难题，或者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模式，构建方法和具体的写作实践，新的、成熟的想法还一直没有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方向的完全停滞。事实上，这些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寻找文学史写作新的路径，讨论和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内容。这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可以看作是一部主题性的著作，它集中钩沉或讨论的，是外国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或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洪老师最初的想法是“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希望借此能引起重视的考虑”。“是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资源’。我们知道，50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具有‘国家设计’的性质，这种设计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想象、定义自身，以及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文学提供何种普遍性的‘中国经验’。当代文学在它的开展过程中，除了处理本土古典和现代的文学经验之外，五四以来对新文学影响深远的外国文学，是它面临的更为紧张而紧迫的问题。这三四十年间，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裂，这一切构成当代文学生成的背景，成为当代文学设计自身的重要依据，直接规约对外国文学资源处理的尺度，当代文学内部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展开方式，也与这一‘冷战文化’紧密相关。”这些考虑，隐含着洪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思考的持久和深入。洪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不是提出新口号，不是标榜新方法，他是按照自己的治学方式治文学史。因此，他更看重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性。“实践理性”构成了他治史的突出特点。比如对1975年批判苏联（或苏日合拍）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的事件的分析，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而且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发表的《〈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一文，“资料翔实、分析深入地对影片制作过程、引发的争议等做了‘历史还原’式的梳理，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洪老师仍然认为有不解的疑问。这些疑问是：首先，它批判的是“电影剧本”，而不是电影；其次，影片的症结是“反华”，可是，对“反华”的批判却是在异邦的日本和尚未回归的香港地区首先启动。其他的作者，张建华也表示疑惑：“‘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和‘日本《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以及‘铃木猛’是来自日本的批判声音，然而其不明的身份给时人和后人留下了些许疑惑。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无从查证。”可疑的还有这些发表在日本刊物上的文章的观点、修辞和论述方式。通过质疑和还原事件的原貌，1975年的国际环境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可能被我们深切的理解。因此，国际政治的全部复杂性并没有被我们认知。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还原的重要性，其价值可能还不只是“不会让那段诡异、‘辛酸而苍凉’的历史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湮灭”。它还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地位，有一个强大的国际语境，这个国际语境交织着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它支配着所有文学艺术的国际交往和相互认同。如果仅仅关注我们自己文学艺术的发展，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作一个“自足”或封闭的事物，我们是不能看清楚的。

除了对苏联文学关系的钩沉和梳理，洪先生还注意到与南斯拉夫、法国、英国等国家文学的关系。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可以想见在苏联的控制下，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有潜在的“等级”差别，同时由于铁托的独立性和“自治社会主义”，苏联对其打压弹劾，它的配角地位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和南斯拉夫包括文学上的交往。甚至不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文学关系的升降起伏始终伴随着强大的政治因素。但是，奇怪的是，也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对待莎士比亚显然宽松得多。根据洪先生统计，1954年朱生豪12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之外，单行本的莎士比亚戏剧、诗歌也有数量颇丰的印数。如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方平的《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亨利五世》，吕荧的《仲夏夜之梦》，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吴兴华的《亨利四世》，方重的《理查三世》，还有曹未风译的11种——《安东尼与克柳巴》《尤利斯·该撒》《罗米欧与朱丽叶》《凡隆纳的二绅士》《奥赛罗》《马克白斯》《汉姆莱特》《第十二夜》《错中错》《如愿》《仲夏夜之梦》。诗歌方面，有方平的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这期间的研究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孙大雨、顾绶昌、方平、卞之琳、李赋宁、陈嘉、吴兴华、方重、王佐良、杨周翰、戴镏龄、赵澧等都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舞台演出方面，从1954年到1962年，先后有《无事生非》《哈姆雷特》《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出现在京沪的话剧舞台上。而电影译制片则有《王子复仇记》（英，1948）、《奥赛罗》（美、意、法、摩洛哥，1951）、《第十二夜》（苏，1955）、《仲夏夜之梦》（捷克斯洛伐克，1959）、《理查三世》（英，1955）、《罗密欧与朱丽叶》（意、英，1954）等；其中《王子复仇记》影响最大。1954年莎士比亚诞辰390周年的时候，中国有相当规模的纪念活动开展——出版朱生豪翻译的12卷《莎士比亚戏剧集》，刊登了曹未风、熊佛西、穆木天、方平、施咸荣等的纪念文章。因此，可以预想1964年将会有纪念的盛况出现。或者说，尽管莎士比亚属于“资本主义”的经典作家，但比起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他在中国的优先地位还是明显的。这个情况也适于法国的雨果和司汤达。也就是说，对于世界普遍承认的经典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给了很高的文学礼遇。也可以这么说，比起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家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远远大于欧洲老牌的经典作家。这也应该是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这些话题是洪先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钩沉提供的。这些材料的钩沉，一如洪先生的文学史写作，他只是客观地通过材料表达他的看法，或者说他的看法都隐含在他的材料里。文学史的实践理性是他一贯恪守的。但这“貌不惊人”的学术个性，却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洪先生仍然是一位充满了学术活力的文学史研究专家。他的这一活力，首先来自他的学术视野和眼光。比如，对临近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状况的关注，他都非常熟悉。在谈到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时他说：“在与世界文学史料关系的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展开，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佛学、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他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一方面他“向后看”，另一方面他更“向前看”。这个“向前看”，是指洪先生与青年学者的交流。我注意到，凡是洪先生召集的会议，参与者大多数是青年学者。一方面，他愿意倾听来自青年的声音，并从青年的观点、观念中关照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他对“旧事物”的着迷。他很多文章的内容都是与历史相关的。包括这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以及他编选的谢冕先生写于1967—1971年的诗歌《爱简》都表达了他不一样的历史感和眼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洪先生的研究面貌，就非常酷似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一面朝着过去，一面朝向未来。这个文学史研究的“两面神”，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反响。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