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这些年连续问世的关于文学阅读的书籍颇令学界瞩目，如《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阅读经验》《文学的阅读》等，都对“阅读”有着集中的思考。“阅读”二字无疑构成了这些著述的关键词，值得从学理上进行各种深入的总结。这些著述不仅呈现了洪子诚个人化的阅读历史，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阅读经验，同时也提供了“阅读观”乃至“阅读本体论”，堪称是关于“阅读”本身的书。

李云雷曾经指出洪子诚“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但另一方面，通过对洪子诚阅读史的再阅读，可以感受到，这种“自我”的统一性不是一下子就建构起来的，而恰恰体现为一种过程性、持续性， 或者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断续性，因此就具有一种历史性和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对于“阅读的科学”而言，具有某种本体意味。文学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有时是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逐渐体现出来的。所以卡尔维诺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文学阅读对一个人的塑造在洪子诚那里就表现为一种对自我的持续的省思，而借助于对自身阅读史的回溯，洪子诚也就塑造了一个“慢读者”的主体形象，同時也让读者领略到一个阅读的主体如何生成为一个省思的主体和书写的主体。“主体”的建构就留有“慢读者”对人生岁月潜心思考所铭刻下的一种长久的时间印痕。

洪子诚的这些著述，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学院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中积淀的世纪性的情感、记忆乃至“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对我们思考经典阅读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的案例。因为提供的是他人无法重复也就无法替代的个体阅读的生命史，探索的是自己跨越多个历史阶段的阅读记忆，这种探索在洪子诚这里是非常自觉的，所以读者从中可以读出一种真正个人化的阅读是如何在漫长的时光中， 塑造对世界既有温情又保持审慎距离的阅读心灵与情感结构的。这几本专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回溯的是逾越半个世纪的阅读生涯，譬如洪子诚描述自己从中学时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共读过三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带来的都是“很不相同的体验”，“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而六十年代初期读契诃夫则带给他一种“新的感性”，带来“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洪子诚很看重契诃夫的遗产，对其的总结，就具有一种穿越世纪直抵未来的历史理性和智慧之光：

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

洪子诚的阅读经验，甚而推及他的文化性格，也同样有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在洪子诚的“晚期风格”中，尤其呈现出一个“温和、适度而审慎的怀疑主义者”的形象，或者说与钱理群构成互补的消极浪漫主义者的形象。

凤凰网曾经组织过一场洪子诚和钱理群的对话，主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在开场白中称钱理群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者，而洪子诚则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洪子诚幽默地回应：“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一点也不浪漫。”如果说钱理群对文学的确有堂吉诃德一般的积极浪漫主义者一往无前的信仰，那么洪子诚则更像是一个哈姆雷特型，或者说是以赛亚·伯林所谓的狐狸型的学者。不能说洪子诚对文学没有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感，但可能更多的是灌注了怀疑主义精神，而对文学的多重质询也是洪子诚自我怀疑和思索人生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当代学界，恐怕没有谁比洪子诚更像哈姆雷特，他不提供人生思考的标准答案，但总在逼着自己思索， 也逼着读者思索，思索关于文学的位置、关于经典的定义， 以及关于阅读的意义等问题。在洪子诚与钱理群的这次对话中，洪子诚也比较了自己在关于“文学”的界定上与钱理群的不同：钱理群是不断扩大文学边界，扩大文学存在的“社会空间”；而“在许多人眼里，我好像在徒劳地维护‘文学的脆弱边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伟大文学，好的文学，和不大好、不好的文学”。“伟大文学”等提法或许标识了洪子诚阅读趣味的些许“保守主义特征”，但对“‘文学的脆弱边界”的徒劳维护，则使洪子诚也呈现出某种“堂吉诃德”的品性。

