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正在安徽大学英语系读本科二年级的我报考了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程千帆教授，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当年秋天，我走进南京大学，开始跟程先生读书。1981年底，我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1982年初，我又顺利成为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由于当时我国学位制度刚开始施行，如何培养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没数，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呢？为了有一个参照标准，程先生从图书馆借来了外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公开出版的十多本博士学位论文，仔细阅读、揣摩，并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和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对我进行指导。当时正处于博士生培养起步阶段，包括学位课程体系在内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未建立，程先生决定让我以专书研读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我攻博时的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唐宋文学。有些学校的博士生刚入学就确定了论文题目，此后的学习和研究都围绕着学位论文进行。但是程先生认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绝对不能一入学就开始写学位论文，然后就以这篇论文获取博士学位。他认为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该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既要切实掌握基本知识，又要学会各种研究方法，而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先生还认为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学术本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开。还有，古代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若要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程先生认为，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代，也不管他们的学位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程先生为我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细察这份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关系。这可能是程先生觉得我没有读过中文系的本科，学业基础比较薄弱，必须“恶补”一番。
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并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这篇文章后来以《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为题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又如《楚辞》，我阅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也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后来以《朱熹<楚辞>学略说》为题在《求索》发表。
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能够胸有成竹。
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当然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程先生的指导让我受用终身。首先，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因为朱熹其人一向被学术界视为轻视文学甚至反对文学的理学宗师，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可惜因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选题。直到十年后，我才有条件从事该课题的研究，撰写了《朱熹文学研究》这本书。放弃第一个选题后，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于1986年以《江西诗派研究》的书名在齐鲁书社出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还因此而受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江西诗派”词条。
我在南大读了五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南大教书30多年，我在学术研究上，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上有些粗浅的体会，具体可归结为两点：一个是打好功底，一个是培育眼光。
先说前者。
对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生来说，语言文字功底非常重要。首先，要学好文言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面对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未经标点的古籍，这就要求我们有阅读古文的能力。《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所谓“离经”，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就是给古文断句。不能断句，就表明你没有读懂，或者没有读通；而断句有错，就会导致对文章意思的理解有所偏差。
其次，要学好外文。也许有些同学比较轻视外文，认为外语跟我们的学科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国际背景。古典文学以及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整个汉学研究都已是国际性的学术。我们中国的学人在研究，外国的学人也在研究，他们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当然主要是用外文发表。假如我们不懂外文，不太关注国外的文献，也就不知道国外的同行在做些什么、国际上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受到局限。当然，更长远的目标也许是要用我们的学术去影响国外的相关研究，把我们好的学术传统、好的学术成果用外文的形式译介出去，推广出去。
第三，写好白话文也是重要的。语言文字的表达，除了要文从字顺以外，我们还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多是美文。既然研究对象是美文，你写一篇论文来论述、分析这篇美文，而你的论文却写得干巴巴的，毫无文采，那么你的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论文能写得比较通顺，写得比较美。
除此之外，还要打好校雠学的基础。校雠学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它是指导我们治学门径的一种学问。我们的治学从什么地方开始，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从哪些地方去找文献，找到资料以后怎么来考订这些资料本身的全、缺、真、伪等问题，校雠学就会教给你具体的方法。我们研究一个对象，首先必须要全面掌握材料。更重要的还不仅是全不全的问题，而是真和伪的问题。因为资料不全会使结论片面，但是材料不真会使结论荒谬。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白纸黑字的古书不完全是真的，它里面有大量虚假的、错误的材料，有许多伪文本混杂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怎能不对它进行一番文献学上的追问？怎能不追究一下它的来源，不考证一下它的真伪，不问青红皂白拿起笔来写文章？所以，文献学的根底非常重要。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学术批评一定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
再说后者。
学术眼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必须经过艰苦的培育、锻炼。比如说，我们治学要有怀疑的眼光。古人说的读书有隙，读书善疑，就是强调读书要能够从字缝中看出问题，能够产生疑问。朱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朱熹之所以学问做得那么大，成为一代宗师，最大得益于他的“好学深思”。他说：“某读书皆尝疑来。”只有具备怀疑精神，才可能发现问题。若是读所有的书都信以为真，那就发现不了问题，也不可能开展任何学术研究，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培育选题的眼光。选题就是体现你的问题意识。对研究生来说，大家的选题一定要注意体量的大小和难度的适度，因为大家的时间与功力都是有限的。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要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题目。即使你选的是一个从没被研究过的唐代诗人，但这个诗人没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个唐诗发展史上不代表任何轨迹点，他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你的研究也就意义不大。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举个例子来说明。程千帆先生有一篇论文的选题非常好，他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题。他发现，自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一直到明代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其间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也就是说这首杰作长期以来是被冷落的。于是程先生追究这个现象的原因何在，终于通过一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变迁考察了文学史上观念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它体现出选题的眼光。
最后，我们还要培养选择研究方法的眼光。要想解决一个问题，一定要选择用什么方法。方法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的好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选题来说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在《朱子语类》中，朱熹谈到治学方法时说有的人用车子装着一车兵器，十八般武器都运来了，一会儿使枪一会儿使刀，一件件地轮换着来用，但是我只用寸铁就可以杀人。有些研究生总认为，在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中，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学者。但是我们又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大家就关注新方法，用老一辈学者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过他们。很多同学对新方法倾注过多的热情，总以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子就可以制敌于死命，旧题目就能做出新意来了。但他们或许不知道，新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任何方法的掌握与使用，都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相适应。如果不适应，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我们在读前辈学者的论著时，比如读王国维、闻一多的书，应当着重学些什么？主要是从中获得方法论的启发。比如，比较喜欢用新方法的王国维先生，无论用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还是用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别人的具体结论，而是采用西方学者观察问题的视角来思考我们传统的文本。同样，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也用了大量国外的神话学、民俗学方法，可他几乎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学其精神。总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问题就好；工具不对头，往往是方凿圆枘，说不到点子上。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