其实，洪子诚关于文学阅读的认知结构本身也有脆弱的本性，就像比起强力意志，人类的情感结构也永远是脆弱的一样。而“脆弱边界说”（文学有边界，但它很脆弱）中流露出的“文学观”，也同样具有一种洪子诚特有的“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因此，读洪子诚的阅读史，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脆弱的信心，以及不那么坚定的信仰。但之所以“不那么坚定”，是因为洪子诚的信心首先来自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因此他的文学阅读学也是相当个人化的，是以人类生命个体的脆弱性为基石的。同时，他对文学的认知也是非常历史化的，或者说是历史境遇与个人经验的叠加。最终，无论是个人性的坐标，还是历史化的向度，都使洪子诚蜕变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

对本质主义的疏离，也表现为洪子诚对文学阅读，进而对生活世界始终保持一种“非确定性”的开放姿态，或者说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和审慎的怀疑并存的态度。他不会把一种斩钉截铁的判断和毋庸置疑的立场强加在阅读对象身上，这些对象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他所“阅读”的活生生的个人。而对作家、学人心灵的秘密，以及对文学作品固有奥妙的审慎尊重和深入洞察，则构成了洪子诚阅读实践的精髓。比如他在那篇同样耐读的《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中，就认为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把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放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日瓦戈医生》由此并不是一部去历史化和政治化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洪子诚又认为该小说并没有“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

这句精彩的判断背后是对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洞察，文学的本体可能正是对生活之谜的揭示，是对文学陌生性的尊重和体认。“陌生性”成了界定文学本体论的重要因素。好的文学都是相互不同的，彼此保持着疏离与陌生感，也就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干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事情，从事的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祛魅”的活动。因此对于文学秘密和人类精神生活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追求某种非确定性的把握和判断，应该构成文学研究者职业伦理的一部分。这些是我早年从洪子诚课堂和著作中多多少少体悟到的。

对教师和学者来说，持续而持久的阅读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是职业伦理，甚至也是德性品质（张辉：《如是我读》）。而通过总结读书人的阅读经验，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人文学者怎样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同时还可能事关当代中国的一种温和、理性并且不乏批判、反思精神的人文主义的生成。而今天的人文主义，可能是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陷入了一个更深的低谷，即使没有坠到谷底，但总会有伊于胡底的那一天。尤其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大潮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洪子诚的阅读实践背后的人文主义视野，就更具有启示录的意义。

由此我们似乎抵达的是更重要的议题：洪子诚先生这些年的著述不仅仅践行了属于他自己的“阅读观”，里面有阅读的方法论和“阅读的科学”值得总结；而且如果我们把“阅读的科学”再提升一步，背后可能就事关中国人文主义重建的大视野。

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曾借用尼采的名言，讨论“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的真理是“一支隐喻和换喻的机动部队”。其中的含义有待于通过阅读和解释进行不断的解码，而这种阅读和解释的基础是作为现实——一种隐藏、误导、抗拒、艰难的现实——载体的言词。换言之，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萨义德之所以对阅读特别看重，是因为“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有特别的重要性。他在《文化與帝国主义》这本书中分析了简·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他认为其“美学的知识的复杂性要求一种长时间的、缓慢的分析过程”。之所以要“长时间的、缓慢的分析”，是因为在奥斯丁写作的年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在小说中化为复杂的美学问题；而“非美学化”的，今天人们所习见的手机上一目十行的读法是无法揭示这种美学与历史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的。与此相似，洪子诚“阅读的科学”中重要的方面，也是对文本更加缓慢和漫长的分析，他在《谈谈慢读传统》一文中这样论述何谓“慢读”：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细心体会尼采安放在慢读之上的一连串界定，“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也许会引申出这样的经验——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文本在洪子诚的记忆库累积和叠加，有时会穿越和穿透半个世纪之久。而文学文本的复杂性正蕴含在这种阅读生涯的漫长的历史性之中。在如此漫长的阅读跨度中，所有的美学问题都会历史化，而所有的历史问题也都会美学化。

洪子诚的阅读，正是对文学审美、个体经验和社会历史进行不断的解码的过程，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真理含义得以彰显的所在。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阅读和阐释”，具有人文主义知识的本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